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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具有的均平求富心态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党采取国家帮助发展、大力宣传合作化的好处等措施，满足农民均平求富愿望。引导农民参与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大量农村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农民增收，最终促生新时期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体制只有体现、适应、满足农民均平求富心态，实现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才会长久。
关键词：农民；均平求富心态；生产经营体制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9107(2011)05-0011-06
心态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影响下，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人在受社会环境影响时，又反过来对社会历史发展运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从而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群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内心深处既有增加收入的求富愿望，也有反对两极分化的均平意识，而且两者能够有机结合起来。每当一些重要历史关头，要求他们做出抉择时，其内心深处长期沉积的这种潜意识就会表现出来，对其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建国后，我国农村社会生产经历了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冉到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农民的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朋，他们所持的均平求富心态变化对生产经营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一、农民群体均平求富的社会心态
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渴求富裕是每一个农民的愿望，“求富”是农民基本心态之一。一旦农民拥有土地，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得到保障，个人发财致富心理就占了上风。
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起现代自耕小农制。在这种生产经营体制中，农户不仅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而且还是土地所有者和独立分配单位。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用自己的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属于自己的产品，劳动多少和好坏决定了劳动报酬大小，劳动绩效与劳动报酬密切相连，具有内在自发的竞争功能、激励功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求富向上的欲望。
谋发财与想致富是农民的追求目标和价值趋向，成为农民行为的巨大驱动力。对此，苏俄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时，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1925年4月17日布哈林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总之，应该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土地改革建立起现代自耕小农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追求财富的内在欲望。农民心里清楚：“原先整年在地里忙来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还是两手落空，挨冻受饿，那有心计划咋种地，该锄三遍锄一遍，庄稼咋能长得好，现在出力是自家的，谁能不下劲干!”因此，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农民在努力开辟种田以外的致富路径，有的甚至因为发展无门而苦闷。土地改革后农民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被极大调动起来，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了。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深处，也有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这种“均平”意识是农民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特殊形式。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生产者，而且还是私有者。在农业时代，农民作为生产者，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土地收入是其重要生活来源。一旦失去土地，不仅无法进行生产，生产者身份和社会地位难以维系，甚至还会因为失去重要生活来源(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惟一生活来源)而无法生存。在这个时候，农民就会强烈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通过各种手段去均平，争取获得土地。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爆发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因为封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破产而引起的。参加起义的大都是破产农民，他们参加起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起义获得一份土地，免遭死亡，恢复昔日的小农地位。起义能否得到农民拥护取得胜利，也在于能否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因而，无论是南宋钟相、李顺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还是明朝末年李白成的“均田免粮”，抑或晚清时期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是以满足小农对土地的要求为旗帜，号召农民参与。
平均主义是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即失去土地，丧失生存权的条件下，在农民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社会心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除破产农民的燃眉之急，以免冻馁死亡，即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和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劳动权。“均平”意识是农民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特殊形式。
可见，在农民群体心理深处，既有个人发财致富的求富心理，也有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这两种心理在农民身上都是存在的，两者貌似矛盾，实则统一。
二、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农民来讲，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非常强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合作化道路的取舍。适应农民均平求富心态，满足农民增收致富愿望，是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土地改革的完成意味着农民拥有土地，生产生活得到保障，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占了上风，也确实有了实现的条件。但是，总的来讲，小农生产工具匮乏、简陋、原始，经济规模小，势单力薄，生产经营中存在许多困难。当时贫雇农每户占有0.47头牲畜，0.41个犁，一年只有30元支出用于购置生产资料，其中只有3.5元用于购置生产工具。此外，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元的小农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产过程中单纯依靠世代积累的生产经验，缺少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农业产出量低，仅能维持生产者自身需要，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土地改革后，在农村实际生产中，虽然不乏有人善于经营而发财致富，但因不善经营和天灾人祸导致破产，则往往是多数人的命运归宿和最终现实结局。土改后很短时间里，一些地方就重新上演买卖土地，两极分化的悲剧。“少数农户开始集中土地，有的在短短几年集中了2—3倍的土地”。是继续沿袭传统的土地私有、家庭经营的模式去实现求富的梦想，还是另辟蹊径实现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愿望，成为获得土地后农民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巩固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则有意识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然而，“农民基于生存理性普遍存在抵制合作化政策的。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这种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实质上体现出来的是对合作社能否满足自己发财愿望的担忧和怀疑。因此，对于北戴河会议说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 产主义”，其本意是指经过多年建设后才可以实现，然而许多人却据此在全国推广。由于没有生产发展作为支撑，改善生活，农民发财致富就变成了分配方式的平均主义。
