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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世纪晚期技术革命发生前，中国出版业的类型出现了重大变化，时间上主要是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即19世纪上半叶。在19世纪晚期“古腾堡式的机械印刷”传人上海时，机械化出现了，而在此之前正发生四种变化，它们导向的正是所谓文学现代性的后期标志。这四种变化包括小说的产量、发行方式、小说中表现的国际意识以及小说预期的读者构成。这些趋势的出现早于19世纪晚期印刷技术革命，也早于20世纪初期教育和文学生活中的变化。这表明在试图定义文学现代性时，必须既关注突然的外部影响或内部革命造成的因果变化的力量，也要关注连续性。
[关键词]19世纪上半叶；小说形态；变革；现代性
一、小说产量的增加
约在1876年以后，上海出版业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小说的大量出版。这一领域的领导者是申报馆和上海书局等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对小说的重视是光绪年间(1875-1908)作为整体的出版时代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一部分，但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小说数量已呈现增长态势。
证据来自几方面。首先是王清原等所编的《小说书坊录》，这部目录以书坊为组织单位。如果一家书坊成立于某个皇帝在位年问，并延续到随后的皇帝在位年间，它就被归类于最初出现的年间。以下数据是清代不同时期书坊的数目(表1)。
考虑到我们对后期书籍和书坊的认识多于对前期的，这些粗略的数字表明，直到乾隆末年，新的小说出版商的数量仍然相当低，嘉庆和道光年间有所上升，咸丰和同治年间略有下降，光绪和宣统年间则成倍增长。
18世纪晚期及以后的小说产量问题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考察。商伟发现了余志(1809-1874)在1837年编辑的一个书目，其中列出了116部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淫秽的书。余志来自无锡，编纂书目是为了响应苏州政府实行的禁书运动。书目上的书籍彼此差异甚巨，有些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艳情小说，如《国色天香》和《肉蒲团》；其他一些则无甚危害，包括《红楼梦》及其续书，这些书是乾隆年间及其后写成的。书目得到了江南65家出版商的支持，他们允诺不会重刻这116部书，但65家书商中只有最知名的8家在文件上签了字。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是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期间江南出版商的命运来考察这部书目。书目上最知名的书商之一——苏州的扫叶山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重创，老板被太平军关进监狱，可能于1862年被杀。只是由于书坊背后有家族巨大的财富，书坊才得以重新开业，后来还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增开零售处，这样也使它可以在晚清与申报馆和上海书局这样的书商竞争。
王清原等编的《小说书坊录》中没有列出光绪年间之前扫叶山房的小说出版物，但我们知道至少一部有扫叶山房出版说明的小说《镜花缘》在1832年出现。《小说书坊录》中的缺漏和常识使人相信，116部禁书的名单只代表1837年在流通中的众多小说书目的一部分。扫叶山房是否曾经出版过这份更大的书单上的小说，它们可能是禁书，也可能不是，但却被太平军销毁了?除扫叶山房之外签名的另外七家书商是哪些出版机构?《小说书坊录》的记录中缺失其中的两家——酉山堂和三味堂，其他五家出版机构如表2所示：
这一概括给出了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25部小说。凑巧的是，书业堂有4部小说(3部有日期，1部日期不明)出现在余志的禁书名单上：《今古奇观》、《反唐演义》、《拍案惊奇》和《国色天香》。总之，这意味着八家机构在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至少25部小说以及一部《镜花缘》，并且在1837年左右同意禁止出版另外113部小说(总共116部，减去书业堂出版的3部有日期的禁书)。这些数字表明当时已知或在流通中的小说有138部。假如算上没有日期的作品，总数则增至146部。可以想象的是，假如加上这些机构出版的所有未被禁的作品，真实的总数将会更大。
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可以作出如下假设：这八家(可能还有其他)江南出版机构在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大量小说，或者至少它们知道这些小说，即使可能被迫未能将其出版。太平天国运动销毁了很多小说和印板，可能还有出版机构。这一证据比《小说书坊录》的数据更为清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乾隆晚期小说产量大幅度增长，这可能是逐渐产生的，也可能是骤然出现的。也许是由于禁书制度的减弱，《红楼梦》的影响，色情刊物的新时尚，或其他未知的原因。因为仅仅几年后江南遭受重创，使这一激增变得难以觉察。有必要作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但从手头现有的数据来看，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禁书制度是此时期小说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乾隆年间禁书制度格外严厉。《水浒传》是明清时期被禁次数最多的小说之一，它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小说书坊录》的数据表明，乾隆统治的60年中，前56年内《水浒传》从未出版过。形成对比的是，也有清初“纯情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它没有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甚少或从未被查禁，它在清代以相当有规律的间隔持续出版。但由于数据太少，我们无法对此下定论。正如在余志的例子中看到的，小说查禁往往在某地，而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即便如此，在乾隆统治的大部分时期，被查禁的恐惧必然对某类小说的出版起到了抑制作用。
白话小说以外的作品使我们推测乾隆以后禁书制度似乎有所松动。例如，扫叶山房1697年刊刻了张潮编的文言故事和小品选《昭代丛书》，但直到1833年才进行重刻。另一个例子是周亮工(1612-1672)的书信选《尺牍新抄》，该书首次刊刻于康熙早期，乾隆年间重刻，但被禁，最后在道光年间重新刊刻。
