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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开始学荷兰文之后，我明白了，过去劝说苏三的话其实是在提醒我自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不管她怎么笑话我不懂生活情趣、不会享受人生，我也严守从小耳熏目染的古训，工作第一，学习（荷兰文）第二，生活打底。
荷兰的节假日特别多。幸亏这些借题发挥、名目繁多的假期节日，我不用挤，就有大把的时间学习荷兰文。跟苏三上了九节课后，她给我留的家庭作业是：写一篇作文。我一提笔就收不住闸了，酿成了一篇错字连篇、文法狗屁不通的荷兰文短篇小说。她读完了把眼睛睁得车轱辘圆，立即找支红笔把我的文字涂改润色了一番，然后摇头晃脑地读我的文章，好一番陶醉，直竖大拇指。
我更是胆大包天，把作文拿回家后，自己又修改了十来次，还请了位中学语文老师再次帮我加工润色。完事后我到报刊亭买了份荷兰最著名的报纸，按照上面的地址，把我的作文寄给了报纸编辑部。刚邮去三天，我就收到回信，是那家报纸读者评论专版的主编写给我的。他邀请我到总部阿姆斯特丹与他面谈。
我们约好在编辑部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他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露露小姐，我嫉妒你。你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你刚学了三个月荷兰文，但你怎能把我们国家的语言掌握得如此地道，下笔如神，人物描写得还这么栩栩如生？我差点从椅子上滑到桌子底下去，他说的是我吗？ 这还没完，主编代表他们报纸的读者评论版向我约稿。五篇专栏文章，一周交一篇，每篇五百荷兰盾。我一心算，如此下去，我就不用教书了。四篇的稿费便是大学老师一个月起早贪黑教授汉语的工资。
从那以后，苏三再怎么笑话我不懂风情、不交男友，我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而且比过去更半夜鸡叫，闻鸡起舞，苦我心志，劳我筋骨，臆想天降大任于我也了。交上去三篇专栏文章以后，报纸告知，不登，原因是我写的不像记者的文章。我心想，正好，俺本来就不想当记者。于是我潜下心来撰写小说。
第一本成书后，我有病乱投医，向十五家出版社投了稿，除了一家来信询问了一下情况便杳无音信以外，剩下的没有一家搭理我。我的拗劲又被勾上来了，接着写。第二本小说一共写了七年，还没付印，书稿就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被11个欧美国家购去了翻译版权。一夜之间，我从马城学校默默无闻的老师，变成了在大街上走路都要给读者和粉丝签名的“著名作家、公众人物、媒体红人”。
重逢
又过了几年，我的另一本新书刚出来时，我到位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主楼一层的书店签名售书。长长的读者队伍总也不见缩短，我累得满头大汗，正想抬头喘口气，突然在队伍中发现了苏三。
那时我们已有七八年没见面了。她大学毕业后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当助教，我留在马城翻译学院教书，业余时间学荷兰文，写荷兰文书。所以那天见面，我们俩欣喜若狂。追踪报道我的记者们看到我和苏三连啃带咬地缠绵，蜂拥而上。我顺势向他们介绍，这就是我的荷兰文老师，我文学创作的领路人。马上便有电视台要采访她。三言两语地打发了他们以后，苏三对我耳语道，露露，祝贺你。你现在满意了吗？你幸福吗？面对一长队等我签名的读者，我没法回答她的问题。而且我知道，她那就不是问题，是排比句，排比反问句。
若干年之后，苏三被授予教授职衔。早在晋级典礼和庆祝会的前三个月，她就驱车从她居住的鹿特丹市来到海牙拜访我，顺便请我在她的就职庆祝会上说几句话。她补充道，如果方便，就做个讲演吧。一般这种私人聚会，我是参加不过来的。但为了苏三，我连考虑都没考虑，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她被授衔那天，来自荷兰各院校的与她同学科的同事，包括院士、教授、讲师、研究员，有兼任领导职位的，有踏踏实实搞学问的，欢聚一堂。苏三向上百号来宾介绍和自己有20余年交情的王露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手拉手走向讲台。我一面讲演，一面看着苏三绯红的双颊， 思绪万千，差点走神。
