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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没有几人能翻越的高峰，有人说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有人说他是个正直的清官，有人说他很迂腐，也有人说他偏执得很可爱。但是，把他放在当时中国官场文化与文坛世俗的双重透视内，也许会还原苏东坡的最大特征，那就是三个字：缺心眼。
嘉祐元年，也就是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21岁就高中榜眼，真可谓仕途不可限量。
既然入围官场了，就得按照官场这一套要求自己。举手投足都得有这种味道。可苏东坡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还是狂放不羁、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没有摆正主业与副业之间的位置。
他一生写过多少作品，可能谁也不能给个准数，现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散文式书信。现存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他从政以后创作的。这意味着，他21岁开始为官，到65岁离开这个世界，在几经沉浮的宦海中，他几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是3天一篇（首）。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订稿，照此算来，至少每天都得动手写稿。他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与夸张，题材广泛，诗词的产量以及质量，在当朝都是首屈一指的。
苏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东坡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益于王僧虔、李琶、徐浩、颜真卿、杨凝式，从而自成一家。
作为纯粹的文人，这倒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官场一员，有时还是要员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处在险恶的官场环境。
尽管，苏东坡吟诗填词并没有影响政务，就是在被贬的许多地方也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在杭州任太守期间，他怀着一颗朴素的爱民之心，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立医院“安乐坊”。修建水库，改善了居民的用水，疏浚运河，畅通了水路交通，存粮赈灾，减轻了百姓的苦难。
但是，他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弄得民间到处传诵，怎能不令上级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王圭、沈括、李宜之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么毛病，就拿他这个说事，不断地到皇帝那里奏上几本，这就够让他“喝两壶”了。
再加上苏东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长个心眼，不分场合、激情喷涌、放浪不羁、无所顾忌，使其他文人特别是文人官员相形见绌，用四川话来说，这就是有点“不知趣”了。
这里有个传说，版本取于民间，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但足见苏东坡极好冲动的性格和才华过露的毛病。
一天，苏东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进书斋，看到桌上的一张宣纸上写着：“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黄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说嘛。于是，他心血来潮，才情抑制不住了，不假思索地动笔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老回来一看，居然敢改他的诗？顿时就像被刺伤的熊一样咆哮不已，感到这不是明摆着向他挑战吗！于是，这位心胸不是那么宽广的王老直接把苏东坡贬到广西合浦去了。苏东坡到了民间才明白，原来那“明月”指的是一种鸟。叫“明月鸟”，那“黄狗”是虫子，叫“黄狗虫”。
苏东坡本来才学太高、天赋太高，智慧太高，已经够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刚直任性，不加约束地把才华暴露在对他本来就不利的环境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导致被污蔑，被糟蹋，被恶贬。
这一切，似乎带有点宿命的性质，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身在官场，才高招风;离开官场，想必宽松。否也，只要你还保留了“官员身份”，还是由不得你任着性子“显摆”。苏东坡贬到惠州后，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以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这一期间，他的词章也颇具豪放性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诗的豪放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几句，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中少有的气魄。
可是，苏东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京城里有许多双幽幽的眼还在盯着他呢。一天，他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自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知枢密院事章悖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苏洵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儿子苏东坡。他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遭人口舌之诬。”
真是知子莫如父。
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出来自己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吧，自己痛快要紧。
看看这个缺心眼的苏东坡，讲话，做事竟是逆向思维的，并且不留任何余地，此正乃官场之大忌也。这样一来，才华成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亲和力，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你越说好，他越说不好。他评价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他脑子里想当然的那“一根筋”。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讥讽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对。一次，他对着当朝皇帝神宗的面指责：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乌台诗案”。
看来，行正道、发直言的文人不为民为官，是社会的悲哀，文人太会当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值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终于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旧党执政后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谁知这个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全盘否定”，主张“参用所长”。这还不算，他甚至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于同他争辩到底，这事你还曾经亲口向我讲过呢！现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苏东坡就是那种臭脾气。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两头都不得罪的人，有了话就憋不住，缺乏玩政治的机心和权术。如此聪明绝顶的人，竟是个政治白痴，这说到底还是书生气作怪。元祜四年三月，他被恼怒的司马光和那帮对他忌恨不已的旧党，又一次贬任杭州去了。
到任后，他开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苏堤和那虹桥般的仙岛，以点睛之笔顿增西湖之神韵，同时也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官场失意出诗人，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事实。也许。苏东坡要感谢那些排挤、诬陷、打击、报复甚至逮捕他入狱的官吏，没有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会愤怒，不愤怒他就写不出好诗，没有好诗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毕竟付出最后被流放到“南蛮孤岛”的代价。
苏东坡用诗人天真单纯的思维方式掂量着世间的人与事，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动情了，从不琢磨别人，也不考虑被人算计。
苏东坡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郁闷的心灵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临终前，他终于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并且他将这种体会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在《洗儿》中这样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啊，此时觉悟已经晚也，“缺心眼”的性格障碍，让他的学费缴得太多太多了……
