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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写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俞秀松诞辰120周年之际。俞秀松“个人档案”是研究其生平，及其完成中国共产党所委派工作情况的主要史料来源。这些史料覆盖俞秀松在中国和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工作。透过这些史料，不仅能对他本人的活动进行全面描述，而且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等，也有可能通过这位活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眼睛客观地呈现出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俞秀松；联共（布）；共产国际；国民党；П·А·米夫
[中图分类号] K82/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13-05
为著名的人物、事件举行周年纪念，以吸引人们对这些人或事的关注，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次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共产主义趋势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产生和发展，关于中国革命者参与这些划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的活动情况，诸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的筹建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外交官、顾问、政治家的共同帮助下，经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努力而实现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可靠的、符合中国发展和重生的道路。周年纪念活动不仅限于对所纪念著名人物的相关事实的陈述，还要挖掘其生活和工作的时代特征，不仅要对其主要活动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还要寻找能够说明和评定这些著名活动家工作水平的新材料。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随着划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细节的揭示，一些新的革命者的名字出现了，而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对于中国来说，对历史及其创造者尊重的传统，以及史料学研究基础的扩展，均有助于扩大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印证中国革命者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及俄国对外政策部门的代表们的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史实。高度重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无疑也能加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俞秀松（俄文名：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情况。他与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凯（张太雷）、李达、周恩来、瞿秋白等担任党内较高职务的同志一样，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源头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互支持和配合，这保证了中国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成功。根据“个人档案”整理出的俞秀松活动情况，是研究他的政治活动和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这些资料表明，俞秀松的活动情况，对于他的许多同事来说，既具典型性又具代表性。[1]
1919年3月，莫斯科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国际成立。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大相径庭。两股工人运动的潮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分界变得越发明显而激烈：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改良主义，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反对议会主义思想。通过对东方（国家）问题的决定，第三国际拓展了对世界革命思想的理解，将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其领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特定的国际背景。[2]在俞秀松诞辰120周年之际，揭示其为创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筹备工作的具体特征，以及他于1925—1932年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期间鲜为人知的一些活动细节，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层决定派俞秀松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之前，他与其他活跃的革命者不同，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俞秀松又与陈独秀、李大钊和某些其他同志一样，已经在他的家乡积累了革命经验，树立了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在各个方向开展了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俞秀松极富有社会责任感，还在青年时期，他看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非常困苦之时，就对国家的状况感到担忧。1919年，他从事新闻工作，同时从事农民问题的研究。从1920年开始，他成为上海党团组织机关刊物《劳动界》的编辑。作为一名行动派，他因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提起诉讼：1920年，因为编辑党的刊物遭到诉讼；1924年，又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并关押了四五个小时。根据“个人档案”的记载，1924—1925年，俞秀松在浙江和上海領导了示威游行。[3]他一直关注工人阶级，因此，于1920年进了工厂，在那里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1920年，他参与创建了一些工会，同时参加了印刷、纺织、金属工业工人工会，并成为上海工会工作的指导员。1922年，俞秀松成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共青团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
