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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当时在中央红军第五军团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的我随部队从江西兴国的高兴圩出发，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朝于都河方向转移，从此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此时炮声隆隆，许多群众不顾危险，自发地站在路旁为我们送行，不少人把鸡蛋往红军战士的口袋里塞。有些儿童团员紧紧抓住战士们的手，扯住他们的衣角，含着泪恋恋不舍地说：“红军同志走好啊！祝你们多打胜仗，消灭白匪军，早日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40多年。
往事悠悠，作为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长征路上的经历，我总是百感交集，也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险过生死关
离开中央苏区后，一路上，我们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北的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准备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阻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兵遣将，一方面急令几个纵队穷追不舍，另一方面又从成都调来空军助战，围追堵截。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我们加快了行军步伐。一天，在向夹金山行军途中的宝兴某地，有两架敌机由南至北飞来，盘旋几圈后即对我们教导大队的行军队伍一番狂轰滥炸。我和大队长鲁瑞林立即指挥部队疏散。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离我们约十几尺处，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从弹坑里飞起的泥土把我俩埋了大半截。幸亏在炸弹爆炸的一刹那，我俩机灵地卧倒了，才躲过了一劫。
敌机飞走后，我俩费了好大劲才将身子从泥土里钻起来，抖掉身上的泥土，当时，我俩像没有了耳朵似的，几分钟里听不到任何声音。教导大队的战友们得知我俩遇险，纷纷跑到我们身边问长问短，得知我们没事，大家才放心。有的同志向着敌机飞走的方向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不打日本鬼子，专打中国人，算什么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消灭你们！”
到达宿营地后，军团首长得知教导大队遭敌机轰炸的消息后十分关心，主管教导大队干部训练业务的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还派专人来看望慰问我们。第二天部队集合出发时，许多战友见到我说：“张力雄同志还活着？命真大啊！祝贺你大难不死！”同志们开的玩笑，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川西北的宝兴城以北，懋功县以南，是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从山脚到山顶分夏秋冬三种气候，山脚下是翠色葱郁的夏天，可穿衬衣；山腰是草枯叶落的凉秋，可穿夹衣；山顶上则是白雪皑皑的隆冬，穿棉衣都冷，天气还一日多变。站在山下往山上看，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像一根细绳子似的从山脚伸向山顶，丝丝云彩缠绕在山腰。
6月18日，我们红五军团到达夹金山脚下，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盐开坪的小村子住下，之后，我们找到了村里一位当过红军先头部队向导的老大爷，向他询问山上情况、上山的道路和办法。老大爷看到我们经过艰苦的长途行军，人困马乏，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就摇摇头说：“山上风大路险，空气稀薄，又有冰雹袭击，累了坐在地上都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我看你们上去不是被累死就会被冻死。你们前面上去的红军有的冻死在山上了，还有骡子在风雪里滚到山沟里去了呢！”我拉着老大爷的手，恳切地对他说：“大爷，不管有多大困难，这山我们一定要翻过去的！请您老人家帮帮我们吧！”老人见我们执意要上山，沉思片刻后，说：“你们一定要翻山，就要早早地走，赶在中午前翻过山顶。要不，狂风一来，大雪封山，连路都找不着，你们上去后真的会下不来啊！”
听了老大爷的话，我们立即连夜做翻山的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对全体同志作了简短的思想动员，向大家讲明翻大雪山的困难及办法。然后，从组织上和物资上作了调整：先将人员按个子大小、身体强弱搭配编组；要求每个同志将自己的土制水壶灌满开水；每两人带一根木棒，作为爬山的拐棍和前进的标杆；让炊事员设法找些豌豆，做顿“好饭”让大家吃饱吃好。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催促学员们抓紧时间睡觉，为第二天翻山储存体力。
第二天早晨，军号吹响了，大家紧张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每人吃了一碗辣椒面与豌豆叶一起煮的面糊汤，就迅速集合了。大队长鲁瑞林再次向全体人员作了简短动员，他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大雪山，要翻过去困难很多。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北上抗日的决心和前进的步伐！你们说翻大雪山，怕不怕？”
“不怕！”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部队上山了。长长的队伍像一条游动着的巨龙，慢慢地往山上延伸。越往上爬，山势越险，道路越窄、越陡，一不小心就有滚下山涧的危险。
