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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士大夫和武士集团是分别是近代中日统治阶级的基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均对中日两国发动入侵,西学也随着战争的炮火传播到中日两国,但是士大夫和武士阶层对待西学的态度却存在巨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即这两个阶层在中日两国所处地位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关键词:士大夫、武士、西学、地位
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其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笼络人才、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中国科举制度向社会各阶级开放,没有身份等级限制,并一直以公平竞赛、机会平等的原则吸引着社会广大民众,科举考试无不成为当代读书人为追求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踏脚石。严复归国之后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不甘心满怀壮志而无报国之路,因而便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但是,三十二岁的严复从1885年开始一直考到甲午战争前,连续考了四次却屡次不第,最后经李鸿章的引荐,严复最终以“以道员遇缺前先选用”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将全国各地区、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使广大士大夫成为封建王朝的卫道者,在近代虽然封建王朝遭受西方烈火的猛烈冲击但也没有立刻分崩离析,顽固腐化的士大夫阶层成为阻碍中国学习西方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据此,1915年,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中猛烈地抨击士大夫阶层道:“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作为清政府的智囊团,封建愚昧的士大夫阶层大都贪迷享乐、毫无社会责任感,为民众所指责唾弃,最终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下逐步消失在历史舞台,不能为国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清政府带来任何新的转机。
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度,封建门阀等级制度森严,其官职的大小与其所处的家族门第等级的高低相对应,高级官职更是为大的门阀氏族所垄断,而且并未存在如科举制不分门第等级的人才晋升考试制度。因此,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一般中下级的武士生活穷困潦倒,即使是那些很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也不能进入统治阶级高层。伊藤博文原本出生于贫民家庭,因其父被下级武士伊藤家收为养子,遂改性伊藤并承袭武士封号,但是其生活依旧十分贫困,其只得寄宿于寺院,并在藩士家做侍童。为了改变自身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要推翻等级身份制度严格的幕府统治。在19世纪30一40年代,地处日本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等藩的武士集团奋起改革,他们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工商业和一些军工企业等一系列政策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日益走向幕府统治的对立面,成為旧制度的摧毁者和新制度的促成者。对西学的进一步引进和发展创造了新的环境,使其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传统文明的优越性使封建王朝一直固守“夷夏观念”,在见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之后又产生了“西学中源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文明国家,其他国家地区的文明都是起源于中国。1849年2月,林则徐在接到12艘英船将要抵达广东洋面的报告时十分怀疑,并清王朝自古以来作为天朝大国,即使是西方蛮夷之国入侵也最终是以失败告终,认为其并不为惧。这边充分表明当时“以夏治夷”的传统思想对清王朝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影响。虽然近代以来清王朝始终战败的现实使许多士大夫阶层被迫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但是他们依然不把西方国家视为与中国平等的国家,如:清政府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前一直称“洋”为“夷”,之后迫于各国的压力才对其更改。严复通过倡导“天演论”,大力批判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集团,他认为“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弊,昭然无疑”。当然,该时期也涌现出部分开明的士大夫集团,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极为推崇,但是这些其所倡导推行的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并未根植于清政府的实际,也未真正渗透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士大夫阶层在传统儒学的影响下作为封建礼教和经史之学的产物,其思想必不能突破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其趋于保守、缺乏担当和创新,成为封建传统旧制及思想的卫道夫,其对西学的先天排斥和鄙夷必然不会深入了解西学的内涵,大力传播和发扬西方先进文明。
日本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华夷”史观,但在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这种思想便得到了彻底批判和纠正,“开国论”逐渐掌控了日本的思想界。对西方文化中有利于日本文明发展,便如饥似渴的吸取。武士阶层作为推翻幕府的中坚力量,其必然抛弃以幕府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成为新制度、新思想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为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武士阶层便开始逐步分化,许多人深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开始资产阶级化,成为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也有人成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福泽谕吉等。下级武士集团在幕府统治时期困窘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成为推翻封建旧制和保守思想的推动者,为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对西学的态度差异导致二者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两国的历史进程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皮厚锋.《严复评传》[J]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5册[J]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3]王栻.《严复集》[J]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贺路平,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世界史。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关键词:士大夫、武士、西学、地位
