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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宗教问题政治化，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宗教和教会，以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力求在短时间内把宗教从根本上清除掉，这一反宗教运动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以外，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考量。新政权面临着恶劣的内外环境，生存是首要问题，习惯于“非友即敌”思维，把宗教组织看作是政权的威胁和打击没收的对象，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排挤取缔宗教组织，即可达到解除政治威胁、缓解财政压力、断绝和西方的接触，消除外国势力渗透的渠道等多重目的。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东正教;意识形态;政教关系
1921-1929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于内外压力，曾实行过短暂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唤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战争平息，经济活跃，国家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社会氛围宽松，政治秩序稳定，文化繁荣显现，民族团结加强。但也是在这一政教关系本应缓解宽松时期，新生政权对之前的国教东正教展开了激烈的进攻和围剿，使新经济政策时期成为苏俄历史上政教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之一，之所以政教关系恶化究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二是现实利益的博弈考量。
一、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政权只是不同政治集团的改朝换代，而是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成坚强的政党夺取政权创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据此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希腊罗马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又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灌溉，是一种科学理性的世界观，是彻底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对 “宗教”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就是颠倒的世界。”它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未知力量的恐惧想象和崇拜，“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宗教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消亡。列宁基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主要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学理上批判宗教，作为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列宁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和社会作用方面对宗教进行实践批判，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在《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涉及宗教问题的著名论文中，列宁认为宗教本质上就是外在压迫产生的扭曲的观念和意识，“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 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为人的形象， 不再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样的生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所以宗教本质上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但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具体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中，也要特别注意策略方法，不能犯“左派幼稚病”，把宗教矛盾至于阶级矛盾之上，简单粗暴地打压消灭宗教，这样做在具有深厚宗教傳统和群众土壤的俄国只会孤立自己，产生宗教狂。
与科学理性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截然不同，东正教以教义固定不变的正统性和对仪式的严格遵从而著称。教会的人生观是苦修主义的，对虔诚的俄罗斯东正教来说，虔敬的行为，就是背着十字架，悲哀，压抑肉欲和死亡。所以它不满意世间的学问艺术和科学，不鼓励社会改革，认为这些都是反基督的，这造成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之间存在着巨大隔膜和鸿沟。布尔什维克是持坚定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知识分子，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错误的野蛮观念，或者是一种欺骗人民的鸦片，他们认为教会最多不过是历史上的过时之物，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使愚昧的群众屈服于剥削者之下。苏维埃政府，关于教会的近期目的，是使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教会衰落，终极目的是彻底消灭教会，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拔除宗教。
二、现实利益的博弈考量
东正教本就是沙皇为了便于统治主动自希腊引入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开来的，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享受种种特权，早已依附于沙皇政权，融为一体，成为沙皇政权的帮凶。十月革命之前，东正教作为国教在沙皇俄国有近1亿的教徒，7万7千座教堂，1千余座修道院和1万5千名神职人员。在文盲遍地的俄国，国民教育也被置于教会的统治下，教会控制的学校总数达38138所，在校的人数约200万人。对此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 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 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 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 而不必担保这种远景能否实现， 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 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苏维埃出于政治安全考虑，绝不会容忍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享有法外特权和垄断知识传授。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权由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此法令是一系列涉及宗教法令的核心。此法令的主要内容是教会从国家统治机构中分离出去，教会今后也不能再统治和管理学校。之后，新政权成立了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扶持拉拢下层白衣教士为主的教会革新派，打击分化教会组织，一大部分教会高层神职人员被逮捕、流放直至枪毙，吉洪牧首本人也被逮捕审判，被迫发表公开声明悔罪认过，最终导致教会大分裂，沦落为没有任何特权甚至备受歧视的普通群众团体，1927年大牧首临时代理都主教谢尔盖发表《致神甫和教民的信》宣布和国外教会划清界限，走奉公守法的道路，“我们希望成为东正教徒，同时又意识到苏联是我们的非宗教祖国，它的欢乐和成就，也是我们的欢乐和成就，而它的挫折也是我们的挫折”，完全臣服于新政权之下。
