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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非法截访人员被判刑的报道在发出后，旋即遭到否认。2012年12月2日，河南省禹州市十名截访人员被指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非法拘禁罪成立，分别获刑六个月到一年半不等。不过，随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予以否认，表示案件尚未判决。
这是《财经》杂志2010年9月率先披露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安元鼎）专职截访以来（参见《财经》2010年第19期“保安公司专职截访”），非法截访事件再次引发高度关注。
调查发现，随着警方加大打击力度，保安公司逐渐退出公开截访，截访模式已发生变化——地方政府从外包截访给保安公司的“撒手掌柜”，变为直接深度参与，但是，由此带来的隐忧更胜以往。
截访案始末
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法庭开庭审理的截访案件中，四名举报人是来自河南禹州的访民贾秋霞、宋雪芳、金红娟和王慧芬。
2010年贾秋霞第一次来北京上访时，在信访部门口，她见到了禹州市信访局官员白中兴。经后者安慰，她感觉“像见到了青天一样”，随后返回家乡，等待当地对她所反映问题的处理。
可是，她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据其称，两年之后，正是白中兴带领黑保安将她们从久敬庄强行带出后进行关押。期间，她们遭到黑保安殴打。这让她再次赴京专为举报。
久敬庄全名为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占地5万余平方米，经由北京市民政局施工改造，成为北京市的全国访民劝返分流中心。北京警方会将外地访民送往久敬庄，久敬庄工作人员随后会通知访民户籍所在地的驻京办，由驻京办将人接走。
在被送往久敬庄以前，上述四位访民互相并不认识。2012年4月28日，在久敬庄，宋雪芳第一个被黑保安抬到车上，第二个是贾秋霞，金红娟被抬出时上衣都被扒掉了。在车上，贾秋霞遭到黑保安殴打。
她们的手机、身份证被没收后，被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关押。贾秋霞说：“嘴被打伤，两天都没吃饭。”宋雪芳则称，她在关押地遭到黑保安殴打。
两天后，这些访民被送返禹州，宋雪芳因手机未被返还不肯下车，但是被强行要求下车。在车上，她们看到当地官员给截访人员现金。
被遣返后，冒着再次被关押的危险，贾秋霞等四人一道回到北京举报。这时贾秋霞嘴巴上的伤口尚未痊愈。
5月2日傍晚，她们找到了关押她们的黑监狱的大致位置后，前往附近派出所报警。数名警察和她们一起连夜寻找关押地点，在第一个关押点，四名黑保安被带走，三位访民获得解救。出门时他们意外碰到了其他被关押的访民和看守人员，这样，另一个关押窝点也被捣毁。
四位上访者曾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但没有得到答复。数月之后，贾秋霞等人回了老家，留在北京的宋雪芳接到法院开庭通知。接到宋雪芳电话的其他三人不敢相信，未来旁听。等第二次开庭前，她们接到法院通知才专程赶来。
宋雪芳说，第一次开庭时在庭审现场，被告辩护律师和法官询问后让她在一份证明被告没有殴打她的证明书上签字，但宋雪芳拒绝了。“本来就打了，以警察办案案卷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
十名黑保安中有三名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均到场旁听，有人当场落泪。庭审结束后，其中一名少年的家长对宋雪芳说：“孩子如果判刑了，今后出来了我也管不着。”宋雪芳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至发稿时，该案尚未宣判。
截访新趋势
自从2010年9月安元鼎专职从事截访业务被披露后，北京市公安局针对保安行业展开多次整顿，以严厉打击保安公司从事截访的行为。
2011年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分局一位负责人士对《财经》记者称：“‘零截访’是我们清理整顿里面要实现的目标。一旦出现截访的情况，不但要对保安员个人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进行处理，还要对保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在警方严厉打击下，保安公司公开从事截访的行为迅速消失，但北京市的维稳压力并未降低，地方政府的驻京办又无法承担照看、接送来京访民的任务。
于是，更为隐秘的截访模式渐成规模。过去的截访以专业保安公司为中心，地方政府只是委托单位。而今，许多地方信访局和驻京办人员开始深入参与截访——包括雇佣人员、租用关押场所等。
在朝阳区法院已开庭审理的上述案件中，和四名举报者一样，十名黑保安被告均来自禹州市，这种情况在专业保安公司截访时较为少见。
这些访民被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这两个院子均由禹州市方山镇付家村村民王高伟承租。王高伟家境贫困，房屋破旧。其父对前来采访的媒体称，当地信访局的人找王高伟到北京做事。王高伟承租房屋后，其他黑保安则由其亲戚付朝新负责招罗。
近年来，许多并非由保安公司照看的关押点，大多紧靠驻京办。2012年4月《财经》记者探访的一处关押福建访民的地点，在北京西直门的福州会馆附近。另有一处主要关押河南访民的关押点位于南阳驻京联络处京宛宾馆内。
一个长期从事访民救助的公民团队，曾走访核实在京的40多处黑监狱，据统计，多数关押地点位于北京市南三环或四环附近的破旧厂房、旅社之中，租金低廉、位置偏僻，外人难以觉察。
