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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军东征”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沉寂的陕西作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推出了几部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本文就以“三驾马车”（即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陈忠实《白鹿原》和贾平凹《废都》）为例，对这一文学现象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地域化；传统；个体体验；人物形象；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张宁（1991-），女，辽宁庄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2
“陕军东征”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继1992年陕西文坛相继失去杜鹏程、路遥和邹志安三位优秀作家而陷入创作上的低潮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忽然涌现出一批达到了相当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评论界用“井喷”来形容这些作品的出现，并且从这一年开始，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对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地域化的写作特色和传统化的创作方法
纵观当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故乡为故事背景。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河南延津”甚至余华的“我们刘镇”。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坛的作家们也表现出了对故乡的依赖与热爱，“东征”的“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的故事主体始终没有离开“肤施城”，而在《废都》和《白鹿原》中，“西京城”和“白鹿原上”也承载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作家们把故乡作为叙述的基点，站在他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并且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与向往。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中，作家多次通过行走在山野之间的人物角色如杨作新、朱先生等人的感官，细致并充满热情地向读者展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此外，在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口语中，陕西方言也是层出不穷。在白嘉轩、庄之蝶、杨作新的口中，读者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带着陕北高原上黄土气息的全新词汇，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作家更是几乎前无古人地大量收录了陕北的地方民歌“信天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东征”使得关中地区真正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之中，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素材。
而对传统文化和叙事手法的继承也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共有的特点。在“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被评论界冠以“史诗”的称号，在书中对风俗、文化、传说等等一切“传统”的体现俯拾皆是，而作为贾平凹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废都》却显然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并且在内容及思想意义上也与古典小说《金瓶梅》暗合[1]。这不能不说是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对传统的完美继承。而我们在书中随处可见的人们对故土的依恋，对城市文明的畏惧和排斥，又与20年代乡土文学中体现出的恋乡恋土情结构成了艺术手法上的继承关系。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在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他们不再否定近代化、城市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又充分刻画了人物复杂的性格与内心世界，表现出生活“侧面的本真”[2]，这正是“东征”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二、个体体验的关注与鲜活形象的塑造
相较于建国以来四十年间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们在创作中似乎更加乐于把着眼点放在对个体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上。不同于以往作品偏重于对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渲染，“东征”作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更多的关注，例如在《白鹿原》中，作家用大篇幅的文字来描写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而这一特征在《废都》中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人的纠缠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同样地，在《最后一个匈奴》的下部中，对丹华、黑寿山、杨岸乡的心理刻画也同样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复杂心情和艰难的思想斗争。可以说，对个体生存发展的近距离观察和刻画，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创作方法突破了过去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要求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得不遵从“现实”的创作模式[3]，更多从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去观照，这是对长篇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洗礼。
真实反映了个体生活体验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塑造出一群血肉饱满、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黑即白，这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标准显然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读者的心理预期，也不能适应文坛对于优秀作品的要求。因而，“东征”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有鲜明而又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标准来对他们的善恶是非进行判断。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善一恶，一正一邪，然而白嘉轩——乃至于被视为“圣人”的朱先生也未尝没有过欺压田小娥冤魂的行为，相反，鹿子霖对孙子的照顾则处处体现出一位祖父的慈爱之心。同样地，《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人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他对周敏等年轻人的提拔和优待也体现出长者的温厚。至于《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他与好友之妻黑白氏的偷情行为、他休掉发妻灯草的“负心”之举，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正面人物应有的行径。笔者认为，优秀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而只有，也只能有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陕西文坛的崛起与长篇小说的兴盛
通过“东征”，原本渐趋灰暗的陕西文坛得以重振，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陕西作家从此开始正式以光荣的姿态进入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视野中，并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东征”的“三驾马车”中，《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废都》的作者贾平凹也以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加上此前已获茅奖的已故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而此次“东征”在实际上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陕西文坛在静默的发展中最终成熟，并借由九十年代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重要契机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中。这对陕西文坛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依然潜藏在民间进行文学创作的青年给予了重要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作为当代文坛上再也不能被“复制”的文学现象，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无异于一阵西风，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陕西作家的成功同时也刺激到了其他省市的作家，这一刺激的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界迅速衍生出相当一部分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来看，前三届的获奖作品如今读来在文笔上、内容上都稍显稚嫩，并没有体现出大气和成熟。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則无一例外地或以其叙事之宏大，或以其表现手法之独特，或以其思想内涵之深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回味。这些也许都得益于陕西作家这一次“东征”的刺激。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将纯文学从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释放出来，走向了普通大众。从而使这种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的平面化、肤浅化、庸俗化问题随之而来[4]，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不再高高在上，而真正地成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是“陕军东征”带给中国文坛的深远影响。
