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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方志建设近年来成就巨大，但问题也不少。其突出问题有四：一是历史性偏弱；二是时代性不强；三是地方特色不显；四是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缘由，除与唯物史观的缺失有关外，主要在于“众手修书”致使问题丛生，而主持修志者专业性弱又使方志的质量无法保证，加之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遂使新方志出现诸多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首先需各地方政府在方志建设问题上转变观念；其次需加强队伍建设，培养自己稳定的专业修志队伍；再次是要早作规划。如此，或可保证并提升新方志的质量。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方志；问题；建设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134-04
一、引 言
新方志指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方志。改革开放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引领下，新方志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其突出表现使方志修编进入规范化、常态化和科学化阶段。各地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方志办”）纷纷组织编修了当地的地方志，而且许多地方已编修出版或即将出版新中国以来的第二部方志。与此同时，对旧志的整理、翻译、数字化处理等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对方志的重视及利用程度也在增强。但同时，新方志的建设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或将有助于提升新方志建设的质量。
二、新修方志常见的突出性问题
新方志涉及两轮志书，存在的问题较为分散，就笔者所见，其突出性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历史性偏弱的问题
所谓历史性，是指遵循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与要素来研究、整理、写作历史文献，以便能客观、准确、明晰地反映一个地方或一个时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面貌。治史之要，首当考虑其历史性，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历史是一个截不断的长流，……我们必须要从其发生发展以及转化的过程的相续性中去考察。[1]”“因此，要想正确地洞察生动的历史自身的合则与变则的诸关系，我们第一就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之中各个阶段间的相互关联性”[1]。地方志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书，但它要全面系统反映一地的社会概况和发展历程，具有历史著述性质。故有时又把它和地方史书一起合称为地方史志。所以，历史性应当是地方志研究与写作的基本要素。但近年来写作或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书，在历史性方面存在较大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首先在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纵写方面有欠缺。方志的写作要求“纵写不断线”，既要求对每一时间段的事件，应交代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便能清晰了解该事件（或过程）的连续性、整体性。“规范的志书不仅必须以纵为主线，而且要求持续连贯，否则不可能完整地展示历史发展脉络，系统性也无从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发展条分缕析、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编纂时力求脉络清晰、纵不断线”[2]。但有许多方志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存在缺陷。笔者曾审阅某县编修的二轮方志，其中一个内容是叙述“环境保护”的。环境保护是一项新生事物，作为志书理应先作介绍和交代，让读者明了环境保护的来龙去脉。但该志书却省略了这一关键性环节，开宗明义直接叙述：“1986年环保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而对具体的环境保护的现状、由来、发展历程等均无叙述与交代。而对于什么是“国家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也缺乏应有的介绍和交代。让人既无法了解该项事业的发展情况，也无法窥其现实面貌，这对于实现方志“资政、教化、存史”[3]的功用是非常不利的。其他许多条目的写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是缺少细节叙述，让人难以窥见历史的全貌。这在新修方志中也是突出存在的问题，它也严重影响了方志的历史性。仍以笔者曾审阅的某县二轮方志为例。在该书中，普遍见到的是概念多、数据多，而作为志书的主体性表达方式——叙述，则相对较少。如在“植被”一目里，该书就同时用了几组数据说明森林覆盖率，“1985年森林覆盖率为9.23%，1989年森林覆盖率为17.5%，2000年森林覆盖率20.05%”。几组数据孤立地出现在书里，虽然也能看到森林的面积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描写和叙述，因此让人难以对当地的植被情况及发展变化有具体的了解和直观的印象。如具体植被如何，自然恢复状态如何，人工种植情况如何，分布情况如何，等等，均让人无法了解。另外，概念过多也是一个问题。如该书关于“土地承包管理”一目中说：“1986～2000年XX县对全县农民的承包土地实行比较严格的管理”，“1987年XX县实行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管理办法”，至于具体怎么管理，怎么严格，大稳定、小调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均未说明。像这些没有细节叙述的内容，严重削弱了或者说损害了方志的历史性，让人无法窥见历史面貌，更无法了解和感知历史发展过程。
