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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人原名唐岁千，出生于无锡大家——唐家。我听说这个名字比我同她相见要早两年多。
1947年，我在上海地下党的中学委员会工作。很多次会上，在负责女中工作的同志的发言中，唐岁千的名字常常被提起。那时，她在上海允中女中读书，担任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华光团”总团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从事女学生活动，并逐步引导同学参加反美、反蒋的政治运动，如声讨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等运动。1947年上半年，她在中共地下党允中女中支部入党。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被校方开除，后转学到上海女中，担任了上海女中党支部书记。她很善于说服同学，在斗争中又敢于冲在前面，因此很受赞赏。
到1948年下半年，我已是上海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分管的工作有一块是“交通”。这个机构人数不多，但肩负着重任，就是把学委系统中因身份暴露或其他原因需要去解放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当时，唐岁千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受到特务盯梢。另外，她的父母因在台湾拥有造船厂等资产，决定举家迁往台湾。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让她和已参加革命的妹妹唐哲千脱离家庭去解放区。据唐哲千回忆，姐妹俩留下一封信出走，要家里不许登报、不要找她们。母亲知道后，哭得眼睛失明，父亲也被车撞了。她们历经曲折而毫不动摇的革命决心和胆量，成为中学委汇报的亮点。
按规定，为了不影响国统区组织和亲属的安全，进入解放区的同志必须立刻改名。从此，唐岁千就成了郑韻（唐哲千改名郑琪）。
1992年12月，结婚40周年留影。图/作者提供
我和郑韻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下半年。
当时，我在上海市青委（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的前身）担任学生部副部长，她在沪中区青委工作。我去区里了解学生工作情况，才初次见到她。记得她身穿渡江南下的解放军制服，一套粗布绿军装，刚摘下“军管会”的标记。讨论工作时，她侃侃而谈，英姿勃勃中散发出青春的妩媚，给我印象很深。
1950年，由于工作机构的调整，她调到市青委。主管人事的同志就将她分配到学生部一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在学生部的工作中，她无论是提问题还是发表意见，都很主动，很认真，想得很多很细，有时甚至使同事感到她考虑过多。我作为学生部负责人，比较注意吸收大家的意见，哪怕是点滴零碎的小事。可能她感觉在我的支持下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的机会，从而对我产生了好感。这样，我俩之间的相互爱慕之心逐渐滋长。当时不存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气氛和条件，但在无言中仍会有心灵的感应。
1951年夏天，学生部一位女同志卧病在家，她家在西郊，离市区较远。我作为负责人要去探视，同时需要去一位女同志，部里派了郑韻。我们同行去西郊，路又不熟悉，边问边找，以后又多次去探视。我们俩是真心实意关心患病的同志的，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相互倾吐衷肠的机会，从此把心中的爱慕溢于言表。我们还讨论到，两人性格明显不同，会不会影响爱情？尔后逐步得出了不同性格可以相互补充而使双方都受益的共识。
到患者病愈时，周围的同志对我们俩之间的“状况”已有所觉察。不过，直到1952年初，在学生部另一位同志的婚礼上，团市工委副书记张本才半开玩笑地公开了我俩的恋爱关系。那以后，我们两家的家人逐步见了面。在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后，我俩于1952年12月27日在市青委机关的一间小房间举行了极为简朴的婚礼。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近60年相濡以沫的风雨人生路。
女儿形容，妈妈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磁石和中坚。她性格坚强，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喜欢子女软弱恋家，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为全家做可口的饭菜是她的乐事之一。她很好学，除了向同事朋友们学做饭外，每次参加工作宴会，她都留心学一两道菜的烧法。渐渐地，她成了烧菜能手。节假日时，她会把家不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们请来，给大家做好吃的。每当大家把可口的饭菜一扫而光才想起她还没吃上时，她总是说：“你们喜欢比我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她的手很巧。从小到大，孩子们的毛衣裤都是她织的。每当有一种新织法流行时，她会把旧毛衣拆掉，重织新花样。外孙女的小名叫咪咪，韻精心织了一件毛衣：胸前是一只戴着小铃铛的可爱小猫，背后是那只小猫的背影和尾巴。她甚至为咪咪的洋娃娃钩织毛衣，慈爱之心都在一针一线中。她不光为家庭成员织，还为单位的单身汉同事们织。
