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晚上7：00，我坐高铁前往杭州采访“杀妻碎尸案”。路上，多家在现场的媒体同行反馈给我的消息是，案发小区“三堡北苑”已被封锁，“肯定进不去了”。晚12：00左右，我到达小区门口，现场的记者大多已经撤离。
　　我有点不甘心，在小区附近转悠，碰见一位记者和我打招呼，“你是隗老师吧？久仰久仰。要不要跳墙进小区？”我有点犹豫，上次跳墙已经是10年前的事，现在很生疏。转念一想，人家都“久仰”了，我也不能怂，于是说，“跳呗，走！”穿过小区背后的公园，翻过一个比我高、顶部有一排箭型尖刺的铁栏杆，我第一次进入到三堡北苑小区。双脚着地那一刻，腿有点疼。
　　日后来看，“跳墙”的决定至关重要。之后数天，三堡北苑小区依然很难从正门进入。想进小区的其他可能途径，每一个都很复杂，都要碰运气。
　　7月25日上午，我在三堡北苑小区内遇到来现场悼念的被害者家属，留了电话。次日，在电话中完成对被害家属和前夫的采访。小区正门难以进入阻拦了一些记者，但进入小区拿到和我一样多线索的记者，也不止一个人。最终结果，确实我的报道内容要更多。两位比我更早联系到被害者前夫的记者后来问我，“为什么他不跟我说，却愿意和你讲？”
　　这涉及采访的另一个重点：如何与处在巨大悲痛中，对媒体也没有多少表达诉求的家属交流？我的答案是，不要将采访对象工具化使用，在问家属事实性内容的同时，要去倾听、共情家属的悲痛情绪，让家属和你聊天中感到被理解、被宽慰。
　　我曾经业余学过一段时间心理咨询，其中一项入门训练是接听“心理热线”。实践中，对于好的倾听者，来电者会愿意与其聊很久。对于不够好的倾听者，哪怕他摆出努力倾听的态度，来电者也会很快挂断。我想这种倾听、共情的能力，放在新闻采访中，也是能衡量一位记者采访能力优劣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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