（二）时代性不强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4]。按照这一规定，方志应该鲜明地体现一个地方的时代性。因为方志主要记述的是当代的事情，第二轮志书记述的时限一般为1986年～2000年。这是离我们所处时代最近的一个时段，故理应鲜明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而在实际上，这一时段的时代特色本身是非常鲜明的。因为这是我国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时段。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开放并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就是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要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高潮。特别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到处都在学习、实践、探索，改革与开放不仅在各地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而且成就卓著、变化巨大。这一时代特色理应在本轮志书编修中得到浓墨重彩的书写。但遗憾的是，许多志书并没有对此予以特别关注，有的内容甚至完全没有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败笔。此方面的突出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改革开放缺乏专题式的综合叙述。在二轮志书编修时限内，我国的改革是大刀阔斧和全方位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内，既有所有制的改革，又有经营方式和用工制度的改革；既有价格体制的改革，又有工资制度的改革；既有金融体制改革，又有流通领域改革等等。对这些改革许多志书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无法让人感知我国历史上发生深刻变革的改革大潮的涌动情况；二是在各分类栏目中，缺乏对改革形式、内容与进程的记述。这点在许多志书中尤为薄弱。如上所述，此时期的改革是全面的、具体的，它体现在了各领域、各部门的探索实践与创新中，体现在个体人物的言行和工作生活中。譬如用人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催生了学历教育的井喷式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遍地开花。但这一历史现象在许多志书里却未能得到全面、客观、详实的反映；三是对改革的成就和曲折乃至阵痛缺乏客观真实的反映。尤其是对改革的阵痛大多予以回避。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其广泛与深刻世所罕见。它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从革命性思维和习惯转入常态性的和平建设进程中，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从苏联式的集权政治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封闭性的自力更生转向对外开放，从相对孤立的乡村社会转向网络性城镇化建设，从单一的政治性文化转向多元的新时代文化，一切都在向现代化转型，一切又都未形成成熟的现代特征。[5]”在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深刻社会变革进程中，不可能没有曲折和阵痛。事实上，有的阵痛还不小，如1987年价格放开后的物价急剧上涨，曾在社会上引起了程度不同的恐慌，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有的地方的生活必须品，如食盐、食油、肥皂等曾被抢购一空。又如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局部也曾引起社会动荡。这些情况，均是历史进程的正常反映，同时也是所在时代的特有痕迹，理应在方志里给予反映。历史经验往往是时代的贡献和民族的财富，历史经验中包含对过去工作挫折的反思和总结。所以，优秀的历史学家在记述历史发展进程时，总会毫不隐讳地记述和反思历史的曲折与阵痛，这在《史记》、《资治通鉴》等名著中，均不是鲜见的事情。这一情况，被史家赞为“良史之忧”。“‘良史之忧’是中国史学史上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6]。“一般说来，‘良史之忧’所忧之处，往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紧要问题；倘若这种‘良史之忧’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人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提高，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步骤，那么这种‘良史之忧’就成了社会进步潮流中的一股潮流了”[6]。因此，对过去的失误、挫折、阵痛等等进行必要记述、总结和反思，是方志编纂应当坚守的一个内容，它不仅是时代性的特有表现，也是实现方志“资政、教化、存史”功能的重要因素。 （三）地方特色不突出的问题
方志是反映一地社会历史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地方性是其显著特色。如何彰显当地独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是方志应努力追求的目标。地方性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宽泛的，如地理地貌及自然条件的独特性，各种资源的独特性，人文历史的独特性，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乃至方志编纂的独特性等等。均是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目前许多方志在彰显地方特色方面显然存在局限，其突出问题也有三方面：其一是对地方特色缺乏提炼，也缺乏综合性的专章介绍，或者缺乏总体性的集中介绍。笔者所在的宜宾市，资源富足是其显著特征，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和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新修的《宜宾市志》未将其彰显出来，从而削弱了该书的地方特色性（在众多新修志书中，笔者认为，《宜宾市志》属于编写较好的一类）；其二是在分类内容编写上，对彰显地方特色的内容记述不够。比如，在文化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有重要影响的古代遗址遗迹等凸显地方特色元素的内容，许多地方均记载较略，甚至没有记载；其三是重点不突出。