“文革”爆发时，我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因为上海地下党被说成是特务组织、“梅花党”（这是我在事后听说的，当时我没有得到过正式的说明），我被隔离审查。记得那是1968年3月15日下午，我还在上班，外办的造反派突然找我，宣布：“你已被隔离审查，今晚起就不要回家，在办公室搭个铺。无论白天黑夜，不准锁门，不准把窗帘拉严。不准外出，不准独自行走，包括在院内上厕所和去机关食堂打饭都得有人监视。家属如来电话或来探视，要先取得我们允许，并受监听或监视。工资，除按月给本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外，其余停发暂存，不准动用。”
当天晚些时候，造反派去我们家，宣布我被隔离审查，并动手抄家，翻箱倒柜抄走了我在团中央期间参加外事活动所拍的大量照片和一些资料。那天，女儿也在家，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抄家者离开后，韻立刻告诫13岁的女儿：“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是好人。”女儿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妈妈第一次把我当成大人一样跟我讲话。我顿时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许多。”6岁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韻也对他严厉告诫，不许相信更不许瞎传从幼儿园里听到的给爸爸抹黑的胡言乱语。 1969年，我作为隔离审查对象，被押送到设在宁夏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不久，韻也被下放到设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她做好了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的准备。临行前，她带着两个孩子乘坐在当时还比较稀少的开往青龙桥的小火车，登上八达岭，去向长城告别，让他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雄伟曲折的历史。她还给女儿买了一个穿军装的洋娃娃，那是长久以来女儿的第一个新玩具，女儿开心极了。她后来回忆说：“妈妈就是这样：在文革中，在以后其他的逆境中，始终支持着爸爸，支撑着我们温暖的小家。”
儿子亚飞则回忆，由于母亲的细心呵护，他的干校童年是快乐的，满足的，甚至说得上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取向。
他记得，第一天到干校时，他从卡车车斗中醒来，一眼看到路边长着犄角的动物，就大声叫道：“妈妈快看，好多好大的羊！”韻微笑着抚摸着他的头说：“那不是羊，那是牛，黑色的叫水牛，黄色的是黄牛，水牛性情温和，黄牛厉害，以后要小心黄牛。”韻被分到养路班，干的是重体力活，天不亮就出发，日落才收工。亚飞年幼，还没有学上，韻怕他感到孤单，就向别人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交给他，告诉他，这是一条小生命，狗妈妈生完小狗后不久就死了，你要好好照顾它。亚飞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同情和责任感，常抱着它四处寻找有奶水的狗妈妈，找不到时就用米汤喂它。小狗一天天长大，亚飞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钢虎”。后来亚飞上学了，“钢虎”就陪他上学，陪他在麦田里抓野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韻也没忘记一个男孩子成长的精神需求。亚飞十分渴望拥有一支枪，韻给他做了一支木头枪，还想尽办法从北京、上海给他买真正的玩具枪。枪到亚飞手上时，他都乐疯了，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男孩，有一个天下最好的妈妈。他的第一支枪是AK-47型冲锋枪，不光可以发出声响，还能喷出火星，每次开枪后都有一股淡淡的火石的糊味儿。以后又有了玩具手枪，甚至有了装电池的双筒冲锋枪。他后来才真正理解了韻的苦心，写道：“我自认为是一个孝顺的、正直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充满爱心的人，这和我童年时受到的诱导、教育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从我被隔离开始，直到我被宣布“审查清楚，没有问题”于1972年初从宁夏返回北京，在将近4年的岁月里，韻独自抚育着孩子。由于她深入细致的努力，两个孩子无论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健康成长，没有因我的坎坷而留下任何后遗症。
不仅如此，韻还要给我在上海的年迈双亲寄些钱，补贴家用。在正常情况时，我按月寄一点钱给父母。当时我的工资被冻结了，韻的工资本来就比我低，管了孩子还要管老人，压力实在太大，但是她考虑，如果停寄或少寄钱，势必引起老人的疑虑，担心我出了什么问题，对年迈的老人会造成很大的创伤，因此咬紧牙关想方设法继续按原来数额给老人寄钱，没有让我的遭遇惊动老人。对此，我真是感激涕零！
由于参加革命，韻没机会上大学，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她一生都坚持不懈地学习。她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由于她的努力学习，她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工作。1982年7月至1991年2月，她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其间，从1985年至1996年，公安部组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年会，每次都聘请她担任代表团顾问。为此她开始钻研国际刑警的各种法律条文。我与她去美国探望女儿时，她每天看法律常识节目，并起大早排队去美国最高法院旁听审判。