禁书制度松动不可能是乾隆末期小说刊刻增长的唯一原因，需求量肯定也刺激了刊刻数量的增加。例如，1791年《红楼梦》的刊刻引发了数种续书，到嘉庆和道光年间仍被不断重刻。在1791年初刻本出现时，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续书，但随后续书开始激增。第一部续书《后红楼梦》作于1791年至1796年间。紧随其后的有四部续书：有两部都名为《续红楼梦》，一部三十回，一部四十回；另两部为《绮楼重梦》和《红楼复梦》。所有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05年。这五部早期的续书奠定了后来者的基调，无论在启发后期续书中的特征，还是在体现对于女性人物和读者的普遍的高度关注上(此处下文还有论述)，都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另外四部续书出现：《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24年。1824年后，《红楼梦》续书就很少了。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出现任何存世的续书，虽然另一部《红楼幻梦》出现于1843年。这些续书中的很多都被重刻，有些达十多次。
大量续书出现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读者对《红楼梦》的结尾不满意。在小说中心的三角恋爱中，主人公(或反英雄)宝玉被哄骗与宝钗成亲，虽然他也爱宝钗，但远远不及爱女主人公黛玉。更糟糕的是，一场残酷的诡计使宝玉失去了黛玉：因为在婚礼中新娘的脸被蒙住，新郎事实上以为他是与黛玉成亲。这些事件随后导致了黛玉的死和宝玉的出家。所有续书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弥补对情感 的伤害和这场悲剧，让死去的女性复生，让主人公与新生活和解，或用其他方式。另一个导致读者失望的原因是贾家的逐步衰败，这是小说围绕的中心。大多数续书在责怪他们走向毁灭的自我放纵之时，也找到某种方式以挽回贾家的运数。
二、发行模式
也有证据表明小说的发行模式在鸦片战争时期得到扩张，而这正是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引进新的印刷技术和现代运输网络之前。此处的重点是两部作品：中国小说《镜花缘》和传教士小说《两友相论》(The Two Friends)，两部发行量都比较大。
(一)《镜花缘》
李汝珍(1763-1830)的小说《镜花缘》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对小说出版和发行过程的浓厚兴趣。更确切地说，李汝珍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身份相对于这部小说中展示的学识水准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显然，有些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赚钱，但对《镜花缘》这样的“学者小说”来说，其写作似乎本不应有商业考虑。《镜花缘》的刊刻史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的一些版本刊刻于1817年至1832年间，这一时期是小说生产的形成期；第二阶段是这些版本中的某一种重刻或新刻的时期。
第一阶段刊刻的六种版本的时间有混淆之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初刻。第一和第二份草稿是在李汝珍的家乡板浦完成的，板浦在江苏北部盐产地海州附近。小说刊刻时，李从板浦来到几百里外的苏州。与板浦和海州不同的是，苏州是中国现代之前重要的刊刻业中心。1818年，一个修订版在苏州刊刻，但这可能不是第一版，它可能与1817年版出现于同一时期。1817年版显然是对手抄本的一个早期草稿的盗版，盗版出现的地点是南京，可想而知的是李汝珍被此触怒。1818年版本有李的连襟海州许乔林(署名梅修局士石华)和杭州洪棣元的序文，还有6种题词(包括一名女性朱玫的题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817年版本没有附录其他文字。
2、1821年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在李的监督下于1821年在苏州刊刻的。它与前一个版本有同样的序文，但增加了8种题词，在总共14种题词中，有4种由女性所作(朱玫、徐玉如、钱守璞、金若兰)，还有10名男性。但是，这个版本刊刻不精，一些题词不清晰。不过，许祥龄在小说末尾的疏解首次出现在这个版本中。
3、1828年版本。1828年，著名出版商芥子园出版了另一个版本，地点很可能是广州。由于没有见到这个版本，关于此版本有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1830年和1832年版本的序文中，还有广州麦大棚作于1829年的序文。麦提及在一个书塾(或书坊?)——张子燮亭书塾中首次发现这部小说，并听说芥子园于1828年刚刚刊刻一个版本。正如1830年和1832年版本在广州刊刻一样，很可能1828年版本也首次出现在那里。和1821年版本一样，1828年版本经过了作者本人的修订。1828年版本共有14种题词，都清晰可读，此外还有许乔林和洪棣元的序文，许用的是原名。
4、1830年版本。1830年，广州芥子园推出另一个版本，附上了谢叶梅的108幅精美绣像。和麦大鹏一样，谢来自广州。此次附加的还有绣像作者作于1830年的序文，以及麦大鹏作于1829年的序。这些序文提及麦大鹏曾把这部小说介绍给谢叶梅。在其他方面，这一版本沿用了1828年版本。
5、1832年版本。1832年，另一种芥子园版本出现，附上了全部108幅绣像(根据目录学家大塚秀高的研究，1830年版本无意中遗漏了第22幅绣像)，只有3幅绣像描绘了女性，包括武则天(625-705)，上官婉儿(6647-710)和100名女应试者。
如前所述，李死于1830年，这意味着他可能从未见到任何一套谢的精美绣像。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李(可想而知仍然住在海州)怎样能够主持1828年很可能刊刻于广州的版本。显然，其中要涉及书信和旅行。这些信息使我们可以推测，李希望以最佳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销他的巨著。可以设想，他担心家乡的市场有限，于是转向比板浦更具前景的出版中心苏州，而最终确定于广州刊刻。
李汝珍穷困潦倒。从小说的各种题诗中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包括孙吉昌的题诗，其中写道“老大仍驱饥”，但用一个成语总结，这部小说会洛阳纸贵。此诗进一步评论道，作者对其事业的高度投入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他的时代对其作品的认同。这些信息指出了李的兴趣不但只是名声，还在于通过作品赚钱。它们还表明为了扩大利润，广泛刊刻作品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一兴趣也是促使他把作品投入以苏州和广州为中心的广大出版网络中去的原因。
结果是《镜花缘》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广为发行，1840年后流传就更为广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销量的增加是《镜花缘》刊刻史第二阶段的结果，当时全本(包括夹注和绣像)的重刻和新刻大量出版。大塚秀高针对现存中国小说的书目开列了约二十部这样的作品(除去1828年版本)，而《小说书坊录》中列出了约三十五部，包括1828年版本。后期的刊刻地点包括上海，版本包括石印和木刻，虽然刻印的种类并未总是标明。至少后期版本中的十三种出现在上海，有些由著名的书坊如扫叶山房(19世纪晚期扫叶山房总号设在上海)和点石斋刻印(石印本有新绣像和王韬的序言)。市场销售本身可能说明了《镜花缘》相当大的销售量与反复重印有关，但假如读者没有从小说和绣像中得到愉悦或受益，并且要求更多的印数，小说当然也不会有好的销量。
