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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野心和才华，这些特点始终贯穿在导演陆川的电影里。做他的采访很放松，因为他会很主动地为你讲述自己的电影，你只需要为他提供一条线索。在讲述电影的时候，他偶尔会爆出句粗口，但那显然是为了增加自己讲述的力度。即使有些观点你无法认同他，但他的那种热情会让你很好地融入到他营造的气氛里。
今年是陆川步入40岁前的最后一年，生于文艺世家的陆川，父亲是著名作家陆天明，姑姑是著名作家陆星儿。读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的硕士后，陆川在2001年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寻枪》，3年后，陆川以他的第二部影片《可可西里》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5年后，陆川带着《南京！南京！》向我们展现了一段中国人的抵抗史。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陆川一直在用他的热情去营造影像，然后再通过这些滚烫的画面去感染你。这热情一直延续到现在，看过试映会的人，对《南京！南京！》相通的认识是它拍得的确激情四溢。尤其是前面的战斗场面，更是创造了国产电影战斗场面的新标尺，而片中几处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让人不禁为之落泪。
陆川最初接到过德国投资方《拉贝日记》的拍摄邀请，但经过素材收集之后，合作没有成功，因为德国人的钱就是冲着拉贝来的，他们希望这个德国人能够在这个历史时期去振奋他们的民族精神。而这些，坚定了陆川要为中国人立传的决心，陆川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记得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曾经做过什么，那30万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数字，变成了一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在真正的历史上，中国人在自救方面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圆圆和小江她们的故事，都是真的啊！”
和他的其它电影一样，《南京！南京！》对陆川还有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学习。在开拍之前，对于这样一段历史，陆川其实是个“无知”的人，“拍电影的乐趣在于，在进入一个具体的事儿之后，这个事儿要求你去更新。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我是个无知的人，但是这些书，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逻辑，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史观，它们开始刺激我，开始丰富我，开始壮大我。”他希望用众多的人物节点去编织一张捞取历史的网，对于一个面对厚重历史在各方面的积累仍显薄弱的青年导演来说，用多线索和多人物的结构去还原历史，或许是更稳妥的一种方式。
在考据方面，他有点“特不信任人”，这是强迫症的典型特征，所有细节都想去看看，去过问一下。陆川说在这方面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磕，就是考据，就是看你下的功夫够不够。他指着采访现场的一张旧照片：“就以这张照片为例，这是一个军官的合影，这样的军官合影我大概找到了一两百张，就都把它们摊平放在一起，就是看。我需要的是，从这些照片上，分析出这些人背后的故事，分析出他的性格特点。”因为当初看的太多，他说自己现在一看到旧照片就想吐。
正是通过这些照片，一些历史的规律慢慢浮现出来。这些规律有些是自己总结的，有些是听别人说的，当然陆川说今天说的并非是“答案”，但要去复原一个质感，总要找到一个能够去执行的规则。这些规则没有书告诉你，只能你自己去总结。这些东西它可能不是真理，但就是要找出这依据来，这个依据是我们还原的基础。在素材和热情的基础上，陆川以全新的多线索并进的叙述结构去呈现这段我们自认为很熟悉的历史，看过后，你会如陆川所说，看到一部中国人的抵抗史。《南京！南京！》的初剪版有6个小时，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结构上的故事完整，需要一个相应较大的篇幅。
后期剪辑陆川下了狠心，虽然他会为演员心疼，但有些戏可能只对某些演员好，某些戏只对导演好，但不一定对影片好。为此他的剪刀真的是“六亲不认”。早在《可可西里》的时候，坊间就盛传陆川和某些工作人员不睦的传闻。但他不会为了电影的质量去迁就任何人。