如前所述，笔者所在的宜宾市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风景怡人的自然风光，如蜀南竹海、石海洞乡等等，风光绮丽又透着幽深。又有历史积淀厚重的人文景观，如李庄古镇、翠屏山、真武山等等，古色古香又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既有充满神奇色彩的探险性资源，如兴文石林和僰王山等，弥漫着诱人、刺激和神秘莫测的气息，又有极具浪漫情调的川南民俗展览，如夕家山古民居，散发出浓郁的民俗风情。除了美不胜收的自然、人文景观外，宜宾旅游还能领略各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如蜀南竹海的全竹宴，高县的沙河豆腐，南溪的黄沙鱼、黄豆烧鸡，宜宾的燃面、黄粑和李庄白肉等等，都是闻名遐迩的美食，食后都会让人啧啧称奇、流连忘返。所以，宜宾的旅游资源是丰富的，高品质的，值得大写特写。当然须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抓住关键着力描绘和渲染，这样才能体现其特色。新出版的《宜宾市志》对宜宾旅游予以了专章记述[7]，这样处理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平均用力，未能有效彰显出宜宾旅游资源的独有魅力，从而严重削弱宜宾方志应有的地方特色。
（四）其他技术性问题
新修方志还普遍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分类不够准确，比如概念的运用有时不够严谨，材料的使用缺乏考证核实，存在重复、缺失等等，不一而足，恕不再一一例举。
三、新方志常见问题原因分析
新修方志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引领，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唯物史观是治史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引领，则必然会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价值评判、材料运用等方面出现问题，影响志书质量。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以下因素导致了新方志问题的发生。
（一）部门著书导致问题丛生
新修方志都是“众手修书”，由各地方志办委托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编写而成。如教育类由教育部门负责编写，政法类由政法委组织编写，文化类由文化管理部门负责编写，等等。这样一种分工自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各部门熟悉自己的发展情况，占有的材料也丰富，具有写作的天然优势。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在写作风格上会带来“五光十色”，极不统一。加之很多部门的作者不熟悉、不了解方志写作原理，有的甚至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更不用说用唯物史观来指导了。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作者，习惯于公文写作。作为一种惯性，他会将公文写作中常用的格式带到方志写作中来，如总结、报告、报表式文体等（类似文体在新修方志中比比皆是）。由此而来，不难理解为何新修方志突出存在历史性偏弱等问题。
（二）方志办队伍的专业性问题无法保证志书质量
各地方志办一般代表当地政府主持各地方志修撰。但肩负着重要职能的方志办队伍，其专业性问题却非常令人堪忧。这里的专业性主要指是否受过专门的历史学训练。因为方志的修撰，严格地说还是属于历史学范畴。其作者、主持者或组织者，应当有历史学的背景或受过历史学的训练。笔者在宜宾市历史学会担负一定管理工作，对地方上方志办的队伍较为了解。目前的宜宾市、县方志办队伍中，有历史学背景的或受过历史学专门训练的，笔者目前尚未了解到。他们主持或参与方志工作，多是半路出家，干中学习。虽然他们很敬业，也很有热情，其中有人也逐渐成为了行家里手，但总体情况还是专业性弱了一些。这种状况对方志的修撰极为不利。因为方志办是方志的主持者，有的还是执笔者，甚至有的是主编（或实际意义上的主编。因为方志是官修志书，主编往往是当地的行政首长，而主持修志的方志办负责人则实际行使主编权力）。如果主笔或主编在史志编纂方面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如何又能保证其志书的质量呢？这不仅包括对基本史实的审核，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对基本材料的运用，更主要的是需从宏观上把握方志修撰的体例、结构，把握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总体上把关事实评判和价值评判等等，这些均对主笔、主持、主编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否则是很难胜任这一任务的。但在事实上，地方方志办队伍恰恰在专业化这一重要指标上存在欠缺，由此导致方志质量难以保障。而且这一情况在短时间之内可能难以看到改观的迹象。相反，其专业性弱化的趋势还有可能加剧。因为目前各地还有一批热心地方史学、热心方志建设的地方志老专家健在，他们积极参与了各地新修方志的撰写和审稿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修方志的质量。而当这批老专家百年之后，能让谁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呢？所以未来情况更不容乐观。
（三）是各种综合因素的复合影响
这里的综合因素含各种主客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涉及材料的真实与全面问题，材料真实与否或全面与否将直接决定志书质量。主观上则涉及范围广，譬如编者，尤其是主编的学识、水平、史观等，对新修方志质量的影响很大。又譬如地方政府重视与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到志书质量。因为地方上人际关系复杂，如何对待前任的政绩和失误，如何处理现实中涉及当事人的隐私问题等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方志的客观性，从而导致新修方志产生诸多问题。 四、提高新修方志质量的几点意见
目前，方志建设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尤其是“十八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部署，各地纷纷加大文化建设力度，而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既有基础之上。因此，对方志的重视并利用于是成为一个普遍趋势。此外，随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建设成为提升当地文明素质、改善经济文化软环境、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手段，故很多地方加强了文化建设的自觉，这种自觉也促进了对地方志的研究、整理与利用。在这两种趋势作用下，各地方志建设有了新的长足进步。但问题也很多，提高方志质量已属刻不容缓。根据新修志书暴露出来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把握，增强运用唯物史观的能力和自觉。除此以外，提升新修方志质量还可从以下途径着手：