东正教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财富集团和牟利系统，上千年岁月里，它通过王公贵族和富裕信徒的捐赠、什一税、宗教仪式的收费、修道院自己的生产等等手段，积累了巨额财产，十月革命前，教会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还有大量的现金、珍宝、文物等。与之相比，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则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1917年根据刚建立的财政部报告，新政府从旧国家银行中接受的资金共为106430万金卢布，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赔款为81220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白卫军耗资23550万金卢布。这两项开支已耗去新政府的全部资金储备，新政权的财政已处于崩溃边缘。为解燃眉之急，没收教会珠宝珍品成为一项可以迅速奏效的办法。为此，1921年1月2日，苏俄政府颁布《没收博物馆财产》法令，2月26日又颁布《立即没收各宗教信徒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的法令。根据法令，没收的金、银、石等珍贵物品必须转交财政人民委员部委任的专门机构—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没有这些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没收珍宝行动虽然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冲突，舒亚城等地还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在严厉的镇压和巧妙的宣传下，这一行动被定性为赈济灾民的义举，而不是反宗教反教会的暴行，教会被指责为“对黄金贪得无厌”灭绝人性，被看成骗子、挑拨离间者，威信扫地，新政权则既打击了教会，又获得了宝贵的资金，缓解了财政危机。 宗教本身具有国际性，东正教原本就是希腊正教的分支，后来的发展中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然和国外教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在外交领域，教会有时出于爱国热情和宗教立场会发出和新政权不一致的声音。比如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争议颇大的布列斯特和平协定，教会就直言不讳地加以猛烈的抨击，控诉德国“这个最凶残的敌人又集合了新的力量，深入到我们祖国的深处......他们提出了空前无理的要求，命令我们接受这最为可耻的和平条件”。的确，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从感情和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教会作为旁观者，体察不到新生政权面临着内外巨大的压力，两面作战，举步维艰，迫切需要喘息之机，签不平等条约实在是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性行动，难言之隐，无法公开，教会的指责更加重了新政权舆论上的被动，难免不被视为充满敌意的行为。1921年大饥荒时，教会又利用自己在俄罗斯各政治派别和国际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动员一切力量开展赈灾活动。吉洪大牧首亲自致信各国宗教领袖，既包括东方教会的各位牧首，也包括与东正教颇有隔阂的天主教教皇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他们本着基督的爱心在粮食和金钱上援助饥荒中的俄罗斯人民。梵蒂冈教廷和东西方多个教会组织和民间团体都积极回应大牧首的请求，为救助俄罗斯饥民作出了努力，吉洪还组织了“全俄饥荒拯救社会委员会”，亲任主席，团结许多不见容于新政权的立宪黨人，共同与饥荒作斗争，他们在各教堂建立机构，向饥民发放从国外获得的各种援助。但是这样的行为虽是出于人道主义，在新政权看来却有收买人心，贬低政府的嫌疑，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引发了教会和新政权冲突加剧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导致了多起流血事件。新政权由于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政权，甫一诞生就遭到了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绞杀和封锁，外交上空前孤立，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不对西方的渗透、外国的干涉特别敏感，虽然教会自认为“不问政治”，但是在新政权看来却是可疑的。
综上所述，新政权反宗教运动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以外，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考量。新政权面临着恶劣的内外环境，生存是首要问题，习惯于“非友即敌”思维，把宗教组织看作是政权的威胁和打击没收的对象，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排挤取缔宗教组织，即可达到解除政治威胁、缓解财政压力、断绝和西方的接触，消除外国势力渗透的渠道等多重目的，而没有看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武剑西译.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4。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2000。
[4]、[俄]赫克著，高骅，杨缤译.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
[5]、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一19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一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8]、乐峰：东正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东正教;意识形态;政教关系
1921-1929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于内外压力，曾实行过短暂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唤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战争平息，经济活跃，国家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社会氛围宽松，政治秩序稳定，文化繁荣显现，民族团结加强。但也是在这一政教关系本应缓解宽松时期，新生政权对之前的国教东正教展开了激烈的进攻和围剿，使新经济政策时期成为苏俄历史上政教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之一，之所以政教关系恶化究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二是现实利益的博弈考量。
一、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政权只是不同政治集团的改朝换代，而是一群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成坚强的政党夺取政权创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据此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希腊罗马以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又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灌溉，是一种科学理性的世界观，是彻底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对 “宗教”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就是颠倒的世界。”它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指出宗教起源于对自然未知力量的恐惧想象和崇拜，“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宗教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消亡。列宁基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主要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从学理上批判宗教，作为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列宁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和社会作用方面对宗教进行实践批判，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在《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等涉及宗教问题的著名论文中，列宁认为宗教本质上就是外在压迫产生的扭曲的观念和意识，“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 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为人的形象， 不再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样的生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所以宗教本质上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但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具体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中，也要特别注意策略方法，不能犯“左派幼稚病”，把宗教矛盾至于阶级矛盾之上，简单粗暴地打压消灭宗教，这样做在具有深厚宗教傳统和群众土壤的俄国只会孤立自己，产生宗教狂。
