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城门立木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老百姓觉得奇怪：“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
　　商鞅又说：“谁能把木头扛到北门，赏金提到五十两！”
　　大家更觉得奇怪，议论纷纷。但没有人出来扛木头，因为这事太不可思议了。
　　最终，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把木头扛起来，扛到北门。
　　一
　　前面我讲过，德国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讲了轴心时代，定义的时间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按照比较宽泛的说法，公元前200年相当于秦王朝灭亡，整个先秦时代结束。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化起点很高，但结局比较悲剧，百家终结于法家，列国一统于暴秦。这个结局，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说到政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关心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的正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在孔子之前就已经被解决了。在周王朝取代商朝的时候，他们的有德者有天下理论已经解决了周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并为后来中国改朝换代提供合法性模板。
　　正当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执政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比如孔子在和季康子谈话时提出过一个对政治最经典的解释，“政者，正也”，即政治是要用正当的手法来推广公平和正义。正当的政策和策略是政治正当性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哪怕政治目标是公平正义的，但手法不正当，也将歪曲最终的方向。质言之，政治的正当性其实不是目标的正当性，而是手段的正当性。政治本身就是人类自身治理的一种手段。季康子还问过这样的问题：“杀无道，以就有道”可以吗？看起来目标没问题，但是孔子坚决反对，因为手段不合法、不正当。所以说，用正当的方法来推广公平、正义，这才是政治。
　　孔子的“政者，正也”是政治学的经典定义。
　　关于政治的正当性，孔子和鲁哀公也有过一次谈话。《孔子家语·好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有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对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异类四方之夷狄也。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
　　这段对话的关键，是孔子讲了五个字：“好生而恶杀”，一个好的政治应该让人民可以更多的休养生息。这个“生”，不仅仅是指吃饱饭、活下去，还指好的政治应该给社会以生气，生机，使社会各项事业生机勃勃。同时，还包括让民众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之德性生命也得以发育，孔子主张“富之，教之”。孟子也坚持，好的政府要“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一定的产业。而“恶杀”，也不仅指不杀害人民的生命，还指不杀害人民的德性，以及社会的生机。
　　当然，执政手段和程序的正当性，实际上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时代，也已经得到了解决，那就是“礼”，孔子所说的“为国以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都是程序的正当性。所以，关于政治正当性，儒家特别强调礼乐文化，强调“和为贵”。儒家的“礼”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它是指文明的社会运作方式，从政治的角度讲，是国家文明的治理方式，从个人讲，是指文明的行为方式。所以儒家强调的是文明。儒家的政治目标就是社会和谐、政治公正、人民幸福。
　　道家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尽量减少人为的干预，要“道法自然”。当然，道家里面老子、庄子也有所不同。老子还讲“治”，想着怎么把天下治好，只是他希望“无为而治”。而庄子根本就反对“治”。他看到儒家鼓吹政治一定要合乎规范、有伦理约束，但他不相信能保持孔子想象中的那种伦理状态。所以庄子就走向了极端，他干脆反对政治。老子和庄子都认为政治本身具有反伦理的倾向。
　　法家的目标则是富国强兵。法家是战国思想，法家思想产生于战国，产生于那个时代的需求。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战，而战争的目的是要灭掉其它国家。所以战国时期对法家思想有非常大的需求。
　　法家思想讲究“以法治民”“以势凌民”“以术整民”，很多人看到“法家”这个名称，会对其有感情上的认同，因为看到“法”这个字可能会认为是我们现在说的法治。