在那利曼诺夫的活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应注意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那利曼诺夫在自传中对“十月革命唤醒中国人民的觉醒”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在高度评价“十月革命”方面具有一定共识。有关那利曼诺夫的一些信息也证明了他工作的积极程度。高中（浙江省）时，他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众所周知，正是通过各种这一类型的组织，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共产党。1919年，俞秀松“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党派（‘不劳动者不得食’党）的尝试，但未能成功”（编者注：应为参加工读互助团，该团的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事实鲜为人知，不仅外国史学界，甚至俄罗斯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5]1920年，俞秀松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成功地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党的组织。在他的“个人档案”中，那利曼诺夫在所有的调查、报告中都提到1920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根据俄罗斯史料研究，自1920年初以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使Г·Н·维金斯基及其小组的推动下，中国的一些省份开展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实践，寄希望于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在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提到在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过程中，从1920年春天开始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东方人民处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外国处所提供的组织宣传援助，也没有提及Г·Н·维金斯基（扎尔欣）小组的作用。事实上，该小组于1920年5月就在上海创立了革命局，并进行了联合各个省份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工作，为创建全中国的共产党打下了基础。[6]在俄罗斯史学界，基于对档案材料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1920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史学界，这个组织被称为“国家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俞秀松提到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自己也是在1920年加入共产党的，陈独秀是在上海的共产党书记，俞秀松所说的就是这次会议。参会的除了本次周年纪念的主人公俞秀松外，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培。会议通过了一个大纲草案，大纲由10条组成（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合作等）。[7]从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奠定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无论在“自传”还是“个人档案”的其他文件中，俞秀松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是1920年的观点始终如一。 俞秀松除了表明自己是在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必然会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执行的也是与共产国际活动有关的任务。1921年，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决定，他被委派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欧洲问题，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有些与大会的主题相抵触，因此没能在大会上宣读，但后来，这个报告还是在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的期刊上发表了。报告探讨了在不久的将来，共产党人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签订临时联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理论影响，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实际成果。报告实际上预见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有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被史学界注意到。俞秀松参与代表大会的工作，证明了他在中国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者中的声望。那利曼诺夫积极参与了有共产党参加的民族革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并深入研究了政党政治的具体特征。为了确保革命统一战线的顺利建立，共产党人在保留党员资格的情况下可以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一前所未有的重要先例，这无论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利曼诺夫在这一问题上也处于最前沿。1922年，他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决定加入了国民党。根据支持这一不寻常政策的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的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加入了新鲜血液，使这个党恢复活力并更加年轻，促进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和國家主权的确立。1923—1924年，他在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工作，将大量时间致力于广东革命武装的工作。1924年，俞秀松成为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派书记。1925年，他是上海市的中国共产党区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区委书记。[8]同年，因表现积极、经验丰富，作为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书记，俞秀松受党的委派到莫斯科学习。他先在中国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后来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普通教育和党的教育。1926年，他加入了联共（布）。[9]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里，他担任大学生组织主席职务，还是联共（布）支部委员会成员。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这之后，俞秀松退出了国民党。[10]
1925年俞秀松来到苏联，开启他革命生涯的新阶段。在此之前，那利曼诺夫只接受过四年的中学教育，这对于他而言是完全不够的，他甚至还没有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方面委派那利曼诺夫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入中国部，1925年）、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5—1928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1929年）、列宁国际学校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接受普通（全面）教育和党的教育。尽管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有相当的资历，但他仍饶有兴趣地投入学习之中。不仅在普通教育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那利曼诺夫还在共产主义大学学到了具体的学科知识。他满怀热情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恰在此时，联共（布）的党内矛盾加剧，中国学生，包括俞秀松，及其同学周达文等人也卷入了派系斗争。那利曼诺夫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公开发言表示反对派系主义，并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右派的斗争。在揭露托洛茨基主义者时，特别是在“中山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事件”中，他的表现受到了П·А·米夫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活动家们的特别注意。[11]