多年前，苏三曾笑话我工作第一，告诉我荷兰不需要栋梁。现在，我的“工作第一”使她为自己的晋级庆典请来了通常只能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遇见的老朋友。我承认，我没有苏三会享受生活，但我种了辛苦，收获了几颗成功的麦粒。成功能当饭吃吗？这是她母亲当年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成功，苏三怎能因为我出席她的庆祝会而喜形于色？我们俩是该为彼此选择的生活道路而高兴还是难受呢？
福利
讲演后天已擦黑，宴会开始。大家大快朵颐，我只能干瞪眼。苏三的中国情结使她为庆功宴选择了中餐，满堂金发碧眼的荷兰人一律都得现学用筷子吃饭。曾几何时，荷兰的好生活把我的腰围撑得溜圆，但为了在报刊照片和电视屏幕上不像老母猪，我决定节食，晚上不吃饭。宴会间，苏三大老远地从餐厅的另一侧来到我的座位旁。她会意地看着我微笑，连问都不问我为啥不动筷子。因为她知道我向来都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列祖列宗我工作第一，为了媒体我啥都干得出来，保持苗条，挨饿，给摄影记者摆姿势，多冷的天儿也穿袒胸露背的裙子，以为那才时尚。
和苏三一起来到我座位旁的还有一位男士。她向我介绍说，这是她丈夫，汤姆斯。我礼节性同他握手以后把苏三拉到一旁问道，你男朋友呢？她说，早吹了。我说，他现在做啥？自己开律师事务所了吧？她答曰，最新的消息是，他也成家立业了，夫妻俩都领失业金。露露，你还记得我和他一起铺木地板吧？他把那业余爱好当作艺术来从事，除了偶尔帮别人铺地板赚点灰色收入以外，还为他五岁的儿子做木马，为他孩子在马城附近比利时的森林里盖小木屋，夜里躲在木屋里举着望远镜，一直等到凌晨野鹿出来觅食，观察野生动物。总而言之，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环顾四周道：苏三，那他今天来了吗？她耸了耸肩膀道，早和他没联系了，就是想请他来都不知道邀请函往哪儿寄。有关他的消息，她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第一手资料。我还是不放心，便问道，你前男友，堂堂的律师，手心朝上吃救济金？她反击说，你在荷兰呆了这么久了，又不是不了解咱们的福利制度。放心吧，我的旧爱和他太太靠政府养着，日子过得比我和先生这帮打工族滋润多了。弱势就是气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政府帮不到的，你明白的，吃福利的国民办多少事不是免费就是优惠？我们这帮人埋头苦干纯属自愿，后果自负。
环境
苏三崇尚享受，她的前男友更胜她一筹，干脆来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他们照样有吃有喝。我工作第一，玩命三郎，苦尽甜来，有点功名成就的味道，以至苏三在朋友圈一提到我的名字便精神焕发，脸上有光。但我别说小日子了，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谈不上。苏三等人有此生活观是因为这里的福利制度把国民从摇篮伺候到坟墓。我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则和我儿时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紧密相连。哪里有好坏之分？只能说环境决定意识。
但环境也不是绝对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据说半个世纪以前，荷兰人照样夜以继日地劳作。而在今日，中国也开始春节长假、五一长假、国庆长假。这使我再次意识到，无论东方西方，人都是人，一旦条件允许，享受谁还不会？这玩意还用学？
始于2008年的经济萧条，导致欧美诸国国库亏空，在荷兰等欧洲高福利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使政府不堪重负。过去只有右翼党派呼吁削减社会福利经费，现在连左派政党也加入了这呐喊的行列。他们异口同声，力劝坐吃山空的国民振作起来，好歹要试着通过自食其力摆脱依赖救济的被动状态。当然，和祖国同胞相比，荷兰人现在还是注重享受，但苏三前男友还能维持多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日子？恐怕不能指望这规模庞大的福利大厦地久天长了。如果经济继续低迷下去，荷兰人没准有一天会认同我从列祖列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工作第一、享受打底的生活观。老祖宗咋说来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还转。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