(二)《两友相论》
传教士对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观察为研究这一时期读者对小说需求的程度提供了第二种视角。首先，传教士的策略不仅来自于他们在中国的经验，也来自在印度的经验，因此它们并不必然适合中国的实情，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人强烈喜爱小说。Charles Gutzlaff(1803—1851)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就非法进入中国，当时是在鸦片战争数年之前。这位传教士以赞同的方式指出了中国人对于阅读的兴趣，他在1834年赞许地把中国人与“伊斯兰教徒甚至印度教徒”相比。他写道：“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阅读的民族，相比较而言，他们不带偏见，愿意倾听真理。”但是，Gutzlaff对于中国人对小说的热爱并没有同样的好感。他于1838年写道：“政府禁止出版这些淫书(小说)；但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刺激着人们的堕落欲望，人们更加狂热地阅读它们。事实上，Gutzlaf是最早广泛阅读中国小说，并把它们介绍给其他传教士的外国人之一，也是最早用中国小说的写作方式解释基督教义理的人之一。
这些只是很多迹象中的一部分，表明传教士非常希望以颠覆的方式去接触精英阶层以下的读者，以传播他们的教义。尽管Gutzlaff说过“堕落欲望”这样的话，但传教士仍希望利用小说强大的吸引力和随之而来的效用作为其思想宣传的工具。他们通过多方努力把熟知的中国文本如《三字经》借为己用，就是同种策略的另一个例子。
韩南(Patrick Hanan)建议人们把传教士所写的一些类似小说的作品看成中国小说的一个分支，尽管这些作品以基督教为内容。正如韩南、Daniel Bays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的，这类作品 最有名的也许是米怜(William Milne)的《两友相论》。据说，由于这部作品独特的对话方式，它格外被中国读者接受。在对话中，一个朋友用温和而并非说教的方式向另一个解释基督教的道德。在第二个朋友的思想与新思想冲撞时，他的内心独白为小说提供了较强的戏剧性和吸引力。对中国传统刊刻材料、方法和传统纪年的运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在中国读者中被广泛接受。
根据韩南的研究，《两友相论》至少有30个版本，都由基督教出版社出版，时间在1819年首次写成于马六甲时和1886年之间。这些版本在香港和南方其他的通商口岸刊印和重印，包括福州、厦门、上海和宁波。它们以木刻和凸版形式出现，虽然凸版似乎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标准形式。不同版本的文本不是统一的，题目并不总是一样，甚至结尾也有变化。作者的署名有时是修订者，而不是米怜。但就语言而言，多数版本基本一致：它们以“轻度文理”写成，即简单的文言，不使用不规范的语言和典故，语言比《镜花缘》简单得多。为方便研究，把所有基于米怜原作的书都归于《两友相论》的标题之下。
与《镜花缘》一样，《两友相论》的早年历史与起源于通商口岸并以机械化印刷过程为标准的后期历史混合在一起。在这两个例子中，有证据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中，机械化出版和全国范围内的发行已经准备成熟。显然两部作品之间有不少尖锐的差异，但它们从前现代进入现代出版发行模式中的轨迹则显示出重要的共同点。
乾隆晚期对小说的查禁松动，小说需求增加。与此一致的是，这些更为广泛的发行模式不能仅仅归因于印刷技术的改变，这些模式还可能受到了两种重要因素的影响：大运河的淤塞，以及由此带来的19世纪中期向江海运输的转移，还有蓬勃发展的鸦片贸易。人们认为上海作为商业中枢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大运河的作用变得不那么重要，扬州趋向衰落，这可能意味着古老的集中于大运河和杭州、苏州等枢纽城市的通商路线也在衰落中。虽然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更为迅速，但在此之前它也并非不存在。当西方人被局限于广州一地之时，城市内外的船运交通和邮件频繁增加，这可能促进了《两友相论》的发行。对《镜花缘》刊刻历史的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中文小说也受到了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至少有五部《镜花缘》的早期版本在广州刊刻。这不意味着广东读者尤其热衷阅读李汝珍的小说(虽然小说的背景设在那个城市可能吸引了一些读者)，而可能意味着考虑到新的交通模式，在广州刊刻并以水路运输到其他地方是最经济的做法。
三、国际性
19世纪早期的小说也反映出一种新的偏好，即把背景置于中国(或晚清帝国)的不同区域，或把中国看成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在这方面，《红楼梦》的续作格外显著。通常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续作在哪里刊刻，但有时我们会知道它们的写作地点或作者籍贯。大多数早期的续作源自长江三角洲地区，但《红楼复梦》(1805)的作者是一名广东男性(他的妹妹帮助修订)，1814年的《红楼圆梦》的作者具有满族血统。此外，围绕小说母本产生的众多评点著作的作者来自安徽和桂林。
大多数续作的故事发生地点遍布中国，包括边境，有一些涉足域外。因此，四十回的《续红楼梦》把故事地点放在暹罗，《增补红楼梦》的一部分发生在哈密和吐鲁番，《红楼复梦》描写了琉球群岛的海盗，《红楼圆梦》包含了一些欧洲人物，《红楼幻梦》描写了苗族的女武士，与越南人和其他“野蛮”恶人有关的情节出现在《绮楼重梦》中。当域外场景出现在小说中时，通过描写贾府为清朝抵御外敌而从正面表现贾府，这似乎是为了弥补《红楼梦》中这些人物的自我沉迷。这种广阔的地域使人联想起《镜花缘》，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镜花缘》的场景主要在中国以外。而在想象的土地上，它也与《红楼梦》形成对比，后者几乎从未摆脱以北京的贾府为中心，也没有以国际化的词汇进行思考。
是什么促使这些国际性的迹象产生?我们对这些小说的作者所知甚少，因此对这个问题只能推测，但贸易路线的形态变化和外国人在广州的出现很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吸引女性读者
第四个变化是作者和刊刻者越来越努力地把女性包含在预期的读者中。这一变化当然没有影响所有的小说，但在诸如李汝珍的《镜花缘》、侯芝编的弹词和《红楼梦》的一些续作中，都可以发现证据。我们可以想象的不仅是女性阅读这些作品，如同在17世纪才子佳人小说中看到的情形一样，而且小说本文和夹注中也都提及了女性读者，表现出有意靠拢这些读者的意图。
《镜花缘》中由女性所作的四篇题词从内容而言并不引人注目，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汝珍首先要求她们题词。四位女性中，一位是知名诗人，一位可以在现有文献中找到生平事迹，而另两位仅以题诗而为我们所知。据悉，包含此类题词的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尚属首次。考虑到李汝珍对市场的高度关注，他索求这些题词意味着女性读者是他所希望吸引的广大读者群中的一部分。显然，他的刊刻者也有同样的看法。此外，李汝珍的情节围绕着女性展开，《镜花缘》是一部关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幻想作品，其中女性被允许参加和通过科举考试。