共产主义大学中的党内高层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和矛盾，不幸的是，俞秀松深陷其中。那利曼诺夫多次公开指出了“中山大学里的困难局面，说有些人时刻准备着无原则地诬告”，他坚决而明确地反对这种现象。到1928年，中山大学里的气氛更加异常了。[12]
可以说，对那利曼诺夫的起诉和迫害主要是由П·А·米夫发起的。他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授兼校长，也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总的来说，指控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在1928年3月9日的揭露派系运动中，米夫将俞秀松和周达文（丘古诺夫）叫到自己那里，指控他们在中山大学里进行派系斗争，还指责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和谭平山有关系。俞秀松并未否认他在中共创建期间与陈独秀认识并一起工作的事实，申明自己的确曾与陈独秀和谭平山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仅如此，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在米夫面前为陈独秀进行辩护，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后，没有人能胜任领袖的职责，只能进行集体领导。”[13]历史证明，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确实没有一个足够有威信、有能力并领导全党走出危机的领导者。俞秀松在应对大多数不公正的攻击（其中包括与国民党的合作：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叶利扎罗夫的关系，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时，也表达了真诚的困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常的不涉及政治的交往凭什么被认为是错误的？最为荒谬的是，关于他前国民党员身份的指控。类似这样的情形只能证明检察官的无知，他们既不了解国民党的情况，更无视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成果。
然而，从俞秀松“个人档案”可以看出，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之后，从1925年开始，也就是说，随着国民党内反共情绪的加剧，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14]同时，我们使用的文献材料也提供了这些年两党之间不信任日益增长的信息，且这种不信任日积月累。
俞秀松在所谓的“那利曼诺夫案件”的各个调查委员会中诚实地回答问题。他强调，其所接触的人中没有政治背景。事实上，米夫本人也曾提到，所谓的指控其实是查无实据的。1928年之后，有过来自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对那利曼诺夫清白无辜的决议，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也持同样的立场。但是，随着那利曼诺夫转到列宁国际学校，反对者的势力继续膨胀。在对那利曼诺夫与“同乡会”所谓关联的指控中包含了更为严厉的批评。1930年1月3日的一份列宁国际学校的起诉书中表明，俞秀松被指控为“同乡会”的成员，而“同乡会”作为一个组织，是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关系的。那利曼诺夫向调查者否认了这一团体的存在。根据检察官的说法，俞秀松被指控参与的非法政治组织，即“江浙同乡会”，存在于共产主义大学并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集团中活动。[15]从俞秀松给列宁国际学校支部局的信可以看出，俞秀松与“江浙同乡会”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对俞秀松这一坎坷经历的回顾，可以发现：苏联领导人在共产主义大学中，不应将中国共产党人卷入到联共（布）内部的意见分歧中。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年轻和缺乏理论知识，他们本身也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恰当的判断。另一方面，这一系列事件的苏联参与者们本身也不够了解中国，他们对党派之间，及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缺乏清晰的认识。[16]
虽一再证得清白，但诬告式的指控最终得到了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的支持。它们包括对俞秀松组织“同乡会”的指控，对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对他与右倾关系的指控。[17]与此同时，根据那利曼诺夫的说法，早在宣布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前，他特别就中国问题发言，反对联共（布）中的右倾领导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其中包括反对布哈林。在俞秀松给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的声明中，他对自己立场进行了激烈的辩护，指责反对者的诽谤，一再申明自己没有参与过派系斗争。俞秀松于1932年被解除了在列宁国际学校的工作，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
为了实施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由苏联顾问参与准备）和加强中国对新疆的穆斯林群体的领导，应新疆实际统治者盛世才的请求，1935年，苏联派了25名中国干部到新疆协助工作，这其中就有俞秀松。其间，俞秀松成为新疆反帝协会（编者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的领导人之一、《反帝国主义阵线》出版物的主编和新疆学院的院长。然而，曾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特别是在列宁国际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发生过的对俞秀松的诽谤性言论又一次出现。俞秀松又遭遇到了批判他的政治活动的事情。1937年11月中旬，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途经新疆乌鲁木齐，而他们从莫斯科出发之前曾与И·В·斯大林进行过交谈。在谈话中，康生和王明向盛世才建议，新疆“需要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作斗争”。盛世才不知道25名中国人中哪一个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康生则从盛提供的照片中，指认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果，25个中国人，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部都被列入“托洛茨基主义者”名单，其中包括俞秀松。很快，他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逮捕，并于1938年被移送到苏联。在苏联大规模的打压活动中，俞秀松被判处极刑，死在了监狱中。[18]
在俞秀松身上发生的事情并非苏中关系中的孤立事件。但是现在，我们不应仅停留在详细讨论这场悲剧，严厉谴责这种做法的层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即：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后续发展中，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物质、金钱，以及其他方面和形式上对中国的帮助是及时和适当，且广受好评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给中国革命的概念赋予了崭新内涵，并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长久生命力。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的一百周年。
[1][8][9][10][11][12][13][14][15][16][17]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A].资源号495.目录号225.卷宗号3001.
[2][3][4][5]Н·Л·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1919—1929年）[M].莫斯科，1999：11—12. 85.69.64.
[6]И·Н·索特尼科娃.共產国际的中国部：1919—1943年的组织结构、干部和财政政策[Z].
