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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制造原子弹的重大决定。要制造原子弹，没有裂变材料不行，而铀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唯一容易裂变的元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铀矿资源，为原子弹提供要求的裂变材料就势在必行。适逢1955年1月18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公开宣布，将帮助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事不宜迟，仅仅两天之后，中苏两国就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协议规定，由两国合营，在中国境内进行铀矿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组织开采，所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需要外，其余由苏联收购。紧接着，苏联便向中国派遣了数百名铀矿地质专家，并要求中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迅速展开铀矿勘探工作。于是乎，一场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秘密而有序的铀矿勘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调兵遣将，多路出击
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是湖南的309大队和新疆的519大队。按照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签署的调干通知，309大队从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4省区选调了193名干部，519大队从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新疆6省区选调了294名干部，这些干部均被要求于3月底前分别至长沙和乌鲁木齐报到。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勘探大队大队长和副总地质师由中国人充任，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则由苏联专家担任。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合作勘探铀矿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55-1956年间，苏联除提供勘察设备、技术外，还与中方人员一起满世界地跑，满世界地找；1956年以后，苏联专家虽继续帮中国勘察铀矿，但主要以指导、顾问为主。
除此之外，中央又从各个部门抽调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309大队和519大队，之后，309大队和519大队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500名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官兵。在湖南金银寨地面勘察过程中率先发现铀矿点的陈金陵，就是309大队在湖南招收的一名刚从长沙市一中毕业拟升高中的学生。
309大队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519大队的足迹则遍布新疆和东北。之后，西南又成立了一个209大队。
逢山爬山，遇水涉水
勘察大队成立后，首先搜集相关资料，研究勘察区域地形图，制订勘察方案，而后实施野外普查。519大队在进行普查前，还将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和坑道勘察了一遍。实施普查的一般程序是：找矿员乘车从驻地到达指定地域；人员下车后按小队编组，每个小队约六七人，各小队分头到指定地域踏勘。但在进行从库尔勒以东某处至喀什之间这段数千千米区域的勘察时，519大队通常按一千米一组将人员放下车，每组沿一条三四千米的测线朝前走，边走边按规定勘测线上的相应点位，同时记下勘测结果。通常情况下，每组3人：一人用探测仪、辐射仪沿线测探，一人用罗盘把握方向，还有一人是警卫人员，拎着一挺轻机枪负责警戒。之所以配备警卫人员，原因之一是新疆当时比较乱，尤其是乌斯曼叛乱武装还十分活跃，曾发生过叛乱武装冲击地质部的普查队甚至把女地质队员抢走的严重事件：原因之二是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较多，碰到凶猛野兽难免受到威胁。
据当年参加过铀矿勘查的519大队的人员回忆，苏联专家说一不二，找矿员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要求解释的权利，“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譬如跑路线，你必须按指定的路线测探，不能投机取巧，不能绕过“障碍”区域。因此，在勘探过程中，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爬，碰到河沟，再深也得涉水穿行，通过后再从这河沟里爬上去。有时碰到沟太深了——天山里有的沟深达四五百米——没有办法，找矿员便只好保持原方向不变，在悬崖黄羊道上冲着测点那个方向战战兢兢前行，且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探测仪、辐射仪是否有异常显示。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309大队的情况也是一样，逢河过河，哪怕河水彻骨透凉；逢山过山，哪怕山中毒蛇肆虐：逢茅草过茅草，哪怕深深的茅草将身体划出一道一道的血印。
高度保密，误会频生