这部小说对女性的着力描绘本身并不意味着李汝珍试图用虚幻的女性代表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对于她们是否是失去权力的男性的隐喻，学者们尚有争论。至少有一位学者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一两个“女孩”在数学上的惊人才能可能是对科举考试中缺乏数学的嘲弄。即使我们不否认任何一种可能性，仍然很有可能的是，题词暗示了某种“女性的，，评论，仅从李汝珍认为这些题词的女性及其他女性有能力阅读其小说来看，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一点。此外，他必然意识到，假如他的小说中没有女性读者能够认同的人物，她们就不会阅读更不会欣赏他的作品。凑巧的是，他的四位题词者中有两位明确指出《镜花缘》使她们体验到了如阅读《红楼梦》一般的乐趣，而在《红楼梦》中也有才女这类角色。
第二个例子在侯芝编的弹词中。侯芝与李汝珍几乎是同时代人，虽然她住在南京，不可能认识李汝珍。弹词的形式不止一种，但侯芝创作的是韵文叙事体，主要针对女性读者。这种针对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对女性角色的着意强调、似乎是女性的叙述者直接对女性读者说话，以及在《锦上花》这仅有的一个例子中七位女诗人的题词。侯芝比李汝珍更让我们看到刊刻者对市场销售过程的介入。侯芝刊刻的作品之一——陈端生(1751-1796)《再生缘》(很可能作于18世纪晚期)倡导的立场，即女性可以(在想象中)取得科举功名并获得政治权力是侯芝所反对的。作为一位知名女诗人，侯芝声称她是应刊刻者的要求为《再生缘》作序，后来才得知弹词的内容。侯芝解释道：“未及告成，而坊中以原本索序，予以欲却人求，乃为缀数言卷首，不料梓出阅之。”@她后来写了两部新弹词以求挽救名声。与李汝珍相比，侯芝表现出两方面的不同：作者是女性，并且作品首要的预期读者也是女性。同时，与李汝珍一样，侯芝的作品表明女性被看做是合格的读者。从侯芝的诗中，我们还得知是一种对声望的渴求促使她在长期写作诗歌以后重 新回到弹词创作。诗曰：“学笃渊源知有得，人传柳絮恐无期。不如填作弹词唱，还得生花笔一枝。”
与李汝珍的女性题词者一样，侯芝希望靠拢女性读者群，她的刊刻者对此也充满热情，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女性逐渐被纳入当时的读者市场中。确实，女性弹词这种文体及其在19世纪初期的蓬勃发展是女性读者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标志，更有趣的是，一些弹词甚至表现出了对国际的关注。
《红楼梦》及其续作也可以看做是影响女性的证据。小说母本对女性读者是有期待的，因为它塑造了非常生动的女性形象，对她们也寄予了深切同情(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作者是男性，小说的中心观念也是男性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大约在1791年首次出现之后立刻对女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于续作，很多都在序言里提及《红楼梦》几乎妇孺皆知。其中，《红楼复梦》尤其期待女性读者，从作者妹妹所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作出这一推断。序言批评了男性和女性阅读《红楼梦》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这一事实：“普天才子，作如是之达观；绝世佳人，唤奈何于幽恨。爱由心造，缘岂天悭。斯则情之所钟，即亦梦何妨续。”这一评论表明这部特定续作的全部或部分的写作考虑到女性读者。最终，读者会成为作者。但在最初的一批续作出现数年以后，才有了由女性创作的续作，其中的第一部——1844年前出现的《红楼觉梦》没有保存下来，直到1877年，女诗人顾太清(1799-1877)的《红楼梦影》才最终出现。
在中国的传教士用了很大努力教中国女孩和妇女学习阅读，声称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出版活动和创办学校在争取女性文化的合法性和提高女性文化水平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教士的教育通常针对完全或几乎不识字的穷人，当然这确实对识字率的提高起到了作用。但是，以上引用的证据表明中国小说作者和刊刻者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考虑到女性读者，他们针对的读者显然是上层社会中已经拥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女性②。这种新兴的向女性读者的靠拢有多种原因，但《红楼梦》在女性中的风行，无疑提醒作者和刊刻者注意这一巨大的潜在读者群。可能袁枚(1716-1798)和其他文人努力教育女性和鼓励她们写作，也表明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且有利可图的小说消费群体。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乾隆以后的数年间向女性读者的靠拢，意味着早在传教士努力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之前，女性读者的数量很可能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五、结论：肥沃的土壤上
在本文讨论的四种方式中，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经历着向晚清模式的转变，这一模式后来被描绘为现代性。首先，小说成为刊刻业中逐步增长的领域，这不是由于西方人对这种文学样式的偏好，也不是由于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的领导，而是由于禁书制度的减弱和对这一样式的兴趣激增等一系列因素。其次，发行模式也在变化中，当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发行已成为可能，主要集中于苏州和广州等地，远在上海的现代崛起以前。这种“全国的”眼光可以从李汝珍刊刻《镜花缘》的途径和传教士的写作中看出。再次，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的自我意识随着小说画面渐趋国际化而变得更具相对性。李汝珍把中国写成诸多国家中的一个，这正印证了传教士的写作，虽然李汝珍的“国际”世界是想象中的，当然他也没有宣扬基督教。本文讨论的一系列《红楼梦》续作为这种扩展的视野提供了更好的例子，尤其是把这些续作与没有表现出国际视野的《红楼梦》对比。最后，乾隆时期的最后数年和鸦片战争之间的小说明确希望吸引女性读者，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固然也刺激了女性读者的增长，但在当时更重要的是，女性开始明显成为一些小说所针对的读者，甚至最终女性自己也写出了小说，其原因仍然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四种结果的出现都不会晚于道光初年。