韻的另一大遗憾是，自从1948年离家后，几十年来，与在台湾的双亲无法相见。在当时的内外环境下，也无法通信往来。
韻对随她一起去解放区的妹妹郑琪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关心。1953年，我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并作为团中央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常驻代表、书记处书记，去了匈牙利工作，韻也随我一起去。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能领到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国内的工资照发，我们就用来多照顾郑琪。郑琪回忆说：姐姐出国了，凡是她有的，总想着我。在剧院里，我是第一个拥有进口照相机的人;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她给了我1000元买钢琴，真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啊！我家的电视机，从9英寸黑白，到14英寸彩电，甚至我女儿、儿子结婚时的电视机和电脑，都是她送的。多少人羡慕我有这样的好姐姐，她却说：“与其说你有个好姐姐，不如说你有个好姐夫。”
文革后期，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国门，韻和妹妹开始奔走，申请把父母从台湾接来养老，但迟迟未能落实。1976年，她父亲在台湾病逝，母亲由大哥接去美国居住。直到1983年，母亲才终于回到祖国大陆。老人在我们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她病重的日子，我们将她送进协和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韻天天陪护在病房，我基本上也是每天去看望。能为母亲送终，让韻终于能稍微弥补和父母分别多年的遗憾。
韻很重视家族的传承。2007年，常州市政府组织“唐荆川500年公祭”。唐荆川是唐家的先人，抗倭英雄。我跟韻出席了这次活动。她的堂弟唐师曾也去了，他回忆，当点名“郑韻”时，老姐姐从轮椅上高举双臂纠正道：“我是唐岁千！”韻还抓住这一机会，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花了大量心血，策划、出资筹建了大型石雕“荆川公纪念碑”。
唐师曾评论道：“平时聊天说到往事，姐姐总记不清年代，她一生的时空坐标全以姐夫为轴心。把一部异彩纷呈的当代史，简化成老钱任团中央国际部部长那年、老钱任国务院外办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那年、老钱开亚非学生会议那年、老钱下‘五七’干校那年、老钱从《人民日报》退下来那年……姐夫把一生交给了革命，姐姐把一生交给了姐夫。”他还写道：“姐姐晚年腿脚不好，都是姐夫用一个轮椅，推着姐姐到处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相濡以沫几十年。出则成双，入则配对，是万寿路甲15号的一道风景。”
我当然成不了什么风景，但能与韻相伴几十年，在晚年照顾为这个家操劳一生的她，是我最大的安慰。
1956年春，在布达佩斯世青总部与苏、法同事合影，左一为郑韻，左四为钱李仁。图/作者提供
2009年5月12日，韻驾鹤西归。
刚过去的1月1日，是她的85岁诞辰。每年她的生日和忌日，我都会深深追思我们俩携手同行在阳光风雨路上所尝到的痛苦与甜蜜。今年她的生日，我写下这封信，作为给她的生日礼物。
韻，我的至爱：
你离开的时间越长，我对你的思念也越深。
我常常想，我们的子女在稍稍懂事时就开始经历“文革”的折腾，但心灵上没有留下阴影，没有因父亲受打击而自卑，也没有因这打击极不公平而纠缠往事，怨天尤人。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中都能沉着应对，健康成长。这对目前正在成长中的再下一代，也有良好的影响。
而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刻，是你单身一人肩挑起养与教的全副重担。是你的智慧、勇气和榜样，使我们这个小家，不仅没有被打散，还为今天乐观地面向未来打下基础。你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称之为“恩泽永接”是恰如其分的。
这里，献上2009年8月20日所写的一首词。那天，是你的百日祭，恰恰又是我的85岁生日。
浪淘沙令·韻百日祭
窗外雨稍歇，夏去秋接。八达岭下西风烈。百日离君八五寿，梦回惜别。
至爱永不竭，风雨无缺。喜闻后辈从头越。念侬昔日教养情，恩泽永接。
我最最亲爱的韻，我已经度过91周岁生日，身心还比较健康。今晚写这封信，作为给你的生日礼物，对你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安慰。望你安息！
永远热爱你的仁
2016年1月1日
钱李仁
1924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肄业。1983年7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年12月-1989年6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第12届（1985年增选）、13届中央委员。
郑韻