　　“法以治民”中的法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律，它不是人民权利的保障，恰恰相反，是剥夺人的权利，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给君主一人。而“术”，也是最阴暗的东西——权术，即所谓的城府、手腕，厚黑学。法家的“术”根本不是政治家的素质，而是阴谋家的素质，但法家却把它看成是政治。“势以凌民”，这个“势”就是指权力。法家一再提醒君主所能利用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他的权力，有了权力他就可以实现所有目标，压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从伦理的角度来作一个总结：孔子希望政治有伦理的约束;道家看出来用伦理约束政治比较困难，而没有伦理的政治又不可接受，所以干脆不要政治;法家则认为政治干脆不要伦理，只要权术。法家是特别强调政治效益的。法家在战国时期受欢迎的原因是它本身是一种高明的手段，因为没有伦理的约束，没有文化的包袱，可以为所欲为。在那个特定时期由法家思想来治理一个国家、控制一个社会、集合社会资源与其它国家在战场上比拼，确实会占优势。秦国当时能战胜其他六国，与它用法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文化、道德、自我的约束都被去除，所以可以放开手什么都能做。
　　二
　　讲到这里，我就要讲讲商鞅了。
　　商鞅与韩非一样，都是“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 　　但他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魏相公叔座是个私心很重的人，临死才推荐公孙鞅，却又嘱咐魏惠王如不能用，就杀掉他。这时，秦国那边出现机会了。二十一岁的太子即位做了新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孝公。秦孝公是个有理想的君主，尤其有羞耻心。他即位时，“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秦国不仅没硬实力，更没有软实力，人家都把它看做没文化不文明的夷狄。国家没地位，国君很耻辱，秦孝公不服气，就下诏求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史记·秦本纪》）
　　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
　　辩论的双方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为裁判，不能帮着他辩论，一对二，商鞅应该还是有些吃力。
　　但没想到，这次辩论近乎一边倒，商鞅面对的这两位秦国贵族理论家，看起来阵营豪华，最终却被证明，他们不过是鱼腩部队，在商鞅面前，他们溃不成军，被打得满地找牙。
　　根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和刘向《新序·善谋上》的记载，在秦孝公致开幕辞后，个性躁急而胸有成竹的商鞅首先发言：
　　“犹犹豫豫的行为不会成名，犹犹豫豫的事业不会成功。您此前定下的变法理念，施行它，不要怀疑，不要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何况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謷于民。就像俗语说的：‘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什么是法？对人民有利的就叫法;什么叫礼？有利于事业的就叫礼。所以，对于圣人来说，只要可以治国，不法其故;只要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謷于民。语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新序·善谋上》《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载基本相同。）
　　看商鞅的这番演讲，圣贤语录、民间俗语、名言警句喷涌而出，平心而论，他还真是一个大演说家。
　　我們稍微把他的这番演讲作一番整理，你会觉得他说的真是有理有据：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污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数人材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所以，这些人不是我们事业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我们需要抵制的阻力。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治国和利民。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变。
　　看了他这六层道理，我们还不得不佩服：说得真好。并且，正如商鞅所说，它们来自“俗话所说”或古人的名言——也就是说，它们是社会事实的总结，是古老智慧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因此，他不仅说得有理，还说得有据，并且他这六层道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说得慷慨激昂，富有激情。
　　在这样的一番裹挟着名言警句的集束轰炸面前，本来就没有道德优势和知识优势的甘龙、杜挚一下子就被炸得晕头转向，只能被动挨打，最后丢盔卸甲，一败涂地。
　　我们也一样，看到这一番宏论，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但是，你有没有看出商鞅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在他这番激情洋溢的演说里，有一个东西是欠缺的：那就是基本价值观。
　　商鞅的这六层道理中，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
　　对普通民众智力、德行的蔑视。
　　对他们存在的忽视。
　　对他们意见的藐视。
　　对他们权利的漠视。
　　对他们力量的轻视。
　　正是对民众的无视，埋藏着秦国、秦王朝以至于秦制的政治密码。埋藏着商鞅车裂、秦帝国崩溃以及人民的苦难。
　　但此刻，商鞅赢了。一场由他设计、由他主导的改革在秦国拉开了序幕。