中国的核武器与核工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十分神秘的情况下发展的，政府主管原子能工业的机构不叫原子能工业部，而是冠名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铀矿勘察也是如此，非常强调保密的重要性。还在勘探队初建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就批示，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些干部的真实目的，其他人不允许多问。而从全国各地选调到309大队和519大队的干部皆持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介绍信上只宣称是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则无片言只语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曾在309大队一分队担任中方地质负责人的刘兴忠后来回忆：“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然而，勘察队员在各地频繁活动，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很显然，置身野外，人生地不熟，一遇到困难，也只能找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但是，当地政府对勘察队要人给人、要车给车，却不知道勘察队到底是干什么的，一问还吃闭门羹，心里自然不高兴，也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难免会造成许多误会和不快。一次在有乌鲁木齐各政府机关领导和各地区官员参加的大会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当场公开表达不满，令出席会议的519大队的副总地质师杨土文十分尴尬。无奈之下，杨士文只好请示上级，获批后在会上将整个情况进行了介绍，局面才得以缓和。
类似的事例还有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的勘察队员被边防部队怀疑是台湾空降的特工予以扣留，老婆探亲找不到老公驻地，勘察过程中遇到熟人遭突然探班等等，给枯燥无味的铀矿勘察工作增添了许多“花絮”。 不漏线索，不避险阻
由于气候环境恶劣，技术手段落后，勘察区域广大，保障条件有限等，勘察队员的劳动强度以及所经历的困难与凶险往往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但即便如此，在勘探过程中，只要一发现线索，勘察大队就马上组织力量去详查，去核实。
一次，有找矿员在库尔勒的一个勘察点发现铀矿化现象。得此消息，519大队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翻译、保卫、司机，还有中方技术人员一行12人，带上一天的干粮和一大桶汽油就出发了。然而地图上直线距离100余千米的路程，由于路况不良，行驶速度奇慢，有的地段一小时才能前进五六千米，结果当晚露宿野外，干粮吃光。第二天下午，汽油耗尽。此时离前方驻地仍有十几千米，人皆精疲力竭，又无通信联络设备。幸而警卫战士凭借过人的毅力孤身求援，在第三天凌晨4时搬来救兵，才使一车人最终摆脱困境。
还有一次，时值11月份，一位叫马振海的找矿员在帕米尔高原发现了一些铀矿化点。获报后，519大队马上组织力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方向向两边延展，最终找出了一条铀矿带。此时已经是隆冬季节，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加上海拔又高，空气稀薄，连续进行野外作业，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鉴此，有人建议待来年再作进一步的勘探，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是这个矿带类型很好，至少还要再延展五六十千米，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才能收兵。就这样，勘察人员便在天寒地冻中沿指定的区域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又测了一个多月。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勘探，519大队终于在第二年找到了巴斯布拉克铀矿床。
不过，也有因线索失准而白跑一趟的。一次身处乌鲁木齐的519大队的副总地质师杨士文接到线索，说是距乌鲁木齐400余千米的精河县阿莎勒发现铀矿苗。于是从新疆地震局借了一辆卡车，杨士文带着一个苏联搞物探的大学生就出发了。车到精河县后，进山道路不通，换马继续前行。到了阿莎勒，又往里走了4～5千米，远远可见一片片绿的红的区域，挺好看，也与教科书上介绍的铀的次生矿特征挺符合。杨士文等以为发现铀矿了，特别高兴。可趋近一看，那片红绿相间异常艳丽的区域，不过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铀矿石。
渡尽劫波，大功告成
艰辛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1955年9月，一架309大队航测分队的飞机在15号航测点以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时，飞机上的航测仪突然发生强烈的放射性反应。飞行员大喜，立即按预定程序，抛下一个石灰包，对发生信号异常的区域进行了标记。该区域位于湖南郴县（现郴州市）许家镇附近一个叫金银寨的小山村。
10月下旬，309大队第二分队陈金陵所在的小队（小队长为伍锡祥）开赴金银寨，进行地面强测，以证实铀矿带的存在。这里所谓的强测，是指使用图上两点间为1厘米，实地该两点距离为20米的1：2000的大比例尺地图，以20米一条测线，5米一个测点的精度进行的勘探。陈金陵由于身材魁梧，被所在小组的组长张万生分配了一个最困难的线路，距离倒不长，大约三四千米，但要翻过一个很陡的山头。随同陈金陵勘探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也是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陈金陵头戴耳机，手握探管在地面上东点点西点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隔20米在《野外工作手册》上记上一个数值。在趟过一道水有齐腰深的小河后，又爬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达山顶，不想又碰到一个露头约200余米的硅化带，形成一道难以攀爬的屏障。此时，两人体力透支都很大，只好互相拉拽，你顶我扛，爬了大概20多米，耳机里的脉冲声突然响个不停，爬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莫明其妙一阵子之后，陈金陵和李九斤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马上做个记号，回到驻地后立即向张万生汇报了异常情况。第二天，陈金陵把张万生等人带到异常点上，由张万生亲自进行听测，确定无误后，在一块较平的石头上，用石灰撒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
