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惯例一样，每到农历过年前，在中国总会上演“农民工讨薪”、“产业工人回家过年”的剧目，一年又一年。
　　它可以说明很多东西，至少是在提醒，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段上，而且，无论是就产业工人的权利保障，还是就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的支撑来说，我们远没有到达转型基本完成的终点。
　　在以前，过了年之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总会出现一轮“用工荒”。但在经济结构早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今年还可能吗？相信很多人已经捕捉到了这个“问题意识”。
　　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2月2日，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在全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控”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全总要在产业工人的维权上发挥更大的“负责任作用”，无疑值得赞赏。然而，在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明显不同于以往变化的情况下，它对富士康等的点名批评，在引起的可能反应上，会不同于以往的逻辑。
　　果然，富士康并不放低姿态默认批评，而是发布了一份声明，起来“叫板”全总：“我们请郭军先生在不断点名批评的同时，能够‘走到基层’，了解企业和员工的心声。”它甚至还用了现在较为流行，符合“正能量”的语言范式：“不要忽视企业的成长和进步。”
　　富士康否认员工加班跟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自杀有因果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无法简单地建立逻辑联系的问题。但它承认，“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制造企业都面临如何处理员工加班问题的困扰”。
　　舆论把富士康对全总的“叫板”，跟前段时间阿里巴巴对国家工商总局的“叫板”相提并论。这其实是一个误会。阿里巴巴的“叫板”，跟富士康的“叫板”具有不同的背景，所拥有的筹码也不一样。
　　富士康的底气，来自于它在贡献的税收上，以及解决就业问题上对于政府的强大吸引力。而这两个吸引力，尤其是就业问题，正是在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中，最可能被重点考虑的。毕竟，秩序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压倒性的政治考量。
　　有这样一个很现实主义的逻辑：假如经济很困难，那么，能够让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有活干已经不容易了，还在纠缠于“加班”、纠缠于“合法权益”是否不合时宜？在过去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放在现在，是否有意义？我们都知道，功利的视角，在权力的运作中，很多时候要大于权利的视角。没有吃饱的人好像是谈不上吃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还有可以想象的未来，确实构成了富士康对全总“叫板”的支持背景。
　　多年来，房地产不仅掏空了社会，而且严重侵蚀了实体经济。进入2015年，大量的制造业已陷入困境。正如这个冬天一样，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自杀的新闻，让人感受到了经济的寒意。
　　另外，外资也有不少在撤离。比如，去年12月17日，有消息称微软宣布将关闭位于北京及东莞的手机工厂，未来在亚洲将通过越南河内工厂来保证产能。微软对此确认，称此项调整将于2015年第一季度完成。
　　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下行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失业人口增长的威胁。毕竟，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样的实体经济，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和社会功能，它们所创造的工作岗位，是解决庞大的农村青壮年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而这些人，很多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了“不可逆”的特征。实体经济不行，根本就不可能消除嵌于其中的社会政治风险。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以及政策所给人的预期下，富士康所存在的意义，作为一种象征，事实上已不太一般。它已不僅仅是一家工厂，而是消化中国的社会政治风险的其中一个容器，尽管只是一个小容器。
　　员工加班的背后，无论是否自愿，背后无疑是一种经济的强迫，马克思早揭露了这一点。但现实让人哭笑不得：当我们关注产业工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时，不得不想一下：这个合法权益对于希望能得到高一点收入的他们来说是否必要？或者说，保障了这个合法权益，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更高？而当上8小时的班可能都要抢时，富士康作为民间所称的“血汗工厂”，又如何重新评价呢？
　　这是一个困境，权利和生存的纠葛。它已延续多年。2015年，很多东西和过去已不一样，到了拿出勇气去真正破解它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