　　三
　　接下来，有一件事，成为传之久远的历史典故，那就是“立木为信”：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
　　很多人夸奖商鞅讲信义，连宋朝的王安石都认为商鞅的“立木为信”很了不起。王安石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但显然，眼光老辣的王安石在这件事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误判。商鞅知道秦国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所以他在改革法令还未公布时，就策划了这样的一幕，“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并贴了一个公告，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给他十金。老百姓们就觉得奇怪：第一，为什么南门会有这样一根木头;第二，为什么要搬到北门;第三，为什么如此简单轻松的事情会给这么重的酬金——注意，这件事本来可以一分钱不花，命令官差去做就是。
　　所以，老百姓的判断是：这显然是不可信的。
　　商鞅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用不合常理的事来检测百姓是否信任政府，这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十金的赏金没人信，就再增加到五十金，其实这样会愈加不可信。但终于有一个人出场了。我非常怀疑这个人是商鞅安排的，这不是没可能，万一五十金还没人干怎么办？商鞅必须想好后着。这个人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如约付给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有商鞅的“南门立木”，就会有赵高的“指鹿为马”。一部秦史，两个成语而已。大秦王朝，其兴也诈，其亡也欺。诈民开始，欺君结束。
　　一年之后，老百姓都说商鞅的法令不好，于是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想找一个猴杀给鸡看，正好太子犯了他制定的那个法，他当然不敢杀太子，于是叫太子的师傅接受这个惩罚。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很多今人又赞美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这都是法家的法术。他知道，如果连太子都受惩罚了，老百姓哪里还敢乱说乱动。法家从来都是以人为手段，至于是什么人，那就看谁碰上了——褒贬揄扬，杀伐庆赏，都是为了自家目的。后来曹操借王垕的头以安军心，也是这种路数，是非常令人憎恶的罪恶的法家手段。商鞅把公子虔施劓刑挖去鼻梁，一个没有鼻子的人怎么见人？他只好闭门不出，据说达八年之久，其实，鼻子又不能再生，他只能终生不出门。八年不出门者，八年以后出来报仇雪恨也。而公孙贾的黥刑，则是脸上刺字，并且涂墨，也是终身不能洗去。司马迁说商鞅“惨礉少恩”，有以也。
　　这样一来，老百姓果然怕了，知道政府要干的事情他们没办法违抗，于是就去做。法家的手段之所以有效率，一个原因就是直接简单：听话照做。不然大刑伺候。
　　做了十年之后，效果还不错，老百姓也逐渐适应了，有些人又来说这个法令挺好，又来拍商君马屁。“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按说，这个总可以的吧？但商鞅的想法很奇葩，他认为，这些人“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说它不好不可以，说它好也不可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孔子的意思是，天下无道，庶民是要议的，天下有道，庶民无所可议，故不议。议与不议，都取决于小民自己的愿与不愿。《国语·周语上》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可疏而不可堵，并且讲了一大段古代议政的规矩：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商鞅出，这古代的制度，扫地已尽。
　　不得疑，不得抗，不得议——在商鞅眼里，所有国家事务，与百姓无关，百姓只是执行的机器。
　　四
　　《商君书》中体现的政治伦理，其实就是政治无需伦理。在商鞅看来，国家只需要一种民──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平常的时候做农民，是国家的生产机器;打仗时则全民皆兵上战场，做国家的战争机器。除了这两种机器，其他民则都叫“虱”。《商君书》中专门有一篇指责不务农不打仗的六种人，叫《六虱》，后来韩非子的《五蠹》，应该是受其启发，他们都认为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就都不应该活下去，只是国家的蛀虫。这是他所谓的“一民理论”。
　　如何一民？民若不愿意被一，怎么办？商鞅有一整套的方法，让你无所逃乎天地之间。我《风流去》一书中，《商鞅：私人自杀》有全面的阐述。总之是，为了国家能彻底制服国民，商鞅有“辱民，贫民，愚民，弱民，杀民”等多种可选方案，总之会把老百姓制得服服贴贴做机器，做炮灰。
　　韩非子后来把法家的思想概括为“法术势”，这一点我在前面写韩非时已经提到，这里再解释一下。“法”是法令，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不是国君的行动准则，是国君对臣民的约束而不是制度对国君的约束;“术”是权术、手段，隐藏在君主心中，驾御、驱使、对付臣民，不可公之于众，也是法家政治中最阴暗的部分;“势”就是权力、权势，君主独有，一丝不得分给臣民。
　　我说《商君书》体现的法家政治伦理就是政治无伦理，我可以用韩非《外储说右下》的一则来说明：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与无功互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
