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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年曾从事新闻工作，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他惊人相似，也是从新闻事业开始步入革命征程的。毛泽东从小与新闻结缘，早年的新闻活动闪烁着红色基因的光芒，值得我们永远传承和发扬。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韶山冲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边陲，消息闭塞，少年毛泽东渴求知识，在韶山冲里凡是能借到的新书报，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1911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湖南省会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活动，毛泽东通过认真看报，对形势了如指掌，深有见地，同学们称他是“时事通”。
1915年，日本政府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侵犯我国主权和利益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第一师范学生集资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名叫《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表示报仇雪耻的决心：“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接着在这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字的笔画共28画）的署名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驱的青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经原湖南一师教师杨昌济介绍，当了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家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后来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这是毛泽东早期重要新闻活动之一。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同时对新闻的兴趣越来越大，他经常在节假日去黎锦熙教授家谈论时局和事业，黎锦熙在1918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润之至，交谈报事及世界问题。”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便主编了《湘江评论》，这一天所谈的“报事”指的就是这件事。
主编《湘江评论》 提出“六不怕”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地的革命报刊随之迅速发展。这时，毛泽东不仅拿起笔来，积极为革命报刊写稿，而且先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赴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宣传最新思想，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毛泽东当时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个周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设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一共出版了4期和一号“临时增刊”，毛泽东为它撰写了《创刊宣言》及其他文章20多篇。
在眾多的报刊中，《湘江评论》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政论笔调吸引了大批读者。它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动员和组织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创刊宣言》里，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2、3、4期上连载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人民群众从小联合入手，进而组成大联合，联合起来打倒强权政治，谋得自身解放。文章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途径，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呼吁大家“总要拼命的向前”。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倍加称赞，认为它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除湖南外，刊物还发行到上海、北京、四川、广东、武汉等地，创刊号印2000份，即日销尽，又重印2000份满足读者需要。
《湘江评论》在8月中旬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接着在9月上旬从第七期起主编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刊物《新湖南》。这个周刊原来“纯以改良社会思想，灌输医学知识为职，言论绝对不涉及政事”，毛泽东接编后提出：“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遵循这个宗旨办刊，刊物面貌起了很大变化，被认为是“《湘江评论》的化身”。由于它抨击了军阀统治，不久也被张敬尧查封。
为婚姻自由呼喊
《湘江评论》《新湖南》虽然先后被张敬尧查封，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停止运用新闻这个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他以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为阵地，继续宣传最新思潮，抨击旧的封建社会制度。
长沙《大公报》在当时是一张进步的报纸。1919年11月聘请毛泽东担任它的馆外撰述员。这时，他注意抓住典型，用具体事实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1919年11月关于长沙赵女士自杀问题的一组报道，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赵女士，名五贞，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许配给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年大貌丑的吴风林为继室，五贞不答应，11月14日迎亲时用剃刀自杀于花轿里。这就是发生在长沙的赵女士自杀事件，集中反映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在15日《大公报》“地方新闻栏内”披露这一惨闻后，当即赶写了一篇题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文章，在16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不要把这件事小看了，“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就是傍着活事件讨论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他说：“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冤枉’。”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大公报》编辑部的支持和读者的响应，派出访员，对赵女士自杀的真相、前因后果作了连续报道，并开展讨论，从11月15日到12月1日的16天时间内，共发表消息、讨论文章40篇，集中地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毛泽东在这场讨论中共发表9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批评错误思想，把讨论步步引向深入。 除了赵女士自杀问题的报道，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新闻视野很宽，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各个方面。192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进一步高涨，这时，毛泽东积极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筹组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唤起民众的觉悟，他联合长沙教育界、工商界和新闻界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并亲自写了《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化书社于8月2日成立，9月9日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赁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房屋）正式开业，它既是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创办的进步书店，也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前后对内对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到1921年3月底，平江、浏西（浏阳西区）、武冈、宝庆（今邵阳）、宁乡、溆浦等七县设有分社。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政论文章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8月份就与何叔衡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这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湖南的党校。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正式出版。《新时代》围绕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政策、策略、政权等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建党初期有着重大的意义。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专家认为这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写的第一篇报刊政论文章。