这些变化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将在晚清发展的模式。但由于西方向相似方向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我们容易忽视本土的发展，将其视为受西方(尤其是传教士)启发而产生的变化。这一观点并未否定这一事实：机械化为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这些变革的种类，芮哲非等人已有讨论，但本文描述的变化意味着，标志上海现代性的某些潮流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当我们假定现代潮流以上海为中心，并对其进行任何研究时，这些研究都应该在本文勾勒的19世纪早期变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
[关键词]19世纪上半叶；小说形态；变革；现代性
一、小说产量的增加
约在1876年以后，上海出版业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小说的大量出版。这一领域的领导者是申报馆和上海书局等主要出版机构，它们对小说的重视是光绪年间(1875-1908)作为整体的出版时代的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一部分，但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小说数量已呈现增长态势。
证据来自几方面。首先是王清原等所编的《小说书坊录》，这部目录以书坊为组织单位。如果一家书坊成立于某个皇帝在位年问，并延续到随后的皇帝在位年间，它就被归类于最初出现的年间。以下数据是清代不同时期书坊的数目(表1)。
考虑到我们对后期书籍和书坊的认识多于对前期的，这些粗略的数字表明，直到乾隆末年，新的小说出版商的数量仍然相当低，嘉庆和道光年间有所上升，咸丰和同治年间略有下降，光绪和宣统年间则成倍增长。
18世纪晚期及以后的小说产量问题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考察。商伟发现了余志(1809-1874)在1837年编辑的一个书目，其中列出了116部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淫秽的书。余志来自无锡，编纂书目是为了响应苏州政府实行的禁书运动。书目上的书籍彼此差异甚巨，有些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艳情小说，如《国色天香》和《肉蒲团》；其他一些则无甚危害，包括《红楼梦》及其续书，这些书是乾隆年间及其后写成的。书目得到了江南65家出版商的支持，他们允诺不会重刻这116部书，但65家书商中只有最知名的8家在文件上签了字。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是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期间江南出版商的命运来考察这部书目。书目上最知名的书商之一——苏州的扫叶山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重创，老板被太平军关进监狱，可能于1862年被杀。只是由于书坊背后有家族巨大的财富，书坊才得以重新开业，后来还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增开零售处，这样也使它可以在晚清与申报馆和上海书局这样的书商竞争。
王清原等编的《小说书坊录》中没有列出光绪年间之前扫叶山房的小说出版物，但我们知道至少一部有扫叶山房出版说明的小说《镜花缘》在1832年出现。《小说书坊录》中的缺漏和常识使人相信，116部禁书的名单只代表1837年在流通中的众多小说书目的一部分。扫叶山房是否曾经出版过这份更大的书单上的小说，它们可能是禁书，也可能不是，但却被太平军销毁了?除扫叶山房之外签名的另外七家书商是哪些出版机构?《小说书坊录》的记录中缺失其中的两家——酉山堂和三味堂，其他五家出版机构如表2所示：
这一概括给出了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25部小说。凑巧的是，书业堂有4部小说(3部有日期，1部日期不明)出现在余志的禁书名单上：《今古奇观》、《反唐演义》、《拍案惊奇》和《国色天香》。总之，这意味着八家机构在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至少25部小说以及一部《镜花缘》，并且在1837年左右同意禁止出版另外113部小说(总共116部，减去书业堂出版的3部有日期的禁书)。这些数字表明当时已知或在流通中的小说有138部。假如算上没有日期的作品，总数则增至146部。可以想象的是，假如加上这些机构出版的所有未被禁的作品，真实的总数将会更大。
把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可以作出如下假设：这八家(可能还有其他)江南出版机构在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出版了大量小说，或者至少它们知道这些小说，即使可能被迫未能将其出版。太平天国运动销毁了很多小说和印板，可能还有出版机构。这一证据比《小说书坊录》的数据更为清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乾隆晚期小说产量大幅度增长，这可能是逐渐产生的，也可能是骤然出现的。也许是由于禁书制度的减弱，《红楼梦》的影响，色情刊物的新时尚，或其他未知的原因。因为仅仅几年后江南遭受重创，使这一激增变得难以觉察。有必要作更多的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但从手头现有的数据来看，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禁书制度是此时期小说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乾隆年间禁书制度格外严厉。《水浒传》是明清时期被禁次数最多的小说之一，它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小说书坊录》的数据表明，乾隆统治的60年中，前56年内《水浒传》从未出版过。形成对比的是，也有清初“纯情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它没有出现在余志的书单上)甚少或从未被查禁，它在清代以相当有规律的间隔持续出版。但由于数据太少，我们无法对此下定论。正如在余志的例子中看到的，小说查禁往往在某地，而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即便如此，在乾隆统治的大部分时期，被查禁的恐惧必然对某类小说的出版起到了抑制作用。
白话小说以外的作品使我们推测乾隆以后禁书制度似乎有所松动。例如，扫叶山房1697年刊刻了张潮编的文言故事和小品选《昭代丛书》，但直到1833年才进行重刻。另一个例子是周亮工(1612-1672)的书信选《尺牍新抄》，该书首次刊刻于康熙早期，乾隆年间重刻，但被禁，最后在道光年间重新刊刻。
禁书制度松动不可能是乾隆末期小说刊刻增长的唯一原因，需求量肯定也刺激了刊刻数量的增加。例如，1791年《红楼梦》的刊刻引发了数种续书，到嘉庆和道光年间仍被不断重刻。在1791年初刻本出现时，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续书，但随后续书开始激增。第一部续书《后红楼梦》作于1791年至1796年间。紧随其后的有四部续书：有两部都名为《续红楼梦》，一部三十回，一部四十回；另两部为《绮楼重梦》和《红楼复梦》。所有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05年。这五部早期的续书奠定了后来者的基调，无论在启发后期续书中的特征，还是在体现对于女性人物和读者的普遍的高度关注上(此处下文还有论述)，都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另外四部续书出现：《红楼圆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这些书的刊刻都不迟于1824年。1824年后，《红楼梦》续书就很少了。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出现任何存世的续书，虽然另一部《红楼幻梦》出现于1843年。这些续书中的很多都被重刻，有些达十多次。
