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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萨特的话：小孩都快饿死了，文学还有什么用？
我必须承认，文艺理论的进步与日俱新，我们的文论已经非常超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派别林立，大师辈出——孔德的实证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萨特的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贝尔的形式主义、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再加之前缀为“新”和“后”的子子孙孙，简直多得可怕。如果“百科全书式”的亚里斯多德活到今天，他老人家能不能搞清楚这所有的文论，再写出一本《诗学》来？我看没准儿。但是社会的进度往往是与理论的进度严重脱节的，最先进的理论不一定是社会最需要的。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和理论家比起来是“不智慧”的，跟不上节拍的。理论家在浪尖弄潮，离不开一群优秀的“务实主义”者在后面做普及。那么，具体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理论呢？以我浅薄的观点看来，其中不能缺少欧洲两三百年前的启蒙主义。
有人说，中国上世纪经历了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时代，一次是八十年代。我觉得，凡是这样说的人不是把中国的近代史看得太过乐观了，就是把“启蒙”一词看得太小了。因为“启蒙”完全不只是知识传播出去（有的人根据启蒙哲学家写的《百科全书》就这样臆断），这个意义的启蒙是中国古代的“蒙学”，是很初级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启蒙”呢？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启蒙”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是对人类的多方面的启迪。然而就其最本质的精神来说，启蒙就意味着相信人类天性中有理智的种子，只要用“启蒙”的方法就能让这颗种子发芽开花并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语）。基于这种把“无能为力”先入为主的假定，历史上出现了无数以“指路人”自居的人物，他们扮演“老大哥”，扮演“伟大领袖”，而大多数尚未被“启蒙”的民众则一味地盲从。虽然发展到后来，启蒙主义的弊端酿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毋庸讳言，启蒙运动本身仍旧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开启了人类理性的大门，使无数后来人能够自由进出其中。
新的问题出来了，启蒙的弊端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美国哲学家罗蒂说，启蒙的计划有两个：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政治计划）旨在创造人间天堂：一个没有等级、阶级或残忍的世界。（哲学计划）旨在找到一个新的、全面的世界观，以自然和理性（Nature and Reason）取代上帝”。启蒙主义打着这样的旗号，殊不知这种对理智的绝对肯定变成另一种专制。霍克海默将理性区分为两种层面，一为“人文理性”，是以创建人类精神家园为目的的理性；一为“工具理性”，是以度量、规划世界为目的的理性。人文理性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可以貌似武断地说：越多越好。可是，工具理性的滥用产生的后果却是极为可怕的，它有可能酿成权威意识式的“绝对真理”。因为物质世界（自然）是五彩缤纷的，有的是人类暂且（或者永远）无法了解的，理智在物质世界面前显得幼稚，它不能解释一切。“工具理性”其实和启蒙主义的实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启蒙的目的是要教会人们“敢于去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康德）；而权威意识恰恰阻止人们思考，迫使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最早提出这一担心的是黑格尔，他说：“理性一旦工具化，就可能为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所用，也可能成为断头台那样的机械。”最终果不其然，法国大革命一爆发，每个人都在理性这个“伪善”的面具的遮掩下把政敌送上断头台；更不用说纳粹时期的希特勒，他的“工具理性”把德国人本身魔化成了“断头台”。所以最终启蒙主义破产了，因为它太容易被利用了。启蒙主义后来走上了邪路，直到后人反思时，才发现了这一点，福柯乃说：“不屈服于‘启蒙的讹诈’，才能继承启蒙。”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究其根源，启蒙主义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它把理论的基础放在牛顿等建立起来的科学上，从那里又发展出可怕的机械理论。最终过犹不及，当启蒙思想泛滥、“爆棚”以后，它酿成的是人类理性不可一世的弥天大祸。一切都是可以被“科学化”，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本身，建立在这种信念上，启蒙哲学家相信“人的思想生来是一张白纸”（洛克），于是对自然和人性横加改造，到头来却发现真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机械。尼采于是思考道：“人类要站起来而伟大，首先要老老实实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很小很小，小到微不足道。”试想倘若启蒙主义一开始不是从牛顿出发，而是从蒙田出发，或许就会更温和，更人文理性了吧？
