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也只有实现人的城镇化，真正实现中国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才能取得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现阶段城镇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既有制度性的不平等因素、市民文化中的歧视排斥因素、也有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不高的因素，而这些诸多的原因都可归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内因是关键。通过对制约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农民工自身主体因素入手，以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思考新型城镇农民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促进社会融入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职业培训；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190-02
有关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一般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愚昧落后状态和农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使农民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社会，并最终实现对于城市社会或社区的适应与充分融入，并非一种单纯的人口流动和户籍变化，而是包含着一系列以人为中心的结构转换以及过程变迁。
一、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现状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是城市消灭农村，不是工业消灭农业，而是二者融合为一而形成的新的人类居住和生活环境。农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孤立的地方，城市也不是人口密集、环境污染的地方，而是既有城市的便捷，又有乡村的清新的新的居住地，即新型城镇。新型城镇可以说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代言人和明信片，是人类主体力量的集中体现和证明，她的建设主体就是农民工自身。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不是“被城市化”，而是“自主城市化”的新型城镇居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成为城镇建设者，并逐渐成为城镇新主人。但是，在农民工的城镇化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口的专业化职业培训欠缺等因素，不仅影响农民工在城镇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甚至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城镇归属感，再加上部分城镇居民对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怀有偏见，对城镇农民工的难以融入社会更是影响深远，也有悖于社会和谐。
根据社科院的预测，未来二十年每年还将有超过一千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在这一庞大的人群中，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所获得职业培训的比例依然在较低水平徘徊，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26.2%。根据中新网2013年5月27日报道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其中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百分比有所下降，然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意义尤其重大，这组数据的下降，其中既有农民工总数增加的原因，也不乏有职业培训推进力度不够的因素。为了能确保农民工朝着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方向顺利发展，为了能确保农民工顺利融入城镇社会，就必须加大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适应城镇化、融入社会的技能水平。这一点也已经逐渐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发布的指导意见就对农民工得到技能培训进行了限时定量的明确规定。2013年3月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中，就提到要重点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专门的技能培训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可以把一般城镇农民工培训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将之前单纯的经验型、手艺型的普通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科学型的应用型人才；可以将原来潜在的富余劳动力变成现实的中坚劳动力，从而在根本上让进城镇农民工提高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同时先进的职业技能可以大大提高城镇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农民工就更好地融入新型城镇生活、融入社会。
二、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未来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三个著名论断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城镇农民工从自身内因方面融入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对中国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具有超越时代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处于动态发展的进程中，在新的时期又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也使得我们对现实中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有了新启示。首先，从宏观上讲，完全符合中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制定思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肯定了教育与科学技术对于实现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肯定了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才能对城镇化起到积极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的内容一定要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其次，从农民工主体上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客观要求了我们所有劳动者以及正在接受教育的“产业后备军”能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脑体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适应新型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新要求。再次，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层面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要求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对学生加强城镇建设需要的职业劳动技术教育，真正增加农民工自身能融入社会的砝码。
三、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自身社会融入的对策
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给中国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体对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加强职业培训与市场对接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就业成功率