就这样，地方政府的截访模式，从过去当“撒手掌柜”把来京访民交给保安公司，变为直接深度参与，但后者隐忧更大。过去，这些保安受一套公司制度约束，行为相对规范。而今，大多数被关押的访民连被谁关押、关押在什么地方都全然不知，其人身权利更难保障。
而且，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导致访民和黑保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以贾秋霞为例，她在来京前听说有女访民曾遭到羞辱，于是随手带刀防身。当她被抬上押送车时，曾拔刀自卫，不过刀被夺下。
今年12月2日，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发生的访民扣留截访黑保安事件中，运送访民的大巴被村民卸掉轮胎，滞留当地。
幕后人缺席
虽然朝阳案尚未宣判，不过北京昌平、大兴等区已查办多起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仅大兴一地，2010年至今大兴区检察院已办理了至少六起类似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至少13人。
其中2012年6月昌平区法院判处的一起类似案件中，9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其中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2人获刑一年零六个月，其余4人为一年零三个月。其中1名被告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陈某撤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案一审前，受害人曾向昌平区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其代理律师彭剑称，法院并没有安排律师和被害人参加庭审，亦未对此作出正式答复。受害人之一的韦红花女士，至今没有收到昌平区法院对此案的一审判决书。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截访中，从目前已披露的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来看，无一例地方政府或驻京办人员被追究。在上述朝阳截访案庭审中，即使嫌疑人王高伟已经供述其受禹州有关部门领导指使，但并未有迹象表明幕后主使的责任会得到追究。
关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教唆指示犯罪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元轶认为，个案中所能获取的证据确有差异，不过，在多人、多次的黑保安和驻京办或地方政府的业务合作中，通常会存在较多的财务、通讯等物证、书证。在言辞证据方面，即便驻京办等机构、人员单方面表示对相关事件并不知情，但如果黑保安供述其受有关部门领导指示，或被关押的被害人指认是驻京办官员让黑保安将其带走，两方言辞的对冲，会使得言辞证据方面至少处于平衡状态。在证据侦查中，如果获取了较为充分的物证书证可以证明黑保安和政府相关部门间的业务关系，综合各方面，教唆指示犯罪可以认定。
这是《财经》杂志2010年9月率先披露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安元鼎）专职截访以来（参见《财经》2010年第19期“保安公司专职截访”），非法截访事件再次引发高度关注。
调查发现，随着警方加大打击力度，保安公司逐渐退出公开截访，截访模式已发生变化——地方政府从外包截访给保安公司的“撒手掌柜”，变为直接深度参与，但是，由此带来的隐忧更胜以往。
截访案始末
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法庭开庭审理的截访案件中，四名举报人是来自河南禹州的访民贾秋霞、宋雪芳、金红娟和王慧芬。
2010年贾秋霞第一次来北京上访时，在信访部门口，她见到了禹州市信访局官员白中兴。经后者安慰，她感觉“像见到了青天一样”，随后返回家乡，等待当地对她所反映问题的处理。
可是，她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据其称，两年之后，正是白中兴带领黑保安将她们从久敬庄强行带出后进行关押。期间，她们遭到黑保安殴打。这让她再次赴京专为举报。
久敬庄全名为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占地5万余平方米，经由北京市民政局施工改造，成为北京市的全国访民劝返分流中心。北京警方会将外地访民送往久敬庄，久敬庄工作人员随后会通知访民户籍所在地的驻京办，由驻京办将人接走。
在被送往久敬庄以前，上述四位访民互相并不认识。2012年4月28日，在久敬庄，宋雪芳第一个被黑保安抬到车上，第二个是贾秋霞，金红娟被抬出时上衣都被扒掉了。在车上，贾秋霞遭到黑保安殴打。
她们的手机、身份证被没收后，被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关押。贾秋霞说：“嘴被打伤，两天都没吃饭。”宋雪芳则称，她在关押地遭到黑保安殴打。
两天后，这些访民被送返禹州，宋雪芳因手机未被返还不肯下车，但是被强行要求下车。在车上，她们看到当地官员给截访人员现金。
被遣返后，冒着再次被关押的危险，贾秋霞等四人一道回到北京举报。这时贾秋霞嘴巴上的伤口尚未痊愈。
5月2日傍晚，她们找到了关押她们的黑监狱的大致位置后，前往附近派出所报警。数名警察和她们一起连夜寻找关押地点，在第一个关押点，四名黑保安被带走，三位访民获得解救。出门时他们意外碰到了其他被关押的访民和看守人员，这样，另一个关押窝点也被捣毁。
四位上访者曾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但没有得到答复。数月之后，贾秋霞等人回了老家，留在北京的宋雪芳接到法院开庭通知。接到宋雪芳电话的其他三人不敢相信，未来旁听。等第二次开庭前，她们接到法院通知才专程赶来。
