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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日本几乎没有人穿和服了，因为民间传统纺织工艺早已失传。尽管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法，将一些传统工艺的传承者或其集团认定为“人间国宝”，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认定为人间国宝的传统纺织工艺大师，所掌握的只不过是传统技艺的一部分，并且已经极度商业化。相比之下，在中国贵州，苗族的传统纺织工艺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无论织染还是刺绣，都是苗族妇女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苗族人与纺织，或者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早已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变革当中，几乎没有人关注苗族的传统纺织工艺，甚至很多人对贵州和苗族都不了解。我的母亲鸟丸贞惠年轻时一直致力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苗族纺织工艺，她深知保留这一传统文化的重要，于是单枪匹马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只为记录苗族纺织工艺。
我跟随母亲行走全贵州近20年，愈发领略到苗绣的美，即使路途再险，工作再繁琐，也从未想过放弃。当身体和精神的承受力接近极限时，母亲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为自己鼓劲儿：我们做的工作，现在的人们还不知道有多么重要，可能100年后才会被肯定、被赞扬，因为100年后，这些传统工艺很可能已经失传。
不能让苗绣就此消失
我从25岁开始踏上寻找苗绣的漫长旅途，近20年来，探访的苗族村寨超过180个，大部分都已去过多次。可以说，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苗寨。
我与苗绣结缘，要归功于我的母亲鸟丸贞惠，她曾经是一名政府公务员，负责保护日本传统纺织工艺。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手工艺与其他国家相关文化的联系，她经常出国，四处走访。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中国贵州，惊叹于这里丰富的纺织工艺与文化：苗族人的服饰、手帕、腰带精美至极，织布、蜡染、刺绣等古老民间手艺也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那时起，贵州成为了母亲魂牵梦萦的地方，工作之外的时间，她几乎全部用来研究苗族纺织工艺。
母亲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她担心这些传统手工艺会因社会现代化而日渐消失。
1985年，母亲正式启动了苗族纺织工艺的田野调查计划，全部由她个人出资。当时贵州还没有飞机可以直达，母亲已过不惑之年，交通闭塞的山路，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翻山越岭找苗寨不是难事，但有时千方百计地进去了，却并没有想看的东西，常常白跑，这很令母亲沮丧。母亲听不懂中文，更不用说苗寨的土语了，直到现在我都难以想象母亲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目睹母亲整日不休不眠地整理苗族纺织工艺资料、绘制草图，敬佩之余，也很担心她的身体。寻访苗族传统织绣是一项大工程，母亲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但是又不可能让她放弃，于是我决心陪她一起研究。
苗绣背带传递的情感
纺织、刺绣或蜡染，是苗族人评判妇女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择偶和婚姻生活。于是，苗族的妇女们在女儿“初长成”之时便开始教她们刺绣，一边绣一边给她们讲述成家的幸福和苦恼。
刺绣的关键是针法，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文字资料，我和母亲只能实地考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来记载苗绣的工具，只有纸、笔和一台胶片相机。回到日本后，我们马不停蹄地整理照片、笔记，为了确保内容无误，有时还要亲自做试验。
刺绣不可能瞬间完成，加之苗族分支庞大，对每一种绣法的考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次访问某个村寨的时候，会大致了解这里既存的纺织、刺绣技术，然后再寻找技艺好、容易沟通的妇女，询问她们做活的时间，并和她约定下一年再来看整个刺绣过程。因为种种原因，有时一次寻访只能看到其中的几个步骤，只好多次前往，很可能一连持续数年。
对苗族姑娘来说，初次刺绣是从婴儿用的背带开始的。6年前，我在凯里市附近的翁项村集中调查当地的堆绣，一位姓潘的苗族妇女拿给我一条背带，是她少女时代的作品，绣了整整3年。潘女士跟我讲起结婚那天，当她意识到马上要嫁去10多公里之外的寨子时，忽然像小女孩一样放声大哭起来，她母亲也在一旁默默落泪。人当然还是嫁过去了，一晃几年，孩子早已经满地跑了，可是那条背带还被她仔细地保存着。“为什么不卖掉换钱？”潘女士不停地摆手：“背带是孩子的分身，绝对不能卖掉，如果卖掉的话，孩子的将来就会不幸。”在苗寨，世世代代都是母亲给孩子做衣服，过程很长，母亲们不怕辛苦，而孩子们也知道母亲不容易。苗族人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下一代尊敬长辈。纺织技艺，也能完成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传承。