（一）各地政府要在方志建设上转变观念
方志建设说到底是政府的事，对方志工作，各地政府必须转变观念：首先要充分重视，重视方志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方志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发展将最终决定现代化的速度与程度。正因为如此，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文化的发展问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战略。但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能空心发展，一般情况下也无法跨越发展，只能按规律循序渐进，只能在既有基础上发展。在此情况下，对地方既有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继承，就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实现这一点，往往离不开对方志的利用。故方志建设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从这一意义引申出去，方志建设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应有足够的认识；其次要全力支持。方志编修是一项纯粹需要政府资助的事业，不仅需要政府在人力、物力及财力方面的全力支持，也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和精神层面上的大力支持。方志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存史”。任何事情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永远处在被人评判的地位，有可能“流芳千古”，也有可能“遗臭万年”。因此，方志的写作有时是很敏感的事情，难免会有各种阻力。同时，编修方志会使用各种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有时会涉及个别人的隐私，因此也会遭致程度不同的阻力。所有这些都特别需要政府的鼎力支持，帮助史志工作者排除阻力，克服困难；再次要放手，允许方志工作者和编撰者有独立意志和相对自由去从事方志的整理与创作。方志修撰虽说是官方之事，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它须遵循方志修撰的一般规律与原则，注重客观、真实、全面、系统。要达此目的，唯有给方志工作者和修撰者以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其能够独立表达观点才行。另外，方志修撰实际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无论如何也要依赖修撰者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才能出质量，如果缺乏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写作环境，修撰者的创造天赋是难以发挥出来的。
（二）着力加强修志队伍建设
修志队伍质量是方志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修志队伍，要编出质量上乘的方志是没有可能的。从笔者所在区域看，市、县两级的修志队伍无论从专业、学历来看，还是从年龄、资历来看，均存在严重不足。现状不容乐观，亟需充实、改善和提高。要加强修志队伍建设，其路径似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是及早引进和培养年青的专业修志人才。修志工作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不仅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行家里手，而且需要对地方历史和基本社情、民情了解、熟悉的人才，故专业技能和熟悉地方情况是两项基本条件，缺一不可。要使这两方面同时具备，那不仅需要着力培养，也需要时间，需要积淀方成。故及早培养属于自己稳定的专业队伍，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第二是要加强地方各类学会在方志建设中的作用。现在许多地方组建有各种民间学术组织，以四川宜宾为例，就有宜宾市历史学会、哲学学会、地方志工作者协会、唐君毅研究会等民间学术组织。这些组织内汇聚了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各类人才，其中有些学者，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卓有成就。借助和利用各类学会的学术人才，无疑是解决方志建设人才匮乏的一条捷径。
（三）未雨绸缪，早作规划
如今地方志的编修已逐步进入规范化阶段，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8]”这说明国家对方志的管理已经规范化、常态化了。既然如此，各地方志部门就应早作规划，为后续的新修方志作好积累和准备。为此，可先行考虑作好以下事情：首要的是应作好方志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新规划要为下一轮续修新志书作好谋划，要为方志工作的可持续建设作出安排，使方志建设有大的目标引领和具体的任务指派，从而保证方志工作能有序和脚踏实地的开展；其次应有专人负责规划的实施，及时收集地方社会发展的各类资料，含数据、档案、媒体报道、图片、影视资料等等，必要时可对资料进行简单的整理和分析。通过这些工作，既让方志工作者不断熟悉当地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概况，又为日后修志作了丰富的资料准备和学术准备；再次可每年编辑类似年鉴之类的方志要闻，将当地的社会发展中的大事进行汇总，尤其要对影响地方发展大局的大事要事作全面的归纳，使之成为反映地方社会发展的提纲和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步入了快车道，国家的变化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新修方志理应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及时把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和历史面貌记录下来，反映出来。为此，各地方志工作者或热心方志的学者，应不断总结方志工作和方志修撰的经验，不断改革创新，力争编写出质量上乘，无愧于时代的方志著作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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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委会.宜宾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J].中国地方志，2006（6）.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方志；问题；建设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134-04