翻山这天，教导大队中有4个伤势较重的伤员。为了让他们也能翻过山去，头天晚上我们调整了大队收容组：从各中队抽调一名身强力壮的学员，加上大队部的支书医生，组成了一个5人收容组。我从过大渡河开始，就一路上“打摆子”，每隔一天发病一次。翻夹金山这天正值我“打摆子”发作。为了让我翻过夹金山，医生下决心把保存了很久、整个团级教导大队仅有的3支奎宁针给我用了一支。大队长要我随着收容组一起走，这样一来可以加强收容工作；二来收容组也可以照顾我。
部队上山了。我和收容组跟在部队的后面，慢慢地往上爬。爬到山腰时，抬头不见山顶，低头不见山脚，朵朵白云在身旁飘浮，我们像是踩进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海......再往上爬，山势更陡峭，路更窄，空气也更稀薄了，这给我们几个伤病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有个病员名叫冯志高，才17岁，他头上冒着虚汗，在我前面边走边喘着粗气。走着走着，他停下了步子，回头望着我说：“政委，我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吧，不然，你们先走......”我摇摇头，劝他说：“不行啊，小同志，这里空气稀薄，停下来有危险呀！”我正要帮他拿点东西，跟在我身后的文书小杨赶上来扶住小冯，说：“来，把你身上的东西全给我，我搀着你慢慢走。”接着，他又安慰小冯说：“忍耐些吧，翻过山就好啦！”小冯很感动，咬紧牙关跟着走。在小杨帮助下，小冯终于和大家一起爬上了夹金山顶。这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向我们劈头盖脑地打来，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冷风一吹，大家冻得牙齿打颤，我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医生和一个学员将我夹在中间，扶着我走了12个小时才翻越了夹金山。 下山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由于一路照顾病员，收容组走得很慢，和前面的队伍距离越拉越远。下到半山腰时，只剩下我们10个人了。忽然，右侧丛林里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把我们吓了一大跳。接着，从林子里窜出10多头不知名的“野兽”，每头都有水牛那么大，全身长着黑白相间的长毛，尾巴不长，像小扫帚似的，头上还长着一对尖角。它们从我们的去路上横穿而过，有的还停下来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顿时有些惊慌，这野兽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有的说是狮子，有的说是野牛。一名北方学员大惊失色地喊道：“是老虎，老虎！”这时，一个叫宋前的学员胆子大，拔出刺刀准备当夹金山上的“打虎英雄”。这群“老虎”见宋前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架势，便飞快地穿过羊肠小道逃跑了。我们见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一时忘记了身上的疾病、饥饿和疲劳。
经过整整一天艰苦的雪山行军，晚上8点左右，我们收容组的同志终于到达了宿营地——达维村。看到村子里干活的牦牛，我们才知道在山上遇到的“老虎”原来就是当地藏民同胞劳动的好帮手——牦牛。
三次过草地
“过草地”是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主张，坚持南下，我们被迫三过草地，吃了许多难以想像的苦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直至今天，每忆及此，我都心痛不已。
草地位于川北与甘南的接合部，是松潘和毛儿盖以北、包座以南的一块原始大草原，放眼望去，天地相连，茫茫一片，无穷无尽。草地气候恶劣多变，地形复杂险恶，方圆数百公里以内不仅人烟绝迹，飞禽走兽难觅，就连一块石头、一棵树都难以找到。草地里暗布沼泽，满目乌泥黑水、雨雾瘴气，根本就无路可走，被称为“死亡地带”。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村胜利会师了。会师后，部队得到短暂休整，补充了必要的物资，战斗力也加强了，全军上下情绪高涨。在两河口和毛儿盖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同时北进：以原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改为红一军和红三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率领，经轩桥、灼水，过草地到包座地区；原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改为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九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实际上是张国焘掌握大权），经卓克基、马尔康、查理寺进入草地，过葛曲河向班佑、巴西前进，在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后共同北上。
8月，部队到达查理寺后准备进入草地。一天早上，军直属队各部集合，由宣传部长张际春作过草地的动员报告。他简略地介绍了草地的特点，要大家做好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并强调了过草地的重大意义：“同志们，我们要北上抗日，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结束后，部队开始向草地进军。
走了几十华里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笼罩着一层迷蒙的雾气。由于无数草根长期相互交缠，形成一层海绵似的网络，草根下面是深浅不一的稀泥，一脚踏上去感觉软绵绵的，散发着臭味的黑水嗞嗞地往上冒。碰到泥深的地方，脚就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如果有人陷下去后，别人若去拉他，不但拉不出来，拉的人也会跟着陷进去。所以行军时大家必须盯着比较结实的草丛走，而且要下脚轻，起步快，一旦感觉不妙，就要赶紧转换路线。有时大家要手拉着手小心地探着路。即使这样，途中还是有同志被这魔鬼般的草地吞没了。这样行军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体力。
