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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北省清苑县1125户农家资料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考察了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结果表明，无论是主营副业，兼营副业还是外出非农就业，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非农就业的机会十分缺乏且未根本改变小农家庭对农业的高度依赖以及“过密化”的存在。
关键词：经济影响 非农就业 农户收入 近代中国 清苑县
一、引言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关于商业化和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同学派之间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河北省清苑县是近代中国北方农业最繁荣、工商业最发达的县之一，清苑县非农就业状况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作用。1930年，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经济学者曾对河北保定清苑县11个村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1958年，以薛暮桥、孙冶方为首的经济学者又进行了跟踪调查，积累了一组珍贵的经济数据。本文利用这些资料，对河北省清苑县1930—1946年期间不同职业劳动力对农户总收入的边际贡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揭示非农就业对近代中国农户的经济影响，从而更为全面的反映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二、实证分析
（一）方法和样本选择
为了充分考察不同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本文现以农户总收入为因变量，农户中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的数量为自变量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使用的样本包括1930年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李罗侯村和蔡家营村，共计767户；1936年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南邓村和蔡家营村5个村，共计869户；1946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李罗侯村、南邓村和蔡家营村6个村，共计1125户。方程形式如下：
INCOMEijt=α+βHijt+φWijt+γ1T36+γ2T46+ξijt （1）
（二）变量和数据处理
在方程（1）中，Hijt代表村庄j的农户i在t时期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数量，包括自有农业劳动力数量，主营副业人数，兼营副业人数，外出非农就业人数，在外工商业从业人数，雇入长工人数、雇入短工天数、出雇长工人数、出雇短工天数，Wijt代表村庄j的农户i在t时期拥有的财产数量，包括拥有的土地面积（包括租入与典入的土地）、农业生产工具（水车、铁轮大车、胶轮大车、犁、耙等）数量以及牲畜（牛、马、骡）的数量等，T为时间控制变量，分别代表1936年与1948年，ξ为随机误差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1。
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较高。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变量回归系数的差异，这些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从事每种职业的边际收益。可以看出，主营副业的边际收益超过其余非农行业许多，表明主营副业确实能够贡献很高的收入。
此外，雇入长工的边际收益也很高，这证明了经营式农场主由于能够确定更为合理的人地比例，因而能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发挥到最大。如再加上土地的边际收益，则雇入长工经营的总收益已远远超出主营副业。为了验证这一点，可进行如下假设：
H0：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主营副业边际收益 （2）
H1：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主营副业边际收益 （3）
（2）式中使用23倍的每亩土地的边际收益，是因为清苑县长工平均每人可耕种23亩地。通过对原假设进行F检验，F值为94.87，在极高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1%）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等式左边的数值极其显著的大于右边。即在土地充足的情况下，雇入长工进行耕作的净收益已经远远超出主营副业，主营副业在收入上对富农几乎毫无吸引力。事实上，回归数据显示雇入长工的收入甚至与工商业的寄回收入不相上下，可进行如下假设：
H0：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工商业寄回边际收益 （4）
H1：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工商业寄回边际收益 （5）
通过对原假设（4）进行F检验，P值为0.79，不能拒绝原假设，考虑到寄回收入并不是在外经营工商业利润的全部，较低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低估了其实际收入。事实上，凡是有在外经营工商业者，家中也必定有长工雇入或土地出租，即均为地主与富农家庭。此外，大牲畜显著高出普通农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也证明了黄宗智的观点，即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甚至阻碍了畜力的大量使用，并导致畜力的日均工资与短工处于同一水平。
从其他非农收入看，兼营副业的边际贡献远低于主营收入，这与上文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但兼营副业的贡献度却显著高于普通农业劳动力的贡献（F检验方式与上文相同，P值为0.01），这再次证明了即便是兼营副业也存在一定的门槛，从而导致两者边际贡献的差异。