大量续书出现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读者对《红楼梦》的结尾不满意。在小说中心的三角恋爱中，主人公(或反英雄)宝玉被哄骗与宝钗成亲，虽然他也爱宝钗，但远远不及爱女主人公黛玉。更糟糕的是，一场残酷的诡计使宝玉失去了黛玉：因为在婚礼中新娘的脸被蒙住，新郎事实上以为他是与黛玉成亲。这些事件随后导致了黛玉的死和宝玉的出家。所有续书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弥补对情感 的伤害和这场悲剧，让死去的女性复生，让主人公与新生活和解，或用其他方式。另一个导致读者失望的原因是贾家的逐步衰败，这是小说围绕的中心。大多数续书在责怪他们走向毁灭的自我放纵之时，也找到某种方式以挽回贾家的运数。
二、发行模式
也有证据表明小说的发行模式在鸦片战争时期得到扩张，而这正是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引进新的印刷技术和现代运输网络之前。此处的重点是两部作品：中国小说《镜花缘》和传教士小说《两友相论》(The Two Friends)，两部发行量都比较大。
(一)《镜花缘》
李汝珍(1763-1830)的小说《镜花缘》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对小说出版和发行过程的浓厚兴趣。更确切地说，李汝珍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身份相对于这部小说中展示的学识水准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显然，有些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赚钱，但对《镜花缘》这样的“学者小说”来说，其写作似乎本不应有商业考虑。《镜花缘》的刊刻史可以粗略分为两个阶段：最初的一些版本刊刻于1817年至1832年间，这一时期是小说生产的形成期；第二阶段是这些版本中的某一种重刻或新刻的时期。
第一阶段刊刻的六种版本的时间有混淆之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初刻。第一和第二份草稿是在李汝珍的家乡板浦完成的，板浦在江苏北部盐产地海州附近。小说刊刻时，李从板浦来到几百里外的苏州。与板浦和海州不同的是，苏州是中国现代之前重要的刊刻业中心。1818年，一个修订版在苏州刊刻，但这可能不是第一版，它可能与1817年版出现于同一时期。1817年版显然是对手抄本的一个早期草稿的盗版，盗版出现的地点是南京，可想而知的是李汝珍被此触怒。1818年版本有李的连襟海州许乔林(署名梅修局士石华)和杭州洪棣元的序文，还有6种题词(包括一名女性朱玫的题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817年版本没有附录其他文字。
2、1821年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在李的监督下于1821年在苏州刊刻的。它与前一个版本有同样的序文，但增加了8种题词，在总共14种题词中，有4种由女性所作(朱玫、徐玉如、钱守璞、金若兰)，还有10名男性。但是，这个版本刊刻不精，一些题词不清晰。不过，许祥龄在小说末尾的疏解首次出现在这个版本中。
3、1828年版本。1828年，著名出版商芥子园出版了另一个版本，地点很可能是广州。由于没有见到这个版本，关于此版本有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1830年和1832年版本的序文中，还有广州麦大棚作于1829年的序文。麦提及在一个书塾(或书坊?)——张子燮亭书塾中首次发现这部小说，并听说芥子园于1828年刚刚刊刻一个版本。正如1830年和1832年版本在广州刊刻一样，很可能1828年版本也首次出现在那里。和1821年版本一样，1828年版本经过了作者本人的修订。1828年版本共有14种题词，都清晰可读，此外还有许乔林和洪棣元的序文，许用的是原名。
4、1830年版本。1830年，广州芥子园推出另一个版本，附上了谢叶梅的108幅精美绣像。和麦大鹏一样，谢来自广州。此次附加的还有绣像作者作于1830年的序文，以及麦大鹏作于1829年的序。这些序文提及麦大鹏曾把这部小说介绍给谢叶梅。在其他方面，这一版本沿用了1828年版本。
5、1832年版本。1832年，另一种芥子园版本出现，附上了全部108幅绣像(根据目录学家大塚秀高的研究，1830年版本无意中遗漏了第22幅绣像)，只有3幅绣像描绘了女性，包括武则天(625-705)，上官婉儿(6647-710)和100名女应试者。
如前所述，李死于1830年，这意味着他可能从未见到任何一套谢的精美绣像。另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李(可想而知仍然住在海州)怎样能够主持1828年很可能刊刻于广州的版本。显然，其中要涉及书信和旅行。这些信息使我们可以推测，李希望以最佳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销他的巨著。可以设想，他担心家乡的市场有限，于是转向比板浦更具前景的出版中心苏州，而最终确定于广州刊刻。
李汝珍穷困潦倒。从小说的各种题诗中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包括孙吉昌的题诗，其中写道“老大仍驱饥”，但用一个成语总结，这部小说会洛阳纸贵。此诗进一步评论道，作者对其事业的高度投入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他的时代对其作品的认同。这些信息指出了李的兴趣不但只是名声，还在于通过作品赚钱。它们还表明为了扩大利润，广泛刊刻作品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一兴趣也是促使他把作品投入以苏州和广州为中心的广大出版网络中去的原因。
结果是《镜花缘》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广为发行，1840年后流传就更为广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销量的增加是《镜花缘》刊刻史第二阶段的结果，当时全本(包括夹注和绣像)的重刻和新刻大量出版。大塚秀高针对现存中国小说的书目开列了约二十部这样的作品(除去1828年版本)，而《小说书坊录》中列出了约三十五部，包括1828年版本。后期的刊刻地点包括上海，版本包括石印和木刻，虽然刻印的种类并未总是标明。至少后期版本中的十三种出现在上海，有些由著名的书坊如扫叶山房(19世纪晚期扫叶山房总号设在上海)和点石斋刻印(石印本有新绣像和王韬的序言)。市场销售本身可能说明了《镜花缘》相当大的销售量与反复重印有关，但假如读者没有从小说和绣像中得到愉悦或受益，并且要求更多的印数，小说当然也不会有好的销量。
(二)《两友相论》