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新颖却又不乏对传统的继承的创作手法，将长期以来未受关注的陕西文坛推向了广大的读者。陕西作家所进行的对个体体验的真实表现，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同时，在陕西作家崛起的刺激下，中国文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总而言之，“陕军东征”也许难免有它所引发的消极一面，但总整体上看，这一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4]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5]黄洪旺《论“陕军东征”的艺术特征与追求》，《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4期。
[6]王鹏程《一件拙劣的仿制古董》，《名作欣赏》2009年第22期。
关键词：地域化；传统；个体体验；人物形象；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张宁（1991-），女，辽宁庄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2
“陕军东征”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继1992年陕西文坛相继失去杜鹏程、路遥和邹志安三位优秀作家而陷入创作上的低潮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忽然涌现出一批达到了相当艺术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评论界用“井喷”来形容这些作品的出现，并且从这一年开始，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对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地域化的写作特色和传统化的创作方法
纵观当代文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故乡为故事背景。例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河南延津”甚至余华的“我们刘镇”。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坛的作家们也表现出了对故乡的依赖与热爱，“东征”的“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的故事主体始终没有离开“肤施城”，而在《废都》和《白鹿原》中，“西京城”和“白鹿原上”也承载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作家们把故乡作为叙述的基点，站在他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上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并且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故乡深深的热爱与向往。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中，作家多次通过行走在山野之间的人物角色如杨作新、朱先生等人的感官，细致并充满热情地向读者展现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此外，在叙述语言和人物的口语中，陕西方言也是层出不穷。在白嘉轩、庄之蝶、杨作新的口中，读者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带着陕北高原上黄土气息的全新词汇，尤其在《最后一个匈奴》中，作家更是几乎前无古人地大量收录了陕北的地方民歌“信天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东征”使得关中地区真正进入到广大读者的视野之中，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可忽视的素材。
而对传统文化和叙事手法的继承也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共有的特点。在“三驾马车”中，《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被评论界冠以“史诗”的称号，在书中对风俗、文化、传说等等一切“传统”的体现俯拾皆是，而作为贾平凹第一部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废都》却显然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并且在内容及思想意义上也与古典小说《金瓶梅》暗合[1]。这不能不说是陕西作家在创作上对传统的完美继承。而我们在书中随处可见的人们对故土的依恋，对城市文明的畏惧和排斥，又与20年代乡土文学中体现出的恋乡恋土情结构成了艺术手法上的继承关系。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在20年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开拓，他们不再否定近代化、城市化给乡土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顺应历史潮流，又充分刻画了人物复杂的性格与内心世界，表现出生活“侧面的本真”[2]，这正是“东征”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二、个体体验的关注与鲜活形象的塑造
相较于建国以来四十年间产生的许多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陕西作家们在创作中似乎更加乐于把着眼点放在对个体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上。不同于以往作品偏重于对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渲染，“东征”作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以更多的关注，例如在《白鹿原》中，作家用大篇幅的文字来描写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而这一特征在《废都》中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人的纠缠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同样地，在《最后一个匈奴》的下部中，对丹华、黑寿山、杨岸乡的心理刻画也同样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复杂心情和艰难的思想斗争。可以说，对个体生存发展的近距离观察和刻画，是这一时期陕西作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创作方法突破了过去把“现实”观念化、意识形态化，要求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自己的人生体验而不得不遵从“现实”的创作模式[3]，更多从心理和人性的角度去观照，这是对长篇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洗礼。
真实反映了个体生活体验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塑造出一群血肉饱满、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非黑即白，这种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标准显然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读者的心理预期，也不能适应文坛对于优秀作品的要求。因而，“东征”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带有鲜明而又复杂的特征，很难有一个标准来对他们的善恶是非进行判断。例如《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善一恶，一正一邪，然而白嘉轩——乃至于被视为“圣人”的朱先生也未尝没有过欺压田小娥冤魂的行为，相反，鹿子霖对孙子的照顾则处处体现出一位祖父的慈爱之心。同样地，《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人前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他对周敏等年轻人的提拔和优待也体现出长者的温厚。至于《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他与好友之妻黑白氏的偷情行为、他休掉发妻灯草的“负心”之举，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正面人物应有的行径。笔者认为，优秀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而只有，也只能有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
三、陕西文坛的崛起与长篇小说的兴盛
通过“东征”，原本渐趋灰暗的陕西文坛得以重振，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陕西作家从此开始正式以光荣的姿态进入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视野中，并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东征”的“三驾马车”中，《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而《废都》的作者贾平凹也以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加上此前已获茅奖的已故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因而此次“东征”在实际上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陕西文坛在静默的发展中最终成熟，并借由九十年代文化与市场相结合的重要契机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中。这对陕西文坛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依然潜藏在民间进行文学创作的青年给予了重要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作为当代文坛上再也不能被“复制”的文学现象，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无异于一阵西风，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陕西作家的成功同时也刺激到了其他省市的作家，这一刺激的最终结果，就是文学界迅速衍生出相当一部分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上来看，前三届的获奖作品如今读来在文笔上、内容上都稍显稚嫩，并没有体现出大气和成熟。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則无一例外地或以其叙事之宏大，或以其表现手法之独特，或以其思想内涵之深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持久的回味。这些也许都得益于陕西作家这一次“东征”的刺激。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将纯文学从精英阶层的小圈子里释放出来，走向了普通大众。从而使这种大众文化生产方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的平面化、肤浅化、庸俗化问题随之而来[4]，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不再高高在上，而真正地成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些都是“陕军东征”带给中国文坛的深远影响。
发生在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新颖却又不乏对传统的继承的创作手法，将长期以来未受关注的陕西文坛推向了广大的读者。陕西作家所进行的对个体体验的真实表现，也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同时，在陕西作家崛起的刺激下，中国文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总而言之，“陕军东征”也许难免有它所引发的消极一面，但总整体上看，这一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3]贾平凹《废都》，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4]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5]黄洪旺《论“陕军东征”的艺术特征与追求》，《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4期。
[6]王鹏程《一件拙劣的仿制古董》，《名作欣赏》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