一、引 言
新方志指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方志。改革开放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引领下，新方志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其突出表现使方志修编进入规范化、常态化和科学化阶段。各地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方志办”）纷纷组织编修了当地的地方志，而且许多地方已编修出版或即将出版新中国以来的第二部方志。与此同时，对旧志的整理、翻译、数字化处理等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对方志的重视及利用程度也在增强。但同时，新方志的建设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或将有助于提升新方志建设的质量。
二、新修方志常见的突出性问题
新方志涉及两轮志书，存在的问题较为分散，就笔者所见，其突出性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一）历史性偏弱的问题
所谓历史性，是指遵循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与要素来研究、整理、写作历史文献，以便能客观、准确、明晰地反映一个地方或一个时期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面貌。治史之要，首当考虑其历史性，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历史是一个截不断的长流，……我们必须要从其发生发展以及转化的过程的相续性中去考察。[1]”“因此，要想正确地洞察生动的历史自身的合则与变则的诸关系，我们第一就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之中各个阶段间的相互关联性”[1]。地方志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书，但它要全面系统反映一地的社会概况和发展历程，具有历史著述性质。故有时又把它和地方史书一起合称为地方史志。所以，历史性应当是地方志研究与写作的基本要素。但近年来写作或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书，在历史性方面存在较大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首先在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纵写方面有欠缺。方志的写作要求“纵写不断线”，既要求对每一时间段的事件，应交代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便能清晰了解该事件（或过程）的连续性、整体性。“规范的志书不仅必须以纵为主线，而且要求持续连贯，否则不可能完整地展示历史发展脉络，系统性也无从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发展条分缕析、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编纂时力求脉络清晰、纵不断线”[2]。但有许多方志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存在缺陷。笔者曾审阅某县编修的二轮方志，其中一个内容是叙述“环境保护”的。环境保护是一项新生事物，作为志书理应先作介绍和交代，让读者明了环境保护的来龙去脉。但该志书却省略了这一关键性环节，开宗明义直接叙述：“1986年环保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而对具体的环境保护的现状、由来、发展历程等均无叙述与交代。而对于什么是“国家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也缺乏应有的介绍和交代。让人既无法了解该项事业的发展情况，也无法窥其现实面貌，这对于实现方志“资政、教化、存史”[3]的功用是非常不利的。其他许多条目的写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是缺少细节叙述，让人难以窥见历史的全貌。这在新修方志中也是突出存在的问题，它也严重影响了方志的历史性。仍以笔者曾审阅的某县二轮方志为例。在该书中，普遍见到的是概念多、数据多，而作为志书的主体性表达方式——叙述，则相对较少。如在“植被”一目里，该书就同时用了几组数据说明森林覆盖率，“1985年森林覆盖率为9.23%，1989年森林覆盖率为17.5%，2000年森林覆盖率20.05%”。几组数据孤立地出现在书里，虽然也能看到森林的面积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描写和叙述，因此让人难以对当地的植被情况及发展变化有具体的了解和直观的印象。如具体植被如何，自然恢复状态如何，人工种植情况如何，分布情况如何，等等，均让人无法了解。另外，概念过多也是一个问题。如该书关于“土地承包管理”一目中说：“1986～2000年XX县对全县农民的承包土地实行比较严格的管理”，“1987年XX县实行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管理办法”，至于具体怎么管理，怎么严格，大稳定、小调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均未说明。像这些没有细节叙述的内容，严重削弱了或者说损害了方志的历史性，让人无法窥见历史面貌，更无法了解和感知历史发展过程。