党的二大召开后，我党已开始酝酿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各派军阀不能形成统一的联合的局面，“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人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他分析说：当时的中国已分裂为三种势力、两大营垒的局面。三种势力是：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由此中国就出现了两大营垒的对立局面：一方是强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断言：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共产党国民党合作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日益发展壮大为历史的趋势。中国政治的“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造成的黑暗和混乱，便成了“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这期间，毛泽东在湖南还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俄罗斯丛刊》，宣传十月革命，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将上海出版的《共产党人》月刊的文章介绍给长沙《大公报》转载，在《前锋》上发表文章，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向反革命宣传反攻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帮助和推动下，1924年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的《政治周报》，前期由毛泽东主编（后期由共产党员沈雁冰、张秋人接编），并为它写了《〈政治周刊〉发刊理由》。
这是毛泽东的一篇重要的论述新闻工作的论文。他在文章里阐述了报刊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报刊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文章一开头，他用十分精辟的语言說：“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他还指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确定的报刊任务。
《政治周报》开辟了“反攻”专栏，大量刊登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短文。毛泽东充分发挥这个阵地的作用，他在第一期上以“润”为笔名，写作了7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活动及反革命实质，还驳斥了上海《民国日报》为西山会议派进行辩护的言论。在第二、四期上，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发表了两篇重要综合报道《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摘要编发了全国各地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左派、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声讨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文电49条，反映了进步力量反对右派势力的强大声势。
重要政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论述了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现象”，阻挠不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
农民运动“好得很”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像暴风骤雨一样发展起来。围绕农民运动的兴起，革命与反革命，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时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他用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干部、农民甚至狱吏作调查，开调查会时恭谨勤劳，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开展讨论，这样占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开始在党中央主办的《向导》（191期）上刊出前部分，由于受到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的反对而中途停止刊登。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从1927年3月5日起开始刊登这篇调查报告。4月11日，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这篇调查报告，并写序言热情推荐这本书。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贫农和雇农是农村革命的主要力量，必须坚决依靠他们打倒土豪劣绅。它热情歌颂了伟大的农民运动，严厉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诬蔑，如所谓“糟得很”“过分”问题、“痞子运动”等论调，列举了几个月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总之，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在当时革命的严重关头，对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农民革命问题，代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大量的活生生的材料，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无产阶级应有的斗争精神。
从1925年至1927年夏，毛泽东在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还先后撰写了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文、讲稿、报告、宣言、议案、训令共10余篇，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革命形势的发展把他推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前列，即使这样，他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把新闻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革命的一生。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韶山冲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边陲，消息闭塞，少年毛泽东渴求知识，在韶山冲里凡是能借到的新书报，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立下救国救民的志向。1911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湖南省会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当时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活动，毛泽东通过认真看报，对形势了如指掌，深有见地，同学们称他是“时事通”。
1915年，日本政府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侵犯我国主权和利益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第一师范学生集资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名叫《明耻篇》，毛泽东读后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表示报仇雪耻的决心：“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接着在这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字的笔画共28画）的署名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驱的青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
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经原湖南一师教师杨昌济介绍，当了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家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后来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这是毛泽东早期重要新闻活动之一。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越来越激进”，同时对新闻的兴趣越来越大，他经常在节假日去黎锦熙教授家谈论时局和事业，黎锦熙在1918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润之至，交谈报事及世界问题。”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便主编了《湘江评论》，这一天所谈的“报事”指的就是这件事。
主编《湘江评论》 提出“六不怕”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各地的革命报刊随之迅速发展。这时，毛泽东不仅拿起笔来，积极为革命报刊写稿，而且先后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赴京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宣传最新思想，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毛泽东当时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个周刊“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设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一共出版了4期和一号“临时增刊”，毛泽东为它撰写了《创刊宣言》及其他文章20多篇。
在眾多的报刊中，《湘江评论》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政论笔调吸引了大批读者。它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和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动员和组织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创刊宣言》里，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2、3、4期上连载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人民群众从小联合入手，进而组成大联合，联合起来打倒强权政治，谋得自身解放。文章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具体途径，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呼吁大家“总要拼命的向前”。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倍加称赞，认为它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除湖南外，刊物还发行到上海、北京、四川、广东、武汉等地，创刊号印2000份，即日销尽，又重印2000份满足读者需要。
《湘江评论》在8月中旬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接着在9月上旬从第七期起主编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刊物《新湖南》。这个周刊原来“纯以改良社会思想，灌输医学知识为职，言论绝对不涉及政事”，毛泽东接编后提出：“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遵循这个宗旨办刊，刊物面貌起了很大变化，被认为是“《湘江评论》的化身”。由于它抨击了军阀统治，不久也被张敬尧查封。
为婚姻自由呼喊