草地的气候简直像个喜怒无常的疯子，一日几变。时而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有时风里还夹着雪花和冰雹，大家只能用脸盆、枪托等护着头，身上寒冷彻骨，颤抖不止；时而又烈日当头，整个草地就变成一个大火炉，烤得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难以忍受。
白天艰苦的行军已使人疲惫不堪，到了晚上还是无法休息。因为沼泽地根本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只能选择一些稍微凸起的草包或小河边有灌木的地方宿营。汗水、雨雪把衣服全弄湿了，也找不到干柴生火烤干，我们只好3人一组背靠背坐着，利用彼此的体温将衣服慢慢地焐干，并借互相的支撑打个盹。刚一闭上眼，又是虫咬，又是寒风，使人难以入睡。
大家都想尽快走出草地，可困难却越来越大。首先是干粮无法得到补充。尽管饥饿难忍，仍不得不节约用粮，体力很难恢复。由于环境恶劣，病号越来越多，药品又奇缺。不少同志拖着病体，完全靠意志和毅力在与风雪搏斗中前进。同志们的双脚被污浊有毒的泥水泡得又红又肿，稍不小心划破一点皮，很快就会感染溃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红军的步伐，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那就是走出草地与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
经过5天艰苦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葛曲河畔，这标志着我们的草地行军已完成了三分之二。过了葛曲河，不久就可以走出草地了。
第六天上午，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到葛曲河边察看水情。返回时，他们来到教导大队驻地告诉我们：这两天要做好渡河的准备工作，加紧补充粮草，备好渡河工具，还要抓紧教育训练，估计两天后水位可降下去。水位一降，立即过河。
首长们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尽管在茫茫的草地上找野菜、干柴极为困难，但经过努力，我们仍然按照要求做好了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和大队长经常去葛曲河观察水位，3天后，发现水位果然明显下降了，许多草丛露出水面。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想着将与右路军会师，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过这几百米宽的河去。当我们把水位下降的消息传达给全体学员后，整个营地顿时沸腾起来，帐篷里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的嘹亮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同志们都沉浸在欢乐和憧憬之中。
第八天，水位又下降了不少，我们估计今天一定要过河了。忽然，军部通讯员送来通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命令只有8个字：“立即出发，南返阿坝。”风云突变！这出人意料的命令犹如一声霹雳，把我的头都震懵了。 这是为什么？水位降下去了，不但没有下令过河，还命令我们南返阿坝，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大队长一边命人拆除帐篷，一边大声嚷嚷说要去军团部问个究竟。我知道军令如山倒，便劝阻了他。回顾几天来过草地时的艰险，干粮少、病号多，战士们对南返又迷惑不解，这政治思想工作该怎么做？一系列的问题涌上我的心头，抬头看着这白茫茫的草地，心里十分茫然，天色似乎都忽然黯淡下来了。
南返的目的地是阿坝，虽然走的路线与原来北上的不同，但情况与第一次差不多。一路上野菜难找，指战员们在饥饿状态下行军。沿途全是丛草黑泥，照样是日晒雨淋和冰雹的袭击，遭遇的艰险与上次过草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思想上的迷惑不解，我的心情也异常压抑，猜不透上级的意图。但我们毕竟是有铁的纪律、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战胜了重重困难，又用了5天时间到达了阿坝。
到达阿坝后，部队进行休整。正当大家分头外出寻找食物时，接到军政治部通知：营以上干部到阿坝大喇嘛寺开会。
第二天，我们一进喇嘛寺就看见大殿两旁贴着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反对北上逃跑主义”“坚决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这个突如其来的动向使我们大吃一惊。再看主席台上，既没有朱德总司令也不见刘伯承总参谋长，这让我们更加怀疑，大家默默地坐下。不一会儿，张国焘上台操着地道的江西方言开始讲话。他气势汹汹地指责党中央右倾，诬蔑毛主席北上是逃跑主义，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强调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等，听完他这一番讲话，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
会议开了3天。分组讨论时，红五军的干部没有几个发言的，大家只想打听一点消息，以解除心中疑团。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乱问乱说，何况消息封锁得很严，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只听到参加我们小组会的军政治部巡视团团长刘型说了一句：“董军长讲过，葛曲河是可以过去的，但张国焘总政委坚持要撤回南下。”这使得我们知道了突发事件的一点真相。
我们在阿坝住了几天，本可好好休整、恢复一下体力，但张国焘的反党报告却像魔鬼一样搅得我心情无法平静。不久，部队继续南进，经大、小金川向丹巴行动。
到丹巴不久，张国焘派其亲信黄超到红五军团任政委。在一次排以上干部大会上，黄超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中他又按着张国焘的调子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到会的干部非常反感，纷纷在下面小声议论。我和大队长借口出去小便，悄悄地离开会场，想找军长打探一点消息。
