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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翻译观无法解释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文章应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因素”，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商务印书馆因何能够成为林纾译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对“林译小说”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意在说明“赞助人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操控力量。
关键词：“林译小说”；商务印书馆；“赞助人因素”；操控
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5－0148－05
一、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先生的诗句虽有迎奉之嫌，却道出了这样一桩史实：在早期的文学翻译家中，若论佼佼者，林纾当仁不让。林纾(1852—1924年)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先后与魏易等合作翻译了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数量之众，内容之广，涉及作家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是罕见。“林译小说”也因此成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个专用名词。
应当说，林纾翻译所体现的矛盾性很值得深入研究。一方面，林纾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翻译成绩。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不仅开阔了时人视野，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而且为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学习提供了一个窗口，并直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林译小说”原作选择不够精当，漏译、误译、增删颇多，尤其是译文典雅的欠缺，故对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如罗家伦就曾借用外国学者的话批判说：“中国近来一班人所译的都是Harrict Beecher Stowe，Rider Haggard，Dumas，Hugo，Scott，Bulwer Lytton，Cannan DoyLe，Julds Verne，Gaboriau诸人的小说。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之]品。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keray同Anatole France等派的着[著]作却还慢[着]呢。”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一章第五节中更是把林纾称之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新文学的封建卫道者，认为其态度是相当顽强的。即便是在当下，也有人斥责“林译小说”不忠、滥译，甚至不能称其为翻译。
那么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冲击力呢?传统翻译理论显然难以解答上述疑问。众所周知，自笛卡尔以来，科学主义一直霸权着西方世界，其地位至今也未彻底动摇。在笛卡尔认识论思想影响下，人们坚信有可感知的“永恒在场”或“纯粹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方法得当，并拥有足够知识，终究有一天会探知世界本原为何。把这种思想引入到翻译领域，译者的任务就是依据规则对原文语符进行解码，然后用另一种语符进行重新编码并力求完整再现作者意图。类似的本原思维在中国也存在，这就是“道”。受此思维影响，中国译者也一直在探究如何完整再现原文之意义，因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翻译观都认为在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时，谁“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谁就是优秀的译者。否则，就是“图谋不轨”，其译作也很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林译小说”中信息流失或文化意象歪曲等“失真”现象是常有之事，译文不能完整“重现原文”也不少见。因此，依据传统翻译观，当属不受欢迎之作。
伴随翻译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不断追问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不停揭示译作背后那些充满暴力意志的生产与流通现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考察翻译的性质、功能、本质、身份等问题。这无疑推动了研究者从其他视角解读“林译小说”。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杨联芬、林佩瑶、张佩瑶、朱伊革、谭晓丽、王建开、郝岚，廖蓓辉等。为了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笔者以廖蓓辉对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的研究成果为基点，从微观层次进一步深入考察商务在“林译小说”翻译中所扮演的赞助人问题。
二、商务“赞助人因素”考察
(一)研究理据