[7]中华民国（1912—1949年）：第七卷[M]//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编.中国历史（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莫斯科，2013：154—155.
[18]https：//mylektsii.ru/7-125307.html.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俞秀松；联共（布）；共产国际；国民党；П·А·米夫
[中图分类号] K82/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13-05
一
为著名的人物、事件举行周年纪念，以吸引人们对这些人或事的关注，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次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关于共产主义趋势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产生和发展，关于中国革命者参与这些划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的活动情况，诸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的筹建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外交官、顾问、政治家的共同帮助下，经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努力而实现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可靠的、符合中国发展和重生的道路。周年纪念活动不仅限于对所纪念著名人物的相关事实的陈述，还要挖掘其生活和工作的时代特征，不仅要对其主要活动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还要寻找能够说明和评定这些著名活动家工作水平的新材料。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随着划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细节的揭示，一些新的革命者的名字出现了，而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对于中国来说，对历史及其创造者尊重的传统，以及史料学研究基础的扩展，均有助于扩大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历史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印证中国革命者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及俄国对外政策部门的代表们的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史实。高度重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无疑也能加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俞秀松（俄文名：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情况。他与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凯（张太雷）、李达、周恩来、瞿秋白等担任党内较高职务的同志一样，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源头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互支持和配合，这保证了中国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成功。根据“个人档案”整理出的俞秀松活动情况，是研究他的政治活动和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这些资料表明，俞秀松的活动情况，对于他的许多同事来说，既具典型性又具代表性。[1]
1919年3月，莫斯科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国际成立。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注意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大相径庭。两股工人运动的潮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分界变得越发明显而激烈：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改良主义，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反对议会主义思想。通过对东方（国家）问题的决定，第三国际拓展了对世界革命思想的理解，将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纳入其领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特定的国际背景。[2]在俞秀松诞辰120周年之际，揭示其为创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筹备工作的具体特征，以及他于1925—1932年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期间鲜为人知的一些活动细节，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二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层决定派俞秀松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之前，他与其他活跃的革命者不同，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俞秀松又与陈独秀、李大钊和某些其他同志一样，已经在他的家乡积累了革命经验，树立了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在各个方向开展了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俞秀松极富有社会责任感，还在青年时期，他看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非常困苦之时，就对国家的状况感到担忧。1919年，他从事新闻工作，同时从事农民问题的研究。从1920年开始，他成为上海党团组织机关刊物《劳动界》的编辑。作为一名行动派，他因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提起诉讼：1920年，因为编辑党的刊物遭到诉讼；1924年，又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并关押了四五个小时。根据“个人档案”的记载，1924—1925年，俞秀松在浙江和上海領导了示威游行。[3]他一直关注工人阶级，因此，于1920年进了工厂，在那里从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1920年，他参与创建了一些工会，同时参加了印刷、纺织、金属工业工人工会，并成为上海工会工作的指导员。1922年，俞秀松成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共青团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
在那利曼诺夫的活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应注意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那利曼诺夫在自传中对“十月革命唤醒中国人民的觉醒”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在高度评价“十月革命”方面具有一定共识。有关那利曼诺夫的一些信息也证明了他工作的积极程度。高中（浙江省）时，他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众所周知，正是通过各种这一类型的组织，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共产党。1919年，俞秀松“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党派（‘不劳动者不得食’党）的尝试，但未能成功”（编者注：应为参加工读互助团，该团的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事实鲜为人知，不仅外国史学界，甚至俄罗斯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5]1920年，俞秀松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成功地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党的组织。