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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先生自1997年起就陆续在刊物上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说法,甚至区别于他本人过去说法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他自己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建国以后要过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搞社会主义,至少也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人为地促成了所有制改造的飞速完成,并且从此开始采取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包括彻底消灭其“尾巴”的极端作法。实践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过急过快的结束新民主主义,放弃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中国的发展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国的宪法有言论自由之规定,且即使不以言论自由论,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探讨,纯属个人见解,是耶非耶,百家争鸣,应当也为政策所允许。同样,对胡绳先生的观点,开展一些讨论,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到今天,平等交换看法,打些笔墨官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1999年《中流》杂志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却不像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动辄气势汹汹地加以质问和谴责,甚至慷慨激昂地把胡绳先生的上述看法同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罪名联系起来,声称:“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惟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依着他们吗?”这种文章读起来,时常会使人联想起当年的那种“文革语言”,可惜这种语言已经失去昔日的威风,吓唬不住人了。
何谓“文革语言”?其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片面武断打棍子;二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所谓片面武断,就是只讲一,不讲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上纲上线,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问题,非给你扯到政治高度上去批判不可。试想,打你一顿棍子,没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然后“验明正身”,自然不难扣上一顶顶帽子。沙健孙教授在《中流》上两度发表的长篇打头文章,不正是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吗?
沙教授的第一篇文章,上纲归上纲,多少还有点顾虑,没有像同期杂志上黄如桐、范庥的文章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沙教授的第二篇文章,不仅接过黄、范两文的论据与文风,而且赫然宣称要批判胡绳先生“对毛主席的批判”了。文中给胡绳先生扣的政治帽子实在大得惊人。比如说胡绳先生的观点是列宁、邓小平都严厉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说“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实际上是认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说胡绳先生的观点,不仅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是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而且是违背党章总纲、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随便把这里面的一顶帽子拿来扣在一个普通人头上,倒回去二三十年,不被打成反革命,也得被打成右派。想当年,邓小平不就曾被“四人帮”用一个“庸俗生产力论”的罪名在全国上下批得“体无完肤”吗?
沙教授凭什么把胡绳先生对以往历史的一种个人看法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呢?那就是靠片面武断的分析法了。表面上看,沙教授的文章引经据典,讲起来好像也头头是道,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通篇文章既不讲起码的逻辑,也不顾基本的事实,完全是一派强词夺理的胡诌。
比如,他用历史问师题决议中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断语,来批判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的说法;他用胡乔木关于五十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来证明三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水到渠成;然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这种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长短、彻底与否,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呢?作为中共党史教授,他当然知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即15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他也很清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是被毛泽东改变了的,是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批评党内“小脚女人”,才促使各级干部运用政权的力量,全力以赴,把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神奇地变成了只争朝夕的一年半,即从1955年下半年起到1956年下半年就飞速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当然更熟悉历史问题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被人为加速的那些批评,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等,但他对这些都避而不提,仿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不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谁要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等等,就是企图否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企图否定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又比如,他强调邓小平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以此来证明胡绳先生批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是“无稽之谈”,却对邓小平关于这30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发展太慢”,尤其是“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一重要判断不置一词。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落后国家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仅有的一些语录都罗列出来,以此来指责胡绳先生不过是重拾“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常识性观点闭口不谈,好像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极大地优越于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只不过就是一个“工业化”问题而已。
沙教授等人的武断片面,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可能还不是这一类“文革”中惯用的各取所需的“语录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谁都明白那些摘章断句的“语录”里面陷阱太多。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都不搞“两个凡是”了,谁又会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沙教授等人的文章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他列举的那些所谓的“历史事实”。因为按照沙教授等人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仅毫无失误可言,“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比如,“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此后中国所创造的举世公认的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黄如桐就此提供的数据是:“从1952年到1979年,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年增长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言外之意,这种历史决议已经批评了的“简单划一”的公有制形式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由此推演下去,人们大概完全有理由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那就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恢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的局面,重新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多少必要性。——这难道是沙教授等想要得出的结论?