勒菲弗尔认为社会上有两种控制因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即所谓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一个是在文学系统外部起作用的赞助人因素(patronage)。“赞助人因素”的影响通常由“赞助人(patron)”来实施。“赞助人”可以是个人、团体、宗教机构、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传播媒介等。他(她/它)们不仅会尽力处理好文学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以学校、审查机构、评论刊物等为阵地来更好地协调作品的创作与发行，从而足以促进或阻碍阅读、写作、文学“改写”等活动。“赞助人因素”一般包括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足以左右作品形式及内容的选取与发展：二是经济上的，即赞助人必须确保作者及改写者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包括提供金钱和职位，还有对“专业人士”如教师和评论家提供薪酬、稿费或版税等；三是地位方面的。只有赞助人接受翻译作品，翻译作品才有可能融入到某个读者群及其生活方式中去，才能被读者所接受。三个要素互相作用，有时统一或集中于一个“赞助人”身上(undifferentiated)，但有时也分开(differentiated)。在这两种赞助人中，前者比较容易处理和控制，整个社会也较为稳定，但对后者来说，赞助人的影响力便有局限性，他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尽量推动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作品。当然，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也不可能确保完全没有别的作品出现，但它们往往会被视作“异端(dissident)”，从而受到诸多制约，不能在官方渠道出版，或是被宣传为低级的、庸俗的大众文学而被排斥于文学经典之外。林纾的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不间断地持续20多年，“不忠”的“林译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与商务的操控分不开。
(二)商务对“林译小说”的“赞助”
1 “赞助人”身份分析
商务早期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夏瑞芳与张元济默契配合的结果②。巧合的是，夏、张默契配合领导商务期间，恰好也是林纾与商务合作的高峰期。根据马泰来的《林纾翻译作品目录》，这段时间商务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林译小说”占商务林译本总数的90％以上。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商务在国内出版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理解商务为何能够成为林纾翻译活动的主要“赞助人”至关重要。
商务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1897年创办于上海。原本只是一家小印刷厂，规模甚小。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载，商务原始资本仅有3000元。另据章锡琛氏《漫谈商务印书馆》记载：当时是合伙组织，资本共4000元。商务缔造者中， 夏瑞芳对商务发展的贡献最为突出。夏“豁达大度，性果断，知人善任，喜冒险进取，百折不回”，是位有魄力的企业家。商务开办之初，正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求富国强兵之际。上海是重要商埠，青年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夏瑞芳看准时机，于1898年率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华英初阶》，一时颇为风行。接着，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英文课本《华英进阶》，销路更广，影响很大。商务由此转入出版事业。戊戌政变失败后，张元济由京到沪，与夏瑞芳相识。夏邀请这位精通英文的名翰林帮助审阅译稿，这才发现先前所请译员翻译的稿件错误百出。于是决心扩大商务合作规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5万银元，原发起人占3.5万元，另招1.5万元。1903年，在夏瑞芳盛情邀请下，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之职，正式加入商务(之前1901年他已是股东)，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邀请张元济加盟商务是夏瑞芳领导商务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自此，商务“真正踏上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长途”，并很快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版界独占鳌头。
商务历史证明：没有张元济，就没有商务。张元济之所以能够开创商务新时代，主要得益于他本人具有良好的文化经营意识和经营才能。试举三例。
清末废科举后，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缺乏合适的课本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张元济审时度势，与夏瑞芳协商决定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为了编写出一套适应现代教育的高质量中小学教材，他健全了编译所机构，设立国文、英文、辞典、理化数学四个部。张元济还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炜士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名人做各部编辑或主任，其间又聘请了日本教科书专家长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作顾问。由于极具严谨负责的精神，又荟萃专家学者，商务编写的教科书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其中商务出版发行的就占54种，占总数的52.9％。1910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商务出版发行的有30种，占35.7％。更为重要的是，围绕新式教科书工作，张元济初步完成了对商务的文化改造。从此，商务不仅成为上海文化人最集中的文化机构，也是国内最受瞩目的文化出版中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投身于商务的出版事业，高峰时聘请的各科专家多达300余人，夏曾佑、郑孝胥、胡适等文化名人在商务作编辑都是明证。