启蒙主义文学家往往不仅是文学家，有的身兼哲学家，如伏尔泰；有的身兼艺术家，如卢梭；有的身兼政治家，如斯威夫特……这是必然的，因为理性驱使启蒙主义者相信：“美德、天才、精神、才能、鉴赏力都源于良知即理性。何谓美德？就是付诸实践的理性。何谓才能？就是理性的辉煌显现。何谓精神？就是理性的完美表现。鉴赏力纯属精美的良知，天才则是崇高的理性。”所以这些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群，以他们的广博、天才、理想著称。“天才则是最崇高的理性。”也就是说，人生来都有天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启发。天才不是区别等级的标准，那些看似有某种天才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天才发掘了出来，这些人不应该傲慢，相反应该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这些人也不应该自负，相反应该带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启蒙主义试图把“无意”的状态去掉，使每一个人都“有意”地去发掘自己的天才。启蒙主义的文学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比如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里面写的人类从受自然支配到回归自然的过程，不就是一个从蒙昧到启蒙到理智的过程吗？
不幸的是，我们经历过狂热的乌托邦年代，有一代人曾经失去理智地癫狂过，他们现在却正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假如我们细细体味，就能体察到一股疯狂的暗流在社会中潜伏，这是很危险的。更可怕的是，即便作为新生一代，我们身上的理性也并不比长辈富裕多少。所以我才敢断言，我们今天的社会仍需要启蒙主义，最需要的是出现像《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有伟大思想的作品，去启迪人们的理性。或许我才疏学浅，不知道这样的作品早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早已经有了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没有普及出去呢？我是“实用主义”的，总觉得作品如果没人读，就等于作品不存在一样，最重要的是被人看到。从某种层面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并不重要，只要受欢迎就是好的，因为文学的任务就是“用迷人的艺术伪装，把那些最枯燥、最苦涩的真理灌输给人心，使它不得不表示赞同”。当代文学家最该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去唤醒民众的理性——人文理性，只有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了理性，整个民族才不会重蹈过于狂热的覆辙。
我的脸上常带笑容，可是我的心总不能放松，每当我看到主席台上有人发话而下面的民众表现出无知的集体无意识时，我就不能放松，觉得搞文学的使命重大。文学家不应该只是理论家，文学家不应该消沉，文学家是不能退休、封笔的，文学家应该死在书桌前——手里依旧握着笔，文学家不能在年轻时是个激进派而老了就变成一个保守派。“永远保持热情，决不让你的观众或听众感到厌倦”（杜博）。吸引读者不断读、读、读，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蒙接受真理，这才是今天文学家的使命。
我必须承认，文艺理论的进步与日俱新，我们的文论已经非常超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派别林立，大师辈出——孔德的实证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萨特的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贝尔的形式主义、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再加之前缀为“新”和“后”的子子孙孙，简直多得可怕。如果“百科全书式”的亚里斯多德活到今天，他老人家能不能搞清楚这所有的文论，再写出一本《诗学》来？我看没准儿。但是社会的进度往往是与理论的进度严重脱节的，最先进的理论不一定是社会最需要的。因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和理论家比起来是“不智慧”的，跟不上节拍的。理论家在浪尖弄潮，离不开一群优秀的“务实主义”者在后面做普及。那么，具体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理论呢？以我浅薄的观点看来，其中不能缺少欧洲两三百年前的启蒙主义。
有人说，中国上世纪经历了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时代，一次是八十年代。我觉得，凡是这样说的人不是把中国的近代史看得太过乐观了，就是把“启蒙”一词看得太小了。因为“启蒙”完全不只是知识传播出去（有的人根据启蒙哲学家写的《百科全书》就这样臆断），这个意义的启蒙是中国古代的“蒙学”，是很初级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启蒙”呢？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启蒙”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多样，是对人类的多方面的启迪。然而就其最本质的精神来说，启蒙就意味着相信人类天性中有理智的种子，只要用“启蒙”的方法就能让这颗种子发芽开花并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语）。基于这种把“无能为力”先入为主的假定，历史上出现了无数以“指路人”自居的人物，他们扮演“老大哥”，扮演“伟大领袖”，而大多数尚未被“启蒙”的民众则一味地盲从。虽然发展到后来，启蒙主义的弊端酿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毋庸讳言，启蒙运动本身仍旧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开启了人类理性的大门，使无数后来人能够自由进出其中。