潘女士有一个妹妹，很早就去广东打工了，她想着妹妹总有一天要为人妻、为人母，免不了要绣一条背带作为嫁妆，于是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替妹妹绣起了背带。我在潘女士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学习堆绣，她不到两岁的儿子每天陪着我一起看绣花。潘女士的丈夫非常憨厚、朴实，言语不多，却总是隔三差五地到河里捉来肥美的鱼，他说：“你远道而来，如果我们对你不热情，那么出去打工的妹妹也不会被当地人接受。”后来潘女士也去了广东，留下丈夫和儿子在翁项。我每年都会回去看看那个可爱的小家伙，转眼他已经上小学了，他总说“我有两个妈妈”，而对我来说，能够见到他们一家人，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事。
苗绣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苗族被称为“将文化穿在身上的民族”，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利用服装上的图案来传承民族的历史与信仰。这些文化不仅存在于图案中，也存在于整个工艺过程中。从织染到刺绣，整个制衣过程就是一个苗族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过程。他们知道怎样灵活地从大自然取材并尊重一切生物；他们祈祷风调雨顺，懂得心存感恩。
5年前，我在平寨村认识了一个姓万的苗族姑娘，为了考察苗族织染，与她相处了一段时间。小万曾经在凯里的一个绣花厂打工，但一来工资太低，二来不喜欢现在人们对待苗绣的方式，22岁时便辞掉工作回到家乡，专心绣花。与她同龄的姑娘都已出嫁，小万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在她看来，只要能绣花，生活就是美的。小万每天清晨到寨子里的井口打水，为家人准备三餐，还要喂猪；白天就一边看着自己开的杂货店一边绣花，好像从来不知厌倦。晚上，小万的母亲耕田回来，带回马蓝草，小万便与母亲一起制作染棉布的蓝靛膏。马蓝草需要在水桶中浸泡两三天，然后与石灰水调和，经过沉淀成为蓝靛膏。小万饶有兴趣地跟我分享马蓝草不同种类的分辨方法，还会故作神秘地教我在染制好的棉布上涂蛋清，这样可以使布面闪闪发亮。 我时常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苗绣总是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美，不完全关乎图案。学习服装设计的人都知道，只追求外观美的作品很难给观者带来感动。苗族妇女用手工的方式来织染布料，她们清楚地知道从种植植物、做线到织染需要耗费多久的时间，因而对布料格外珍惜，不论裁剪还是刺绣都会小心翼翼。作者与织物之间的关系如此美妙，诸多感情通过图案流露出来，自然能够打动观者。
考察结束时，小万坚持要把她的针线包送给我做纪念，我收下了。针线包是用纸做的，放着针线、绣花的工具和一些半成品的绣片。小万说这个针线包是她奶奶用过的，因此格外珍惜。她想一辈子都绣花，要绣得比奶奶还好。像小万这样的苗族姑娘不多，不少人很早就离开家打工去了，我无力阻挡她们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我始终想给小万这样的姑娘一些支持，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手术比你的研究安全多了”
并不是每一次访问都能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每一次出发前，我和母亲的心情都很复杂，我们无法预知在哪个寨子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也许有令我们惊叹的织绣物件，也许一无所获，甚至可能遭遇险境。
身处苗寨，有时难免会打扰到原住民的生活，他们的迷信、固执也常常令我们却步。记得在一个苗寨考察时，恰好碰上孕妇分娩，新生儿不幸先天身体残缺，一家人顿时愁容满面。村民们一致认为我和母亲是这厄运的源头，不由分说将我们赶出寨子，不许我们再踏入半步。这对我和母亲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如何保证生命安全。很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在当地故去，这样的意外不可避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贵州还没有多少像样的道路，一趟山路走下来，人都快要散架了。那时候，我和母亲通常早上从贵阳出发，搭乘破旧的客车去凯里，几乎要花掉一整天时间。途中每次亲眼目睹货车或客车翻落进山谷，我们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悲凉。贵州六七月雨水很多，有一次我们从毕节地区的赫章出发去一个小村寨，客车在狭窄的土路上不停打滑，司机开得出了一身汗。还没到村寨，就遇到了悬崖塌陷，整个客车险些跌进山谷，后来我们都不敢再坐车，一路步行。走山路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习惯——崎岖处通常会分开前进，这样即使一个人发生意外，另一个人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即便是现在，高速公路也不那么安全，客车行驶途中时常会遇到横冲直撞的耕地车或牛车，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好在我们足够幸运，无数次深入黔地，从未因交通事故受伤。