开始学荷兰文之后，我明白了，过去劝说苏三的话其实是在提醒我自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不管她怎么笑话我不懂生活情趣、不会享受人生，我也严守从小耳熏目染的古训，工作第一，学习（荷兰文）第二，生活打底。
荷兰的节假日特别多。幸亏这些借题发挥、名目繁多的假期节日，我不用挤，就有大把的时间学习荷兰文。跟苏三上了九节课后，她给我留的家庭作业是：写一篇作文。我一提笔就收不住闸了，酿成了一篇错字连篇、文法狗屁不通的荷兰文短篇小说。她读完了把眼睛睁得车轱辘圆，立即找支红笔把我的文字涂改润色了一番，然后摇头晃脑地读我的文章，好一番陶醉，直竖大拇指。
我更是胆大包天，把作文拿回家后，自己又修改了十来次，还请了位中学语文老师再次帮我加工润色。完事后我到报刊亭买了份荷兰最著名的报纸，按照上面的地址，把我的作文寄给了报纸编辑部。刚邮去三天，我就收到回信，是那家报纸读者评论专版的主编写给我的。他邀请我到总部阿姆斯特丹与他面谈。
我们约好在编辑部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他一见到我就滔滔不绝：露露小姐，我嫉妒你。你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你刚学了三个月荷兰文，但你怎能把我们国家的语言掌握得如此地道，下笔如神，人物描写得还这么栩栩如生？我差点从椅子上滑到桌子底下去，他说的是我吗？ 这还没完，主编代表他们报纸的读者评论版向我约稿。五篇专栏文章，一周交一篇，每篇五百荷兰盾。我一心算，如此下去，我就不用教书了。四篇的稿费便是大学老师一个月起早贪黑教授汉语的工资。
从那以后，苏三再怎么笑话我不懂风情、不交男友，我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而且比过去更半夜鸡叫，闻鸡起舞，苦我心志，劳我筋骨，臆想天降大任于我也了。交上去三篇专栏文章以后，报纸告知，不登，原因是我写的不像记者的文章。我心想，正好，俺本来就不想当记者。于是我潜下心来撰写小说。
第一本成书后，我有病乱投医，向十五家出版社投了稿，除了一家来信询问了一下情况便杳无音信以外，剩下的没有一家搭理我。我的拗劲又被勾上来了，接着写。第二本小说一共写了七年，还没付印，书稿就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被11个欧美国家购去了翻译版权。一夜之间，我从马城学校默默无闻的老师，变成了在大街上走路都要给读者和粉丝签名的“著名作家、公众人物、媒体红人”。
重逢
又过了几年，我的另一本新书刚出来时，我到位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主楼一层的书店签名售书。长长的读者队伍总也不见缩短，我累得满头大汗，正想抬头喘口气，突然在队伍中发现了苏三。
那时我们已有七八年没见面了。她大学毕业后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当助教，我留在马城翻译学院教书，业余时间学荷兰文，写荷兰文书。所以那天见面，我们俩欣喜若狂。追踪报道我的记者们看到我和苏三连啃带咬地缠绵，蜂拥而上。我顺势向他们介绍，这就是我的荷兰文老师，我文学创作的领路人。马上便有电视台要采访她。三言两语地打发了他们以后，苏三对我耳语道，露露，祝贺你。你现在满意了吗？你幸福吗？面对一长队等我签名的读者，我没法回答她的问题。而且我知道，她那就不是问题，是排比句，排比反问句。
若干年之后，苏三被授予教授职衔。早在晋级典礼和庆祝会的前三个月，她就驱车从她居住的鹿特丹市来到海牙拜访我，顺便请我在她的就职庆祝会上说几句话。她补充道，如果方便，就做个讲演吧。一般这种私人聚会，我是参加不过来的。但为了苏三，我连考虑都没考虑，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她被授衔那天，来自荷兰各院校的与她同学科的同事，包括院士、教授、讲师、研究员，有兼任领导职位的，有踏踏实实搞学问的，欢聚一堂。苏三向上百号来宾介绍和自己有20余年交情的王露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手拉手走向讲台。我一面讲演，一面看着苏三绯红的双颊， 思绪万千，差点走神。
