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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1时左右,日本关西电力位于京都北侧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3号机反应堆实现全面运作,标志着自北海道的泊核电站3号机组5月5日关闭以来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日本全境“零核电”状态终结,同时也意味着自去年3月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停止运转的众多核反应堆拉开了重新运转的序幕。
日本政府之所以顶着民间的抗议声浪,于6月16日宣布重启大饭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为的是减轻企业和财政的压力,保持本国核工业技术的领先。而6月20日日本国会在《原子能基本法》修正案中加入“核能要为国家安全服务”条款,则令周边国家对日本含有开发核武意图的修法感到不安。
拒绝核电,让日本很受伤
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电力供应约三成来自核电,在日本制造业中心的关西地区,核电占关西电力公司总发电量的五成。去年夏天,日本采取强制限电措施,命令大企业实现节电15%的目标。为此,一些公司被迫安装家用发电机自己发电,夜间和周末投产,经营成本随之大幅增加。“限电节电”还殃及商城、餐馆、旅馆等行业。如果日本8月遭遇两年前那样的酷暑,关西地区用电形势将十分严峻,并将进一步波及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夏普公司等业已遭遇亏损的电器巨头。
电力缺口可以通过提高火电厂发电、投资新能源和节约用电等措施加以弥补,但真正能够稳定、低价、持续供电的只有核电。根据美国核能研究所的估计,日本核电成本只有2.03美分/度,煤电、天然气发电和石油发电成本分别是核电的1.5倍、2倍和6倍,也就是说无论使用哪一种石化能源代替核电,日本的电力成本都将上升至少50%,对日本制造业的打击不逊色于任何一次“石油危机”。如果这种局势持续两到三年得不到改善,日本企业将不得不寻求海外发展,而国内产业空洞化造成的失业人数将增加约20万人,最终日本的GDP将被拉低1%~5%。
核电站停止运转,对于电力公司而言是巨额损失,也会给核电站在当地雇工带来影响。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算,如果日本全国50座核反应堆均在2012年度被决定报废,10家电力公司将出现总计约4.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30亿元)的损失。其中东京电力等4家公司将资不抵债。而为了弥补电力不足,2011年燃料进口占了日本总商品进口的33%,导致日本国贸易收支失衡,也是危险信号。
最后,碳排放压力直接拷问日本兑现国际承诺的能力。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日本曾经庄重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5%。然而,关停核电站后,30%的电力空缺不得不由大量的化石能源发电厂来填补,日本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据日本气象厅5月16日公布的消息,岩手县大船渡市的监测点3月、4月的二氧化碳浓度分别达到401.2ppm和402.2ppm(ppm:100万体积的空气中所含污染物的体积数)。这是日本气象厅自1987年开始相关测量以来,首次超出400ppm。如果核电停运、加大火力发电,日本将陷入无法达成《京都议定书》既定目标的尴尬境地。
重启核电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
共同社6月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0.6%的日本人反对重启处于直下型地震断层带的大饭核电站两座反应堆,赞成者比例为39.8%。而7月初率50名国会议员退出执政党的小泽一郎,也以“脱离核电站”作为另立新党三大政策诉求之一。但日本当局罔顾大多数民意的反对,做出支持重启核电站的决断,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重启核电不仅可以拯救日本经济,更符合日本当下的经济政治逻辑。
日本核电技术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近年来,通过资本操作,基本控制了世界核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等关键领域,不仅拥有先进沸水堆技术(ABWR),就连业内较为看好的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实际也是日本拥有,除欧洲压水堆EPR和俄罗斯压水堆之外,日本已成为国际上核电产业的实际寡头。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大力“推销”其核电技术,并取得一定成绩,日本正在变成一个21世纪的“能源出口”大国。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经济产业省还雄心勃勃地在其主导制定的2010年“能源基本计划”中,将发展核能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报告称2010~2022年将投入运转14座新核电机组,届时日本全国共计67座机组,发电总量达68060万千瓦。日本是企业王国,国家政策向来以能否给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指针。福岛核泄漏之后,日本电力公司认为,只要有技术、有正在运营的核电站,他们就能向世界各地的核电站输出技术并负责维修保养,而一旦零核电在日本蔚然成风,他们担心,日本的核电技术将丧失领先地位。
核电在日本已经走过了20年的快速发展历程,各大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放弃核电,意味着相应的设备都要报废。要减少电力公司因“弃核”而造成的损失,日本政府必须对现有核电设备进行估价和收购。而灾后重建融资已经让日本政府负债累累,甚至不惜大举出售国有资产以解燃眉之急,如果再让政府收购核电设备,这对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来说难以承受。