宋雪芳说，第一次开庭时在庭审现场，被告辩护律师和法官询问后让她在一份证明被告没有殴打她的证明书上签字，但宋雪芳拒绝了。“本来就打了，以警察办案案卷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
十名黑保安中有三名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均到场旁听，有人当场落泪。庭审结束后，其中一名少年的家长对宋雪芳说：“孩子如果判刑了，今后出来了我也管不着。”宋雪芳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至发稿时，该案尚未宣判。
截访新趋势
自从2010年9月安元鼎专职从事截访业务被披露后，北京市公安局针对保安行业展开多次整顿，以严厉打击保安公司从事截访的行为。
2011年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分局一位负责人士对《财经》记者称：“‘零截访’是我们清理整顿里面要实现的目标。一旦出现截访的情况，不但要对保安员个人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进行处理，还要对保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在警方严厉打击下，保安公司公开从事截访的行为迅速消失，但北京市的维稳压力并未降低，地方政府的驻京办又无法承担照看、接送来京访民的任务。
于是，更为隐秘的截访模式渐成规模。过去的截访以专业保安公司为中心，地方政府只是委托单位。而今，许多地方信访局和驻京办人员开始深入参与截访——包括雇佣人员、租用关押场所等。
在朝阳区法院已开庭审理的上述案件中，和四名举报者一样，十名黑保安被告均来自禹州市，这种情况在专业保安公司截访时较为少见。
这些访民被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这两个院子均由禹州市方山镇付家村村民王高伟承租。王高伟家境贫困，房屋破旧。其父对前来采访的媒体称，当地信访局的人找王高伟到北京做事。王高伟承租房屋后，其他黑保安则由其亲戚付朝新负责招罗。
近年来，许多并非由保安公司照看的关押点，大多紧靠驻京办。2012年4月《财经》记者探访的一处关押福建访民的地点，在北京西直门的福州会馆附近。另有一处主要关押河南访民的关押点位于南阳驻京联络处京宛宾馆内。
一个长期从事访民救助的公民团队，曾走访核实在京的40多处黑监狱，据统计，多数关押地点位于北京市南三环或四环附近的破旧厂房、旅社之中，租金低廉、位置偏僻，外人难以觉察。
就这样，地方政府的截访模式，从过去当“撒手掌柜”把来京访民交给保安公司，变为直接深度参与，但后者隐忧更大。过去，这些保安受一套公司制度约束，行为相对规范。而今，大多数被关押的访民连被谁关押、关押在什么地方都全然不知，其人身权利更难保障。
而且，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导致访民和黑保安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以贾秋霞为例，她在来京前听说有女访民曾遭到羞辱，于是随手带刀防身。当她被抬上押送车时，曾拔刀自卫，不过刀被夺下。
今年12月2日，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发生的访民扣留截访黑保安事件中，运送访民的大巴被村民卸掉轮胎，滞留当地。
幕后人缺席
虽然朝阳案尚未宣判，不过北京昌平、大兴等区已查办多起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仅大兴一地，2010年至今大兴区检察院已办理了至少六起类似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至少13人。
其中2012年6月昌平区法院判处的一起类似案件中，9名犯罪嫌疑人因非法拘禁罪获刑，其中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2人获刑一年零六个月，其余4人为一年零三个月。其中1名被告提起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陈某撤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案一审前，受害人曾向昌平区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其代理律师彭剑称，法院并没有安排律师和被害人参加庭审，亦未对此作出正式答复。受害人之一的韦红花女士，至今没有收到昌平区法院对此案的一审判决书。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截访中，从目前已披露的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来看，无一例地方政府或驻京办人员被追究。在上述朝阳截访案庭审中，即使嫌疑人王高伟已经供述其受禹州有关部门领导指使，但并未有迹象表明幕后主使的责任会得到追究。
关于刑事司法实践中对教唆指示犯罪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元轶认为，个案中所能获取的证据确有差异，不过，在多人、多次的黑保安和驻京办或地方政府的业务合作中，通常会存在较多的财务、通讯等物证、书证。在言辞证据方面，即便驻京办等机构、人员单方面表示对相关事件并不知情，但如果黑保安供述其受有关部门领导指示，或被关押的被害人指认是驻京办官员让黑保安将其带走，两方言辞的对冲，会使得言辞证据方面至少处于平衡状态。在证据侦查中，如果获取了较为充分的物证书证可以证明黑保安和政府相关部门间的业务关系，综合各方面，教唆指示犯罪可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