因此，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固然离不开一些专家学者强调的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武器，采取“趁热打铁”、步步深入的升级策略，教育引导农民放弃私有观念加入合作社。但主要还是我党根据农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渴望发财致富的思想状况，采取措施满足其愿望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在合作化具体实践中，生产发展，社员增收的合作社，其合作化的道路就顺利，农民积极性就高。反之，合作化的道路就容易受挫，农民积极性就低，甚至会遭到农民抵制。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退社，出现所谓的“生产力暴动”，恰恰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片面强调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程度，忽视通过生产发展去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做到生产发展，社员增收，无法满足农民发财致富的渴望。也就是说，合作化过程中吸引农民入社的主要还是依靠实践中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至少也要靠宣传合作化的好处，去满足农民均平求富心态。
三、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的产生
在合作化完成以后的长期岁月里，处于集体经营体制下的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通过统购统销来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领域转移，是中国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保障统购统销顺利实施的组织形式。借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大量的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被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这就必然造成合作化后农村的长期贫困。
增加农业产量，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和原料，是我党推进合作化的目的所在。1955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具体来说，只有实现合作化后，在农业生产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重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才有在农村广泛销售和使用的可能；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的部分要来自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大规模农业即合作化的农业。因此，必须通过加速农业合作化增加农业产量，扩大农业剩余，积累工业化资金。具体主管筹划统购统销的陈云更是讲明了合作化与统购统销的关系。1955年7月他指出：“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的多，合理的多。”可见通过合作化保证收购和增加产量，积累工业化资金，是党内共识。
在生产技术没有太大提高的情况下，1952-1990年我国工业建设从农业净调动约1万亿元的资金，约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而在整个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则为5 303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2亿元。其中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以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业领域抽走农业剩余4 198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相当于每个农业劳动力向国家提供资金1689元，平均每人每年达63元多。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快速增长。1962年到1973年我国人口连续12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其中最高年份达33.33‰；1974年以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0‰以上。农村人口增长更是高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从1962年到1978年我国的人口很快由6.7295亿增至9.625 9亿，农村人口则由5.5636亿增至7.9014亿。
农业剩余大多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农村人口却快速增长，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历史图景：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更多收入分配给数量不断增加的农民，农民人均增收就很难实现。而分配领域内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也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此外，人民公社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可能几乎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郭克良等：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格限制农民从事其他产业活动，特别是涉足流通领域，使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做，固然能够保证农业剩余抽走以后，有充足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得以继续，但也断绝了农民通过其他途径发财致富的梦想和追求。当农村集体组织，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无法为实现农民利益提供充分物质保证，农民个人增收途径又被禁止时，农民增收，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的愿望就无法得到满足，其利益就无法实现。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民不能感受到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巨大利益，无法体会到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的优越性，致使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民自发个人致富，搞个人家庭经营就成为必然。当现有生产经营体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时，农民就必然突破已有体制去发财致富。所以，无论是合作社时期，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以实现生产发展，农民增收为目的的包产到户总是屡禁不止，涓涓细流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汇成不可阻挡之势，发展成为今天的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模式。
今天的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为土地私有而导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增加了农民收入，满足了农民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认识的实际，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国少数地方，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原有的集体经营则实现了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因而在全国实施包产到户时，也依然能够维系原有的集体经营不变。
四、结论
也就是说，农民在生产中焕发出来的异常高涨的积极性，不论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还是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其根本动机源于富裕起来的迫切愿望。农民具有均平求富心态，影响着他们对生产经营体制的取舍。50年代合作化在农村获得广泛支持，就是因为人们相信这种体制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实现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以后的人民公社使农民处于贫困状态，未能满足农民富裕的愿望，所以最终被农民抛弃，为新的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所替代。因此，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体制一定要体现、适应、满足农民具有的均平求富心态。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的生产经营体制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才会长久。只有实现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才会坚定走合作道路，搞集体经营，否则，体现个人私有心理和自发发财愿望的包产到户就会成为必然选择。今后我国农业要实现第二个“飞跃”，最终实现规模经营、集体经营，亦必须如此。