其实，每一次去贵州，最担惊受怕的人是我父亲鸟丸芳郎，他对母亲的研究给予了极大支持，却又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幸。我和母亲一直都特别小心，起码要活着回到父亲身边，否则他一定会后悔让我们去那么艰险的地方。20年前，母亲做摘除子宫的手术时，全家人都在安慰她，父亲说的一句话，让我们都沉默了：“这次的手术比你每次去贵州还要安全，放心吧。”
Tips
苗绣的吉祥图案
苗绣的图案阐释了苗族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例如，黔东南地区石坪的头巾使用了十字挑与挑花双面绣的组合, 头巾的中心是神圣的部位，通常装饰以最重要的符号，如鸡脚印、枫树叶等；外围绣着贵州地区各式各样的花草和昆虫，象征富饶的生活；一些图案源自神话，如“蝴蝶妈妈”，寓意生活幸福安宁。
探访苗绣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苗绣被公认为最为精美的刺绣艺术。苗族共有100多个支系，服饰也有一千多种。苗族人将服饰看做是一种地域标识，每个村寨的苗民都以其独特的制衣技艺引以为傲。长久以来，苗族人用精湛的织绣技艺来记录民族的历史与信仰、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国传统四大名绣相比，苗绣被赋予了更深远的内涵和意义，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现存苗族服饰多达200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苗族服饰保存最好的区域，有“苗族服饰博物馆”之称。
苗族独特的价值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美术界关注，20世纪初英国大英博物馆就曾经有人到贵州搜集苗绣，此后，来自各国的学者、藏家陆续驻扎在贵州“淘宝”。80年代初，当一批专门收购苗绣的外地人出现在施洞的苗寨时，极少数有头脑的施洞人闻风而动，开始将苗绣源源不断地“中转”出去。如今，在施洞、凯里等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苗绣集市，摊主一早拖着编织袋，将品相一般的新绣片或者机绣纪念品摆在地上，供游客挑选。不过，在这样的集市上几乎难得看到上好的老绣片，用当地绣娘的话来讲，“好物件都藏在家里，卖一件、少一件”。苗绣的珍稀性让它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一位苗族的朋友十几年前买下的一条百褶裙，当时价格不足百元，现在价值上万。
苗族刺绣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形成多种技法，有些技法十分独特，罕见于其他民族中。据《苗绣·苗锦》一书记录，苗族绣法大致有平绣、锁绣、双线绣、打籽绣、堆绣等多种绣法，纹样多种多样，题材丰富，造型或夸张或幻想，令人悦目。根据刺绣技艺和纹样类型，可以将苗绣大致归为7种代表类型。
苗族人与纺织，或者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早已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变革当中，几乎没有人关注苗族的传统纺织工艺，甚至很多人对贵州和苗族都不了解。我的母亲鸟丸贞惠年轻时一直致力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苗族纺织工艺，她深知保留这一传统文化的重要，于是单枪匹马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只为记录苗族纺织工艺。
我跟随母亲行走全贵州近20年，愈发领略到苗绣的美，即使路途再险，工作再繁琐，也从未想过放弃。当身体和精神的承受力接近极限时，母亲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为自己鼓劲儿：我们做的工作，现在的人们还不知道有多么重要，可能100年后才会被肯定、被赞扬，因为100年后，这些传统工艺很可能已经失传。
不能让苗绣就此消失
我从25岁开始踏上寻找苗绣的漫长旅途，近20年来，探访的苗族村寨超过180个，大部分都已去过多次。可以说，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苗寨。
我与苗绣结缘，要归功于我的母亲鸟丸贞惠，她曾经是一名政府公务员，负责保护日本传统纺织工艺。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手工艺与其他国家相关文化的联系，她经常出国，四处走访。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中国贵州，惊叹于这里丰富的纺织工艺与文化：苗族人的服饰、手帕、腰带精美至极，织布、蜡染、刺绣等古老民间手艺也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那时起，贵州成为了母亲魂牵梦萦的地方，工作之外的时间，她几乎全部用来研究苗族纺织工艺。
母亲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她担心这些传统手工艺会因社会现代化而日渐消失。