经过大刀阔斧的剪辑后，影片在保留全部人物的基础上会不会完整？普通观众是否能接受以一个日本人去贯穿故事始终的讲述方式？这个沉重的题材能否最大程度地唤起观众的观影热情？陆川在片中设置的各种隐喻能否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他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对群像的精致刻画能否让观众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这些只能等待市场的评判了。陆川说他很喜欢这种表达的机会，当年，他有机会表达时，《可可西里》已经要下画了。这次，这位充满热情、较真，甚至有些偏执的导演第一次开始看重自己影片的票房，他带领自己的主创奔波于各种宣传活动中，陆川的声音应该已经传得够广了。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电影中的陆川一直都充满剖开人性善恶的野心，他也擅于将小格局的故事讲得荡气回肠。也许因为广电大院长大的经历，陆川幸运地获得了比其他导演更好的拍摄机会，中小成本的两部戏，几乎未曾给他带来市场方面的压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有利的创作环境，让他一直有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表现的人性主题，而不需要像宁浩、阿甘那样的同龄人为“稻粱谋”。尽管如此，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面，对一个导演来说，深厚的积淀显然要比热情更加重要。《寻枪》和《可可西里》的格局不大，人性的故事在小范围内“闪转腾挪”，创作的难度显然要比《南京，南京》低上太多。五年磨一剑，陆川会紧张《南京！南京！》是必然的，因为它花费了他太多的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
把历史这条鱼捞上来
记者：《南京！南京！》的剧本是怎么成型的？
陆川：最初是投资方拿了剧本函还有什么银行的担保，一大堆的证明就是想找我拍，就是因为他们看了《可可西里》。但是这个没合作成，因为剧本其实主要是《拉贝日记》，我确实是不想拍一个和《辛德勒的名单》很类似的，那个剧本整个的表达都挺像《辛德勒的名单》的，就是讲他对我们的一种拯救。
基本上他的片里没有中国人，就是跑来跑去的惊声尖叫，然后就被杀了。我确实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这段历史我和大家一样就是觉得已经够了，不想再去回顾了。所以我当时也是和他们提出能不能拍点新鲜的东西、新的角度，然后我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想去改变他的剧本，当时花了两三个月去看了一些资料，我就突然发现以现在这种搜索方式很快就能扫到一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向你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战争面貌。这时候我就建立起了一个想法，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就在这个事件上。而德国人其实是第三方，他其实离这个事很近，但是他毕竟不是导致这个事的核心人物，所以我就把我这个想法做了一个梗概给他们看。他们当然是不愿意了，他们说当时那钱是冲着拉贝来的，不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后来就没合作成。因为我不太愿意委屈自己去拍一个自己不想拍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写的这个故事梗概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就开始往下走，然后正好参加上海电影节的一个畅投会，当时在畅投会上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慢慢就走到今天，这个源头是这样的。
记者：这个电影和你以前的两个片（《寻枪》、《可可西里》）比起来人物线索要多些，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些挑战？
陆川：对，这个事对任何一个导演都是一个挑战。编织这么大一个网络，把历史这条鱼给兜上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嘛，它核心不是为了展现这个人物，核心就是把历史这条鱼给捞上来。所以去挑这些人的过程很辛苦，我不敢说它最后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挺费劲地去筛一些资料，然后选一些动人的细节，这样读书的卡片做了很多，包括一些书摘呀做了很多，可能差不多有几万字的书摘。然后，在我脑海中慢慢形成了这些人物。
记者：最后的版本你对片中所有角色的戏份都做了很大删减，这在人物的创作上有什么损失？
陆川：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损失，我个人觉得观众不在乎你拍过什么，观众只在乎他最终看到什么。所以我要拿最好的东西给他看，不是说拍过人物的每一场戏都是好的。可能有些戏真的是只对演员好，对导演好，对这电影不好。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个完整的作品，它其实有自己的需要，它需要胳膊需要腿，但最后它需要一双手不需要四只手，需要一个脑袋不需要六个脑袋。一个完整的作品它是有自己的需求的，它是有自己的结构的。所以我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电影它自己开始呼唤素材了，到最后减片子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影它自己在抓素材。虽然我有时候会心疼，不是心疼素材，主要是有时候心疼演员，跟我拍那么长时间戏，最后我把人家戏剪了，等我剪完了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时候有点愧疚。但是我在剪的时候基本上就六亲不认了。对电影来说是好事。