当晚，伍锡祥将陈金陵和在其它测线发现异常点的另几位找矿员叫到一顶外面有4名公安战士站岗的帐篷内，压低嗓音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技术手段落后，铀矿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就付出了十几条生命。
经过全国大面积的勘察，除金银寨铀矿床外，在其它地方也发现了规模不等的铀矿床。这些铀矿床的发现，为中国原子能与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编辑/旭日]
最早成立的两支铀矿地质勘察队伍是湖南的309大队和新疆的519大队。按照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签署的调干通知，309大队从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4省区选调了193名干部，519大队从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新疆6省区选调了294名干部，这些干部均被要求于3月底前分别至长沙和乌鲁木齐报到。当时对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处级干部要13级以上，而且年龄也有限制。勘探大队大队长和副总地质师由中国人充任，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则由苏联专家担任。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合作勘探铀矿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55-1956年间，苏联除提供勘察设备、技术外，还与中方人员一起满世界地跑，满世界地找；1956年以后，苏联专家虽继续帮中国勘察铀矿，但主要以指导、顾问为主。
除此之外，中央又从各个部门抽调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309大队和519大队，之后，309大队和519大队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500名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官兵。在湖南金银寨地面勘察过程中率先发现铀矿点的陈金陵，就是309大队在湖南招收的一名刚从长沙市一中毕业拟升高中的学生。
309大队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519大队的足迹则遍布新疆和东北。之后，西南又成立了一个209大队。
逢山爬山，遇水涉水
勘察大队成立后，首先搜集相关资料，研究勘察区域地形图，制订勘察方案，而后实施野外普查。519大队在进行普查前，还将新疆境内的各种矿山、竖井和坑道勘察了一遍。实施普查的一般程序是：找矿员乘车从驻地到达指定地域；人员下车后按小队编组，每个小队约六七人，各小队分头到指定地域踏勘。但在进行从库尔勒以东某处至喀什之间这段数千千米区域的勘察时，519大队通常按一千米一组将人员放下车，每组沿一条三四千米的测线朝前走，边走边按规定勘测线上的相应点位，同时记下勘测结果。通常情况下，每组3人：一人用探测仪、辐射仪沿线测探，一人用罗盘把握方向，还有一人是警卫人员，拎着一挺轻机枪负责警戒。之所以配备警卫人员，原因之一是新疆当时比较乱，尤其是乌斯曼叛乱武装还十分活跃，曾发生过叛乱武装冲击地质部的普查队甚至把女地质队员抢走的严重事件：原因之二是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较多，碰到凶猛野兽难免受到威胁。
据当年参加过铀矿勘查的519大队的人员回忆，苏联专家说一不二，找矿员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要求解释的权利，“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譬如跑路线，你必须按指定的路线测探，不能投机取巧，不能绕过“障碍”区域。因此，在勘探过程中，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爬，碰到河沟，再深也得涉水穿行，通过后再从这河沟里爬上去。有时碰到沟太深了——天山里有的沟深达四五百米——没有办法，找矿员便只好保持原方向不变，在悬崖黄羊道上冲着测点那个方向战战兢兢前行，且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探测仪、辐射仪是否有异常显示。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309大队的情况也是一样，逢河过河，哪怕河水彻骨透凉；逢山过山，哪怕山中毒蛇肆虐：逢茅草过茅草，哪怕深深的茅草将身体划出一道一道的血印。
高度保密，误会频生
中国的核武器与核工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十分神秘的情况下发展的，政府主管原子能工业的机构不叫原子能工业部，而是冠名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铀矿勘察也是如此，非常强调保密的重要性。还在勘探队初建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就批示，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些干部的真实目的，其他人不允许多问。而从全国各地选调到309大队和519大队的干部皆持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介绍信上只宣称是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则无片言只语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亲戚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曾在309大队一分队担任中方地质负责人的刘兴忠后来回忆：“我们一参加这个工作，一切就都跟外界断绝了。同学都不联系了，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不通信，不联络，就这样。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然而，勘察队员在各地频繁活动，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很显然，置身野外，人生地不熟，一遇到困难，也只能找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但是，当地政府对勘察队要人给人、要车给车，却不知道勘察队到底是干什么的，一问还吃闭门羹，心里自然不高兴，也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难免会造成许多误会和不快。一次在有乌鲁木齐各政府机关领导和各地区官员参加的大会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当场公开表达不满，令出席会议的519大队的副总地质师杨土文十分尴尬。无奈之下，杨士文只好请示上级，获批后在会上将整个情况进行了介绍，局面才得以缓和。