出版汉译名著是张元济推行的又一重大举措。历史背景就不细说了，也是时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而造就了“著作者十之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局面。由于翻译作品深受读者喜欢，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自是不甘人后，倾注了极大热情和人力、物力、财力，出版汉译名著。据统计，1901－1916年，8家出版翻译小说的书局中，商务高居榜首，共出版翻译小说241部，而仅次于它的小说林社只有90部。在谋取良好经济效益之时，商务也十分注重品牌建设，把“商务精神”渗透进市场营销中。例如，严复在1896－1909年前后翻译8种两方社会科学名著，其中《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家浅说》4种由商务初版，《天演论》、《名学》、《原富》、《群学肄言》起初是木刻本或石印本，尔后也由商务出铅印本。严复的版税在当时极高，而哲学、法学类书籍的读者对象又远低于文学类读者，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衡量，出版严译名著是不划算的，可这套书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对提高时人文化素质、推动社会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商务并不计较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倾力打造“严译名著”这一商务品牌。
中国的报刊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同门大开，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与报刊业的繁荣相一致，专门的小说杂志也应运而生，其发展态势丝毫不逊色于报刊。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夏瑞芳的支持下，他聘请李伯元、徐珂、陆费逵、孙毓修等名流创办了10余种杂志。既有综合杂志，如《东方杂志》，也有早期是鸳鸯蝴蝶派重要阵地的《小说月报》；既有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也不乏拥有广泛读者群的《绣像小说》。其中，《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都是当时国内的权威刊物，也是商务的重要出版项目。客观地讲，商务出版的杂志发行量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发行时间之长，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在这方面也无法与之匹敌。
不夸张地说，凡是解放前进过学校读书的人没有不受商务影响的。如冰心把商务印书馆称为自己“最初的，永远不忘的良师益友”。她还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她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八九岁时常积攒零用钱去买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12岁看的《东方杂志》等杂志也多是商务出版。商务靠出版新式教科书，发行杂志，编译辞典等，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资产存短短几年中由5万上升到百万计，实力之强大同时代其他图书公司难以抗衡。据李泽彰《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所提供的1902－1930年商务印书馆逐年出书数字，以及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的统计，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有一个时期，商务的出版物竟占全国出版物的52％，居于全国文化出版中心。经济基础坚实，商务在高梦旦“牵线搭桥”后成为林纾翻译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出版机构自然是水到渠成。
2 “赞助人”影响力分析
上文提到过，由于翻译作品深受读者喜欢，作为近代出版机构卓越代表的商务自然不甘落于人后，对翻译格外关注，尤其是在翻译小说出版领域一直稳居龙头。商务的文学作品翻译合作者中，林纾的成绩最为突出。查询“林译小说”目录，我们发现林纾翻译的小说绝大多数均由商务出版。据现有资料统计，林纾在商务出版的著译共140多种，其中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约100种。林纾之所以能够声名大噪，固然与其出众的翻译技巧、译本的选择和接受语境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商务的地位无疑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以《小说月报》对“林译小说”的强大推动力为例。
清末民初的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通常很注重刊载翻译类文章。比如说，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就宣布“本刊所登载各篇，著述各半”。1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和1904年的《新新小说》也是“每期所刊，译著参半”。在此背景下，从1902年与林纾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后，商务不仅为林纾出版译作的单行本，而且在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中连载林译小说。最突出的便是《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1910年由商务创刊，因经营得力，很快闻名全国。《小说月报》一开始几乎就把林纾作为自己的招牌。自创刊起到1921年茅盾着手《小说月报》改革止，刊载“林译小说"50余部。平均起来，几乎每 期的《小说月报》都有一篇甚至同时有两篇林译小说。《小说月报》不但大量刊登，还在醒目的位置为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做广告。如第4卷第1期的目录后就是林琴南译言情小说《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洪罕女郎传》、《玉雪留痕》的广告；第4卷第8期的广告仍为“林琴南先生译最有趣味之小说”；直到第10卷第7期，还在为其做广告。这样的“双重轰炸”，无疑为质量大不如前的后期“林译小说”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这也难怪1915年后还有很多读者不解“林译小说”质量下降实情，仍然希望看到林纾的翻译作品，甚至为看不到而问询编辑部。由此可见出版机构对译者和译作地位的影响。