记者：对于片中的布景以及那个时期人物的还原，你觉得满意吗？
陆川：美术造型上如果是80分的话，我想人物还原方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高分。为什么我只打80分呢，南京城我没有全造出来，在长春建的南京城我已经拼了，但拼了我也只能造出这么多。那是八百亩，要我想我打算造一千亩，而且楼里也还要有些变化，一个长镜头跟着人物进去，然后跟着他上台阶，这就牛了，可我现在都没办法，只能拆开拍，这是我遗憾的地方。电影需要空间，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城市的空间去展现，我为什么给自己扣了20分呢，因为我没有全景。我特别想拍一个旧南京城的全景，这是我用明信片的一个原因，我想要大家看到那个城。
人物我们也尽力了，演员也都拼了，范伟、秦岚，那种人物的时代复原感也都蛮强的。上海话，都是老上海话，都是我妈那个时代的上海话，和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还不同。在人物的表演上去找到那个时代的质感，我想这可能是个很大的课题，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我只能说我努力了。
记者：这部电影在刻画南京大屠杀的人物群像上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陆川：大屠杀时候拍的中国士兵的脸，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我就要求拍的这些人都有依据。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之后再拍照片，下次接着按照片来做造型，这样拍，所以我的戏里面群众演员没有一个穿帮的，用了十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在戏里你能看到的，没有一张脸在那笑，没有一个人在那出神。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
《南京，南京》讲了五个中国人是怎么救自己，看日本兵是怎么崩溃的。有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有好多事没法拍，讲汉奸怎么救中国人，讲国民党怎么救中国人，讲维持会怎么往难民营里运大米、运青豆。这些历史你们不知道，都是中国人怎么救自己的。拉贝2月18号走了，带着二十箱中国文物走了。我不是说他不好，他好，也树碑立传了，他只配在我这儿占这么大篇幅，也够了。
今年是陆川步入40岁前的最后一年，生于文艺世家的陆川，父亲是著名作家陆天明，姑姑是著名作家陆星儿。读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的硕士后，陆川在2001年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寻枪》，3年后，陆川以他的第二部影片《可可西里》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5年后，陆川带着《南京！南京！》向我们展现了一段中国人的抵抗史。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陆川一直在用他的热情去营造影像，然后再通过这些滚烫的画面去感染你。这热情一直延续到现在，看过试映会的人，对《南京！南京！》相通的认识是它拍得的确激情四溢。尤其是前面的战斗场面，更是创造了国产电影战斗场面的新标尺，而片中几处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让人不禁为之落泪。
陆川最初接到过德国投资方《拉贝日记》的拍摄邀请，但经过素材收集之后，合作没有成功，因为德国人的钱就是冲着拉贝来的，他们希望这个德国人能够在这个历史时期去振奋他们的民族精神。而这些，坚定了陆川要为中国人立传的决心，陆川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记得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曾经做过什么，那30万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数字，变成了一段屈辱的历史。然而在真正的历史上，中国人在自救方面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圆圆和小江她们的故事，都是真的啊！”
和他的其它电影一样，《南京！南京！》对陆川还有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学习。在开拍之前，对于这样一段历史，陆川其实是个“无知”的人，“拍电影的乐趣在于，在进入一个具体的事儿之后，这个事儿要求你去更新。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我是个无知的人，但是这些书，这些资料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逻辑，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史观，它们开始刺激我，开始丰富我，开始壮大我。”他希望用众多的人物节点去编织一张捞取历史的网，对于一个面对厚重历史在各方面的积累仍显薄弱的青年导演来说，用多线索和多人物的结构去还原历史，或许是更稳妥的一种方式。