关键词：农民；均平求富心态；生产经营体制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9107(2011)05-0011-06
心态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影响下，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人在受社会环境影响时，又反过来对社会历史发展运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从而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群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内心深处既有增加收入的求富愿望，也有反对两极分化的均平意识，而且两者能够有机结合起来。每当一些重要历史关头，要求他们做出抉择时，其内心深处长期沉积的这种潜意识就会表现出来，对其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建国后，我国农村社会生产经历了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冉到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变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农民的心理因素起着重要作朋，他们所持的均平求富心态变化对生产经营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一、农民群体均平求富的社会心态
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渴求富裕是每一个农民的愿望，“求富”是农民基本心态之一。一旦农民拥有土地，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得到保障，个人发财致富心理就占了上风。
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起现代自耕小农制。在这种生产经营体制中，农户不仅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而且还是土地所有者和独立分配单位。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用自己的劳动资料和劳动，生产属于自己的产品，劳动多少和好坏决定了劳动报酬大小，劳动绩效与劳动报酬密切相连，具有内在自发的竞争功能、激励功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求富向上的欲望。
谋发财与想致富是农民的追求目标和价值趋向，成为农民行为的巨大驱动力。对此，苏俄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时，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1925年4月17日布哈林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总之，应该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土地改革建立起现代自耕小农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追求财富的内在欲望。农民心里清楚：“原先整年在地里忙来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还是两手落空，挨冻受饿，那有心计划咋种地，该锄三遍锄一遍，庄稼咋能长得好，现在出力是自家的，谁能不下劲干!”因此，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农民在努力开辟种田以外的致富路径，有的甚至因为发展无门而苦闷。土地改革后农民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被极大调动起来，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更高了。
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农民群体社会心理深处，也有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这种“均平”意识是农民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特殊形式。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是生产者，而且还是私有者。在农业时代，农民作为生产者，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土地收入是其重要生活来源。一旦失去土地，不仅无法进行生产，生产者身份和社会地位难以维系，甚至还会因为失去重要生活来源(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是惟一生活来源)而无法生存。在这个时候，农民就会强烈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通过各种手段去均平，争取获得土地。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爆发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因为封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破产而引起的。参加起义的大都是破产农民，他们参加起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起义获得一份土地，免遭死亡，恢复昔日的小农地位。起义能否得到农民拥护取得胜利，也在于能否满足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因而，无论是南宋钟相、李顺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还是明朝末年李白成的“均田免粮”，抑或晚清时期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是以满足小农对土地的要求为旗帜，号召农民参与。
平均主义是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即失去土地，丧失生存权的条件下，在农民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的社会心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除破产农民的燃眉之急，以免冻馁死亡，即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和作为个体私有者的劳动权。“均平”意识是农民在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摆脱贫困，追求财富的特殊形式。
可见，在农民群体心理深处，既有个人发财致富的求富心理，也有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这两种心理在农民身上都是存在的，两者貌似矛盾，实则统一。
二、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农民来讲，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均平意识非常强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合作化道路的取舍。适应农民均平求富心态，满足农民增收致富愿望，是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土地改革的完成意味着农民拥有土地，生产生活得到保障，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占了上风，也确实有了实现的条件。但是，总的来讲，小农生产工具匮乏、简陋、原始，经济规模小，势单力薄，生产经营中存在许多困难。当时贫雇农每户占有0.47头牲畜，0.41个犁，一年只有30元支出用于购置生产资料，其中只有3.5元用于购置生产工具。此外，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元的小农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产过程中单纯依靠世代积累的生产经验，缺少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农业产出量低，仅能维持生产者自身需要，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土地改革后，在农村实际生产中，虽然不乏有人善于经营而发财致富，但因不善经营和天灾人祸导致破产，则往往是多数人的命运归宿和最终现实结局。土改后很短时间里，一些地方就重新上演买卖土地，两极分化的悲剧。“少数农户开始集中土地，有的在短短几年集中了2—3倍的土地”。是继续沿袭传统的土地私有、家庭经营的模式去实现求富的梦想，还是另辟蹊径实现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悬殊的愿望，成为获得土地后农民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巩固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则有意识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然而，“农民基于生存理性普遍存在抵制合作化政策的。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这种保守心理和消极行为，实质上体现出来的是对合作社能否满足自己发财愿望的担忧和怀疑。因此，对于北戴河会议说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 产主义”，其本意是指经过多年建设后才可以实现，然而许多人却据此在全国推广。由于没有生产发展作为支撑，改善生活，农民发财致富就变成了分配方式的平均主义。