（二）时代性不强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4]。按照这一规定，方志应该鲜明地体现一个地方的时代性。因为方志主要记述的是当代的事情，第二轮志书记述的时限一般为1986年～2000年。这是离我们所处时代最近的一个时段，故理应鲜明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而在实际上，这一时段的时代特色本身是非常鲜明的。因为这是我国全面启动改革开放的时段。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开放并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就是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要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高潮。特别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到处都在学习、实践、探索，改革与开放不仅在各地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而且成就卓著、变化巨大。这一时代特色理应在本轮志书编修中得到浓墨重彩的书写。但遗憾的是，许多志书并没有对此予以特别关注，有的内容甚至完全没有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败笔。此方面的突出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改革开放缺乏专题式的综合叙述。在二轮志书编修时限内，我国的改革是大刀阔斧和全方位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内，既有所有制的改革，又有经营方式和用工制度的改革；既有价格体制的改革，又有工资制度的改革；既有金融体制改革，又有流通领域改革等等。对这些改革许多志书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无法让人感知我国历史上发生深刻变革的改革大潮的涌动情况；二是在各分类栏目中，缺乏对改革形式、内容与进程的记述。这点在许多志书中尤为薄弱。如上所述，此时期的改革是全面的、具体的，它体现在了各领域、各部门的探索实践与创新中，体现在个体人物的言行和工作生活中。譬如用人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催生了学历教育的井喷式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遍地开花。但这一历史现象在许多志书里却未能得到全面、客观、详实的反映；三是对改革的成就和曲折乃至阵痛缺乏客观真实的反映。尤其是对改革的阵痛大多予以回避。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其广泛与深刻世所罕见。它涉及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从革命性思维和习惯转入常态性的和平建设进程中，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从苏联式的集权政治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封闭性的自力更生转向对外开放，从相对孤立的乡村社会转向网络性城镇化建设，从单一的政治性文化转向多元的新时代文化，一切都在向现代化转型，一切又都未形成成熟的现代特征。[5]”在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深刻社会变革进程中，不可能没有曲折和阵痛。事实上，有的阵痛还不小，如1987年价格放开后的物价急剧上涨，曾在社会上引起了程度不同的恐慌，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有的地方的生活必须品，如食盐、食油、肥皂等曾被抢购一空。又如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出现了大批下岗工人，局部也曾引起社会动荡。这些情况，均是历史进程的正常反映，同时也是所在时代的特有痕迹，理应在方志里给予反映。历史经验往往是时代的贡献和民族的财富，历史经验中包含对过去工作挫折的反思和总结。所以，优秀的历史学家在记述历史发展进程时，总会毫不隐讳地记述和反思历史的曲折与阵痛，这在《史记》、《资治通鉴》等名著中，均不是鲜见的事情。这一情况，被史家赞为“良史之忧”。“‘良史之忧’是中国史学史上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6]。“一般说来，‘良史之忧’所忧之处，往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紧要问题；倘若这种‘良史之忧’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人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提高，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步骤，那么这种‘良史之忧’就成了社会进步潮流中的一股潮流了”[6]。因此，对过去的失误、挫折、阵痛等等进行必要记述、总结和反思，是方志编纂应当坚守的一个内容，它不仅是时代性的特有表现，也是实现方志“资政、教化、存史”功能的重要因素。 （三）地方特色不突出的问题
方志是反映一地社会历史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地方性是其显著特色。如何彰显当地独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是方志应努力追求的目标。地方性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宽泛的，如地理地貌及自然条件的独特性，各种资源的独特性，人文历史的独特性，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乃至方志编纂的独特性等等。均是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目前许多方志在彰显地方特色方面显然存在局限，其突出问题也有三方面：其一是对地方特色缺乏提炼，也缺乏综合性的专章介绍，或者缺乏总体性的集中介绍。笔者所在的宜宾市，资源富足是其显著特征，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和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新修的《宜宾市志》未将其彰显出来，从而削弱了该书的地方特色性（在众多新修志书中，笔者认为，《宜宾市志》属于编写较好的一类）；其二是在分类内容编写上，对彰显地方特色的内容记述不够。比如，在文化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有重要影响的古代遗址遗迹等凸显地方特色元素的内容，许多地方均记载较略，甚至没有记载；其三是重点不突出。如前所述，笔者所在的宜宾市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风景怡人的自然风光，如蜀南竹海、石海洞乡等等，风光绮丽又透着幽深。又有历史积淀厚重的人文景观，如李庄古镇、翠屏山、真武山等等，古色古香又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既有充满神奇色彩的探险性资源，如兴文石林和僰王山等，弥漫着诱人、刺激和神秘莫测的气息，又有极具浪漫情调的川南民俗展览，如夕家山古民居，散发出浓郁的民俗风情。除了美不胜收的自然、人文景观外，宜宾旅游还能领略各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如蜀南竹海的全竹宴，高县的沙河豆腐，南溪的黄沙鱼、黄豆烧鸡，宜宾的燃面、黄粑和李庄白肉等等，都是闻名遐迩的美食，食后都会让人啧啧称奇、流连忘返。所以，宜宾的旅游资源是丰富的，高品质的，值得大写特写。当然须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抓住关键着力描绘和渲染，这样才能体现其特色。新出版的《宜宾市志》对宜宾旅游予以了专章记述[7]，这样处理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平均用力，未能有效彰显出宜宾旅游资源的独有魅力，从而严重削弱宜宾方志应有的地方特色。