在考据方面，他有点“特不信任人”，这是强迫症的典型特征，所有细节都想去看看，去过问一下。陆川说在这方面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磕，就是考据，就是看你下的功夫够不够。他指着采访现场的一张旧照片：“就以这张照片为例，这是一个军官的合影，这样的军官合影我大概找到了一两百张，就都把它们摊平放在一起，就是看。我需要的是，从这些照片上，分析出这些人背后的故事，分析出他的性格特点。”因为当初看的太多，他说自己现在一看到旧照片就想吐。
正是通过这些照片，一些历史的规律慢慢浮现出来。这些规律有些是自己总结的，有些是听别人说的，当然陆川说今天说的并非是“答案”，但要去复原一个质感，总要找到一个能够去执行的规则。这些规则没有书告诉你，只能你自己去总结。这些东西它可能不是真理，但就是要找出这依据来，这个依据是我们还原的基础。在素材和热情的基础上，陆川以全新的多线索并进的叙述结构去呈现这段我们自认为很熟悉的历史，看过后，你会如陆川所说，看到一部中国人的抵抗史。《南京！南京！》的初剪版有6个小时，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结构上的故事完整，需要一个相应较大的篇幅。
后期剪辑陆川下了狠心，虽然他会为演员心疼，但有些戏可能只对某些演员好，某些戏只对导演好，但不一定对影片好。为此他的剪刀真的是“六亲不认”。早在《可可西里》的时候，坊间就盛传陆川和某些工作人员不睦的传闻。但他不会为了电影的质量去迁就任何人。
经过大刀阔斧的剪辑后，影片在保留全部人物的基础上会不会完整？普通观众是否能接受以一个日本人去贯穿故事始终的讲述方式？这个沉重的题材能否最大程度地唤起观众的观影热情？陆川在片中设置的各种隐喻能否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他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对群像的精致刻画能否让观众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这些只能等待市场的评判了。陆川说他很喜欢这种表达的机会，当年，他有机会表达时，《可可西里》已经要下画了。这次，这位充满热情、较真，甚至有些偏执的导演第一次开始看重自己影片的票房，他带领自己的主创奔波于各种宣传活动中，陆川的声音应该已经传得够广了。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电影中的陆川一直都充满剖开人性善恶的野心，他也擅于将小格局的故事讲得荡气回肠。也许因为广电大院长大的经历，陆川幸运地获得了比其他导演更好的拍摄机会，中小成本的两部戏，几乎未曾给他带来市场方面的压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有利的创作环境，让他一直有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表现的人性主题，而不需要像宁浩、阿甘那样的同龄人为“稻粱谋”。尽管如此，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面，对一个导演来说，深厚的积淀显然要比热情更加重要。《寻枪》和《可可西里》的格局不大，人性的故事在小范围内“闪转腾挪”，创作的难度显然要比《南京，南京》低上太多。五年磨一剑，陆川会紧张《南京！南京！》是必然的，因为它花费了他太多的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希望。
把历史这条鱼捞上来
记者：《南京！南京！》的剧本是怎么成型的？
陆川：最初是投资方拿了剧本函还有什么银行的担保，一大堆的证明就是想找我拍，就是因为他们看了《可可西里》。但是这个没合作成，因为剧本其实主要是《拉贝日记》，我确实是不想拍一个和《辛德勒的名单》很类似的，那个剧本整个的表达都挺像《辛德勒的名单》的，就是讲他对我们的一种拯救。
基本上他的片里没有中国人，就是跑来跑去的惊声尖叫，然后就被杀了。我确实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这段历史我和大家一样就是觉得已经够了，不想再去回顾了。所以我当时也是和他们提出能不能拍点新鲜的东西、新的角度，然后我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想去改变他的剧本，当时花了两三个月去看了一些资料，我就突然发现以现在这种搜索方式很快就能扫到一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向你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战争面貌。这时候我就建立起了一个想法，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就在这个事件上。而德国人其实是第三方，他其实离这个事很近，但是他毕竟不是导致这个事的核心人物，所以我就把我这个想法做了一个梗概给他们看。他们当然是不愿意了，他们说当时那钱是冲着拉贝来的，不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后来就没合作成。因为我不太愿意委屈自己去拍一个自己不想拍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写的这个故事梗概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就开始往下走，然后正好参加上海电影节的一个畅投会，当时在畅投会上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慢慢就走到今天，这个源头是这样的。