原名唐岁千。1931年生。曾在上海允中女中、上海女中学习。曾任外交部国际司一秘、参赞。
两人1952年结婚，直至2009年郑韻因病去世，携手共度57年。
1947年，我在上海地下党的中学委员会工作。很多次会上，在负责女中工作的同志的发言中，唐岁千的名字常常被提起。那时，她在上海允中女中读书，担任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华光团”总团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从事女学生活动，并逐步引导同学参加反美、反蒋的政治运动，如声讨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等运动。1947年上半年，她在中共地下党允中女中支部入党。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被校方开除，后转学到上海女中，担任了上海女中党支部书记。她很善于说服同学，在斗争中又敢于冲在前面，因此很受赞赏。
到1948年下半年，我已是上海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分管的工作有一块是“交通”。这个机构人数不多，但肩负着重任，就是把学委系统中因身份暴露或其他原因需要去解放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当时，唐岁千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受到特务盯梢。另外，她的父母因在台湾拥有造船厂等资产，决定举家迁往台湾。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让她和已参加革命的妹妹唐哲千脱离家庭去解放区。据唐哲千回忆，姐妹俩留下一封信出走，要家里不许登报、不要找她们。母亲知道后，哭得眼睛失明，父亲也被车撞了。她们历经曲折而毫不动摇的革命决心和胆量，成为中学委汇报的亮点。
按规定，为了不影响国统区组织和亲属的安全，进入解放区的同志必须立刻改名。从此，唐岁千就成了郑韻（唐哲千改名郑琪）。
相爱
我和郑韻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下半年。
当时，我在上海市青委（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的前身）担任学生部副部长，她在沪中区青委工作。我去区里了解学生工作情况，才初次见到她。记得她身穿渡江南下的解放军制服，一套粗布绿军装，刚摘下“军管会”的标记。讨论工作时，她侃侃而谈，英姿勃勃中散发出青春的妩媚，给我印象很深。
1950年，由于工作机构的调整，她调到市青委。主管人事的同志就将她分配到学生部一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在学生部的工作中，她无论是提问题还是发表意见，都很主动，很认真，想得很多很细，有时甚至使同事感到她考虑过多。我作为学生部负责人，比较注意吸收大家的意见，哪怕是点滴零碎的小事。可能她感觉在我的支持下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的机会，从而对我产生了好感。这样，我俩之间的相互爱慕之心逐渐滋长。当时不存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气氛和条件，但在无言中仍会有心灵的感应。
1951年夏天，学生部一位女同志卧病在家，她家在西郊，离市区较远。我作为负责人要去探视，同时需要去一位女同志，部里派了郑韻。我们同行去西郊，路又不熟悉，边问边找，以后又多次去探视。我们俩是真心实意关心患病的同志的，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相互倾吐衷肠的机会，从此把心中的爱慕溢于言表。我们还讨论到，两人性格明显不同，会不会影响爱情？尔后逐步得出了不同性格可以相互补充而使双方都受益的共识。
到患者病愈时，周围的同志对我们俩之间的“状况”已有所觉察。不过，直到1952年初，在学生部另一位同志的婚礼上，团市工委副书记张本才半开玩笑地公开了我俩的恋爱关系。那以后，我们两家的家人逐步见了面。在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后，我俩于1952年12月27日在市青委机关的一间小房间举行了极为简朴的婚礼。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近60年相濡以沫的风雨人生路。
在艰难岁月中独撑一个家
女儿形容，妈妈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磁石和中坚。她性格坚强，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喜欢子女软弱恋家，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为全家做可口的饭菜是她的乐事之一。她很好学，除了向同事朋友们学做饭外，每次参加工作宴会，她都留心学一两道菜的烧法。渐渐地，她成了烧菜能手。节假日时，她会把家不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们请来，给大家做好吃的。每当大家把可口的饭菜一扫而光才想起她还没吃上时，她总是说：“你们喜欢比我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她的手很巧。从小到大，孩子们的毛衣裤都是她织的。每当有一种新织法流行时，她会把旧毛衣拆掉，重织新花样。外孙女的小名叫咪咪，韻精心织了一件毛衣：胸前是一只戴着小铃铛的可爱小猫，背后是那只小猫的背影和尾巴。她甚至为咪咪的洋娃娃钩织毛衣，慈爱之心都在一针一线中。她不光为家庭成员织，还为单位的单身汉同事们织。