1985年，母亲正式启动了苗族纺织工艺的田野调查计划，全部由她个人出资。当时贵州还没有飞机可以直达，母亲已过不惑之年，交通闭塞的山路，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翻山越岭找苗寨不是难事，但有时千方百计地进去了，却并没有想看的东西，常常白跑，这很令母亲沮丧。母亲听不懂中文，更不用说苗寨的土语了，直到现在我都难以想象母亲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目睹母亲整日不休不眠地整理苗族纺织工艺资料、绘制草图，敬佩之余，也很担心她的身体。寻访苗族传统织绣是一项大工程，母亲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但是又不可能让她放弃，于是我决心陪她一起研究。
苗绣背带传递的情感
纺织、刺绣或蜡染，是苗族人评判妇女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择偶和婚姻生活。于是，苗族的妇女们在女儿“初长成”之时便开始教她们刺绣，一边绣一边给她们讲述成家的幸福和苦恼。
刺绣的关键是针法，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文字资料，我和母亲只能实地考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来记载苗绣的工具，只有纸、笔和一台胶片相机。回到日本后，我们马不停蹄地整理照片、笔记，为了确保内容无误，有时还要亲自做试验。
刺绣不可能瞬间完成，加之苗族分支庞大，对每一种绣法的考察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次访问某个村寨的时候，会大致了解这里既存的纺织、刺绣技术，然后再寻找技艺好、容易沟通的妇女，询问她们做活的时间，并和她约定下一年再来看整个刺绣过程。因为种种原因，有时一次寻访只能看到其中的几个步骤，只好多次前往，很可能一连持续数年。
对苗族姑娘来说，初次刺绣是从婴儿用的背带开始的。6年前，我在凯里市附近的翁项村集中调查当地的堆绣，一位姓潘的苗族妇女拿给我一条背带，是她少女时代的作品，绣了整整3年。潘女士跟我讲起结婚那天，当她意识到马上要嫁去10多公里之外的寨子时，忽然像小女孩一样放声大哭起来，她母亲也在一旁默默落泪。人当然还是嫁过去了，一晃几年，孩子早已经满地跑了，可是那条背带还被她仔细地保存着。“为什么不卖掉换钱？”潘女士不停地摆手：“背带是孩子的分身，绝对不能卖掉，如果卖掉的话，孩子的将来就会不幸。”在苗寨，世世代代都是母亲给孩子做衣服，过程很长，母亲们不怕辛苦，而孩子们也知道母亲不容易。苗族人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下一代尊敬长辈。纺织技艺，也能完成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传承。
潘女士有一个妹妹，很早就去广东打工了，她想着妹妹总有一天要为人妻、为人母，免不了要绣一条背带作为嫁妆，于是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替妹妹绣起了背带。我在潘女士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学习堆绣，她不到两岁的儿子每天陪着我一起看绣花。潘女士的丈夫非常憨厚、朴实，言语不多，却总是隔三差五地到河里捉来肥美的鱼，他说：“你远道而来，如果我们对你不热情，那么出去打工的妹妹也不会被当地人接受。”后来潘女士也去了广东，留下丈夫和儿子在翁项。我每年都会回去看看那个可爱的小家伙，转眼他已经上小学了，他总说“我有两个妈妈”，而对我来说，能够见到他们一家人，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事。
苗绣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苗族被称为“将文化穿在身上的民族”，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他们利用服装上的图案来传承民族的历史与信仰。这些文化不仅存在于图案中，也存在于整个工艺过程中。从织染到刺绣，整个制衣过程就是一个苗族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过程。他们知道怎样灵活地从大自然取材并尊重一切生物；他们祈祷风调雨顺，懂得心存感恩。
5年前，我在平寨村认识了一个姓万的苗族姑娘，为了考察苗族织染，与她相处了一段时间。小万曾经在凯里的一个绣花厂打工，但一来工资太低，二来不喜欢现在人们对待苗绣的方式，22岁时便辞掉工作回到家乡，专心绣花。与她同龄的姑娘都已出嫁，小万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在她看来，只要能绣花，生活就是美的。小万每天清晨到寨子里的井口打水，为家人准备三餐，还要喂猪；白天就一边看着自己开的杂货店一边绣花，好像从来不知厌倦。晚上，小万的母亲耕田回来，带回马蓝草，小万便与母亲一起制作染棉布的蓝靛膏。马蓝草需要在水桶中浸泡两三天，然后与石灰水调和，经过沉淀成为蓝靛膏。小万饶有兴趣地跟我分享马蓝草不同种类的分辨方法，还会故作神秘地教我在染制好的棉布上涂蛋清，这样可以使布面闪闪发亮。 我时常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苗绣总是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一种美，不完全关乎图案。学习服装设计的人都知道，只追求外观美的作品很难给观者带来感动。苗族妇女用手工的方式来织染布料，她们清楚地知道从种植植物、做线到织染需要耗费多久的时间，因而对布料格外珍惜，不论裁剪还是刺绣都会小心翼翼。作者与织物之间的关系如此美妙，诸多感情通过图案流露出来，自然能够打动观者。