　　秦国遇到了大饥荒，国相应侯范睢就跟秦昭襄王说，现在老百姓遇上了饥荒，而你的私家园林里有很多野生的蔬果，“足以活民，请发之”，让老百姓活命吧！昭襄王却说，按照秦朝的法律，有功的才受賞，有罪的受诛，若你现在要我把五苑门打开让所有人都进去，就会变成没功的也受赏了，这违背了我们的法令原则，是不可以的。“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与其打开五苑之门而乱了法制，还不如就这样让野果烂在野地里，保持国家的秩序。下面一句话讲得就更明白了：“生而乱，不如死而治。”让老百姓活着却坏了国家制度，还不如让他们死去以坚守国家制度。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故事是韩非编的，但若是这样就更可怕了，因为他的主张竟然是：就算碰到饥荒也绝不可以赈济老百姓，没有立功的人饿死也活该。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和道家的人大都是善终的。儒家的三个人物，孔子活到73，孟子活到84，荀子据说活了97岁，善终;道家人物老子据说活得更久，庄子也不错，也都是善终的。但法家人物确几乎无一善终，商鞅、韩非、李斯，有一个善终的吗？商鞅之死有人说是五马分尸，也有人说是死后才分尸，《史记》中两种说法都有。商鞅死的时候一家都被杀，老母不得幸免，李斯也一样，韩非被杀在秦国，家族在韩国，算是保全了。
　　五
　　商鞅变法，按照秦孝公和商鞅的目标，可以算是取得了成功，让秦国成功地统一了六国。当然有人会说：商鞅本人被杀了，但这不影响商鞅的成功，因为，商鞅的理论就是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用他的实践，乃至于用他的生命，来证明和维护他的理论。
　　秦孝公和商鞅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那我们就看一下法家到底塑造了一个怎样的秦国。秦国在先秦的典籍中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虎狼之国”，比如《战国策》，讲到秦国，前面往往加上两个字“虎狼”，变成“虎狼之秦”，这是法家改革的最后结果。商鞅变法把一个落后的秦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秦国，这没错，但是却同时把愚昧的秦国变成了野蛮的秦国。他的变法并没有使秦国文明化，而是让它野蛮化。在冷兵器时代，野蛮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强兵”往往就是“野蛮的兵”，兽性会增强士兵战场上的攻击力，而人性则会削弱它。荀子曾分析过战国时期各国军人的战斗力：秦国第一，魏国第二，齐国第三。
　　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为什么呢？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庆赏，道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原来，秦国士兵的战斗力最强，是因为秦国军人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而不再有人性。
　　我举一个《史记》里的例子——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在赵国失败之前，双方对峙了很久，在对峙的最后阶段，后来的胜利者秦国都顶不住想撤军了。当时在前线的秦昭襄王给范雎写信说顶不住了，想要撤退，范雎说现在就是要看谁顶得住最后一口气，不能退，之后秦昭襄王加封河内郡百姓爵位一级，征调河内郡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集中到长平战场，才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战争结束之前，双方的伤亡人数是何等巨大（一种估计是秦兵伤亡二十万左右）。最终赵国有四十多万人被俘虏，放回二百四十多人是为了制造恐惧，其余四十多万人全部阬杀。注意这个阬杀的阬不是坑，它们的区别在于，坑是挖个坑埋掉，然而我们现在考古并没有找到这个万人坑，实际上秦国是把这四十多万人杀了之后堆成一座山，这样的目的是造成恐惧。
　　商鞅在《商君书·境内》中提到，一场战争要达到多少指标才算是完成任务，可以领取赏赐：“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秦国大将白起的战绩：昭王十四年，斩首二十四万;昭王三十四年，斩首十万;沉卒二万人于黄河中;昭王四十三年，斩首五万;昭王四十七年，阬杀赵降卒四十万。
　　根据《史记》的统计，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斩杀的六国士兵人数在150万以上，这不包括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一般来说，在冷兵器时代一般这个是8：10的比例。若对方死亡150万则秦国自己大概要死亡120万。当时全国的人口在1500万至2000万左右。
　　六
　　正因为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了，奠定了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基础。虽然商鞅本人失败了，但他的政策却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但我想问：秦国是谁的秦国？秦国灭了六国又是谁的成功？
　　我现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第一，六国当然是失败了。
　　第二，六国的老百姓此后必须忍受更加残暴的政权，也失败了。后来陈胜起义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做政治宣传，他只说了六个字就够了——“天下苦秦久矣”。这六个字喊出来，天下人都热泪盈眶。