“文革”爆发时，我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因为上海地下党被说成是特务组织、“梅花党”（这是我在事后听说的，当时我没有得到过正式的说明），我被隔离审查。记得那是1968年3月15日下午，我还在上班，外办的造反派突然找我，宣布：“你已被隔离审查，今晚起就不要回家，在办公室搭个铺。无论白天黑夜，不准锁门，不准把窗帘拉严。不准外出，不准独自行走，包括在院内上厕所和去机关食堂打饭都得有人监视。家属如来电话或来探视，要先取得我们允许，并受监听或监视。工资，除按月给本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外，其余停发暂存，不准动用。”
当天晚些时候，造反派去我们家，宣布我被隔离审查，并动手抄家，翻箱倒柜抄走了我在团中央期间参加外事活动所拍的大量照片和一些资料。那天，女儿也在家，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抄家者离开后，韻立刻告诫13岁的女儿：“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是好人。”女儿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妈妈第一次把我当成大人一样跟我讲话。我顿时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许多。”6岁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韻也对他严厉告诫，不许相信更不许瞎传从幼儿园里听到的给爸爸抹黑的胡言乱语。 1969年，我作为隔离审查对象，被押送到设在宁夏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不久，韻也被下放到设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她做好了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的准备。临行前，她带着两个孩子乘坐在当时还比较稀少的开往青龙桥的小火车，登上八达岭，去向长城告别，让他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雄伟曲折的历史。她还给女儿买了一个穿军装的洋娃娃，那是长久以来女儿的第一个新玩具，女儿开心极了。她后来回忆说：“妈妈就是这样：在文革中，在以后其他的逆境中，始终支持着爸爸，支撑着我们温暖的小家。”
儿子亚飞则回忆，由于母亲的细心呵护，他的干校童年是快乐的，满足的，甚至说得上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取向。
他记得，第一天到干校时，他从卡车车斗中醒来，一眼看到路边长着犄角的动物，就大声叫道：“妈妈快看，好多好大的羊！”韻微笑着抚摸着他的头说：“那不是羊，那是牛，黑色的叫水牛，黄色的是黄牛，水牛性情温和，黄牛厉害，以后要小心黄牛。”韻被分到养路班，干的是重体力活，天不亮就出发，日落才收工。亚飞年幼，还没有学上，韻怕他感到孤单，就向别人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交给他，告诉他，这是一条小生命，狗妈妈生完小狗后不久就死了，你要好好照顾它。亚飞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同情和责任感，常抱着它四处寻找有奶水的狗妈妈，找不到时就用米汤喂它。小狗一天天长大，亚飞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钢虎”。后来亚飞上学了，“钢虎”就陪他上学，陪他在麦田里抓野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韻也没忘记一个男孩子成长的精神需求。亚飞十分渴望拥有一支枪，韻给他做了一支木头枪，还想尽办法从北京、上海给他买真正的玩具枪。枪到亚飞手上时，他都乐疯了，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男孩，有一个天下最好的妈妈。他的第一支枪是AK-47型冲锋枪，不光可以发出声响，还能喷出火星，每次开枪后都有一股淡淡的火石的糊味儿。以后又有了玩具手枪，甚至有了装电池的双筒冲锋枪。他后来才真正理解了韻的苦心，写道：“我自认为是一个孝顺的、正直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充满爱心的人，这和我童年时受到的诱导、教育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从我被隔离开始，直到我被宣布“审查清楚，没有问题”于1972年初从宁夏返回北京，在将近4年的岁月里，韻独自抚育着孩子。由于她深入细致的努力，两个孩子无论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健康成长，没有因我的坎坷而留下任何后遗症。
不仅如此，韻还要给我在上海的年迈双亲寄些钱，补贴家用。在正常情况时，我按月寄一点钱给父母。当时我的工资被冻结了，韻的工资本来就比我低，管了孩子还要管老人，压力实在太大，但是她考虑，如果停寄或少寄钱，势必引起老人的疑虑，担心我出了什么问题，对年迈的老人会造成很大的创伤，因此咬紧牙关想方设法继续按原来数额给老人寄钱，没有让我的遭遇惊动老人。对此，我真是感激涕零！
一生学习，晚年相伴
由于参加革命，韻没机会上大学，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她一生都坚持不懈地学习。她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由于她的努力学习，她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工作。1982年7月至1991年2月，她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其间，从1985年至1996年，公安部组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年会，每次都聘请她担任代表团顾问。为此她开始钻研国际刑警的各种法律条文。我与她去美国探望女儿时，她每天看法律常识节目，并起大早排队去美国最高法院旁听审判。
