蒋方良与蒋经国共育有三子一女，但蒋经国及她的三个儿子先后辞世，不论蒋家掌权时代或是政党轮替，不论威权体制、宫廷内斗或苏联解体告别冷战，蒋方良几乎从没有公开谈话，每一天都与往常的日子一样，她完全无声地面对尘世。
　　蒋方良，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白俄罗斯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双亲亡故，由姐姐安娜抚养长大。16岁时她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认识了尼古拉·伊利札洛夫（即蒋经国），并在两年后的1935年3月15日结婚。
　　苏联岁月
　　芬娜当时不知道她所托付终身的中国青年有着庞大权势的家庭背景。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同事眼中，尼古拉和芬娜不过是一对平凡快乐的新婚夫妇。由于蒋经国身份特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动荡不定，所以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俩的生活时好时坏。
　　1936年蒋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苏共中央通知乌拉尔党委会撤除蒋经国的副厂长和《重工业日报》主编的职务，并且取消他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刚结婚而且有了儿子的蒋经国失去了工作，生活顿时成了问题。这段艰苦的日子一共维持了6个月，一家三口只有依赖蒋方良在工厂做工的微薄工资过活。蒋经国被革职时，正好是蒋介石调派大军准备对陕北红军展开最后攻击的一刻。不过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后，国共关系好转，中国内部矛盾整合完成，开始集中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此时，蒋经国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斯大林，要求立刻返回中国，没想到一周后便获得批准。
　　初见公婆
　　1937年，蒋方良和蔣经国抱着儿子回到浙江溪口，拜见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毛福梅为儿子和媳妇补办了中国婚礼，穿上旗袍的蒋方良从此不再是活泼多言的俄罗斯少女，而是克勤持家的中国媳妇，学习中文，学讲宁波话，伺候婆婆。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直到发现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
　　后来毛太夫人认为小辈用“娘”字有些折煞，改名方良。
　　台湾岁月
　　1949年到台湾初期，蒋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那里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环境又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更不用说有冷气机了。那几年她确实相当不习惯台湾的气候。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一生低调
　　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尔山区的简朴习惯。
　　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不外乎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访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迎送宾客和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和蒋经国总是一道去投票。
　　蒋方良跟她的婆婆蒋宋美龄比较起来，有人说蒋方良是一位永远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尤其在蒋经国去世之后，蒋方良深居七海官邸，除了每年为故“总统”谒陵，几乎看不见蒋方良的身影。当年跟随在夫人身边的老随扈逐渐凋零，更让蒋方良备感唏嘘，数十年来她从来没有回过家乡。
　　她一生都小心翼翼地深藏在公婆、丈夫身后，这位异国女子自进入蒋氏家族，就一直以中国传统妇女美德要求自己，沉默寡言、不问政事、勤于内务、足不出户。
　　外界对她的集体关注，始于她不断从大直官邸到荣总医院往返的路上，那是她最不想走、但不得不走的一段伤心路：1988年1月13日，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一年后的4月14日，她的长子蒋孝文病逝；1991年7月1日，二儿子蒋孝武去世；1996年12月22日，又是在荣总医院，三子蒋孝勇被死神夺走生命。
　　蒋孝勇生前曾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一个苦命的女人；而蒋方良的长媳蒋徐乃锦在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亦曾有过一段令人动容的解说：“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40岁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