根据“赞助人因素”，翻译出版机构的地位对译者及译作的地位有极大的影响，权威的出版社更是译作能否赢得市场，译介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毕竟，大多数读者愿意购买声誉良好的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出版的译作。事实上，由于五四之前的“林译小说”处处显露着改良民族精神的苦心，蕴涵着救亡强种的夙愿，契合了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主流心理，因此，凭借商务良好的声誉，“林译小说”自是锦上添花，迅速占领了读者视野，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普及，甚至一度出现“书出而众哗悦”的局面。而五四之后的林纾，由于声誉迅速衰落，商务对“林译小说”的推广更是不可或缺。倘若离开了商务的“赞助”，“林译小说”恐怕在短时间内就会退出市场，从读者视野中消失。
“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还表现为译者可以获得生活保障和相应的经济地位。林纾前后与20家左右的书局、报社和杂志社有过业务交往，但和商务的合作时间最长，自1905年后还与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其中除了与高梦旦的私人情谊外，与商务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期间不仅来稿不惧，而且稿酬极高，有时还可预支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书肆印坊经营梓印当然是商业行为，官印私刻图书则不是为了赢利。但在林纾开始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行方式正在经历沧海巨变。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商务由于一直秉承“以扶助教育为已任”的出版方针，加之良好的商业运营，于是实行了一系列作法，包括允许作者持有公司股票，为优秀作者和译者提供优厚稿酬等。例如，付给严复的版税高达40％。林纾的版税也不低：“版税版权之饶益，并世所睹记，盖无有及纾者。”如此高的报酬是当时其他出版社无法做到的。
应当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对稿酬并不计较。1899年5月26日，上海《中外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告白，甚至表明林纾一度愿意不取稿酬：此书阂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林纾的好善乐施是出了名的，然而还要维系一家人的生计，各种开销着实不少，索取稿酬实属正常。特别是在后期，林纾主要以译书和作画谋取收入，他不仅取酬，且讨价还价，稿酬十分可观。据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稿费“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按当时物价来算，就意味着林纾每译千字就可以购得一百到一百六十斤白米。当时商务的学徒512每月薪酬不过两元。茅盾在商务编《小说月报》，月薪也仅二十四元。这也难怪老友陈衍曾与林纾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如此看来，作为赞助人的商务给林纾提供的经济保障可谓丰厚，林纾与其长时间合作当属意料之中。
三、结语
“林译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耐入寻问的文化个案。不懂外文的林纾，一生译作颇丰，博得“译界之王”美名；“不忠”的“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众多翻译小说中独占鳌头，备受青睐，这充分说明赞助人具有强大的操控作用。同时，本个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可谓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权力话语等因素，所以有必要对翻译研究展开更深层次的文化维度探索，包括加强以中国语料为基础的微观个案研究。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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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译小说”；商务印书馆；“赞助人因素”；操控
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5－0148－05
一、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先生的诗句虽有迎奉之嫌，却道出了这样一桩史实：在早期的文学翻译家中，若论佼佼者，林纾当仁不让。林纾(1852—1924年)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先后与魏易等合作翻译了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数量之众，内容之广，涉及作家之多，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是罕见。“林译小说”也因此成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个专用名词。
应当说，林纾翻译所体现的矛盾性很值得深入研究。一方面，林纾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翻译成绩。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代表的“林译小说”不仅开阔了时人视野，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而且为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学习提供了一个窗口，并直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林译小说”原作选择不够精当，漏译、误译、增删颇多，尤其是译文典雅的欠缺，故对于林纾及“林译小说”的批评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如罗家伦就曾借用外国学者的话批判说：“中国近来一班人所译的都是Harrict Beecher Stowe，Rider Haggard，Dumas，Hugo，Scott，Bulwer Lytton，Cannan DoyLe，Julds Verne，Gaboriau诸人的小说。多半是冒险的故事及‘荒诞主义’的矫揉造作[之]品。东方读者能领略Thaikeray同Anatole France等派的着[著]作却还慢[着]呢。”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一章第五节中更是把林纾称之为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新文学的封建卫道者，认为其态度是相当顽强的。即便是在当下，也有人斥责“林译小说”不忠、滥译，甚至不能称其为翻译。
