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制约人民币固定收益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掣肘因素，就是缺少一个基准利率体系，进而无法形成一条可信赖的和可交易的(Reliable and Tradable)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回购利率、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央票收益率、国债收益率、定存利率都或多或少地在承担着基准利率的职能，从而使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彼此分割，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显不足，由于投资者不能自由地交易和套利，因此金融市场无法实现无套利均衡。
　　针对这一问题，人民银行一直着力培育人民币基准利率体系。在对人民币基准利率的选择上，货币当局存在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2007年开始，人民银行力主培育Shibor为人民币基准利率，大力推动基于Shibor的债券、IRS(利率互换)和FRA(远期利率协议)的各金融品种的发展。
　　但是人民币Shibor是仿照美元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设计的利率品种，存在着先天不足。
　　首先，其制度设计存在着先天不足。Shibor是基于报价驱动，而非交易驱动，报价商又不承担交易义务，这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报价过程中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其次，美元Libor是离岸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基准利率，而不是美国境内市场的基准利率，但是Shibor却是个在岸的利率基准。美国境内的美元市场的基准利率还是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欧洲美元市场的参与主体作为境外机构是不能直接进入联邦基金市场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以Libor为资金拆借回购的基准。事实上，美国境内发行的美元债利率基准一般是以国债收益率为基准，而欧洲美元债券才以Libor作为基准。从这个角度看，以在岸的上海仿照离岸的伦敦培育Shibor，跟基准利率体系设计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更多地采用公开市场正、逆回购操作来调节货币市场，反映出货币当局更加重视对回购利率的引导。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如同美联储设定隔夜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人民银行可能试图将回购利率作为一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过常态化的正、逆回购公开市场操作，将回购利率维持在央行的目标水平。最终，人民银行可能放弃存、贷款基准利率，转而设定货币市场政策目标利率。
　　可以设想，未来的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将是由短端的回购利率、中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以及基于货币市场和国债市场的利率期货构成的一条完整的、连续的、可交易的收益率曲线。
　　同时，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香港培育一个离岸的人民币Hibor(香港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