考察结束时，小万坚持要把她的针线包送给我做纪念，我收下了。针线包是用纸做的，放着针线、绣花的工具和一些半成品的绣片。小万说这个针线包是她奶奶用过的，因此格外珍惜。她想一辈子都绣花，要绣得比奶奶还好。像小万这样的苗族姑娘不多，不少人很早就离开家打工去了，我无力阻挡她们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我始终想给小万这样的姑娘一些支持，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手术比你的研究安全多了”
并不是每一次访问都能顺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每一次出发前，我和母亲的心情都很复杂，我们无法预知在哪个寨子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也许有令我们惊叹的织绣物件，也许一无所获，甚至可能遭遇险境。
身处苗寨，有时难免会打扰到原住民的生活，他们的迷信、固执也常常令我们却步。记得在一个苗寨考察时，恰好碰上孕妇分娩，新生儿不幸先天身体残缺，一家人顿时愁容满面。村民们一致认为我和母亲是这厄运的源头，不由分说将我们赶出寨子，不许我们再踏入半步。这对我和母亲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如何保证生命安全。很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在当地故去，这样的意外不可避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贵州还没有多少像样的道路，一趟山路走下来，人都快要散架了。那时候，我和母亲通常早上从贵阳出发，搭乘破旧的客车去凯里，几乎要花掉一整天时间。途中每次亲眼目睹货车或客车翻落进山谷，我们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悲凉。贵州六七月雨水很多，有一次我们从毕节地区的赫章出发去一个小村寨，客车在狭窄的土路上不停打滑，司机开得出了一身汗。还没到村寨，就遇到了悬崖塌陷，整个客车险些跌进山谷，后来我们都不敢再坐车，一路步行。走山路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习惯——崎岖处通常会分开前进，这样即使一个人发生意外，另一个人还可以继续进行研究。即便是现在，高速公路也不那么安全，客车行驶途中时常会遇到横冲直撞的耕地车或牛车，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好在我们足够幸运，无数次深入黔地，从未因交通事故受伤。
其实，每一次去贵州，最担惊受怕的人是我父亲鸟丸芳郎，他对母亲的研究给予了极大支持，却又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幸。我和母亲一直都特别小心，起码要活着回到父亲身边，否则他一定会后悔让我们去那么艰险的地方。20年前，母亲做摘除子宫的手术时，全家人都在安慰她，父亲说的一句话，让我们都沉默了：“这次的手术比你每次去贵州还要安全，放心吧。”
Tips
苗绣的吉祥图案
苗绣的图案阐释了苗族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例如，黔东南地区石坪的头巾使用了十字挑与挑花双面绣的组合, 头巾的中心是神圣的部位，通常装饰以最重要的符号，如鸡脚印、枫树叶等；外围绣着贵州地区各式各样的花草和昆虫，象征富饶的生活；一些图案源自神话，如“蝴蝶妈妈”，寓意生活幸福安宁。
探访苗绣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苗绣被公认为最为精美的刺绣艺术。苗族共有100多个支系，服饰也有一千多种。苗族人将服饰看做是一种地域标识，每个村寨的苗民都以其独特的制衣技艺引以为傲。长久以来，苗族人用精湛的织绣技艺来记录民族的历史与信仰、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国传统四大名绣相比，苗绣被赋予了更深远的内涵和意义，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现存苗族服饰多达200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苗族服饰保存最好的区域，有“苗族服饰博物馆”之称。
苗族独特的价值很早就引起学术界、美术界关注，20世纪初英国大英博物馆就曾经有人到贵州搜集苗绣，此后，来自各国的学者、藏家陆续驻扎在贵州“淘宝”。80年代初，当一批专门收购苗绣的外地人出现在施洞的苗寨时，极少数有头脑的施洞人闻风而动，开始将苗绣源源不断地“中转”出去。如今，在施洞、凯里等地散布着大大小小的苗绣集市，摊主一早拖着编织袋，将品相一般的新绣片或者机绣纪念品摆在地上，供游客挑选。不过，在这样的集市上几乎难得看到上好的老绣片，用当地绣娘的话来讲，“好物件都藏在家里，卖一件、少一件”。苗绣的珍稀性让它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一位苗族的朋友十几年前买下的一条百褶裙，当时价格不足百元，现在价值上万。
苗族刺绣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形成多种技法，有些技法十分独特，罕见于其他民族中。据《苗绣·苗锦》一书记录，苗族绣法大致有平绣、锁绣、双线绣、打籽绣、堆绣等多种绣法，纹样多种多样，题材丰富，造型或夸张或幻想，令人悦目。根据刺绣技艺和纹样类型，可以将苗绣大致归为7种代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