那么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并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冲击力呢?传统翻译理论显然难以解答上述疑问。众所周知，自笛卡尔以来，科学主义一直霸权着西方世界，其地位至今也未彻底动摇。在笛卡尔认识论思想影响下，人们坚信有可感知的“永恒在场”或“纯粹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方法得当，并拥有足够知识，终究有一天会探知世界本原为何。把这种思想引入到翻译领域，译者的任务就是依据规则对原文语符进行解码，然后用另一种语符进行重新编码并力求完整再现作者意图。类似的本原思维在中国也存在，这就是“道”。受此思维影响，中国译者也一直在探究如何完整再现原文之意义，因为“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也是翻译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翻译观都认为在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时，谁“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谁就是优秀的译者。否则，就是“图谋不轨”，其译作也很难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林译小说”中信息流失或文化意象歪曲等“失真”现象是常有之事，译文不能完整“重现原文”也不少见。因此，依据传统翻译观，当属不受欢迎之作。
伴随翻译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在不断追问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不停揭示译作背后那些充满暴力意志的生产与流通现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考察翻译的性质、功能、本质、身份等问题。这无疑推动了研究者从其他视角解读“林译小说”。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杨联芬、林佩瑶、张佩瑶、朱伊革、谭晓丽、王建开、郝岚，廖蓓辉等。为了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笔者以廖蓓辉对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的研究成果为基点，从微观层次进一步深入考察商务在“林译小说”翻译中所扮演的赞助人问题。
二、商务“赞助人因素”考察
(一)研究理据
勒菲弗尔认为社会上有两种控制因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内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即所谓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一个是在文学系统外部起作用的赞助人因素(patronage)。“赞助人因素”的影响通常由“赞助人(patron)”来实施。“赞助人”可以是个人、团体、宗教机构、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商、传播媒介等。他(她/它)们不仅会尽力处理好文学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以学校、审查机构、评论刊物等为阵地来更好地协调作品的创作与发行，从而足以促进或阻碍阅读、写作、文学“改写”等活动。“赞助人因素”一般包括三个元素：一是意识形态上的，足以左右作品形式及内容的选取与发展：二是经济上的，即赞助人必须确保作者及改写者能够解决生活问题，包括提供金钱和职位，还有对“专业人士”如教师和评论家提供薪酬、稿费或版税等；三是地位方面的。只有赞助人接受翻译作品，翻译作品才有可能融入到某个读者群及其生活方式中去，才能被读者所接受。三个要素互相作用，有时统一或集中于一个“赞助人”身上(undifferentiated)，但有时也分开(differentiated)。在这两种赞助人中，前者比较容易处理和控制，整个社会也较为稳定，但对后者来说，赞助人的影响力便有局限性，他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尽量推动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作品。当然，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也不可能确保完全没有别的作品出现，但它们往往会被视作“异端(dissident)”，从而受到诸多制约，不能在官方渠道出版，或是被宣传为低级的、庸俗的大众文学而被排斥于文学经典之外。林纾的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不间断地持续20多年，“不忠”的“林译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与商务的操控分不开。
(二)商务对“林译小说”的“赞助”
1 “赞助人”身份分析
商务早期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夏瑞芳与张元济默契配合的结果②。巧合的是，夏、张默契配合领导商务期间，恰好也是林纾与商务合作的高峰期。根据马泰来的《林纾翻译作品目录》，这段时间商务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林译小说”占商务林译本总数的90％以上。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商务在国内出版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于理解商务为何能够成为林纾翻译活动的主要“赞助人”至关重要。
商务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1897年创办于上海。原本只是一家小印刷厂，规模甚小。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载，商务原始资本仅有3000元。另据章锡琛氏《漫谈商务印书馆》记载：当时是合伙组织，资本共4000元。商务缔造者中， 夏瑞芳对商务发展的贡献最为突出。夏“豁达大度，性果断，知人善任，喜冒险进取，百折不回”，是位有魄力的企业家。商务开办之初，正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求富国强兵之际。上海是重要商埠，青年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夏瑞芳看准时机，于1898年率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华英初阶》，一时颇为风行。接着，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英文课本《华英进阶》，销路更广，影响很大。商务由此转入出版事业。戊戌政变失败后，张元济由京到沪，与夏瑞芳相识。夏邀请这位精通英文的名翰林帮助审阅译稿，这才发现先前所请译员翻译的稿件错误百出。于是决心扩大商务合作规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5万银元，原发起人占3.5万元，另招1.5万元。1903年，在夏瑞芳盛情邀请下，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之职，正式加入商务(之前1901年他已是股东)，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邀请张元济加盟商务是夏瑞芳领导商务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自此，商务“真正踏上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长途”，并很快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版界独占鳌头。