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其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笼络人才、加强思想统治的工具。中国科举制度向社会各阶级开放,没有身份等级限制,并一直以公平竞赛、机会平等的原则吸引着社会广大民众,科举考试无不成为当代读书人为追求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踏脚石。严复归国之后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他不甘心满怀壮志而无报国之路,因而便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但是,三十二岁的严复从1885年开始一直考到甲午战争前,连续考了四次却屡次不第,最后经李鸿章的引荐,严复最终以“以道员遇缺前先选用”因此,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将全国各地区、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使广大士大夫成为封建王朝的卫道者,在近代虽然封建王朝遭受西方烈火的猛烈冲击但也没有立刻分崩离析,顽固腐化的士大夫阶层成为阻碍中国学习西方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据此,1915年,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中猛烈地抨击士大夫阶层道:“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作为清政府的智囊团,封建愚昧的士大夫阶层大都贪迷享乐、毫无社会责任感,为民众所指责唾弃,最终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下逐步消失在历史舞台,不能为国内外危机日益严重的清政府带来任何新的转机。
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度,封建门阀等级制度森严,其官职的大小与其所处的家族门第等级的高低相对应,高级官职更是为大的门阀氏族所垄断,而且并未存在如科举制不分门第等级的人才晋升考试制度。因此,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一般中下级的武士生活穷困潦倒,即使是那些很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也不能进入统治阶级高层。伊藤博文原本出生于贫民家庭,因其父被下级武士伊藤家收为养子,遂改性伊藤并承袭武士封号,但是其生活依旧十分贫困,其只得寄宿于寺院,并在藩士家做侍童。为了改变自身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要推翻等级身份制度严格的幕府统治。在19世纪30一40年代,地处日本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等藩的武士集团奋起改革,他们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工商业和一些军工企业等一系列政策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日益走向幕府统治的对立面,成為旧制度的摧毁者和新制度的促成者。对西学的进一步引进和发展创造了新的环境,使其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传统文明的优越性使封建王朝一直固守“夷夏观念”,在见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之后又产生了“西学中源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文明国家,其他国家地区的文明都是起源于中国。1849年2月,林则徐在接到12艘英船将要抵达广东洋面的报告时十分怀疑,并清王朝自古以来作为天朝大国,即使是西方蛮夷之国入侵也最终是以失败告终,认为其并不为惧。这边充分表明当时“以夏治夷”的传统思想对清王朝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影响。虽然近代以来清王朝始终战败的现实使许多士大夫阶层被迫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但是他们依然不把西方国家视为与中国平等的国家,如:清政府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前一直称“洋”为“夷”,之后迫于各国的压力才对其更改。严复通过倡导“天演论”,大力批判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集团,他认为“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弊,昭然无疑”。当然,该时期也涌现出部分开明的士大夫集团,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极为推崇,但是这些其所倡导推行的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大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并未根植于清政府的实际,也未真正渗透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士大夫阶层在传统儒学的影响下作为封建礼教和经史之学的产物,其思想必不能突破封建传统的束缚,因而其趋于保守、缺乏担当和创新,成为封建传统旧制及思想的卫道夫,其对西学的先天排斥和鄙夷必然不会深入了解西学的内涵,大力传播和发扬西方先进文明。
日本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华夷”史观,但在攘夷运动失败以后,轻视西方的这种思想便得到了彻底批判和纠正,“开国论”逐渐掌控了日本的思想界。对西方文化中有利于日本文明发展,便如饥似渴的吸取。武士阶层作为推翻幕府的中坚力量,其必然抛弃以幕府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成为新制度、新思想的拥护者和推行者,为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武士阶层便开始逐步分化,许多人深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影响开始资产阶级化,成为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也有人成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福泽谕吉等。下级武士集团在幕府统治时期困窘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不断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成为推翻封建旧制和保守思想的推动者,为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对西学的态度差异导致二者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两国的历史进程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皮厚锋.《严复评传》[J]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5册[J]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3]王栻.《严复集》[J]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贺路平,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世界史。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