传教士对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观察为研究这一时期读者对小说需求的程度提供了第二种视角。首先，传教士的策略不仅来自于他们在中国的经验，也来自在印度的经验，因此它们并不必然适合中国的实情，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人强烈喜爱小说。Charles Gutzlaff(1803—1851)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早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就非法进入中国，当时是在鸦片战争数年之前。这位传教士以赞同的方式指出了中国人对于阅读的兴趣，他在1834年赞许地把中国人与“伊斯兰教徒甚至印度教徒”相比。他写道：“在这里我们见到一个阅读的民族，相比较而言，他们不带偏见，愿意倾听真理。”但是，Gutzlaff对于中国人对小说的热爱并没有同样的好感。他于1838年写道：“政府禁止出版这些淫书(小说)；但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刺激着人们的堕落欲望，人们更加狂热地阅读它们。事实上，Gutzlaf是最早广泛阅读中国小说，并把它们介绍给其他传教士的外国人之一，也是最早用中国小说的写作方式解释基督教义理的人之一。
这些只是很多迹象中的一部分，表明传教士非常希望以颠覆的方式去接触精英阶层以下的读者，以传播他们的教义。尽管Gutzlaff说过“堕落欲望”这样的话，但传教士仍希望利用小说强大的吸引力和随之而来的效用作为其思想宣传的工具。他们通过多方努力把熟知的中国文本如《三字经》借为己用，就是同种策略的另一个例子。
韩南(Patrick Hanan)建议人们把传教士所写的一些类似小说的作品看成中国小说的一个分支，尽管这些作品以基督教为内容。正如韩南、Daniel Bays和其他一些人指出的，这类作品 最有名的也许是米怜(William Milne)的《两友相论》。据说，由于这部作品独特的对话方式，它格外被中国读者接受。在对话中，一个朋友用温和而并非说教的方式向另一个解释基督教的道德。在第二个朋友的思想与新思想冲撞时，他的内心独白为小说提供了较强的戏剧性和吸引力。对中国传统刊刻材料、方法和传统纪年的运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在中国读者中被广泛接受。
根据韩南的研究，《两友相论》至少有30个版本，都由基督教出版社出版，时间在1819年首次写成于马六甲时和1886年之间。这些版本在香港和南方其他的通商口岸刊印和重印，包括福州、厦门、上海和宁波。它们以木刻和凸版形式出现，虽然凸版似乎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标准形式。不同版本的文本不是统一的，题目并不总是一样，甚至结尾也有变化。作者的署名有时是修订者，而不是米怜。但就语言而言，多数版本基本一致：它们以“轻度文理”写成，即简单的文言，不使用不规范的语言和典故，语言比《镜花缘》简单得多。为方便研究，把所有基于米怜原作的书都归于《两友相论》的标题之下。
与《镜花缘》一样，《两友相论》的早年历史与起源于通商口岸并以机械化印刷过程为标准的后期历史混合在一起。在这两个例子中，有证据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数十年中，机械化出版和全国范围内的发行已经准备成熟。显然两部作品之间有不少尖锐的差异，但它们从前现代进入现代出版发行模式中的轨迹则显示出重要的共同点。
乾隆晚期对小说的查禁松动，小说需求增加。与此一致的是，这些更为广泛的发行模式不能仅仅归因于印刷技术的改变，这些模式还可能受到了两种重要因素的影响：大运河的淤塞，以及由此带来的19世纪中期向江海运输的转移，还有蓬勃发展的鸦片贸易。人们认为上海作为商业中枢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大运河的作用变得不那么重要，扬州趋向衰落，这可能意味着古老的集中于大运河和杭州、苏州等枢纽城市的通商路线也在衰落中。虽然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更为迅速，但在此之前它也并非不存在。当西方人被局限于广州一地之时，城市内外的船运交通和邮件频繁增加，这可能促进了《两友相论》的发行。对《镜花缘》刊刻历史的研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中文小说也受到了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至少有五部《镜花缘》的早期版本在广州刊刻。这不意味着广东读者尤其热衷阅读李汝珍的小说(虽然小说的背景设在那个城市可能吸引了一些读者)，而可能意味着考虑到新的交通模式，在广州刊刻并以水路运输到其他地方是最经济的做法。
三、国际性
19世纪早期的小说也反映出一种新的偏好，即把背景置于中国(或晚清帝国)的不同区域，或把中国看成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在这方面，《红楼梦》的续作格外显著。通常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续作在哪里刊刻，但有时我们会知道它们的写作地点或作者籍贯。大多数早期的续作源自长江三角洲地区，但《红楼复梦》(1805)的作者是一名广东男性(他的妹妹帮助修订)，1814年的《红楼圆梦》的作者具有满族血统。此外，围绕小说母本产生的众多评点著作的作者来自安徽和桂林。
大多数续作的故事发生地点遍布中国，包括边境，有一些涉足域外。因此，四十回的《续红楼梦》把故事地点放在暹罗，《增补红楼梦》的一部分发生在哈密和吐鲁番，《红楼复梦》描写了琉球群岛的海盗，《红楼圆梦》包含了一些欧洲人物，《红楼幻梦》描写了苗族的女武士，与越南人和其他“野蛮”恶人有关的情节出现在《绮楼重梦》中。当域外场景出现在小说中时，通过描写贾府为清朝抵御外敌而从正面表现贾府，这似乎是为了弥补《红楼梦》中这些人物的自我沉迷。这种广阔的地域使人联想起《镜花缘》，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镜花缘》的场景主要在中国以外。而在想象的土地上，它也与《红楼梦》形成对比，后者几乎从未摆脱以北京的贾府为中心，也没有以国际化的词汇进行思考。
是什么促使这些国际性的迹象产生?我们对这些小说的作者所知甚少，因此对这个问题只能推测，但贸易路线的形态变化和外国人在广州的出现很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吸引女性读者
第四个变化是作者和刊刻者越来越努力地把女性包含在预期的读者中。这一变化当然没有影响所有的小说，但在诸如李汝珍的《镜花缘》、侯芝编的弹词和《红楼梦》的一些续作中，都可以发现证据。我们可以想象的不仅是女性阅读这些作品，如同在17世纪才子佳人小说中看到的情形一样，而且小说本文和夹注中也都提及了女性读者，表现出有意靠拢这些读者的意图。
《镜花缘》中由女性所作的四篇题词从内容而言并不引人注目，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汝珍首先要求她们题词。四位女性中，一位是知名诗人，一位可以在现有文献中找到生平事迹，而另两位仅以题诗而为我们所知。据悉，包含此类题词的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尚属首次。考虑到李汝珍对市场的高度关注，他索求这些题词意味着女性读者是他所希望吸引的广大读者群中的一部分。显然，他的刊刻者也有同样的看法。此外，李汝珍的情节围绕着女性展开，《镜花缘》是一部关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幻想作品，其中女性被允许参加和通过科举考试。