与科学理性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截然不同，东正教以教义固定不变的正统性和对仪式的严格遵从而著称。教会的人生观是苦修主义的，对虔诚的俄罗斯东正教来说，虔敬的行为，就是背着十字架，悲哀，压抑肉欲和死亡。所以它不满意世间的学问艺术和科学，不鼓励社会改革，认为这些都是反基督的，这造成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之间存在着巨大隔膜和鸿沟。布尔什维克是持坚定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知识分子，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错误的野蛮观念，或者是一种欺骗人民的鸦片，他们认为教会最多不过是历史上的过时之物，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使愚昧的群众屈服于剥削者之下。苏维埃政府，关于教会的近期目的，是使作为反革命力量的教会衰落，终极目的是彻底消灭教会，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拔除宗教。
二、现实利益的博弈考量
东正教本就是沙皇为了便于统治主动自希腊引入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开来的，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享受种种特权，早已依附于沙皇政权，融为一体，成为沙皇政权的帮凶。十月革命之前，东正教作为国教在沙皇俄国有近1亿的教徒，7万7千座教堂，1千余座修道院和1万5千名神职人员。在文盲遍地的俄国，国民教育也被置于教会的统治下，教会控制的学校总数达38138所，在校的人数约200万人。对此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 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 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 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 而不必担保这种远景能否实现， 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 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苏维埃出于政治安全考虑，绝不会容忍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享有法外特权和垄断知识传授。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政权由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此法令是一系列涉及宗教法令的核心。此法令的主要内容是教会从国家统治机构中分离出去，教会今后也不能再统治和管理学校。之后，新政权成立了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扶持拉拢下层白衣教士为主的教会革新派，打击分化教会组织，一大部分教会高层神职人员被逮捕、流放直至枪毙，吉洪牧首本人也被逮捕审判，被迫发表公开声明悔罪认过，最终导致教会大分裂，沦落为没有任何特权甚至备受歧视的普通群众团体，1927年大牧首临时代理都主教谢尔盖发表《致神甫和教民的信》宣布和国外教会划清界限，走奉公守法的道路，“我们希望成为东正教徒，同时又意识到苏联是我们的非宗教祖国，它的欢乐和成就，也是我们的欢乐和成就，而它的挫折也是我们的挫折”，完全臣服于新政权之下。
东正教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财富集团和牟利系统，上千年岁月里，它通过王公贵族和富裕信徒的捐赠、什一税、宗教仪式的收费、修道院自己的生产等等手段，积累了巨额财产，十月革命前，教会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还有大量的现金、珍宝、文物等。与之相比，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则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1917年根据刚建立的财政部报告，新政府从旧国家银行中接受的资金共为106430万金卢布，其中1918年根据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赔款为81220万金卢布，在国内战争中消灭白卫军耗资23550万金卢布。这两项开支已耗去新政府的全部资金储备，新政权的财政已处于崩溃边缘。为解燃眉之急，没收教会珠宝珍品成为一项可以迅速奏效的办法。为此，1921年1月2日，苏俄政府颁布《没收博物馆财产》法令，2月26日又颁布《立即没收各宗教信徒团体使用的教会财产》的法令。根据法令，没收的金、银、石等珍贵物品必须转交财政人民委员部委任的专门机构—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没有这些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没收珍宝行动虽然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冲突，舒亚城等地还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在严厉的镇压和巧妙的宣传下，这一行动被定性为赈济灾民的义举，而不是反宗教反教会的暴行，教会被指责为“对黄金贪得无厌”灭绝人性，被看成骗子、挑拨离间者，威信扫地，新政权则既打击了教会，又获得了宝贵的资金，缓解了财政危机。 宗教本身具有国际性，东正教原本就是希腊正教的分支，后来的发展中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然和国外教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在外交领域，教会有时出于爱国热情和宗教立场会发出和新政权不一致的声音。比如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争议颇大的布列斯特和平协定，教会就直言不讳地加以猛烈的抨击，控诉德国“这个最凶残的敌人又集合了新的力量，深入到我们祖国的深处......他们提出了空前无理的要求，命令我们接受这最为可耻的和平条件”。的确，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从感情和国家利益角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教会作为旁观者，体察不到新生政权面临着内外巨大的压力，两面作战，举步维艰，迫切需要喘息之机，签不平等条约实在是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性行动，难言之隐，无法公开，教会的指责更加重了新政权舆论上的被动，难免不被视为充满敌意的行为。1921年大饥荒时，教会又利用自己在俄罗斯各政治派别和国际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动员一切力量开展赈灾活动。吉洪大牧首亲自致信各国宗教领袖，既包括东方教会的各位牧首，也包括与东正教颇有隔阂的天主教教皇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他们本着基督的爱心在粮食和金钱上援助饥荒中的俄罗斯人民。梵蒂冈教廷和东西方多个教会组织和民间团体都积极回应大牧首的请求，为救助俄罗斯饥民作出了努力，吉洪还组织了“全俄饥荒拯救社会委员会”，亲任主席，团结许多不见容于新政权的立宪黨人，共同与饥荒作斗争，他们在各教堂建立机构，向饥民发放从国外获得的各种援助。但是这样的行为虽是出于人道主义，在新政权看来却有收买人心，贬低政府的嫌疑，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权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引发了教会和新政权冲突加剧的没收教会珍宝运动，导致了多起流血事件。新政权由于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政权，甫一诞生就遭到了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绞杀和封锁，外交上空前孤立，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不对西方的渗透、外国的干涉特别敏感，虽然教会自认为“不问政治”，但是在新政权看来却是可疑的。
综上所述，新政权反宗教运动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以外，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考量。新政权面临着恶劣的内外环境，生存是首要问题，习惯于“非友即敌”思维，把宗教组织看作是政权的威胁和打击没收的对象，通过行政法律手段排挤取缔宗教组织，即可达到解除政治威胁、缓解财政压力、断绝和西方的接触，消除外国势力渗透的渠道等多重目的，而没有看到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武剑西译.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4。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3]、[苏]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2000。
[4]、[俄]赫克著，高骅，杨缤译.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
[5]、戴桂菊：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一19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一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龚学增：社会主义与宗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8]、乐峰：东正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