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体育和国家认同问题是融合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一个具有交叉性质的重要研究领域，已经引起国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综合大量文献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媒介体育和国家认同问题在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探讨了该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媒介体育；国家认同；再现；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467-03
　　Media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 Overview of Abroad Correlated Research
　　LI Chunhua1, LIU Hongxia2
　　（1. Institute of P.E.,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27, Zhejiang, China;
　　 2. Research Centre of Sport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0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The issue of media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bearing crossing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sociology and journalism, etc. Based on vast amount of documentary data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media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ield of sport sociology is reviewed and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is research is discussed.
　　Key words: media sport; national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ion
　　
　　1体育、政治和国家认同
　　
　　1.1体育与政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就普遍认识到了国际体育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有组织的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就与政治、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通过体育运动展示国家的优越地位是大多数国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许多缺乏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也利用体育运动来寻求认可和合法性。
　　前苏联和前民主德国曾经把全民健康状况和该国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成就直接联系起来^［3］。而且，政治话语和体育之间的联系在当代欧洲大陆内外仍然非常明显^［4］。政治学家如Hoberman认为，体育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然而，体育作为一种基于竞赛的文化形式，是唯一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操纵开放的文化形式^［5］。
　　Sugden and Bairner的著作跟踪考察体育和具体的政治和文化群体的象征性联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了体育以及体育文化是怎样成为社会中区分不同群体的标志性过程的^［6］。Sugden and Bairner也批评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概念不恰当地仅以阶级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决定因素。他们认为，葛兰西的方法非常适合解释由非经济原因如民族/国家认同、民族和宗教所导致的分化^［6］。
　　研究显示，在北爱尔兰的政治危机中，媒体体育被明显地赋予了高度政治化的象征意义。该研究也对以英国为研究内容的体育学术研究把社会阶级作为不同类型的体育行为的主要限定因素的程度作了考察^［7］。
　　Jarvie and Walker主编的论文集考察了体育和认同在苏格兰的复杂关系，强调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体育在苏格兰文化中的性质和地位^［8］。
　　1.2体育与国家认同
　　长期以来，团体、组织、城镇、城市和国家就利用体育来表达它们的集体情感。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失败会使该国在全球文化舞台上丧失声望。大量研究者都在他们的研究中强调了体育对国家认同形成和强化的重要作用。如果“国家认同”成为大众焦点，“民族/国家主义”和“民族”这样的话语也经常伴随着出现^［9-11］。
　　在国家内部，体育经常被用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在国际关系中，它则被用来建立国家声望和提升综合国力^［12］。奥运会因此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将集体认同和体育之间的联系追溯到1896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那时起，运动员和运动队就已经作为达成集体认同的重要资源^［13］。
　　除了其制造国际主义的话语和想象的潜能，参加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也是为了那一刻本国国旗能够“高高飘扬”^［14］。Tomlinson提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诸如国际奥委会（IOC）这样的团体中体现了一种基本张力，用以将这种赛事作为国际间加深理解的催化剂^［15］；但同时，它也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公开崇拜”提供了平台。Tomlinson提出了一个生动的隐喻：“那就像是国家要伸出手臂同每一个人握手，而同时又自我满足地挺起胸膛”^［15］。
　　以足球为例，它可能提供了唯一的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无论你在哪里出生，无论你是什么肤色，也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足球与自然产生的民族/国家主义是近亲，它们是同一件T恤衫下的两兄弟。体育仪式或是典礼——尤其是国家性或国际性的体育——都给体育带来超出其作为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比赛的象征意义^［16］。
　　有组织的竞技体育已经被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政府看作是锻造“国家特征”的重要方面，这种体育经常服务于具体的政治目的^［17］。有时，体育成为开展外交和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成为众多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策略要素之一^［18］。
　　通过进一步观察，Elias and Dunning指出，“一定水平的国家情感”能够在一份报纸的体育版得到体现，而这在其他的地方却是难以想象的^［19］。Anthony Smith指出，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阶级、性别、种族、宗教——可能会与国家认同重叠或是结合，但是它们很少能成功地动摇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20］。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学者对这种观点大大加以拓展，以至于他们认为体育事实上是战争的替代^［21］。
　　
　　2媒介体育和国家认同
　　
　　2.1媒体、体育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Dayan and Katz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成员、相同、平等和亲密的感觉，虽然他们把这些媒体事件作为一种理想化社会版本的写照，并提示这种社会版本只是人们的一种渴望，而不是它本来的样子^［22］。
　　Hans-Joerg Stiehler and Mirko Marr关于媒介对德国国家足球队失利的反应的研究报道提出了创新的观点。通过使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归因研究，Stiehler and Marr提出假设：体育报道在一定的背景下展示的是一种“伪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具有“超理性”的特点，这种对于本国的关注折衷了媒体表面上“无偏见”的新闻理想。为了分析电视体育报道的制度化和考察媒介对运动成绩的叙述逻辑，他们对1994年、1996年和1998年的世界杯和欧洲冠军联赛的报道资料进行了探讨。Stiehler and Marr得出了关于电视报道的表层的详细资料和出现于这种“无偏见”的新闻理想中的归因模型，来探究能使受众对国家队的运动成绩感到满意的明确的叙述逻辑。在过去10年某些比赛中德国队所取得的体育成就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媒介对德国队擅长于力量、纪律和团队精神的建构能引起受众的同感，而对受众所认为的在各方面都比较强大的“锦标之队”在国内外比赛失利的报道却是一片哗然^［23］。