事实真是如此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情况与沙教授等人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1年,即1957—1978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1956年七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那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确实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且不改革是不行的。
首先看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一)
表一所列数据中,1952比1949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6比1952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前期,1956比1949年七年时间实际均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七年当中,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相当高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1957年的经济年增长率就大幅下降,不要说比三年恢复时期,就是比1952—1956年都低了一半甚至更多。如果说1957年的数字可能受到了反冒进的某些影响,那么从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增长率仍大大地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见表二) 改造后1957年及其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二)
表二所列数据中,1962比1957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5比1962年为经济调整时期,1970比1965年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5比1970年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8比1957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21年总的统计。其中除了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为负增长,因而增长幅度看起来较高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整个这21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沙教授等人所声称的那样,“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为便于读者直观地比较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时期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情况,我们不妨将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指数和切实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指数列表说明如下:
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表三)
由表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增长率是三个时期中最低的。虽然在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工业的增长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但也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低得多。当然,沙教授可能会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数较小,因此经济增长率容易较高,1957年以后经济的基数逐年增大,增长率理应会小一些。但是,1957年经济的基数比1956年又能大多少呢?为什么改造刚刚完成,经济增长率就成倍成倍地往下掉呢?而改革开放后的基数与以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增长率反而相当高呢?
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农业合作化刚刚完成,1957年的粮食产量就比1956年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了(后来公布的数字略有增长,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过的)。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按人均产量计算,新民主主义时期的1956年已经从1949年的418斤猛增到612斤,改造以后即大幅下降,最低的年份只有400余斤,到1970年也只有586斤,到1975年时才开始多少超过1956年的水平,达到621斤。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均粮食产量才迅速攀升到800斤。
社会主义改造后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有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在表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五”时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4.2%,改造后则逐年下降,最低的时候干脆成了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前,年平均增长还不到2%。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一般百姓可能有着更多的切身感受。在1957年以前,虽然少数工业产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不大好买,粮、棉、油已凭证限量购买,但政府对猪肉、水产、鸡蛋、豆腐之类的主要副食品尚能敞开供应。改造以后则每况愈下,政府一项一项地开始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配给,弄得几乎所有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即便如此,商店的货架上还经常是空空如也。对此,沙教授等应当不会没有印象吧?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种种情况,沙教授凭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呢?
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新民主主义应该按照毛泽东40年代的设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多搞一段时间,其实也都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在理论务虚会及历史决议草案大讨论中早就表示过这种意见的人们,无论是十几年前就公开发表文章和著作批评这一点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还是当今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胡绳先生,有谁打算要把今天的中国拉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去呢?讨论和研究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有些什么意义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想要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千万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有一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不是想办法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来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邓小平公开批评了这种作法之后,也仍旧有少数人热衷于此。甚至有人著书立说,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批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
现在看得很清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已经难以解释当前的实践。不仅单一公有制已让位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份,计划经济已被合理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所代替,分配形式也已经日趋多样化,原来的公有制的概念,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已经大有改变。再加上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因改革长期不到位却陷于困境,一些人基于传统观念,对自己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何以立足难免充满了危机感。但即便如此,难道人们真的认为把中国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恢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公有制体制,重新再把毛泽东的“左”的一套请回来,就能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吗?坦率地说,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确实非常多,但从街谈巷议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到普通职工迫切需要、至今仍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多少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呢?如果沙教授等能够看到这许多问题其实久已有之,不是从十九世纪,而从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来认真检视社会主义,是不是比简单地怀念过去,把一切批评过去问题的人视同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张挞伐,更有益于社会呢?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恐怕都不应回避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这50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发展最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同时社会政治生活也最为宽松与和谐的两个时期。沙教授等要想证明自1957年至1978年这21年的成就更大,道路更正确,必须找到真正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用几条伟人的语录,列举几个含糊不清、时期混淆的数据,是不可能让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巨大好处的众多读者改变看法的。
同样,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还应当了解,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今天不管我们的法制健全与否,毕竟不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1957年以后那个人治盛行,万马齐喑的年代了。胡绳先生也好,其他先生也好,都有权表达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研究和思考。沙教授等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论同意与否,恐怕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为什么非要把问题扯到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上去,禁止别人思想,甚至总是想将对方置于死地呢?请记住:真理不是靠上纲上线和嗓门大取胜的。还是放下你的棍子吧!■
我国的宪法有言论自由之规定,且即使不以言论自由论,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探讨,纯属个人见解,是耶非耶,百家争鸣,应当也为政策所允许。同样,对胡绳先生的观点,开展一些讨论,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到今天,平等交换看法,打些笔墨官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1999年《中流》杂志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却不像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动辄气势汹汹地加以质问和谴责,甚至慷慨激昂地把胡绳先生的上述看法同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罪名联系起来,声称:“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惟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依着他们吗?”这种文章读起来,时常会使人联想起当年的那种“文革语言”,可惜这种语言已经失去昔日的威风,吓唬不住人了。
何谓“文革语言”?其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片面武断打棍子;二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所谓片面武断,就是只讲一,不讲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上纲上线,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问题,非给你扯到政治高度上去批判不可。试想,打你一顿棍子,没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然后“验明正身”,自然不难扣上一顶顶帽子。沙健孙教授在《中流》上两度发表的长篇打头文章,不正是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吗?