摘自《散文百家》
嘉祐元年，也就是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21岁就高中榜眼，真可谓仕途不可限量。
既然入围官场了，就得按照官场这一套要求自己。举手投足都得有这种味道。可苏东坡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还是狂放不羁、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没有摆正主业与副业之间的位置。
他一生写过多少作品，可能谁也不能给个准数，现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散文式书信。现存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他从政以后创作的。这意味着，他21岁开始为官，到65岁离开这个世界，在几经沉浮的宦海中，他几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是3天一篇（首）。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订稿，照此算来，至少每天都得动手写稿。他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与夸张，题材广泛，诗词的产量以及质量，在当朝都是首屈一指的。
苏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东坡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益于王僧虔、李琶、徐浩、颜真卿、杨凝式，从而自成一家。
作为纯粹的文人，这倒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官场一员，有时还是要员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处在险恶的官场环境。
尽管，苏东坡吟诗填词并没有影响政务，就是在被贬的许多地方也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在杭州任太守期间，他怀着一颗朴素的爱民之心，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立医院“安乐坊”。修建水库，改善了居民的用水，疏浚运河，畅通了水路交通，存粮赈灾，减轻了百姓的苦难。
但是，他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弄得民间到处传诵，怎能不令上级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王圭、沈括、李宜之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么毛病，就拿他这个说事，不断地到皇帝那里奏上几本，这就够让他“喝两壶”了。
再加上苏东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长个心眼，不分场合、激情喷涌、放浪不羁、无所顾忌，使其他文人特别是文人官员相形见绌，用四川话来说，这就是有点“不知趣”了。
这里有个传说，版本取于民间，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但足见苏东坡极好冲动的性格和才华过露的毛病。
一天，苏东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进书斋，看到桌上的一张宣纸上写着：“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黄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说嘛。于是，他心血来潮，才情抑制不住了，不假思索地动笔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老回来一看，居然敢改他的诗？顿时就像被刺伤的熊一样咆哮不已，感到这不是明摆着向他挑战吗！于是，这位心胸不是那么宽广的王老直接把苏东坡贬到广西合浦去了。苏东坡到了民间才明白，原来那“明月”指的是一种鸟。叫“明月鸟”，那“黄狗”是虫子，叫“黄狗虫”。
苏东坡本来才学太高、天赋太高，智慧太高，已经够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刚直任性，不加约束地把才华暴露在对他本来就不利的环境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导致被污蔑，被糟蹋，被恶贬。
这一切，似乎带有点宿命的性质，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身在官场，才高招风;离开官场，想必宽松。否也，只要你还保留了“官员身份”，还是由不得你任着性子“显摆”。苏东坡贬到惠州后，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以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这一期间，他的词章也颇具豪放性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置于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诗的豪放基调。接着“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几句，有音响、色彩，势态、气象阔大，笔力飞动，确实是历代豪放词中少有的气魄。
可是，苏东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京城里有许多双幽幽的眼还在盯着他呢。一天，他全家团聚，偶逢其兴，便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自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知枢密院事章悖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苏洵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儿子苏东坡。他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遭人口舌之诬。”
真是知子莫如父。
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出来自己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吧，自己痛快要紧。
看看这个缺心眼的苏东坡，讲话，做事竟是逆向思维的，并且不留任何余地，此正乃官场之大忌也。这样一来，才华成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亲和力，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你越说好，他越说不好。他评价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他脑子里想当然的那“一根筋”。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讥讽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对。一次，他对着当朝皇帝神宗的面指责：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乌台诗案”。
看来，行正道、发直言的文人不为民为官，是社会的悲哀，文人太会当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值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终于熬到了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旧党执政后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谁知这个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全盘否定”，主张“参用所长”。这还不算，他甚至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于同他争辩到底，这事你还曾经亲口向我讲过呢！现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苏东坡就是那种臭脾气。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两头都不得罪的人，有了话就憋不住，缺乏玩政治的机心和权术。如此聪明绝顶的人，竟是个政治白痴，这说到底还是书生气作怪。元祜四年三月，他被恼怒的司马光和那帮对他忌恨不已的旧党，又一次贬任杭州去了。
到任后，他开始整理西湖，那秀美如修眉的苏堤和那虹桥般的仙岛，以点睛之笔顿增西湖之神韵，同时也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
官场失意出诗人，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事实。也许。苏东坡要感谢那些排挤、诬陷、打击、报复甚至逮捕他入狱的官吏，没有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会愤怒，不愤怒他就写不出好诗，没有好诗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毕竟付出最后被流放到“南蛮孤岛”的代价。
苏东坡用诗人天真单纯的思维方式掂量着世间的人与事，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动情了，从不琢磨别人，也不考虑被人算计。
苏东坡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郁闷的心灵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临终前，他终于弄清楚了：“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并且他将这种体会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在《洗儿》中这样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啊，此时觉悟已经晚也，“缺心眼”的性格障碍，让他的学费缴得太多太多了……
摘自《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