在外人口寄回的边际贡献也远低于主营副业收入。此外，在外人口寄回与兼营收入的边际贡献并无显著差异（F检验方式与上文相同，P值为0.38）。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该项收入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部分农户的在外人口并无寄回，这或许是导致方程中边际收入贡献较低的一个原因。
三、主要结论
（一）劳动力边际收益过低是农户从事副业的重要动机
外出务工者中仍有相当比例从事农业，意味着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仍然存在大量过剩。因此，即使加上打工收入，贫农与雇农家庭的农业人均收入也相对较低。在农业劳动力边际收益极低，农业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非农收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这是农户从事副业的重要动机之一。 （二）主营副业经济回报较高，参与农户较少
主营副业能够为农户带来相当丰厚的经济回报，，甚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农家庭”。不过，主营副业对资金存在的较高要求，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户能够获取该项收入。与此同时，富农从经营式农场中获取的收入能够大大超出主营副业的收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营副业的农户以中农最多，贫农次之，而处于收入阶层塔尖的富农与最底层的雇农均极少有农户从事。
（三）兼营副业经济回报较低，参与农户比较普遍
兼营副业对农户的经济回报远低于主营副业，但其优势在于更为普遍，即使雇农也有一定比例的农户从事。其经济意义更多的在于维持农户现有的经济水平，重要性并不次于主营副业，两者属于不同的就业层次，收入差距并不能掩盖对不同层次农户的经济意义。
（四）外出非农就业经济贡献不及主营副业，参与者多为上层农户
外出非农就业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前三个年度也较高，基本仅次于主营副业。不过，相比于主营副业对人均收入51%—62%的贡献度，在外人口寄回收入的贡献仅为36%—39%，其作用不及主营副业。此外，外出就业也存在同样的选择性门槛，并强烈地偏向上层农户。
因此，无论是主营副业，兼营副业还是外出非农就业，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非农就业的机会仍旧十分缺乏，原因则应当归咎于北方工商业的发展普遍落后于南方，通过与无锡地区的相比便可看出这一点。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更为支持黄宗智对华北经济的结论，有限的非农就业机会并未根本改变小农家庭对农业的高度依赖，以及“过密化”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陈翰笙，薛暮桥，秦柳芳.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年至1957年[Z].1958
[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
[4]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JAMES KAI—SING KUNG， NANSHENG BAI， YIU-FAI LEE：Human capital，migration，and a‘vent’for surplus rural labou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0.
（高廉，1990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经济史）
关键词：经济影响 非农就业 农户收入 近代中国 清苑县
一、引言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关于商业化和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同学派之间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河北省清苑县是近代中国北方农业最繁荣、工商业最发达的县之一，清苑县非农就业状况能够较为客观的反映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作用。1930年，以陈翰笙为首的一批经济学者曾对河北保定清苑县11个村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1958年，以薛暮桥、孙冶方为首的经济学者又进行了跟踪调查，积累了一组珍贵的经济数据。本文利用这些资料，对河北省清苑县1930—1946年期间不同职业劳动力对农户总收入的边际贡献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揭示非农就业对近代中国农户的经济影响，从而更为全面的反映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二、实证分析
（一）方法和样本选择
为了充分考察不同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本文现以农户总收入为因变量，农户中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的数量为自变量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使用的样本包括1930年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李罗侯村和蔡家营村，共计767户；1936年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南邓村和蔡家营村5个村，共计869户；1946的薛庄村、东顾庄村，何家桥村，李罗侯村、南邓村和蔡家营村6个村，共计1125户。方程形式如下：
INCOMEijt=α+βHijt+φWijt+γ1T36+γ2T46+ξijt （1）
（二）变量和数据处理
在方程（1）中，Hijt代表村庄j的农户i在t时期从事不同职业的劳动力数量，包括自有农业劳动力数量，主营副业人数，兼营副业人数，外出非农就业人数，在外工商业从业人数，雇入长工人数、雇入短工天数、出雇长工人数、出雇短工天数，Wijt代表村庄j的农户i在t时期拥有的财产数量，包括拥有的土地面积（包括租入与典入的土地）、农业生产工具（水车、铁轮大车、胶轮大车、犁、耙等）数量以及牲畜（牛、马、骡）的数量等，T为时间控制变量，分别代表1936年与1948年，ξ为随机误差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1。