因此，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固然离不开一些专家学者强调的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为武器，采取“趁热打铁”、步步深入的升级策略，教育引导农民放弃私有观念加入合作社。但主要还是我党根据农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渴望发财致富的思想状况，采取措施满足其愿望的结果。
事实上，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在合作化具体实践中，生产发展，社员增收的合作社，其合作化的道路就顺利，农民积极性就高。反之，合作化的道路就容易受挫，农民积极性就低，甚至会遭到农民抵制。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退社，出现所谓的“生产力暴动”，恰恰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片面强调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程度，忽视通过生产发展去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做到生产发展，社员增收，无法满足农民发财致富的渴望。也就是说，合作化过程中吸引农民入社的主要还是依靠实践中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至少也要靠宣传合作化的好处，去满足农民均平求富心态。
三、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的产生
在合作化完成以后的长期岁月里，处于集体经营体制下的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通过统购统销来实现农业剩余向工业领域转移，是中国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保障统购统销顺利实施的组织形式。借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大量的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被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这就必然造成合作化后农村的长期贫困。
增加农业产量，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和原料，是我党推进合作化的目的所在。1955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具体来说，只有实现合作化后，在农业生产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重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才有在农村广泛销售和使用的可能；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的大量资金，相当大的部分要来自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大规模农业即合作化的农业。因此，必须通过加速农业合作化增加农业产量，扩大农业剩余，积累工业化资金。具体主管筹划统购统销的陈云更是讲明了合作化与统购统销的关系。1955年7月他指出：“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的多，合理的多。”可见通过合作化保证收购和增加产量，积累工业化资金，是党内共识。
在生产技术没有太大提高的情况下，1952-1990年我国工业建设从农业净调动约1万亿元的资金，约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而在整个人民公社期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资金则为5 303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2亿元。其中人民公社期间统购统销以剪刀差的形式共从农业领域抽走农业剩余4 198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10亿元；相当于每个农业劳动力向国家提供资金1689元，平均每人每年达63元多。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快速增长。1962年到1973年我国人口连续12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其中最高年份达33.33‰；1974年以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0‰以上。农村人口增长更是高于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从1962年到1978年我国的人口很快由6.7295亿增至9.625 9亿，农村人口则由5.5636亿增至7.9014亿。
农业剩余大多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农村人口却快速增长，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历史图景：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更多收入分配给数量不断增加的农民，农民人均增收就很难实现。而分配领域内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也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此外，人民公社时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可能几乎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郭克良等：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格限制农民从事其他产业活动，特别是涉足流通领域，使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做，固然能够保证农业剩余抽走以后，有充足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得以继续，但也断绝了农民通过其他途径发财致富的梦想和追求。当农村集体组织，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无法为实现农民利益提供充分物质保证，农民个人增收途径又被禁止时，农民增收，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的愿望就无法得到满足，其利益就无法实现。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民不能感受到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巨大利益，无法体会到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的优越性，致使集体经营和集体组织失去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民自发个人致富，搞个人家庭经营就成为必然。当现有生产经营体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时，农民就必然突破已有体制去发财致富。所以，无论是合作社时期，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以实现生产发展，农民增收为目的的包产到户总是屡禁不止，涓涓细流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汇成不可阻挡之势，发展成为今天的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模式。
今天的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为土地私有而导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越性，增加了农民收入，满足了农民个人发财致富的愿望，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认识的实际，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国少数地方，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原有的集体经营则实现了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因而在全国实施包产到户时，也依然能够维系原有的集体经营不变。
四、结论
也就是说，农民在生产中焕发出来的异常高涨的积极性，不论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还是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其根本动机源于富裕起来的迫切愿望。农民具有均平求富心态，影响着他们对生产经营体制的取舍。50年代合作化在农村获得广泛支持，就是因为人们相信这种体制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实现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以后的人民公社使农民处于贫困状态，未能满足农民富裕的愿望，所以最终被农民抛弃，为新的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所替代。因此，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体制一定要体现、适应、满足农民具有的均平求富心态。生产发展，农民增收的生产经营体制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才会长久。只有实现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才会坚定走合作道路，搞集体经营，否则，体现个人私有心理和自发发财愿望的包产到户就会成为必然选择。今后我国农业要实现第二个“飞跃”，最终实现规模经营、集体经营，亦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