在他的“个人档案”中，那利曼诺夫在所有的调查、报告中都提到1920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根据俄罗斯史料研究，自1920年初以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使Г·Н·维金斯基及其小组的推动下，中国的一些省份开展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实践，寄希望于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在那利曼诺夫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提到在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过程中，从1920年春天开始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东方人民处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外国处所提供的组织宣传援助，也没有提及Г·Н·维金斯基（扎尔欣）小组的作用。事实上，该小组于1920年5月就在上海创立了革命局，并进行了联合各个省份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工作，为创建全中国的共产党打下了基础。[6]在俄罗斯史学界，基于对档案材料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1920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史学界，这个组织被称为“国家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俞秀松提到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自己也是在1920年加入共产党的，陈独秀是在上海的共产党书记，俞秀松所说的就是这次会议。参会的除了本次周年纪念的主人公俞秀松外，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培。会议通过了一个大纲草案，大纲由10条组成（包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合作等）。[7]从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奠定了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无论在“自传”还是“个人档案”的其他文件中，俞秀松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是1920年的观点始终如一。 俞秀松除了表明自己是在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必然会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执行的也是与共产国际活动有关的任务。1921年，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决定，他被委派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欧洲问题，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有些与大会的主题相抵触，因此没能在大会上宣读，但后来，这个报告还是在共产国际远东秘书处的期刊上发表了。报告探讨了在不久的将来，共产党人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签订临时联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理论影响，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在中国工作的实际成果。报告实际上预见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有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被史学界注意到。俞秀松参与代表大会的工作，证明了他在中国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者中的声望。那利曼诺夫积极参与了有共产党参加的民族革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并深入研究了政党政治的具体特征。为了确保革命统一战线的顺利建立，共产党人在保留党员资格的情况下可以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一前所未有的重要先例，这无论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利曼诺夫在这一问题上也处于最前沿。1922年，他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决定加入了国民党。根据支持这一不寻常政策的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的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加入了新鲜血液，使这个党恢复活力并更加年轻，促进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和國家主权的确立。1923—1924年，他在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工作，将大量时间致力于广东革命武装的工作。1924年，俞秀松成为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党派书记。1925年，他是上海市的中国共产党区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区委书记。[8]同年，因表现积极、经验丰富，作为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书记，俞秀松受党的委派到莫斯科学习。他先在中国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后来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普通教育和党的教育。1926年，他加入了联共（布）。[9]在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里，他担任大学生组织主席职务，还是联共（布）支部委员会成员。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在这之后，俞秀松退出了国民党。[10]
三
1925年俞秀松来到苏联，开启他革命生涯的新阶段。在此之前，那利曼诺夫只接受过四年的中学教育，这对于他而言是完全不够的，他甚至还没有清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方面委派那利曼诺夫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入中国部，1925年）、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5—1928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1929年）、列宁国际学校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接受普通（全面）教育和党的教育。尽管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有相当的资历，但他仍饶有兴趣地投入学习之中。不仅在普通教育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那利曼诺夫还在共产主义大学学到了具体的学科知识。他满怀热情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恰在此时，联共（布）的党内矛盾加剧，中国学生，包括俞秀松，及其同学周达文等人也卷入了派系斗争。那利曼诺夫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公开发言表示反对派系主义，并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右派的斗争。在揭露托洛茨基主义者时，特别是在“中山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事件”中，他的表现受到了П·А·米夫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活动家们的特别注意。[11]
共产主义大学中的党内高层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和矛盾，不幸的是，俞秀松深陷其中。那利曼诺夫多次公开指出了“中山大学里的困难局面，说有些人时刻准备着无原则地诬告”，他坚决而明确地反对这种现象。到1928年，中山大学里的气氛更加异常了。[12]