（四）其他技术性问题
新修方志还普遍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分类不够准确，比如概念的运用有时不够严谨，材料的使用缺乏考证核实，存在重复、缺失等等，不一而足，恕不再一一例举。
三、新方志常见问题原因分析
新修方志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引领，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唯物史观是治史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果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引领，则必然会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价值评判、材料运用等方面出现问题，影响志书质量。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以下因素导致了新方志问题的发生。
（一）部门著书导致问题丛生
新修方志都是“众手修书”，由各地方志办委托各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编写而成。如教育类由教育部门负责编写，政法类由政法委组织编写，文化类由文化管理部门负责编写，等等。这样一种分工自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各部门熟悉自己的发展情况，占有的材料也丰富，具有写作的天然优势。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在写作风格上会带来“五光十色”，极不统一。加之很多部门的作者不熟悉、不了解方志写作原理，有的甚至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更不用说用唯物史观来指导了。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作者，习惯于公文写作。作为一种惯性，他会将公文写作中常用的格式带到方志写作中来，如总结、报告、报表式文体等（类似文体在新修方志中比比皆是）。由此而来，不难理解为何新修方志突出存在历史性偏弱等问题。
（二）方志办队伍的专业性问题无法保证志书质量
各地方志办一般代表当地政府主持各地方志修撰。但肩负着重要职能的方志办队伍，其专业性问题却非常令人堪忧。这里的专业性主要指是否受过专门的历史学训练。因为方志的修撰，严格地说还是属于历史学范畴。其作者、主持者或组织者，应当有历史学的背景或受过历史学的训练。笔者在宜宾市历史学会担负一定管理工作，对地方上方志办的队伍较为了解。目前的宜宾市、县方志办队伍中，有历史学背景的或受过历史学专门训练的，笔者目前尚未了解到。他们主持或参与方志工作，多是半路出家，干中学习。虽然他们很敬业，也很有热情，其中有人也逐渐成为了行家里手，但总体情况还是专业性弱了一些。这种状况对方志的修撰极为不利。因为方志办是方志的主持者，有的还是执笔者，甚至有的是主编（或实际意义上的主编。因为方志是官修志书，主编往往是当地的行政首长，而主持修志的方志办负责人则实际行使主编权力）。如果主笔或主编在史志编纂方面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如何又能保证其志书的质量呢？这不仅包括对基本史实的审核，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对基本材料的运用，更主要的是需从宏观上把握方志修撰的体例、结构，把握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总体上把关事实评判和价值评判等等，这些均对主笔、主持、主编有较高的专业要求，否则是很难胜任这一任务的。但在事实上，地方方志办队伍恰恰在专业化这一重要指标上存在欠缺，由此导致方志质量难以保障。而且这一情况在短时间之内可能难以看到改观的迹象。相反，其专业性弱化的趋势还有可能加剧。因为目前各地还有一批热心地方史学、热心方志建设的地方志老专家健在，他们积极参与了各地新修方志的撰写和审稿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修方志的质量。而当这批老专家百年之后，能让谁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呢？所以未来情况更不容乐观。
（三）是各种综合因素的复合影响
这里的综合因素含各种主客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涉及材料的真实与全面问题，材料真实与否或全面与否将直接决定志书质量。主观上则涉及范围广，譬如编者，尤其是主编的学识、水平、史观等，对新修方志质量的影响很大。又譬如地方政府重视与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到志书质量。因为地方上人际关系复杂，如何对待前任的政绩和失误，如何处理现实中涉及当事人的隐私问题等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方志的客观性，从而导致新修方志产生诸多问题。 四、提高新修方志质量的几点意见
目前，方志建设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尤其是“十八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部署，各地纷纷加大文化建设力度，而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既有基础之上。因此，对方志的重视并利用于是成为一个普遍趋势。此外，随着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建设成为提升当地文明素质、改善经济文化软环境、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手段，故很多地方加强了文化建设的自觉，这种自觉也促进了对地方志的研究、整理与利用。在这两种趋势作用下，各地方志建设有了新的长足进步。但问题也很多，提高方志质量已属刻不容缓。根据新修志书暴露出来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把握，增强运用唯物史观的能力和自觉。除此以外，提升新修方志质量还可从以下途径着手：