类似的事例还有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的勘察队员被边防部队怀疑是台湾空降的特工予以扣留，老婆探亲找不到老公驻地，勘察过程中遇到熟人遭突然探班等等，给枯燥无味的铀矿勘察工作增添了许多“花絮”。 不漏线索，不避险阻
由于气候环境恶劣，技术手段落后，勘察区域广大，保障条件有限等，勘察队员的劳动强度以及所经历的困难与凶险往往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但即便如此，在勘探过程中，只要一发现线索，勘察大队就马上组织力量去详查，去核实。
一次，有找矿员在库尔勒的一个勘察点发现铀矿化现象。得此消息，519大队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翻译、保卫、司机，还有中方技术人员一行12人，带上一天的干粮和一大桶汽油就出发了。然而地图上直线距离100余千米的路程，由于路况不良，行驶速度奇慢，有的地段一小时才能前进五六千米，结果当晚露宿野外，干粮吃光。第二天下午，汽油耗尽。此时离前方驻地仍有十几千米，人皆精疲力竭，又无通信联络设备。幸而警卫战士凭借过人的毅力孤身求援，在第三天凌晨4时搬来救兵，才使一车人最终摆脱困境。
还有一次，时值11月份，一位叫马振海的找矿员在帕米尔高原发现了一些铀矿化点。获报后，519大队马上组织力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方向向两边延展，最终找出了一条铀矿带。此时已经是隆冬季节，气温低至零下二三十度，加上海拔又高，空气稀薄，连续进行野外作业，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鉴此，有人建议待来年再作进一步的勘探，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是这个矿带类型很好，至少还要再延展五六十千米，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才能收兵。就这样，勘察人员便在天寒地冻中沿指定的区域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又测了一个多月。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勘探，519大队终于在第二年找到了巴斯布拉克铀矿床。
不过，也有因线索失准而白跑一趟的。一次身处乌鲁木齐的519大队的副总地质师杨士文接到线索，说是距乌鲁木齐400余千米的精河县阿莎勒发现铀矿苗。于是从新疆地震局借了一辆卡车，杨士文带着一个苏联搞物探的大学生就出发了。车到精河县后，进山道路不通，换马继续前行。到了阿莎勒，又往里走了4～5千米，远远可见一片片绿的红的区域，挺好看，也与教科书上介绍的铀的次生矿特征挺符合。杨士文等以为发现铀矿了，特别高兴。可趋近一看，那片红绿相间异常艳丽的区域，不过是石头上的绿苔，衬上些红色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铀矿石。
渡尽劫波，大功告成
艰辛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1955年9月，一架309大队航测分队的飞机在15号航测点以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时，飞机上的航测仪突然发生强烈的放射性反应。飞行员大喜，立即按预定程序，抛下一个石灰包，对发生信号异常的区域进行了标记。该区域位于湖南郴县（现郴州市）许家镇附近一个叫金银寨的小山村。
10月下旬，309大队第二分队陈金陵所在的小队（小队长为伍锡祥）开赴金银寨，进行地面强测，以证实铀矿带的存在。这里所谓的强测，是指使用图上两点间为1厘米，实地该两点距离为20米的1：2000的大比例尺地图，以20米一条测线，5米一个测点的精度进行的勘探。陈金陵由于身材魁梧，被所在小组的组长张万生分配了一个最困难的线路，距离倒不长，大约三四千米，但要翻过一个很陡的山头。随同陈金陵勘探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也是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陈金陵头戴耳机，手握探管在地面上东点点西点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隔20米在《野外工作手册》上记上一个数值。在趟过一道水有齐腰深的小河后，又爬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到达山顶，不想又碰到一个露头约200余米的硅化带，形成一道难以攀爬的屏障。此时，两人体力透支都很大，只好互相拉拽，你顶我扛，爬了大概20多米，耳机里的脉冲声突然响个不停，爬到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莫明其妙一阵子之后，陈金陵和李九斤终于明白了：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马上做个记号，回到驻地后立即向张万生汇报了异常情况。第二天，陈金陵把张万生等人带到异常点上，由张万生亲自进行听测，确定无误后，在一块较平的石头上，用石灰撒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
当晚，伍锡祥将陈金陵和在其它测线发现异常点的另几位找矿员叫到一顶外面有4名公安战士站岗的帐篷内，压低嗓音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技术手段落后，铀矿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就付出了十几条生命。
经过全国大面积的勘察，除金银寨铀矿床外，在其它地方也发现了规模不等的铀矿床。这些铀矿床的发现，为中国原子能与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编辑/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