　　即使Stiehler and Marr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体育文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方法，还是经常有报道对体育和媒介研究中的国家范畴继续加以探讨。O'Donnell对苏格兰一家大众商业电台足球节目的主题和其中的叙述风俗进行了调查研究（这在关于媒介体育的研究中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揭示了价值观与阶级认同和性别、行为规范之间的联系，提出在苏格兰文化背景下的广泛的人口特征和大量的节目话语，包括宗教、民族、年龄以及城市和乡村身份。他的报告探讨了从与此有关的大众角色和相似的节目到其对政治和民主的意义以及植根于社会语言学的争论，并进行了多种国际性比较^［24］。
　　2.2媒介体育报道对国家认同的再现和建构
　　体育通过与各种媒介形式联姻，具有构建和改变其概念上的意义的双重表征。报纸、杂志、书籍与视觉媒体相结合，限定了体育在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这样的例子不难找到。根据媒介的新闻报道，英国代表队在奥运会上的成功或者失败是英国国际地位的晴雨表。国家队的体育危机经常与该国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相联系，所以苏格兰国家足球队在1978年世界杯上的惨痛失利成为一年以后该届政府竞选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25］。
　　通过对‘96欧洲杯电视报道的文本分析（来源于对建构文本的生产符码进行洞察）结果，认为媒介体育报道加强了对“我”或者“我们”的区别于他国的英国认同的强烈情绪，而不是作为欧洲人的“我们的镜像”。研究结果认为，主流的“我”或者“我们”的国家认同通过论证可以证明能够在像‘96欧洲杯这样的国际体育赛事中得到加强，而‘96欧洲杯则被认为是一场媒介化了的爱国者的游戏，国与国通过限定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体育比赛展开竞争^［26］。
　　在关于意大利1990年报纸体育报道和1991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报纸和电视报道的研究中，Blain et al.发现了许多新闻报道文本中关于参赛国和运动员刻板印象的案例。根据这些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参赛者及体育迷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国家特征的指示器”。他们研究发现，虽然在英国大众化报纸中可以发现对于“其他”国家进行刻板叙述的极其明显的案例，其他国家却拥有关于这种刻板叙述的他们自己的报道版本^［27］。
　　国际性媒介体育也是宣扬国家优越性或一个民族优于另一个民族的竞技场。O'Donnell在其关于国际体育刻版印象的研究中指出，体育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可以起到一种作用，即先进的国家能够而且必定通过自我或他者定型制造其优越性的神话并对他们的特征大加渲染。在他们自己眼中，这种特征使他们更加现代，更加先进。简而言之，这个过程一般也植入了对其他国家群体的轻视。而这个神话强化过程大部分发生在媒介对体育的在外观或性质上的改变中^［4］。
　　首先，媒介制度本身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压力，反过来严重影响其对媒体事件的建构或意义赋予。例如，英国《太阳报》可能会报道一场英国球迷卷入其中的暴乱，这不同于同样一份以苏格兰人为目标受众（不同的文化限定市场）的报纸新闻报道。民族/国家主义是媒体和广告主用来吸引受众对国际性体育事件注意力的一个基本法则，而认同话语的使用取决于一定的因素如目标受众、具体的媒介体制和资金来源，也包括当代政治和社会态度^［28］。
　　其次，Mellor的观点值得强调。Mellor对其所见的日益增长的趋势——在学术领域，或者把媒介作为个人或集体认同的限定者，或者滑向事情的另一端，在某些后现代著作中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完全是自主的——提出了警告^［29］。
　　
　　3全球化和本土化
　　
　　3.1全球化、体育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正如Houliban指出的：我们所绘制的体育画卷和它与全球文化、宗教和国家认同观念的关系使体育成为一种高度可塑的文化象征资源。他认为，体育或者一项赛事的影响可能是强烈而有力的，但其生命力也是短暂的^［30］。
　　现代体育传播被认为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广受关注的例子^［31］。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体育社会学者就展开了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关于主要起源于北美的全球体育的讨论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各种各样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探讨了全球化过程的多个维度^［32］。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有时是令人迷惑、经常地互相矛盾、总是偏狭的。那些研究全球化过程对体育的影响的学者大多强调全球化或美国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他们也探讨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为了对全球体育问题进行分类，Harvey et al.建立了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的全球化模型。这个网状模型为研究体育的全球化对国家体育政策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并探讨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比如，国际体育事件所产生的张力已经成为民族/国家主义输出的途径，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民族/国家之间的较量^［33］。
　　当考虑到真实的国际体育如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这样的国际体育事件并非是美国式的，体育文本中“美国化”的假设就值得怀疑了^［34］。但是，与“商业体育”相联系，美国化的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已经呈现。由此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体育作为一种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工具的能力甚至比它本身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体育开始成为表达竞争、优秀、公司效率以及其他产生于美国的成功理念的一个载体^［35］。
　　3.2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媒介体育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再建构
　　体育是全球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入侵的一个方面。在如苏格兰这样的小国，你可以看到来源于欧洲和全球力量对该国足球以及媒介产业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对苏格兰体育的某种文化入侵或标准化。全球文化同质化也导致了本地或地区体育文化的觉醒^［35］。Arundel and Roche在对英国拉格比联盟进行详细考察之后，有力地论证了全球媒介和体育的相互作用正在改变该项体育赛事的地区传统。他提出，一方面是地区传统和差异的过度积极的觉醒，另一方面是被全球媒介力量驱动的某种过度单纯化的文化同质化^［36］。
　　
　　4媒介体育和国家认同问题在体育社会学领域的发展趋势
　　
　　目前，国外关于媒介体育与国家认同问题多是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的研究还很少见，关于媒介体育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再建构还需要从新闻传播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其次，国外研究的文本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在其他国家的媒介体育中情况是否如此，也就是说，媒介再现与建构国家认同的这些范型是否具有全球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从符号学角度对电视、报纸和广播媒介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细微差别的研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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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日期：2006-05-07
　　作者简介：李春华（1972-），男，湖北石首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