这部小说对女性的着力描绘本身并不意味着李汝珍试图用虚幻的女性代表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对于她们是否是失去权力的男性的隐喻，学者们尚有争论。至少有一位学者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一两个“女孩”在数学上的惊人才能可能是对科举考试中缺乏数学的嘲弄。即使我们不否认任何一种可能性，仍然很有可能的是，题词暗示了某种“女性的，，评论，仅从李汝珍认为这些题词的女性及其他女性有能力阅读其小说来看，我们就可以得知这一点。此外，他必然意识到，假如他的小说中没有女性读者能够认同的人物，她们就不会阅读更不会欣赏他的作品。凑巧的是，他的四位题词者中有两位明确指出《镜花缘》使她们体验到了如阅读《红楼梦》一般的乐趣，而在《红楼梦》中也有才女这类角色。
第二个例子在侯芝编的弹词中。侯芝与李汝珍几乎是同时代人，虽然她住在南京，不可能认识李汝珍。弹词的形式不止一种，但侯芝创作的是韵文叙事体，主要针对女性读者。这种针对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对女性角色的着意强调、似乎是女性的叙述者直接对女性读者说话，以及在《锦上花》这仅有的一个例子中七位女诗人的题词。侯芝比李汝珍更让我们看到刊刻者对市场销售过程的介入。侯芝刊刻的作品之一——陈端生(1751-1796)《再生缘》(很可能作于18世纪晚期)倡导的立场，即女性可以(在想象中)取得科举功名并获得政治权力是侯芝所反对的。作为一位知名女诗人，侯芝声称她是应刊刻者的要求为《再生缘》作序，后来才得知弹词的内容。侯芝解释道：“未及告成，而坊中以原本索序，予以欲却人求，乃为缀数言卷首，不料梓出阅之。”@她后来写了两部新弹词以求挽救名声。与李汝珍相比，侯芝表现出两方面的不同：作者是女性，并且作品首要的预期读者也是女性。同时，与李汝珍一样，侯芝的作品表明女性被看做是合格的读者。从侯芝的诗中，我们还得知是一种对声望的渴求促使她在长期写作诗歌以后重 新回到弹词创作。诗曰：“学笃渊源知有得，人传柳絮恐无期。不如填作弹词唱，还得生花笔一枝。”
与李汝珍的女性题词者一样，侯芝希望靠拢女性读者群，她的刊刻者对此也充满热情，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女性逐渐被纳入当时的读者市场中。确实，女性弹词这种文体及其在19世纪初期的蓬勃发展是女性读者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标志，更有趣的是，一些弹词甚至表现出了对国际的关注。
《红楼梦》及其续作也可以看做是影响女性的证据。小说母本对女性读者是有期待的，因为它塑造了非常生动的女性形象，对她们也寄予了深切同情(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作者是男性，小说的中心观念也是男性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大约在1791年首次出现之后立刻对女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于续作，很多都在序言里提及《红楼梦》几乎妇孺皆知。其中，《红楼复梦》尤其期待女性读者，从作者妹妹所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作出这一推断。序言批评了男性和女性阅读《红楼梦》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这一事实：“普天才子，作如是之达观；绝世佳人，唤奈何于幽恨。爱由心造，缘岂天悭。斯则情之所钟，即亦梦何妨续。”这一评论表明这部特定续作的全部或部分的写作考虑到女性读者。最终，读者会成为作者。但在最初的一批续作出现数年以后，才有了由女性创作的续作，其中的第一部——1844年前出现的《红楼觉梦》没有保存下来，直到1877年，女诗人顾太清(1799-1877)的《红楼梦影》才最终出现。
在中国的传教士用了很大努力教中国女孩和妇女学习阅读，声称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出版活动和创办学校在争取女性文化的合法性和提高女性文化水平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教士的教育通常针对完全或几乎不识字的穷人，当然这确实对识字率的提高起到了作用。但是，以上引用的证据表明中国小说作者和刊刻者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考虑到女性读者，他们针对的读者显然是上层社会中已经拥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女性②。这种新兴的向女性读者的靠拢有多种原因，但《红楼梦》在女性中的风行，无疑提醒作者和刊刻者注意这一巨大的潜在读者群。可能袁枚(1716-1798)和其他文人努力教育女性和鼓励她们写作，也表明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且有利可图的小说消费群体。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乾隆以后的数年间向女性读者的靠拢，意味着早在传教士努力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之前，女性读者的数量很可能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五、结论：肥沃的土壤上
在本文讨论的四种方式中，乾隆晚期、嘉庆和道光年间经历着向晚清模式的转变，这一模式后来被描绘为现代性。首先，小说成为刊刻业中逐步增长的领域，这不是由于西方人对这种文学样式的偏好，也不是由于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的领导，而是由于禁书制度的减弱和对这一样式的兴趣激增等一系列因素。其次，发行模式也在变化中，当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发行已成为可能，主要集中于苏州和广州等地，远在上海的现代崛起以前。这种“全国的”眼光可以从李汝珍刊刻《镜花缘》的途径和传教士的写作中看出。再次，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的自我意识随着小说画面渐趋国际化而变得更具相对性。李汝珍把中国写成诸多国家中的一个，这正印证了传教士的写作，虽然李汝珍的“国际”世界是想象中的，当然他也没有宣扬基督教。本文讨论的一系列《红楼梦》续作为这种扩展的视野提供了更好的例子，尤其是把这些续作与没有表现出国际视野的《红楼梦》对比。最后，乾隆时期的最后数年和鸦片战争之间的小说明确希望吸引女性读者，这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固然也刺激了女性读者的增长，但在当时更重要的是，女性开始明显成为一些小说所针对的读者，甚至最终女性自己也写出了小说，其原因仍然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四种结果的出现都不会晚于道光初年。
这些变化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将在晚清发展的模式。但由于西方向相似方向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我们容易忽视本土的发展，将其视为受西方(尤其是传教士)启发而产生的变化。这一观点并未否定这一事实：机械化为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这些变革的种类，芮哲非等人已有讨论，但本文描述的变化意味着，标志上海现代性的某些潮流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当我们假定现代潮流以上海为中心，并对其进行任何研究时，这些研究都应该在本文勾勒的19世纪早期变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