多年前，苏三曾笑话我工作第一，告诉我荷兰不需要栋梁。现在，我的“工作第一”使她为自己的晋级庆典请来了通常只能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遇见的老朋友。我承认，我没有苏三会享受生活，但我种了辛苦，收获了几颗成功的麦粒。成功能当饭吃吗？这是她母亲当年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成功，苏三怎能因为我出席她的庆祝会而喜形于色？我们俩是该为彼此选择的生活道路而高兴还是难受呢？
福利
讲演后天已擦黑，宴会开始。大家大快朵颐，我只能干瞪眼。苏三的中国情结使她为庆功宴选择了中餐，满堂金发碧眼的荷兰人一律都得现学用筷子吃饭。曾几何时，荷兰的好生活把我的腰围撑得溜圆，但为了在报刊照片和电视屏幕上不像老母猪，我决定节食，晚上不吃饭。宴会间，苏三大老远地从餐厅的另一侧来到我的座位旁。她会意地看着我微笑，连问都不问我为啥不动筷子。因为她知道我向来都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列祖列宗我工作第一，为了媒体我啥都干得出来，保持苗条，挨饿，给摄影记者摆姿势，多冷的天儿也穿袒胸露背的裙子，以为那才时尚。
和苏三一起来到我座位旁的还有一位男士。她向我介绍说，这是她丈夫，汤姆斯。我礼节性同他握手以后把苏三拉到一旁问道，你男朋友呢？她说，早吹了。我说，他现在做啥？自己开律师事务所了吧？她答曰，最新的消息是，他也成家立业了，夫妻俩都领失业金。露露，你还记得我和他一起铺木地板吧？他把那业余爱好当作艺术来从事，除了偶尔帮别人铺地板赚点灰色收入以外，还为他五岁的儿子做木马，为他孩子在马城附近比利时的森林里盖小木屋，夜里躲在木屋里举着望远镜，一直等到凌晨野鹿出来觅食，观察野生动物。总而言之，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我环顾四周道：苏三，那他今天来了吗？她耸了耸肩膀道，早和他没联系了，就是想请他来都不知道邀请函往哪儿寄。有关他的消息，她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第一手资料。我还是不放心，便问道，你前男友，堂堂的律师，手心朝上吃救济金？她反击说，你在荷兰呆了这么久了，又不是不了解咱们的福利制度。放心吧，我的旧爱和他太太靠政府养着，日子过得比我和先生这帮打工族滋润多了。弱势就是气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政府帮不到的，你明白的，吃福利的国民办多少事不是免费就是优惠？我们这帮人埋头苦干纯属自愿，后果自负。
环境
苏三崇尚享受，她的前男友更胜她一筹，干脆来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他们照样有吃有喝。我工作第一，玩命三郎，苦尽甜来，有点功名成就的味道，以至苏三在朋友圈一提到我的名字便精神焕发，脸上有光。但我别说小日子了，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谈不上。苏三等人有此生活观是因为这里的福利制度把国民从摇篮伺候到坟墓。我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则和我儿时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紧密相连。哪里有好坏之分？只能说环境决定意识。
但环境也不是绝对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据说半个世纪以前，荷兰人照样夜以继日地劳作。而在今日，中国也开始春节长假、五一长假、国庆长假。这使我再次意识到，无论东方西方，人都是人，一旦条件允许，享受谁还不会？这玩意还用学？
始于2008年的经济萧条，导致欧美诸国国库亏空，在荷兰等欧洲高福利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使政府不堪重负。过去只有右翼党派呼吁削减社会福利经费，现在连左派政党也加入了这呐喊的行列。他们异口同声，力劝坐吃山空的国民振作起来，好歹要试着通过自食其力摆脱依赖救济的被动状态。当然，和祖国同胞相比，荷兰人现在还是注重享受，但苏三前男友还能维持多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日子？恐怕不能指望这规模庞大的福利大厦地久天长了。如果经济继续低迷下去，荷兰人没准有一天会认同我从列祖列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工作第一、享受打底的生活观。老祖宗咋说来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还转。
（作者为荷籍华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