记者：这个电影和你以前的两个片（《寻枪》、《可可西里》）比起来人物线索要多些，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些挑战？
陆川：对，这个事对任何一个导演都是一个挑战。编织这么大一个网络，把历史这条鱼给兜上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嘛，它核心不是为了展现这个人物，核心就是把历史这条鱼给捞上来。所以去挑这些人的过程很辛苦，我不敢说它最后就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挺费劲地去筛一些资料，然后选一些动人的细节，这样读书的卡片做了很多，包括一些书摘呀做了很多，可能差不多有几万字的书摘。然后，在我脑海中慢慢形成了这些人物。
记者：最后的版本你对片中所有角色的戏份都做了很大删减，这在人物的创作上有什么损失？
陆川：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损失，我个人觉得观众不在乎你拍过什么，观众只在乎他最终看到什么。所以我要拿最好的东西给他看，不是说拍过人物的每一场戏都是好的。可能有些戏真的是只对演员好，对导演好，对这电影不好。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个完整的作品，它其实有自己的需要，它需要胳膊需要腿，但最后它需要一双手不需要四只手，需要一个脑袋不需要六个脑袋。一个完整的作品它是有自己的需求的，它是有自己的结构的。所以我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电影它自己开始呼唤素材了，到最后减片子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影它自己在抓素材。虽然我有时候会心疼，不是心疼素材，主要是有时候心疼演员，跟我拍那么长时间戏，最后我把人家戏剪了，等我剪完了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时候有点愧疚。但是我在剪的时候基本上就六亲不认了。对电影来说是好事。
记者：对于片中的布景以及那个时期人物的还原，你觉得满意吗？
陆川：美术造型上如果是80分的话，我想人物还原方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高分。为什么我只打80分呢，南京城我没有全造出来，在长春建的南京城我已经拼了，但拼了我也只能造出这么多。那是八百亩，要我想我打算造一千亩，而且楼里也还要有些变化，一个长镜头跟着人物进去，然后跟着他上台阶，这就牛了，可我现在都没办法，只能拆开拍，这是我遗憾的地方。电影需要空间，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城市的空间去展现，我为什么给自己扣了20分呢，因为我没有全景。我特别想拍一个旧南京城的全景，这是我用明信片的一个原因，我想要大家看到那个城。
人物我们也尽力了，演员也都拼了，范伟、秦岚，那种人物的时代复原感也都蛮强的。上海话，都是老上海话，都是我妈那个时代的上海话，和现在年轻人的上海话还不同。在人物的表演上去找到那个时代的质感，我想这可能是个很大的课题，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我只能说我努力了。
记者：这部电影在刻画南京大屠杀的人物群像上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陆川：大屠杀时候拍的中国士兵的脸，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我就要求拍的这些人都有依据。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之后再拍照片，下次接着按照片来做造型，这样拍，所以我的戏里面群众演员没有一个穿帮的，用了十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在戏里你能看到的，没有一张脸在那笑，没有一个人在那出神。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
《南京，南京》讲了五个中国人是怎么救自己，看日本兵是怎么崩溃的。有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有好多事没法拍，讲汉奸怎么救中国人，讲国民党怎么救中国人，讲维持会怎么往难民营里运大米、运青豆。这些历史你们不知道，都是中国人怎么救自己的。拉贝2月18号走了，带着二十箱中国文物走了。我不是说他不好，他好，也树碑立传了，他只配在我这儿占这么大篇幅，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