沙教授的第一篇文章,上纲归上纲,多少还有点顾虑,没有像同期杂志上黄如桐、范庥的文章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沙教授的第二篇文章,不仅接过黄、范两文的论据与文风,而且赫然宣称要批判胡绳先生“对毛主席的批判”了。文中给胡绳先生扣的政治帽子实在大得惊人。比如说胡绳先生的观点是列宁、邓小平都严厉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说“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实际上是认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说胡绳先生的观点,不仅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是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而且是违背党章总纲、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随便把这里面的一顶帽子拿来扣在一个普通人头上,倒回去二三十年,不被打成反革命,也得被打成右派。想当年,邓小平不就曾被“四人帮”用一个“庸俗生产力论”的罪名在全国上下批得“体无完肤”吗?
沙教授凭什么把胡绳先生对以往历史的一种个人看法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呢?那就是靠片面武断的分析法了。表面上看,沙教授的文章引经据典,讲起来好像也头头是道,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通篇文章既不讲起码的逻辑,也不顾基本的事实,完全是一派强词夺理的胡诌。
比如,他用历史问师题决议中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断语,来批判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的说法;他用胡乔木关于五十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来证明三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水到渠成;然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这种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长短、彻底与否,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呢?作为中共党史教授,他当然知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即15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他也很清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是被毛泽东改变了的,是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批评党内“小脚女人”,才促使各级干部运用政权的力量,全力以赴,把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神奇地变成了只争朝夕的一年半,即从1955年下半年起到1956年下半年就飞速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当然更熟悉历史问题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被人为加速的那些批评,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等,但他对这些都避而不提,仿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不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谁要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等等,就是企图否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企图否定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又比如,他强调邓小平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以此来证明胡绳先生批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是“无稽之谈”,却对邓小平关于这30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发展太慢”,尤其是“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一重要判断不置一词。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落后国家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仅有的一些语录都罗列出来,以此来指责胡绳先生不过是重拾“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常识性观点闭口不谈,好像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极大地优越于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只不过就是一个“工业化”问题而已。
沙教授等人的武断片面,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可能还不是这一类“文革”中惯用的各取所需的“语录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谁都明白那些摘章断句的“语录”里面陷阱太多。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都不搞“两个凡是”了,谁又会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沙教授等人的文章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他列举的那些所谓的“历史事实”。因为按照沙教授等人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仅毫无失误可言,“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比如,“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此后中国所创造的举世公认的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黄如桐就此提供的数据是:“从1952年到1979年,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年增长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言外之意,这种历史决议已经批评了的“简单划一”的公有制形式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由此推演下去,人们大概完全有理由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那就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恢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的局面,重新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多少必要性。——这难道是沙教授等想要得出的结论?