为了加强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本身首先需要进一步改善，切入点就是与市场对接，切实提高社会生产率。当前中国新一代城镇化农民工中“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增多，加之不少职业教育机能相对滞后，新毕业的职校生优势不再，能对接用人单位的人才变得难觅踪影。一时间，用工企业同时出现“用工荒”和“招工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间接导致企业不得不降低招工门槛，然而低水平的入职员工又使得企业在内部培训的投入上更加难出成效，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后备战斗力下降。这就对城镇农民工的培训提出了新要求，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只有将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机统一，提高农民工就业率，才能使农民工融入新型城镇社会，成为合格的城镇居民。根据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要把最新科技发展成果通过职业培训普及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之中，使先进科学转化为直接社会生产力，使农民工职业培训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也客观要求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切实加强培训内容与市场对接，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 （二）确保资本投入能良性运作，扶持农民工职业培训机构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应该继续加强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信息发布机构的投入，拓宽城镇农民工对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在加大政府投入和补贴力度的同时，积极正确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构建以公办、民办、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职员培训等多层次机构共同组成的培训主体。建立健全对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资金投入机制，稳定教育资金投入不仅包括师资队伍的建设投入和培训基地的建设投入也包括农民申请培训的各种组织机构建设投入。完善全国农民培训申请机制，就是要保障申请渠道方便畅通、就近使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都能申请得到一次以上的技能培训，确保农民人口流动与城镇经济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相协调。同时，政策适当倾斜切实落实青年农民岗位的城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激化，容易发生企业对职员教育培训费的削减，不仅在企业间容易出现“挖墙脚”情况，客观上也容易引起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由于职业培训不到位而盲目“跳槽”，不仅不利于农民自身职业发展，也会影响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进程。
（三）制定市场指导性强的实用型职业资格考核制度
城镇农民工在社会融入进程中很多带有盲目性和临时性，职业资格的认定制度是员工入职技能的检验也是对员工自身权利的切实保障。市场指导性强的实用型职业资格的认定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农民利用短期碎片的闲暇时间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行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扬弃传统职业培训即“徒弟制度”的弊病，更好地传播先进生产技能。这在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要求职业资格的认定要明确考证人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与此同时，必须注重推进市场评估标准在职业认定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以用人单位反馈标准为监测指标，相应地制定促进持续更新的监测与评估机制。总之就是要加强市场督导以坚决避免为考证而考证和卖证、买证、办证等形式主义带给农民新负担。以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为指导，加强新型城镇农民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打铁还需自身硬，着眼未来，立足当地，脚踏实地，通过提高农民自身新型城镇化职业技能加快中国新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步伐。
参考文献：
[1] 李鑫健，郑慧.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36）.
[2] 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3] 破解“三农”难题：农民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4] 廖海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诉求与推进路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责任编辑 吴 迪]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职业培训；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190-02
有关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一般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整体融入城市社会并认同自身新的社会身份的过程与状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愚昧落后状态和农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使农民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束缚。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社会，并最终实现对于城市社会或社区的适应与充分融入，并非一种单纯的人口流动和户籍变化，而是包含着一系列以人为中心的结构转换以及过程变迁。
一、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现状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是城市消灭农村，不是工业消灭农业，而是二者融合为一而形成的新的人类居住和生活环境。农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孤立的地方，城市也不是人口密集、环境污染的地方，而是既有城市的便捷，又有乡村的清新的新的居住地，即新型城镇。新型城镇可以说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代言人和明信片，是人类主体力量的集中体现和证明，她的建设主体就是农民工自身。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不是“被城市化”，而是“自主城市化”的新型城镇居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成为城镇建设者，并逐渐成为城镇新主人。但是，在农民工的城镇化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口的专业化职业培训欠缺等因素，不仅影响农民工在城镇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甚至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城镇归属感，再加上部分城镇居民对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怀有偏见，对城镇农民工的难以融入社会更是影响深远，也有悖于社会和谐。
根据社科院的预测，未来二十年每年还将有超过一千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在这一庞大的人群中，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所获得职业培训的比例依然在较低水平徘徊，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26.2%。根据中新网2013年5月27日报道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9.2%。其中农民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百分比有所下降，然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意义尤其重大，这组数据的下降，其中既有农民工总数增加的原因，也不乏有职业培训推进力度不够的因素。为了能确保农民工朝着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方向顺利发展，为了能确保农民工顺利融入城镇社会，就必须加大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适应城镇化、融入社会的技能水平。这一点也已经逐渐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发布的指导意见就对农民工得到技能培训进行了限时定量的明确规定。2013年3月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中，就提到要重点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专门的技能培训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可以把一般城镇农民工培训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将之前单纯的经验型、手艺型的普通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科学型的应用型人才；可以将原来潜在的富余劳动力变成现实的中坚劳动力，从而在根本上让进城镇农民工提高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同时先进的职业技能可以大大提高城镇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农民工就更好地融入新型城镇生活、融入社会。