商务历史证明：没有张元济，就没有商务。张元济之所以能够开创商务新时代，主要得益于他本人具有良好的文化经营意识和经营才能。试举三例。
清末废科举后，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缺乏合适的课本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张元济审时度势，与夏瑞芳协商决定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为了编写出一套适应现代教育的高质量中小学教材，他健全了编译所机构，设立国文、英文、辞典、理化数学四个部。张元济还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炜士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名人做各部编辑或主任，其间又聘请了日本教科书专家长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作顾问。由于极具严谨负责的精神，又荟萃专家学者，商务编写的教科书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1906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其中商务出版发行的就占54种，占总数的52.9％。1910年，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共84种，商务出版发行的有30种，占35.7％。更为重要的是，围绕新式教科书工作，张元济初步完成了对商务的文化改造。从此，商务不仅成为上海文化人最集中的文化机构，也是国内最受瞩目的文化出版中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投身于商务的出版事业，高峰时聘请的各科专家多达300余人，夏曾佑、郑孝胥、胡适等文化名人在商务作编辑都是明证。
出版汉译名著是张元济推行的又一重大举措。历史背景就不细说了，也是时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从而造就了“著作者十之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局面。由于翻译作品深受读者喜欢，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自是不甘人后，倾注了极大热情和人力、物力、财力，出版汉译名著。据统计，1901－1916年，8家出版翻译小说的书局中，商务高居榜首，共出版翻译小说241部，而仅次于它的小说林社只有90部。在谋取良好经济效益之时，商务也十分注重品牌建设，把“商务精神”渗透进市场营销中。例如，严复在1896－1909年前后翻译8种两方社会科学名著，其中《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家浅说》4种由商务初版，《天演论》、《名学》、《原富》、《群学肄言》起初是木刻本或石印本，尔后也由商务出铅印本。严复的版税在当时极高，而哲学、法学类书籍的读者对象又远低于文学类读者，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衡量，出版严译名著是不划算的，可这套书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对提高时人文化素质、推动社会发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商务并不计较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倾力打造“严译名著”这一商务品牌。
中国的报刊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同门大开，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与报刊业的繁荣相一致，专门的小说杂志也应运而生，其发展态势丝毫不逊色于报刊。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夏瑞芳的支持下，他聘请李伯元、徐珂、陆费逵、孙毓修等名流创办了10余种杂志。既有综合杂志，如《东方杂志》，也有早期是鸳鸯蝴蝶派重要阵地的《小说月报》；既有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也不乏拥有广泛读者群的《绣像小说》。其中，《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都是当时国内的权威刊物，也是商务的重要出版项目。客观地讲，商务出版的杂志发行量之广，影响范围之大，发行时间之长，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在这方面也无法与之匹敌。
不夸张地说，凡是解放前进过学校读书的人没有不受商务影响的。如冰心把商务印书馆称为自己“最初的，永远不忘的良师益友”。她还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她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八九岁时常积攒零用钱去买商务出版的《说部丛书》。12岁看的《东方杂志》等杂志也多是商务出版。商务靠出版新式教科书，发行杂志，编译辞典等，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资产存短短几年中由5万上升到百万计，实力之强大同时代其他图书公司难以抗衡。据李泽彰《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所提供的1902－1930年商务印书馆逐年出书数字，以及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的统计，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有一个时期，商务的出版物竟占全国出版物的52％，居于全国文化出版中心。经济基础坚实，商务在高梦旦“牵线搭桥”后成为林纾翻译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出版机构自然是水到渠成。