　　第三，秦国的老百姓成功了吗？在商鞅变法时，秦国老百姓所承受苦难就已经比其他六国老百姓多很多。《商君书·徕民》自己也承认，秦国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他们每占据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人了，老百姓都跑光了。
　　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六国的老百姓绝不愿意去秦国做老百姓，他们用他们的脚在二千多年前就作了选择。秦国的老百姓“什伍连坐，轻罪重罚”，动辄就没为官婢，战陷即全家为奴。有人说《商君书》废除了奴隶制，这可笑得不得了。他们没有看到《商君书》中对战功的奖励里面有一条就赏赐奴隶？这些奴隶是哪里来的？那些战败的逃跑的或者没有完成任务的就成了奴隶了！其实，商鞅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潜在的奴隶。今天获得了奖赏，给你一个奴隶，但若明天你上战场失败了，你就又变成了奴隶。每个人都在患得患失，整个社会没有身份认同。在秦国没有任何东西是你自己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你有把握保得住的。所以，商鞅取消了世袭的奴隶，而代之以人人都可能成为奴隶;商鞅让奴隶可以凭战功获得解放，但他同时又让所有人都可能因为不服从不努力而成为奴隶，如此而已。为了不做奴隶以及獲得更多的首级，秦国士兵不惜砍杀对方国家的普通百姓以冒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鲁仲连评价秦国，是：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在此段文字下，《集解》引用谯周的评价说，秦人每次在战场上战胜，对方的老弱妇人都被杀掉计算战功，动不动就以万数。
　　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 　　直至今日，汉语“首级”一词，就来源于商鞅变法：斩敌一首，得爵一级。
　　刘邦进入关中的时候，也是靠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就站住了脚跟——他只是把陈涉的话换了一个主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刘邦进入关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悉除去秦法，可见秦法是何等人神共愤！刘邦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秦国的父老就认同了刘邦：“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后来项羽进来都站不住脚。项羽没有占关中，有人说是因为项羽笨、策略不行，其实并不全然如此，是项羽到了关中之后发现关中的人心已经不是他的了，而是刘邦的。是谁帮助刘邦获得人心的？是暴秦啊。
　　既然六国失败了，六国的贵族失败了，六国的百姓失败了，秦国的老百姓也失败了，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秦国的贵族成功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法家为了君主集权，一定要防止宗族分权，一定要打击贵族。周朝以来的贵族制度，是法家国家主义一定要消灭的第一个体制上的障碍。只有把贵族消灭掉或剥夺他们的参政议政权，才能保证国君一个人独裁。这也是为什么法家的结局都很惨的原因：因为法家打击贵族，所以他们和贵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吴起、商鞅之死都是例证。韩非早就看出了他们这些法术之士与贵族之间的你死我活，《人主》《孤愤》对此深表叹息，《外储说右上》更以“国亦有狗”来比喻“法术之士”“有道之士”为贵族啮咬：
　　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以此，法家对贵族是斩尽杀绝，法不容情。秦二世即位之前，已经假托始皇帝之命赐死扶苏和蒙恬，即位之后，赵高以法家思想为依据，教唆二世：
　　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李斯列传》）
　　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被杀，公主十人在杜县肢解。公子高看情况很严重，为了保妻子，自行殉葬于始皇帝。
　　再看《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注意到了吗？赵高每次說话，都以法家思想为依据。好多句子，几乎就直接从《商君书》《韩非子》化用而来。
　　这样的有预谋屠杀之下，秦国的贵族，成功乎？失败乎？
　　那么是不是秦二世一个人赢了呢？
　　两年后，二世被赵高杀死。
　　那么，是赵高赢了吗？在杀死二世后仅仅五天，赵高被子婴杀了。
　　那么，在一轮又一轮的自相残杀中幸存的子婴，是最后的赢家？
　　四十六天之后，刘邦来了，子婴“降轵道旁，奉天子玺符”，秦朝灭亡了。
　　刘邦对子婴还是不错的，没有杀他，只是把他作为俘虏。但是——
　　一个月后，项羽来了，子婴被杀。同时被杀的是秦诸公子宗族。整个秦朝残留下来的贵族都被项羽屠杀殆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掳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秦始皇本纪》）。
　　数百年的时间、一百多万身经百战的军队，可以说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最后却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半文盲项羽、刘邦。
　　秦国，从秦非子算起，近七百年，从秦襄公算起，近五百年，几百年的发奋图强、不息自强、好胜争强，就是一个强字，强到最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并吞八方，但到了最后却是瞬间崩溃、一败涂地、宗族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