事实真是如此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情况与沙教授等人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1年,即1957—1978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1949—1956年七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79—199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那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确实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且不改革是不行的。
首先看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一)
表一所列数据中,1952比1949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6比1952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前期,1956比1949年七年时间实际均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七年当中,我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相当高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1957年的经济年增长率就大幅下降,不要说比三年恢复时期,就是比1952—1956年都低了一半甚至更多。如果说1957年的数字可能受到了反冒进的某些影响,那么从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增长率仍大大地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见表二) 改造后1957年及其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二)
表二所列数据中,1962比1957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5比1962年为经济调整时期,1970比1965年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5比1970年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8比1957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21年总的统计。其中除了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为负增长,因而增长幅度看起来较高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整个这21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沙教授等人所声称的那样,“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为便于读者直观地比较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时期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情况,我们不妨将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指数和切实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指数列表说明如下:
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表三)
由表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增长率是三个时期中最低的。虽然在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工业的增长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但也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低得多。当然,沙教授可能会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数较小,因此经济增长率容易较高,1957年以后经济的基数逐年增大,增长率理应会小一些。但是,1957年经济的基数比1956年又能大多少呢?为什么改造刚刚完成,经济增长率就成倍成倍地往下掉呢?而改革开放后的基数与以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增长率反而相当高呢?
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农业合作化刚刚完成,1957年的粮食产量就比1956年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了(后来公布的数字略有增长,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过的)。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按人均产量计算,新民主主义时期的1956年已经从1949年的418斤猛增到612斤,改造以后即大幅下降,最低的年份只有400余斤,到1970年也只有586斤,到1975年时才开始多少超过1956年的水平,达到621斤。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均粮食产量才迅速攀升到800斤。
社会主义改造后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有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在表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五”时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4.2%,改造后则逐年下降,最低的时候干脆成了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前,年平均增长还不到2%。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一般百姓可能有着更多的切身感受。在1957年以前,虽然少数工业产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不大好买,粮、棉、油已凭证限量购买,但政府对猪肉、水产、鸡蛋、豆腐之类的主要副食品尚能敞开供应。改造以后则每况愈下,政府一项一项地开始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配给,弄得几乎所有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即便如此,商店的货架上还经常是空空如也。对此,沙教授等应当不会没有印象吧?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种种情况,沙教授凭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呢?
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新民主主义应该按照毛泽东40年代的设想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多搞一段时间,其实也都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在理论务虚会及历史决议草案大讨论中早就表示过这种意见的人们,无论是十几年前就公开发表文章和著作批评这一点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还是当今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胡绳先生,有谁打算要把今天的中国拉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去呢?讨论和研究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有些什么意义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想要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千万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有一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不是想办法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来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邓小平公开批评了这种作法之后,也仍旧有少数人热衷于此。甚至有人著书立说,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批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
现在看得很清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已经难以解释当前的实践。不仅单一公有制已让位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份,计划经济已被合理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所代替,分配形式也已经日趋多样化,原来的公有制的概念,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已经大有改变。再加上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因改革长期不到位却陷于困境,一些人基于传统观念,对自己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何以立足难免充满了危机感。但即便如此,难道人们真的认为把中国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恢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公有制体制,重新再把毛泽东的“左”的一套请回来,就能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吗?坦率地说,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确实非常多,但从街谈巷议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到普通职工迫切需要、至今仍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多少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呢?如果沙教授等能够看到这许多问题其实久已有之,不是从十九世纪,而从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来认真检视社会主义,是不是比简单地怀念过去,把一切批评过去问题的人视同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张挞伐,更有益于社会呢?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恐怕都不应回避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这50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发展最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同时社会政治生活也最为宽松与和谐的两个时期。沙教授等要想证明自1957年至1978年这21年的成就更大,道路更正确,必须找到真正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用几条伟人的语录,列举几个含糊不清、时期混淆的数据,是不可能让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巨大好处的众多读者改变看法的。
同样,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还应当了解,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今天不管我们的法制健全与否,毕竟不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1957年以后那个人治盛行,万马齐喑的年代了。胡绳先生也好,其他先生也好,都有权表达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研究和思考。沙教授等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论同意与否,恐怕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为什么非要把问题扯到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上去,禁止别人思想,甚至总是想将对方置于死地呢?请记住:真理不是靠上纲上线和嗓门大取胜的。还是放下你的棍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