（一）各地政府要在方志建设上转变观念
方志建设说到底是政府的事，对方志工作，各地政府必须转变观念：首先要充分重视，重视方志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作用。方志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发展将最终决定现代化的速度与程度。正因为如此，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文化的发展问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战略。但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能空心发展，一般情况下也无法跨越发展，只能按规律循序渐进，只能在既有基础上发展。在此情况下，对地方既有文化的发掘、整理和继承，就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实现这一点，往往离不开对方志的利用。故方志建设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从这一意义引申出去，方志建设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应有足够的认识；其次要全力支持。方志编修是一项纯粹需要政府资助的事业，不仅需要政府在人力、物力及财力方面的全力支持，也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和精神层面上的大力支持。方志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存史”。任何事情一旦进入历史，就会永远处在被人评判的地位，有可能“流芳千古”，也有可能“遗臭万年”。因此，方志的写作有时是很敏感的事情，难免会有各种阻力。同时，编修方志会使用各种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有时会涉及个别人的隐私，因此也会遭致程度不同的阻力。所有这些都特别需要政府的鼎力支持，帮助史志工作者排除阻力，克服困难；再次要放手，允许方志工作者和编撰者有独立意志和相对自由去从事方志的整理与创作。方志修撰虽说是官方之事，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它须遵循方志修撰的一般规律与原则，注重客观、真实、全面、系统。要达此目的，唯有给方志工作者和修撰者以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其能够独立表达观点才行。另外，方志修撰实际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无论如何也要依赖修撰者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才能出质量，如果缺乏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写作环境，修撰者的创造天赋是难以发挥出来的。
（二）着力加强修志队伍建设
修志队伍质量是方志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修志队伍，要编出质量上乘的方志是没有可能的。从笔者所在区域看，市、县两级的修志队伍无论从专业、学历来看，还是从年龄、资历来看，均存在严重不足。现状不容乐观，亟需充实、改善和提高。要加强修志队伍建设，其路径似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是及早引进和培养年青的专业修志人才。修志工作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不仅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行家里手，而且需要对地方历史和基本社情、民情了解、熟悉的人才，故专业技能和熟悉地方情况是两项基本条件，缺一不可。要使这两方面同时具备，那不仅需要着力培养，也需要时间，需要积淀方成。故及早培养属于自己稳定的专业队伍，不仅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第二是要加强地方各类学会在方志建设中的作用。现在许多地方组建有各种民间学术组织，以四川宜宾为例，就有宜宾市历史学会、哲学学会、地方志工作者协会、唐君毅研究会等民间学术组织。这些组织内汇聚了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各类人才，其中有些学者，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卓有成就。借助和利用各类学会的学术人才，无疑是解决方志建设人才匮乏的一条捷径。
（三）未雨绸缪，早作规划
如今地方志的编修已逐步进入规范化阶段，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8]”这说明国家对方志的管理已经规范化、常态化了。既然如此，各地方志部门就应早作规划，为后续的新修方志作好积累和准备。为此，可先行考虑作好以下事情：首要的是应作好方志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新规划要为下一轮续修新志书作好谋划，要为方志工作的可持续建设作出安排，使方志建设有大的目标引领和具体的任务指派，从而保证方志工作能有序和脚踏实地的开展；其次应有专人负责规划的实施，及时收集地方社会发展的各类资料，含数据、档案、媒体报道、图片、影视资料等等，必要时可对资料进行简单的整理和分析。通过这些工作，既让方志工作者不断熟悉当地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概况，又为日后修志作了丰富的资料准备和学术准备；再次可每年编辑类似年鉴之类的方志要闻，将当地的社会发展中的大事进行汇总，尤其要对影响地方发展大局的大事要事作全面的归纳，使之成为反映地方社会发展的提纲和切入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步入了快车道，国家的变化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新修方志理应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及时把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和历史面貌记录下来，反映出来。为此，各地方志工作者或热心方志的学者，应不断总结方志工作和方志修撰的经验，不断改革创新，力争编写出质量上乘，无愧于时代的方志著作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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