韻的另一大遗憾是，自从1948年离家后，几十年来，与在台湾的双亲无法相见。在当时的内外环境下，也无法通信往来。
韻对随她一起去解放区的妹妹郑琪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关心。1953年，我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并作为团中央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常驻代表、书记处书记，去了匈牙利工作，韻也随我一起去。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能领到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国内的工资照发，我们就用来多照顾郑琪。郑琪回忆说：姐姐出国了，凡是她有的，总想着我。在剧院里，我是第一个拥有进口照相机的人;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她给了我1000元买钢琴，真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啊！我家的电视机，从9英寸黑白，到14英寸彩电，甚至我女儿、儿子结婚时的电视机和电脑，都是她送的。多少人羡慕我有这样的好姐姐，她却说：“与其说你有个好姐姐，不如说你有个好姐夫。”
文革后期，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国门，韻和妹妹开始奔走，申请把父母从台湾接来养老，但迟迟未能落实。1976年，她父亲在台湾病逝，母亲由大哥接去美国居住。直到1983年，母亲才终于回到祖国大陆。老人在我们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她病重的日子，我们将她送进协和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韻天天陪护在病房，我基本上也是每天去看望。能为母亲送终，让韻终于能稍微弥补和父母分别多年的遗憾。
韻很重视家族的传承。2007年，常州市政府组织“唐荆川500年公祭”。唐荆川是唐家的先人，抗倭英雄。我跟韻出席了这次活动。她的堂弟唐师曾也去了，他回忆，当点名“郑韻”时，老姐姐从轮椅上高举双臂纠正道：“我是唐岁千！”韻还抓住这一机会，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花了大量心血，策划、出资筹建了大型石雕“荆川公纪念碑”。
唐师曾评论道：“平时聊天说到往事，姐姐总记不清年代，她一生的时空坐标全以姐夫为轴心。把一部异彩纷呈的当代史，简化成老钱任团中央国际部部长那年、老钱任国务院外办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那年、老钱开亚非学生会议那年、老钱下‘五七’干校那年、老钱从《人民日报》退下来那年……姐夫把一生交给了革命，姐姐把一生交给了姐夫。”他还写道：“姐姐晚年腿脚不好，都是姐夫用一个轮椅，推着姐姐到处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相濡以沫几十年。出则成双，入则配对，是万寿路甲15号的一道风景。”
我当然成不了什么风景，但能与韻相伴几十年，在晚年照顾为这个家操劳一生的她，是我最大的安慰。
思念无尽
2009年5月12日，韻驾鹤西归。
刚过去的1月1日，是她的85岁诞辰。每年她的生日和忌日，我都会深深追思我们俩携手同行在阳光风雨路上所尝到的痛苦与甜蜜。今年她的生日，我写下这封信，作为给她的生日礼物。
韻，我的至爱：
你离开的时间越长，我对你的思念也越深。
我常常想，我们的子女在稍稍懂事时就开始经历“文革”的折腾，但心灵上没有留下阴影，没有因父亲受打击而自卑，也没有因这打击极不公平而纠缠往事，怨天尤人。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在复杂纷纭的环境中都能沉着应对，健康成长。这对目前正在成长中的再下一代，也有良好的影响。
而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刻，是你单身一人肩挑起养与教的全副重担。是你的智慧、勇气和榜样，使我们这个小家，不仅没有被打散，还为今天乐观地面向未来打下基础。你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称之为“恩泽永接”是恰如其分的。
这里，献上2009年8月20日所写的一首词。那天，是你的百日祭，恰恰又是我的85岁生日。
浪淘沙令·韻百日祭
窗外雨稍歇，夏去秋接。八达岭下西风烈。百日离君八五寿，梦回惜别。
至爱永不竭，风雨无缺。喜闻后辈从头越。念侬昔日教养情，恩泽永接。
我最最亲爱的韻，我已经度过91周岁生日，身心还比较健康。今晚写这封信，作为给你的生日礼物，对你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安慰。望你安息！
永远热爱你的仁
2016年1月1日
钱李仁
1924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肄业。1983年7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5年12月-1989年6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第12届（1985年增选）、13届中央委员。
郑韻
原名唐岁千。1931年生。曾在上海允中女中、上海女中学习。曾任外交部国际司一秘、参赞。
两人1952年结婚，直至2009年郑韻因病去世，携手共度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