在日本地方政府眼里,“弃核”会减少其财政收入。按照规定,日本政府需要将电费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电站所在地的政府和居民,这部分补贴在日本被称为“电源三法补贴”。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能源厅的测算,一座135万千瓦的核电站,其生命周期约为45年(10年建设,运行35年),这45年中向当地政府和居民提供的电源三法补贴为1664亿日元。以这一次的重灾区为例,福岛县和宫城县接受的电源三法补贴分别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8%和8.1%,如果完全废除核电,势必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一定的影响。
重启核电站,日本还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深度考量。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为了拓展日本市场,允许日本发展核技术,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不断在核能技术开发上加大投入。虽然国际社会公认,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核武器原料,研制技术早就成熟,计算机模拟技术也十分发达,缺少的只是核武器的实地试验。换句话说,一旦日本政府认为有发展核武器的必要,即可在短时间内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曾扬言:“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研发核武器,核电站是重要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向声称无心核武,却从不轻言放弃核电的奥秘所在。
推动核电安全技术升级
日本福岛核事故让全球陷入反思,德国计划10年内完全弃核,我国也暂停了审批项目,并立即展开核电站安全大检查和核电标准的重修。但在福岛事故一周年前后,美国政府决定开建沃特核电站,英国也决定在2050年前重建22座核反应堆,而从不久前国务院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看,我国也将很快启动核电项目的审批程序。据悉,中国重启核电后,计划到2020年核能发电量达600亿瓦,这将使中国的核反应堆数量赶上法国。
中国核电发展快,起步晚,运行经验只有不足140堆年,仅为世界的1%。我国目前运营的核电机组基本上源于上世纪80年代引进的法国技术,当时针对设计基准事故的安全措施同样无法抵抗与日本3·11同等级别的地震及海啸的复合灾害。因此,在推动核电安全技术升级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我国核事故应急体系及能力的规划和建设,在选址、设计、施工、运营全过程落实现行的核安全法规,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填平信息披露鸿沟。中国核电业只有在阳光下重启,在阳光下发展,才能避免对核电的恐惧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产。
日本政府之所以顶着民间的抗议声浪,于6月16日宣布重启大饭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为的是减轻企业和财政的压力,保持本国核工业技术的领先。而6月20日日本国会在《原子能基本法》修正案中加入“核能要为国家安全服务”条款,则令周边国家对日本含有开发核武意图的修法感到不安。
拒绝核电,让日本很受伤
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电力供应约三成来自核电,在日本制造业中心的关西地区,核电占关西电力公司总发电量的五成。去年夏天,日本采取强制限电措施,命令大企业实现节电15%的目标。为此,一些公司被迫安装家用发电机自己发电,夜间和周末投产,经营成本随之大幅增加。“限电节电”还殃及商城、餐馆、旅馆等行业。如果日本8月遭遇两年前那样的酷暑,关西地区用电形势将十分严峻,并将进一步波及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夏普公司等业已遭遇亏损的电器巨头。
电力缺口可以通过提高火电厂发电、投资新能源和节约用电等措施加以弥补,但真正能够稳定、低价、持续供电的只有核电。根据美国核能研究所的估计,日本核电成本只有2.03美分/度,煤电、天然气发电和石油发电成本分别是核电的1.5倍、2倍和6倍,也就是说无论使用哪一种石化能源代替核电,日本的电力成本都将上升至少50%,对日本制造业的打击不逊色于任何一次“石油危机”。如果这种局势持续两到三年得不到改善,日本企业将不得不寻求海外发展,而国内产业空洞化造成的失业人数将增加约20万人,最终日本的GDP将被拉低1%~5%。
核电站停止运转,对于电力公司而言是巨额损失,也会给核电站在当地雇工带来影响。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算,如果日本全国50座核反应堆均在2012年度被决定报废,10家电力公司将出现总计约4.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30亿元)的损失。其中东京电力等4家公司将资不抵债。而为了弥补电力不足,2011年燃料进口占了日本总商品进口的33%,导致日本国贸易收支失衡,也是危险信号。
最后,碳排放压力直接拷问日本兑现国际承诺的能力。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日本曾经庄重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5%。然而,关停核电站后,30%的电力空缺不得不由大量的化石能源发电厂来填补,日本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据日本气象厅5月16日公布的消息,岩手县大船渡市的监测点3月、4月的二氧化碳浓度分别达到401.2ppm和402.2ppm(ppm:100万体积的空气中所含污染物的体积数)。这是日本气象厅自1987年开始相关测量以来,首次超出400ppm。如果核电停运、加大火力发电,日本将陷入无法达成《京都议定书》既定目标的尴尬境地。