2 “赞助人”影响力分析
上文提到过，由于翻译作品深受读者喜欢，作为近代出版机构卓越代表的商务自然不甘落于人后，对翻译格外关注，尤其是在翻译小说出版领域一直稳居龙头。商务的文学作品翻译合作者中，林纾的成绩最为突出。查询“林译小说”目录，我们发现林纾翻译的小说绝大多数均由商务出版。据现有资料统计，林纾在商务出版的著译共140多种，其中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约100种。林纾之所以能够声名大噪，固然与其出众的翻译技巧、译本的选择和接受语境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商务的地位无疑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以《小说月报》对“林译小说”的强大推动力为例。
清末民初的报刊杂志为了吸引读者，通常很注重刊载翻译类文章。比如说，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杂志就宣布“本刊所登载各篇，著述各半”。1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和1904年的《新新小说》也是“每期所刊，译著参半”。在此背景下，从1902年与林纾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后，商务不仅为林纾出版译作的单行本，而且在自己主办的文学刊物中连载林译小说。最突出的便是《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1910年由商务创刊，因经营得力，很快闻名全国。《小说月报》一开始几乎就把林纾作为自己的招牌。自创刊起到1921年茅盾着手《小说月报》改革止，刊载“林译小说"50余部。平均起来，几乎每 期的《小说月报》都有一篇甚至同时有两篇林译小说。《小说月报》不但大量刊登，还在醒目的位置为林译小说的单行本做广告。如第4卷第1期的目录后就是林琴南译言情小说《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洪罕女郎传》、《玉雪留痕》的广告；第4卷第8期的广告仍为“林琴南先生译最有趣味之小说”；直到第10卷第7期，还在为其做广告。这样的“双重轰炸”，无疑为质量大不如前的后期“林译小说”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这也难怪1915年后还有很多读者不解“林译小说”质量下降实情，仍然希望看到林纾的翻译作品，甚至为看不到而问询编辑部。由此可见出版机构对译者和译作地位的影响。
根据“赞助人因素”，翻译出版机构的地位对译者及译作的地位有极大的影响，权威的出版社更是译作能否赢得市场，译介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毕竟，大多数读者愿意购买声誉良好的出版机构组织翻译出版的译作。事实上，由于五四之前的“林译小说”处处显露着改良民族精神的苦心，蕴涵着救亡强种的夙愿，契合了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主流心理，因此，凭借商务良好的声誉，“林译小说”自是锦上添花，迅速占领了读者视野，实现了最大规模的普及，甚至一度出现“书出而众哗悦”的局面。而五四之后的林纾，由于声誉迅速衰落，商务对“林译小说”的推广更是不可或缺。倘若离开了商务的“赞助”，“林译小说”恐怕在短时间内就会退出市场，从读者视野中消失。
“赞助人”对译者的影响还表现为译者可以获得生活保障和相应的经济地位。林纾前后与20家左右的书局、报社和杂志社有过业务交往，但和商务的合作时间最长，自1905年后还与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其中除了与高梦旦的私人情谊外，与商务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期间不仅来稿不惧，而且稿酬极高，有时还可预支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书肆印坊经营梓印当然是商业行为，官印私刻图书则不是为了赢利。但在林纾开始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行方式正在经历沧海巨变。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龙头，商务由于一直秉承“以扶助教育为已任”的出版方针，加之良好的商业运营，于是实行了一系列作法，包括允许作者持有公司股票，为优秀作者和译者提供优厚稿酬等。例如，付给严复的版税高达40％。林纾的版税也不低：“版税版权之饶益，并世所睹记，盖无有及纾者。”如此高的报酬是当时其他出版社无法做到的。
应当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对稿酬并不计较。1899年5月26日，上海《中外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告白，甚至表明林纾一度愿意不取稿酬：此书阂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并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致谢忱。林纾的好善乐施是出了名的，然而还要维系一家人的生计，各种开销着实不少，索取稿酬实属正常。特别是在后期，林纾主要以译书和作画谋取收入，他不仅取酬，且讨价还价，稿酬十分可观。据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稿费“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按当时物价来算，就意味着林纾每译千字就可以购得一百到一百六十斤白米。当时商务的学徒512每月薪酬不过两元。茅盾在商务编《小说月报》，月薪也仅二十四元。这也难怪老友陈衍曾与林纾开玩笑，说他的书房是造币厂，一动就来钱。如此看来，作为赞助人的商务给林纾提供的经济保障可谓丰厚，林纾与其长时间合作当属意料之中。
三、结语
“林译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耐入寻问的文化个案。不懂外文的林纾，一生译作颇丰，博得“译界之王”美名；“不忠”的“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众多翻译小说中独占鳌头，备受青睐，这充分说明赞助人具有强大的操控作用。同时，本个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可谓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权力话语等因素，所以有必要对翻译研究展开更深层次的文化维度探索，包括加强以中国语料为基础的微观个案研究。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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