新的问题出来了，启蒙的弊端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美国哲学家罗蒂说，启蒙的计划有两个：政治计划和哲学计划。“（政治计划）旨在创造人间天堂：一个没有等级、阶级或残忍的世界。（哲学计划）旨在找到一个新的、全面的世界观，以自然和理性（Nature and Reason）取代上帝”。启蒙主义打着这样的旗号，殊不知这种对理智的绝对肯定变成另一种专制。霍克海默将理性区分为两种层面，一为“人文理性”，是以创建人类精神家园为目的的理性；一为“工具理性”，是以度量、规划世界为目的的理性。人文理性是无比美好的东西，可以貌似武断地说：越多越好。可是，工具理性的滥用产生的后果却是极为可怕的，它有可能酿成权威意识式的“绝对真理”。因为物质世界（自然）是五彩缤纷的，有的是人类暂且（或者永远）无法了解的，理智在物质世界面前显得幼稚，它不能解释一切。“工具理性”其实和启蒙主义的实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启蒙的目的是要教会人们“敢于去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康德）；而权威意识恰恰阻止人们思考，迫使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最早提出这一担心的是黑格尔，他说：“理性一旦工具化，就可能为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所用，也可能成为断头台那样的机械。”最终果不其然，法国大革命一爆发，每个人都在理性这个“伪善”的面具的遮掩下把政敌送上断头台；更不用说纳粹时期的希特勒，他的“工具理性”把德国人本身魔化成了“断头台”。所以最终启蒙主义破产了，因为它太容易被利用了。启蒙主义后来走上了邪路，直到后人反思时，才发现了这一点，福柯乃说：“不屈服于‘启蒙的讹诈’，才能继承启蒙。”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究其根源，启蒙主义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它把理论的基础放在牛顿等建立起来的科学上，从那里又发展出可怕的机械理论。最终过犹不及，当启蒙思想泛滥、“爆棚”以后，它酿成的是人类理性不可一世的弥天大祸。一切都是可以被“科学化”，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本身，建立在这种信念上，启蒙哲学家相信“人的思想生来是一张白纸”（洛克），于是对自然和人性横加改造，到头来却发现真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机械。尼采于是思考道：“人类要站起来而伟大，首先要老老实实承认人在自然界面前很小很小，小到微不足道。”试想倘若启蒙主义一开始不是从牛顿出发，而是从蒙田出发，或许就会更温和，更人文理性了吧？
启蒙主义文学家往往不仅是文学家，有的身兼哲学家，如伏尔泰；有的身兼艺术家，如卢梭；有的身兼政治家，如斯威夫特……这是必然的，因为理性驱使启蒙主义者相信：“美德、天才、精神、才能、鉴赏力都源于良知即理性。何谓美德？就是付诸实践的理性。何谓才能？就是理性的辉煌显现。何谓精神？就是理性的完美表现。鉴赏力纯属精美的良知，天才则是崇高的理性。”所以这些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群，以他们的广博、天才、理想著称。“天才则是最崇高的理性。”也就是说，人生来都有天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启发。天才不是区别等级的标准，那些看似有某种天才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天才发掘了出来，这些人不应该傲慢，相反应该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这些人也不应该自负，相反应该带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启蒙主义试图把“无意”的状态去掉，使每一个人都“有意”地去发掘自己的天才。启蒙主义的文学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比如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里面写的人类从受自然支配到回归自然的过程，不就是一个从蒙昧到启蒙到理智的过程吗？
不幸的是，我们经历过狂热的乌托邦年代，有一代人曾经失去理智地癫狂过，他们现在却正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假如我们细细体味，就能体察到一股疯狂的暗流在社会中潜伏，这是很危险的。更可怕的是，即便作为新生一代，我们身上的理性也并不比长辈富裕多少。所以我才敢断言，我们今天的社会仍需要启蒙主义，最需要的是出现像《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有伟大思想的作品，去启迪人们的理性。或许我才疏学浅，不知道这样的作品早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早已经有了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没有普及出去呢？我是“实用主义”的，总觉得作品如果没人读，就等于作品不存在一样，最重要的是被人看到。从某种层面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并不重要，只要受欢迎就是好的，因为文学的任务就是“用迷人的艺术伪装，把那些最枯燥、最苦涩的真理灌输给人心，使它不得不表示赞同”。当代文学家最该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去唤醒民众的理性——人文理性，只有每一个个体都具备了理性，整个民族才不会重蹈过于狂热的覆辙。
我的脸上常带笑容，可是我的心总不能放松，每当我看到主席台上有人发话而下面的民众表现出无知的集体无意识时，我就不能放松，觉得搞文学的使命重大。文学家不应该只是理论家，文学家不应该消沉，文学家是不能退休、封笔的，文学家应该死在书桌前——手里依旧握着笔，文学家不能在年轻时是个激进派而老了就变成一个保守派。“永远保持热情，决不让你的观众或听众感到厌倦”（杜博）。吸引读者不断读、读、读，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蒙接受真理，这才是今天文学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