重启核电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
共同社6月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0.6%的日本人反对重启处于直下型地震断层带的大饭核电站两座反应堆,赞成者比例为39.8%。而7月初率50名国会议员退出执政党的小泽一郎,也以“脱离核电站”作为另立新党三大政策诉求之一。但日本当局罔顾大多数民意的反对,做出支持重启核电站的决断,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重启核电不仅可以拯救日本经济,更符合日本当下的经济政治逻辑。
日本核电技术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近年来,通过资本操作,基本控制了世界核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等关键领域,不仅拥有先进沸水堆技术(ABWR),就连业内较为看好的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实际也是日本拥有,除欧洲压水堆EPR和俄罗斯压水堆之外,日本已成为国际上核电产业的实际寡头。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大力“推销”其核电技术,并取得一定成绩,日本正在变成一个21世纪的“能源出口”大国。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前,日本经济产业省还雄心勃勃地在其主导制定的2010年“能源基本计划”中,将发展核能作为国家重点战略来推进。报告称2010~2022年将投入运转14座新核电机组,届时日本全国共计67座机组,发电总量达68060万千瓦。日本是企业王国,国家政策向来以能否给产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指针。福岛核泄漏之后,日本电力公司认为,只要有技术、有正在运营的核电站,他们就能向世界各地的核电站输出技术并负责维修保养,而一旦零核电在日本蔚然成风,他们担心,日本的核电技术将丧失领先地位。
核电在日本已经走过了20年的快速发展历程,各大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如果放弃核电,意味着相应的设备都要报废。要减少电力公司因“弃核”而造成的损失,日本政府必须对现有核电设备进行估价和收购。而灾后重建融资已经让日本政府负债累累,甚至不惜大举出售国有资产以解燃眉之急,如果再让政府收购核电设备,这对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来说难以承受。
在日本地方政府眼里,“弃核”会减少其财政收入。按照规定,日本政府需要将电费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电站所在地的政府和居民,这部分补贴在日本被称为“电源三法补贴”。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能源厅的测算,一座135万千瓦的核电站,其生命周期约为45年(10年建设,运行35年),这45年中向当地政府和居民提供的电源三法补贴为1664亿日元。以这一次的重灾区为例,福岛县和宫城县接受的电源三法补贴分别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8%和8.1%,如果完全废除核电,势必对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一定的影响。
重启核电站,日本还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深度考量。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为了拓展日本市场,允许日本发展核技术,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不断在核能技术开发上加大投入。虽然国际社会公认,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核武器原料,研制技术早就成熟,计算机模拟技术也十分发达,缺少的只是核武器的实地试验。换句话说,一旦日本政府认为有发展核武器的必要,即可在短时间内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曾扬言:“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研发核武器,核电站是重要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向声称无心核武,却从不轻言放弃核电的奥秘所在。
推动核电安全技术升级
日本福岛核事故让全球陷入反思,德国计划10年内完全弃核,我国也暂停了审批项目,并立即展开核电站安全大检查和核电标准的重修。但在福岛事故一周年前后,美国政府决定开建沃特核电站,英国也决定在2050年前重建22座核反应堆,而从不久前国务院原则通过《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看,我国也将很快启动核电项目的审批程序。据悉,中国重启核电后,计划到2020年核能发电量达600亿瓦,这将使中国的核反应堆数量赶上法国。
中国核电发展快,起步晚,运行经验只有不足140堆年,仅为世界的1%。我国目前运营的核电机组基本上源于上世纪80年代引进的法国技术,当时针对设计基准事故的安全措施同样无法抵抗与日本3·11同等级别的地震及海啸的复合灾害。因此,在推动核电安全技术升级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我国核事故应急体系及能力的规划和建设,在选址、设计、施工、运营全过程落实现行的核安全法规,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填平信息披露鸿沟。中国核电业只有在阳光下重启,在阳光下发展,才能避免对核电的恐惧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