二、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现实意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未来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三个著名论断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城镇农民工从自身内因方面融入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对中国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具有超越时代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处于动态发展的进程中，在新的时期又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也使得我们对现实中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有了新启示。首先，从宏观上讲，完全符合中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制定思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肯定了教育与科学技术对于实现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肯定了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才能对城镇化起到积极的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的内容一定要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其次，从农民工主体上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客观要求了我们所有劳动者以及正在接受教育的“产业后备军”能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脑体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适应新型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新要求。再次，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层面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要求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对学生加强城镇建设需要的职业劳动技术教育，真正增加农民工自身能融入社会的砝码。
三、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农民工自身社会融入的对策
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给中国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城镇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具体对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加强职业培训与市场对接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就业成功率
为了加强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本身首先需要进一步改善，切入点就是与市场对接，切实提高社会生产率。当前中国新一代城镇化农民工中“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增多，加之不少职业教育机能相对滞后，新毕业的职校生优势不再，能对接用人单位的人才变得难觅踪影。一时间，用工企业同时出现“用工荒”和“招工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间接导致企业不得不降低招工门槛，然而低水平的入职员工又使得企业在内部培训的投入上更加难出成效，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后备战斗力下降。这就对城镇农民工的培训提出了新要求，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只有将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机统一，提高农民工就业率，才能使农民工融入新型城镇社会，成为合格的城镇居民。根据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要把最新科技发展成果通过职业培训普及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之中，使先进科学转化为直接社会生产力，使农民工职业培训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也客观要求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切实加强培训内容与市场对接，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 （二）确保资本投入能良性运作，扶持农民工职业培训机构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应该继续加强对城镇农民工就业信息发布机构的投入，拓宽城镇农民工对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在加大政府投入和补贴力度的同时，积极正确地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构建以公办、民办、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职员培训等多层次机构共同组成的培训主体。建立健全对城镇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资金投入机制，稳定教育资金投入不仅包括师资队伍的建设投入和培训基地的建设投入也包括农民申请培训的各种组织机构建设投入。完善全国农民培训申请机制，就是要保障申请渠道方便畅通、就近使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都能申请得到一次以上的技能培训，确保农民人口流动与城镇经济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相协调。同时，政策适当倾斜切实落实青年农民岗位的城镇企业。改革开放后，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激化，容易发生企业对职员教育培训费的削减，不仅在企业间容易出现“挖墙脚”情况，客观上也容易引起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由于职业培训不到位而盲目“跳槽”，不仅不利于农民自身职业发展，也会影响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进程。
（三）制定市场指导性强的实用型职业资格考核制度
城镇农民工在社会融入进程中很多带有盲目性和临时性，职业资格的认定制度是员工入职技能的检验也是对员工自身权利的切实保障。市场指导性强的实用型职业资格的认定制度，不仅有利于调动农民利用短期碎片的闲暇时间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行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扬弃传统职业培训即“徒弟制度”的弊病，更好地传播先进生产技能。这在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要求职业资格的认定要明确考证人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与此同时，必须注重推进市场评估标准在职业认定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以用人单位反馈标准为监测指标，相应地制定促进持续更新的监测与评估机制。总之就是要加强市场督导以坚决避免为考证而考证和卖证、买证、办证等形式主义带给农民新负担。以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为指导，加强新型城镇农民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打铁还需自身硬，着眼未来，立足当地，脚踏实地，通过提高农民自身新型城镇化职业技能加快中国新城镇农民工社会融入步伐。
参考文献：
[1] 李鑫健，郑慧.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36）.
[2] 魏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3] 破解“三农”难题：农民教育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4] 廖海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诉求与推进路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责任编辑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