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较高。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变量回归系数的差异，这些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从事每种职业的边际收益。可以看出，主营副业的边际收益超过其余非农行业许多，表明主营副业确实能够贡献很高的收入。
此外，雇入长工的边际收益也很高，这证明了经营式农场主由于能够确定更为合理的人地比例，因而能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发挥到最大。如再加上土地的边际收益，则雇入长工经营的总收益已远远超出主营副业。为了验证这一点，可进行如下假设：
H0：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主营副业边际收益 （2）
H1：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主营副业边际收益 （3）
（2）式中使用23倍的每亩土地的边际收益，是因为清苑县长工平均每人可耕种23亩地。通过对原假设进行F检验，F值为94.87，在极高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1%）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等式左边的数值极其显著的大于右边。即在土地充足的情况下，雇入长工进行耕作的净收益已经远远超出主营副业，主营副业在收入上对富农几乎毫无吸引力。事实上，回归数据显示雇入长工的收入甚至与工商业的寄回收入不相上下，可进行如下假设：
H0：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工商业寄回边际收益 （4）
H1：雇入长工边际收益-长工边际成本+每亩土地边际收益*23≠工商业寄回边际收益 （5）
通过对原假设（4）进行F检验，P值为0.79，不能拒绝原假设，考虑到寄回收入并不是在外经营工商业利润的全部，较低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低估了其实际收入。事实上，凡是有在外经营工商业者，家中也必定有长工雇入或土地出租，即均为地主与富农家庭。此外，大牲畜显著高出普通农业劳动力的边际贡献也证明了黄宗智的观点，即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甚至阻碍了畜力的大量使用，并导致畜力的日均工资与短工处于同一水平。
从其他非农收入看，兼营副业的边际贡献远低于主营收入，这与上文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但兼营副业的贡献度却显著高于普通农业劳动力的贡献（F检验方式与上文相同，P值为0.01），这再次证明了即便是兼营副业也存在一定的门槛，从而导致两者边际贡献的差异。
在外人口寄回的边际贡献也远低于主营副业收入。此外，在外人口寄回与兼营收入的边际贡献并无显著差异（F检验方式与上文相同，P值为0.38）。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该项收入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部分农户的在外人口并无寄回，这或许是导致方程中边际收入贡献较低的一个原因。
三、主要结论
（一）劳动力边际收益过低是农户从事副业的重要动机
外出务工者中仍有相当比例从事农业，意味着当地的农业劳动力仍然存在大量过剩。因此，即使加上打工收入，贫农与雇农家庭的农业人均收入也相对较低。在农业劳动力边际收益极低，农业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非农收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这是农户从事副业的重要动机之一。 （二）主营副业经济回报较高，参与农户较少
主营副业能够为农户带来相当丰厚的经济回报，，甚至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农家庭”。不过，主营副业对资金存在的较高要求，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户能够获取该项收入。与此同时，富农从经营式农场中获取的收入能够大大超出主营副业的收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营副业的农户以中农最多，贫农次之，而处于收入阶层塔尖的富农与最底层的雇农均极少有农户从事。
（三）兼营副业经济回报较低，参与农户比较普遍
兼营副业对农户的经济回报远低于主营副业，但其优势在于更为普遍，即使雇农也有一定比例的农户从事。其经济意义更多的在于维持农户现有的经济水平，重要性并不次于主营副业，两者属于不同的就业层次，收入差距并不能掩盖对不同层次农户的经济意义。
（四）外出非农就业经济贡献不及主营副业，参与者多为上层农户
外出非农就业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前三个年度也较高，基本仅次于主营副业。不过，相比于主营副业对人均收入51%—62%的贡献度，在外人口寄回收入的贡献仅为36%—39%，其作用不及主营副业。此外，外出就业也存在同样的选择性门槛，并强烈地偏向上层农户。
因此，无论是主营副业，兼营副业还是外出非农就业，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非农就业的机会仍旧十分缺乏，原因则应当归咎于北方工商业的发展普遍落后于南方，通过与无锡地区的相比便可看出这一点。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更为支持黄宗智对华北经济的结论，有限的非农就业机会并未根本改变小农家庭对农业的高度依赖，以及“过密化”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陈翰笙，薛暮桥，秦柳芳.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年至1957年[Z].1958
[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
[4]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JAMES KAI—SING KUNG， NANSHENG BAI， YIU-FAI LEE：Human capital，migration，and a‘vent’for surplus rural labou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10.
（高廉，1990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