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家美国知名学术机构撤销了43篇伪造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其中41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作者单位涉及38家国内知名医科院校及三甲医院。所谓“同行评审”，是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来评某一学术成果，不少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以此作为选稿依据。说白了，这次大面积造假，就是一些中国医生为了发论文提交了假评审。
　　比起其他的学术不端，医生造假更令我们蒙羞，也更让人难以接受。北大历史系女博士“抄袭门”闹得再大，其被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引起的争议再多，其负面影响也多在学术层面和道德层面。医生职业却有其特殊性，他们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直接联系着普罗大众的切身安危和心理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论文大规模造假的破坏性已经超出道德范畴，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深思症结。
　　如论者指出，目前医生的晋升、职称评定除了学历要求外，还规定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可实际中，许多医生被拥挤的门诊、爆满的病房、连轴转的手术台所包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研究。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很多医术高超，能娴熟处置疑难杂症和突发状况的医生，到了职称评定时，发现论文还不够，或者评不上；或者临时抱佛脚做点“伪科研”；或者道德之弦一松就走上造假之路。与此同时，不乏头顶教授光环的医生却看不好病。由是观之，评价体系整体跑偏了，才是医生被“逼上梁山”的制度诱因。
　　类似的尴尬，远不止医生职业。
　　不少高校的一线教师，不管教学多么尽职尽责，拿不出几篇科研论文，到最后还是难以“闯关”。曾认识某著名高等学府企业管理系的一位老师，讲课勤勤恳恳，学生口碑不错，就是科研上“差点劲儿”，到头来只是个中级职称的“讲师”。这种单一导向，让不少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甚至淡出了教学的岗位，出现了“教师不教”的怪现象。放眼望去，整个技术类职业，如新闻、出版、工程、技术等领域，都有类似的制度歪曲。
　　正是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催生了大面积的论文造假黑市。治理之道，显然要改革评价体系，拿出具体的实践性指标来。医生对临床病情的熟练程度和处理效果，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程度和培育实效，才是直接联系实践的指标，也更能准确、全面地评价技术人才，有利于真才实学者的脱颖而出，评出来的职称更让人服气，从根本上规避“全民科研、全民造假”。
　　更长远地看，这也是技术人才职业生涯规划的改革。专业技术人才不是官、不是商，不能以权、以钱傍身，必须以一技之长安身，以真才实学立命。社会应该予以他们一条适合自身成长的通道。这种通道需要成功时有激励，失败时有保障，能催人奋进，也能让人在淡然中安心业务。有企业单独为科研人员划出一条晋升通道，譬如专家平台等，这值得效仿，应当成为下一步医改、教改的重头戏。
　　让擅长技艺者回归本业，我们的社会才能不再浮躁，造假的黑市场也就自然没有吸引力。这场改革也是触动利益的又一场硬仗。一方面，不少人习惯了从现在的评价模式中受益，生怕剥去皇帝的新衣，就剩一个人吹笙，成了南郭先生。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形成的评审格局，已经粘连着无数利益相关方。斩断“李鬼”背后的利益链，方可釜底抽薪。
　　我们常说，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才能出大师。然而，社会最需要的，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大师，而是身边熟悉的一些“小师”。比如，一个按两下颈椎，便可缓解病人疼痛的大夫；一位让学生们津津乐道、相伴成长的老师；一位慧眼识珠，发掘出新人新作的编辑；一位察于细节，让高精机器起死回生的工程师……对他们和她们，我们不妨把功利性的制度缩水些，把保护性的制度蓬松些，如此，社会的张力才更饱满，生活中的安全感才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