可以说，对那利曼诺夫的起诉和迫害主要是由П·А·米夫发起的。他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授兼校长，也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总的来说，指控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在1928年3月9日的揭露派系运动中，米夫将俞秀松和周达文（丘古诺夫）叫到自己那里，指控他们在中山大学里进行派系斗争，还指责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和谭平山有关系。俞秀松并未否认他在中共创建期间与陈独秀认识并一起工作的事实，申明自己的确曾与陈独秀和谭平山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仅如此，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在米夫面前为陈独秀进行辩护，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后，没有人能胜任领袖的职责，只能进行集体领导。”[13]历史证明，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确实没有一个足够有威信、有能力并领导全党走出危机的领导者。俞秀松在应对大多数不公正的攻击（其中包括与国民党的合作：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叶利扎罗夫的关系，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时，也表达了真诚的困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常的不涉及政治的交往凭什么被认为是错误的？最为荒谬的是，关于他前国民党员身份的指控。类似这样的情形只能证明检察官的无知，他们既不了解国民党的情况，更无视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成果。
然而，从俞秀松“个人档案”可以看出，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之后，从1925年开始，也就是说，随着国民党内反共情绪的加剧，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14]同时，我们使用的文献材料也提供了这些年两党之间不信任日益增长的信息，且这种不信任日积月累。
俞秀松在所谓的“那利曼诺夫案件”的各个调查委员会中诚实地回答问题。他强调，其所接触的人中没有政治背景。事实上，米夫本人也曾提到，所谓的指控其实是查无实据的。1928年之后，有过来自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对那利曼诺夫清白无辜的决议，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也持同样的立场。但是，随着那利曼诺夫转到列宁国际学校，反对者的势力继续膨胀。在对那利曼诺夫与“同乡会”所谓关联的指控中包含了更为严厉的批评。1930年1月3日的一份列宁国际学校的起诉书中表明，俞秀松被指控为“同乡会”的成员，而“同乡会”作为一个组织，是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关系的。那利曼诺夫向调查者否认了这一团体的存在。根据检察官的说法，俞秀松被指控参与的非法政治组织，即“江浙同乡会”，存在于共产主义大学并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集团中活动。[15]从俞秀松给列宁国际学校支部局的信可以看出，俞秀松与“江浙同乡会”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对俞秀松这一坎坷经历的回顾，可以发现：苏联领导人在共产主义大学中，不应将中国共产党人卷入到联共（布）内部的意见分歧中。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年轻和缺乏理论知识，他们本身也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恰当的判断。另一方面，这一系列事件的苏联参与者们本身也不够了解中国，他们对党派之间，及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缺乏清晰的认识。[16]
虽一再证得清白，但诬告式的指控最终得到了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的支持。它们包括对俞秀松组织“同乡会”的指控，对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对他与右倾关系的指控。[17]与此同时，根据那利曼诺夫的说法，早在宣布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前，他特别就中国问题发言，反对联共（布）中的右倾领导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其中包括反对布哈林。在俞秀松给共产国际检查委员会的声明中，他对自己立场进行了激烈的辩护，指责反对者的诽谤，一再申明自己没有参与过派系斗争。俞秀松于1932年被解除了在列宁国际学校的工作，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
为了实施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由苏联顾问参与准备）和加强中国对新疆的穆斯林群体的领导，应新疆实际统治者盛世才的请求，1935年，苏联派了25名中国干部到新疆协助工作，这其中就有俞秀松。其间，俞秀松成为新疆反帝协会（编者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的领导人之一、《反帝国主义阵线》出版物的主编和新疆学院的院长。然而，曾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特别是在列宁国际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发生过的对俞秀松的诽谤性言论又一次出现。俞秀松又遭遇到了批判他的政治活动的事情。1937年11月中旬，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途经新疆乌鲁木齐，而他们从莫斯科出发之前曾与И·В·斯大林进行过交谈。在谈话中，康生和王明向盛世才建议，新疆“需要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作斗争”。盛世才不知道25名中国人中哪一个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康生则从盛提供的照片中，指认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果，25个中国人，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部都被列入“托洛茨基主义者”名单，其中包括俞秀松。很快，他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被逮捕，并于1938年被移送到苏联。在苏联大规模的打压活动中，俞秀松被判处极刑，死在了监狱中。[18]
在俞秀松身上发生的事情并非苏中关系中的孤立事件。但是现在，我们不应仅停留在详细讨论这场悲剧，严厉谴责这种做法的层面。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即：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后续发展中，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物质、金钱，以及其他方面和形式上对中国的帮助是及时和适当，且广受好评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给中国革命的概念赋予了崭新内涵，并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长久生命力。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自己的一百周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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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Н·Л·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1919—1929年）[M].莫斯科，1999：11—12. 85.69.64.
[6]И·Н·索特尼科娃.共產国际的中国部：1919—1943年的组织结构、干部和财政政策[Z].
[7]中华民国（1912—1949年）：第七卷[M]//С·Л·齐赫文斯基院士，编.中国历史（从古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莫斯科，2013：154—155.
[18]https：//mylektsii.ru/7-1253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