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囿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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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年所出版的人物传记当中,萧艾同志著的《王国维评传》(江苏人民版)是较有特色的一部,作者在评价王国维时,不囿成说,即使是权威的意见,也敢于驳难。他不同意郭沫若对王国维的总的看法,认为人的思想感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王国维早年汲汲于求取西学,热衷于向西方学习,晚年才被拉入遗老圈子,而中年时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说他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并不能当作定论。此外作者在探讨王国维的死因时,也未受曹云祥、郭沫若、叶嘉莹等人的观点所束缚,提出了不同看法。著者的观点,无疑可为一家之言,可惜该书未能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再版时增写一章《王国维的人生哲学》,就臻于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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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刚出版的《许政扬文存》,在高兴之余,不禁又感慨万千。政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他在一九六六年遭迫害而辞世,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本篇幅不多的文集,还是好几位朋友煞费苦心收集起来的,真是太少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我辗转听到了他不幸的消息,无法表示自己的哀痛,只能默默念诵李商隐的诗句:“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  我上燕大时,他已经上研究院了。当时中文系全系只有二十儿个人,我们
读《世界面临挑战》    “发展”,这个古老的字眼,伴随人类已不知有多少年了,但它却从未象今天这样头角峥嵘而引起举世的关注。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目光总是盯着过去,注重的是经验;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目光转向眼前,注重的是现实;进入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将来,关心的是未来的发展。正因于此,有人认为,自微电子技术步入人间以来,空间在“贬值”,时间在“升值”,事物在瞬息中变化
《读书》第八期《中国的书和关于中国的书》文中的外文目录还原为中文的工作,已有人做了,不再重复。其实这个洋目录自身的错误也不少。如《华夷译语》系蒙文和汉文对译的工具书,蒙文是我兄弟民族的文字,何得曰“外语教材”?又如《大观本草纲目》或为《大观本草》之误,或为《本草纲目》之误,因为从未见过名曰《大观本草纲目》的本草书。至于版本,也有错处。如《野客丛书》可保证是明嘉靖时王祥刻本而不是目录所云宋版;宋椠《
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一个是读者眼中的马克·吐温,一个是批评家眼中的马克·吐温。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他的美国味道很足,男女老少都喜欢读。在批评家看来,事情就复杂了。马克·吐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无害的滑稽家,还是社会讽刺家?早期这么乐观,后来为什么这么悲观?他到底是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天才,还是看风使舵的庸人?他究竟是热爱
《美学三题议》是李泽厚的美学研究代表作,发表于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哲学研究》。但是,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却将此文改名为《美学二题议》,删去第三题《美学对象问题》。  在《编者的话》中说:“所选论文一般都按第一次发表时的原貌收入,俾便读者窥见其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有极个别地方编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删改。”但既然改了题目,删了三分之一内容,又
一位父親带着孩子看动物,也许是第一次见这种庞然大物,小男孩有些害怕,但牛儿很温柔地凑上来。“最具亲和力”奖非它莫属了。  2月22日,2020年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在巴黎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农博会揭幕剪彩。会场俨然变成一个大牧场,地上零星散落着牧草、饲料,家禽家畜们难得见上一面,各自抖擞精神,争取在“表演”赛中拔得头筹。瓜果蔬菜鲜亮无比,等待人们品尝。当天有数万人涌入博览会
夏天终于来了,瓜也早早预备好了。最近罗志祥6000字分手长文登上热搜,读完后我尴尬得手脚蜷缩,像是咬着牙鉴赏了一篇QQ空间“青春疼痛文学日志”。分手后再做这种何书桓式深情告白,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拖泥带水,看似为爱放手,实则自私贪婪,归根到底一句话:“早干吗去了?”  成年人到底如何体面分手?电影《前任3:再见前任》告诉我们,体面就是好聚好散,不哭不闹,各自开始新生活。可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细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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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编印的《萤雪轩丛书》,全系所汇集的中国诗话。其中有宋代孙奕所撰的《履斋诗说》一种,系由孙奕原著《履斋示儿编》(亦直称《示儿编》)选择辑录。书中“用古今句法”一则,谈及杜甫仿用他人句法时,曾说:“至于《戏题画山水图》云:‘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即白乐天《听曹纲琵琶示重莲》云:‘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红袖中’。‘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即乐天‘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为人性
读《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      一    当迦叶摩腾、普提达摩、玄奘、义净等中印僧人餐西域尘沙,顶印度洋风浪,千余年间为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辛勤跋涉时,在西方,由于公元四、五世纪在西亚的战争中断了西方与印度的初步联系,印度在欧洲人眼中仍是一个充满奇异与神秘的地方。直到法国哲学家布诺夫的《论巴利文》于一八二六年问世后,佛教这一个思想体系才为西方所知。布诺夫及其门人穆勒主持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