《湘江评论》《新湖南》虽然先后被张敬尧查封，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停止运用新闻这个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他以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为阵地，继续宣传最新思潮，抨击旧的封建社会制度。
长沙《大公报》在当时是一张进步的报纸。1919年11月聘请毛泽东担任它的馆外撰述员。这时，他注意抓住典型，用具体事实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1919年11月关于长沙赵女士自杀问题的一组报道，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赵女士，名五贞，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许配给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年大貌丑的吴风林为继室，五贞不答应，11月14日迎亲时用剃刀自杀于花轿里。这就是发生在长沙的赵女士自杀事件，集中反映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在15日《大公报》“地方新闻栏内”披露这一惨闻后，当即赶写了一篇题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文章，在16日《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不要把这件事小看了，“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
在这个事件的报道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就是傍着活事件讨论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他说：“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冤枉’。”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大公报》编辑部的支持和读者的响应，派出访员，对赵女士自杀的真相、前因后果作了连续报道，并开展讨论，从11月15日到12月1日的16天时间内，共发表消息、讨论文章40篇，集中地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毛泽东在这场讨论中共发表9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批评错误思想，把讨论步步引向深入。 除了赵女士自杀问题的报道，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新闻视野很宽，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各个方面。192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浪潮进一步高涨，这时，毛泽东积极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筹组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唤起民众的觉悟，他联合长沙教育界、工商界和新闻界进步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并亲自写了《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化书社于8月2日成立，9月9日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赁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房屋）正式开业，它既是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创办的进步书店，也是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前后对内对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到1921年3月底，平江、浏西（浏阳西区）、武冈、宝庆（今邵阳）、宁乡、溆浦等七县设有分社。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政论文章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8月份就与何叔衡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这所大学实际上是当时湖南的党校。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正式出版。《新时代》围绕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政策、策略、政权等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建党初期有着重大的意义。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专家认为这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写的第一篇报刊政论文章。
党的二大召开后，我党已开始酝酿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各派军阀不能形成统一的联合的局面，“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人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他分析说：当时的中国已分裂为三种势力、两大营垒的局面。三种势力是：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由此中国就出现了两大营垒的对立局面：一方是强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毛泽东断言：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共产党国民党合作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必然日益发展壮大为历史的趋势。中国政治的“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造成的黑暗和混乱，便成了“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这期间，毛泽东在湖南还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俄罗斯丛刊》，宣传十月革命，扩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将上海出版的《共产党人》月刊的文章介绍给长沙《大公报》转载，在《前锋》上发表文章，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向反革命宣传反攻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帮助和推动下，1924年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的《政治周报》，前期由毛泽东主编（后期由共产党员沈雁冰、张秋人接编），并为它写了《〈政治周刊〉发刊理由》。
这是毛泽东的一篇重要的论述新闻工作的论文。他在文章里阐述了报刊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报刊的性质和任务问题。文章一开头，他用十分精辟的语言說：“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他还指出，“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确定的报刊任务。
《政治周报》开辟了“反攻”专栏，大量刊登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短文。毛泽东充分发挥这个阵地的作用，他在第一期上以“润”为笔名，写作了7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活动及反革命实质，还驳斥了上海《民国日报》为西山会议派进行辩护的言论。在第二、四期上，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发表了两篇重要综合报道《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摘要编发了全国各地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左派、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声讨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文电49条，反映了进步力量反对右派势力的强大声势。
重要政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论述了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现象”，阻挠不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
农民运动“好得很”
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以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像暴风骤雨一样发展起来。围绕农民运动的兴起，革命与反革命，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时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他用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干部、农民甚至狱吏作调查，开调查会时恭谨勤劳，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开展讨论，这样占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开始在党中央主办的《向导》（191期）上刊出前部分，由于受到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的反对而中途停止刊登。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从1927年3月5日起开始刊登这篇调查报告。4月11日，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这篇调查报告，并写序言热情推荐这本书。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贫农和雇农是农村革命的主要力量，必须坚决依靠他们打倒土豪劣绅。它热情歌颂了伟大的农民运动，严厉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诬蔑，如所谓“糟得很”“过分”问题、“痞子运动”等论调，列举了几个月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总之，毛泽东这篇光辉著作，在当时革命的严重关头，对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农民革命问题，代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大量的活生生的材料，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无产阶级应有的斗争精神。
从1925年至1927年夏，毛泽东在做了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还先后撰写了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文、讲稿、报告、宣言、议案、训令共10余篇，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革命形势的发展把他推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前列，即使这样，他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地把新闻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