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是人类的事业，是培养人的事业，它是以人为本的。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人，从本质上讲，它既不同于驯服奴隶，也不同于制造工具。它是让人成为人，当然也需要传授人类社会已有的知识与技艺使之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本领，然而，人的工作与生存却更在于创造，何况从事何种职业、发挥何种爱好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更不是终身不变的，不论具体选择从事什么，他首先要成为一个人，要过人的生活，而绝不是奴隶或工具。所以在专业教育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从小学到中学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是在大学阶段、在专业教育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充实必要的基础教育，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这个基础教育就是通才教育。
　　目前，中国教育发展最大的危险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而“祸端”正是中学开始的文理分科制度。硫酸泼熊事件、马加爵事件等问题的出现，正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其后果非常严重。其次，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体素质。过早地文理分科，让理科学生不再学习历史、地理，不再阅读文学经典，从而知识面狭窄，缺少人文精神；文科学生则远离物理、化学，不熟悉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训练不够。这样，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各大学好像都普遍在提倡通识教育，一个人能文理兼通是最好不过的事。通识教育能使理工科人才有历史意识、文学才华、美学修养，使文科人才有逻辑思维、推理能力、动手本领，何乐而不为呢。但通识教育由大学提倡似乎已经太晚，尤其是在中学文理分科以后。
　　要造就一个人才，自然是复合型人才最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要求弟子通“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这六艺就把古代的文理概念都包涵在其中了。所谓能文能武始终是中国历代教育的目标，汉字里头也才会造出一个“斌”字来，这文武通才也有点文理复合型的味道。“文革”以前，虽然考大学已经有理工、医农与文史三类的区别，但中学教育始终是不分文理科的，实行的是一定程度的通识教育。
　　潘光旦教授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就是校园内最有才华的通识少年之一。特别是升到高等科以后，他的学习面十分广博，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数、理、化、生物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文方面的国文、英文、历史等“公共课”外，还要选读一些诸如英文方面的《文学概论》、《莎士比亚集》、《英文小说集》；数学方面的《数学概论》、《高级数学》、《微积分》、《画法几何及器械画》；自然科学方面的《生物学》、《植物学》、《农学》、《农产学及牛乳学》、《化学一》、《化学二》、《物理学一》、《物理学二》、《测量》、《工场实习》；社会科学方面的《经济学》、《1815年后之世界史》、《政治学及远东政治》、《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现代文化》；哲学方面的《理论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方面的《第三年法文》、《第三年德文》、《科学德文》等等。而潘光旦所修的诸门课程，几乎门门优秀。在美国留学期间，那里广泛实行“通才教育”。这正好符合潘光旦的要求。于是他如鱼得水，广为习求。他说：“譬如我吧，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
　　基础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通才教育，其核心是人的基本文化知识与素养的充实与提高，它既包括了做事的基础（知识与能力），更包括了做人的基础（道德与良心），水平不同层次也不一致，它除授课外，主要靠环境与教师的影响和感染。可惜“文革”以后，我们的中学却告别了通识教育，走上文理分科的道路，然而，片面的应试教育，培养出了“贝多芬”（背多分），后果是高分低能，致使许多英才的思维偏执，大大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一个人尽管以后他可能服务于不同的领域，或偏理或偏文，但在整体的个人素质方面却是应该文理兼修的，就像老一代科学家里有不少人能吟诗作赋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真想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想要真正贯彻通识教育，那就请从中学开始，并以废除文理分科为起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