军部驻地在原国民党丹巴县政府里，十分简陋。我俩进去时，三十七团团长李屏仁正在向军长董振堂汇报该团进驻大泡山的情况，董军长边听边在地图上查找。我利用他们谈话的间隙问董军长：“首长，今天开会你怎么没去？大家都想听听你的讲话呢！”董军长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话。”我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到哪里了？”军长抬起头，面带笑容地说：“他们走出草地啦！一、三军团已到了陕西。”大队长愤愤地说：“黄超政委刚才怎么说他们逃跑了？”军长口气严厉地说：“不要乱说！”说完，他又轻轻叹了口气。
当天下午，按规定要讨论黄超的报告，我们借口赶修操场，领着各队干部来到丹巴河边，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党中央毛主席决不会逃跑，说他们逃跑是在造谣。一个从江西宁都起义来的区队长气愤地站起来说：“如果连毛主席都‘逃跑’了，我们这些人还革什么命呢！”
一天晚饭后，我带领部分学员在河边新开的操场上练习投弹和做游戏。军部一位参谋跑过来说：“一会儿‘张主席’要到这儿来散步，你们要注意……”过了不到10分钟，张国焘果然在军政委黄超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跟随他来的警卫队以三角形站立在张、黄周围。森严的警备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在一旁立正。这时，张国焘招手要我和几个学员过去。我们走到他的面前后，他斜睨我一眼，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操场问：“这个操场是你们搞起来的吗？”我回答：“是，因为工具缺乏，都是学员们从河边搬来石头一块块地垒成的。”张国焘显得很高兴，抓紧时机进行他的反党宣传：“好，就要这样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的根据地，我们不走了。毛、周、张、博他们逃跑了，什么北上抗日？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听到这些鬼话，大家心中愤懑难抑。我鼓起勇气问：“一、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张国焘两手叉着腰恶狠狠地说：“他们已到陕西了，他们向北逃跑，是要掩护少数人经五原跑到外蒙古去。”正说着，有个学员突然从地上拎起两枚手榴弹拔腿就走，并大声说：“走，不干了！”表面上听起来他是要结束投弹练习，收拾东西回营房，实际上他是借此抗议张国焘的造谣和诽谤。张国焘狠狠地盯着那位学员，又不好发作。我们都觉得那个学员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吴玫）
此时炮声隆隆，许多群众不顾危险，自发地站在路旁为我们送行，不少人把鸡蛋往红军战士的口袋里塞。有些儿童团员紧紧抓住战士们的手，扯住他们的衣角，含着泪恋恋不舍地说：“红军同志走好啊！祝你们多打胜仗，消灭白匪军，早日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40多年。
往事悠悠，作为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长征路上的经历，我总是百感交集，也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险过生死关
离开中央苏区后，一路上，我们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北的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准备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阻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兵遣将，一方面急令几个纵队穷追不舍，另一方面又从成都调来空军助战，围追堵截。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我们加快了行军步伐。一天，在向夹金山行军途中的宝兴某地，有两架敌机由南至北飞来，盘旋几圈后即对我们教导大队的行军队伍一番狂轰滥炸。我和大队长鲁瑞林立即指挥部队疏散。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离我们约十几尺处，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从弹坑里飞起的泥土把我俩埋了大半截。幸亏在炸弹爆炸的一刹那，我俩机灵地卧倒了，才躲过了一劫。
敌机飞走后，我俩费了好大劲才将身子从泥土里钻起来，抖掉身上的泥土，当时，我俩像没有了耳朵似的，几分钟里听不到任何声音。教导大队的战友们得知我俩遇险，纷纷跑到我们身边问长问短，得知我们没事，大家才放心。有的同志向着敌机飞走的方向破口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不打日本鬼子，专打中国人，算什么东西！总有一天我们要消灭你们！”
到达宿营地后，军团首长得知教导大队遭敌机轰炸的消息后十分关心，主管教导大队干部训练业务的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还派专人来看望慰问我们。第二天部队集合出发时，许多战友见到我说：“张力雄同志还活着？命真大啊！祝贺你大难不死！”同志们开的玩笑，让我感到格外亲切。
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川西北的宝兴城以北，懋功县以南，是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从山脚到山顶分夏秋冬三种气候，山脚下是翠色葱郁的夏天，可穿衬衣；山腰是草枯叶落的凉秋，可穿夹衣；山顶上则是白雪皑皑的隆冬，穿棉衣都冷，天气还一日多变。站在山下往山上看，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像一根细绳子似的从山脚伸向山顶，丝丝云彩缠绕在山腰。
6月18日，我们红五军团到达夹金山脚下，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盐开坪的小村子住下，之后，我们找到了村里一位当过红军先头部队向导的老大爷，向他询问山上情况、上山的道路和办法。老大爷看到我们经过艰苦的长途行军，人困马乏，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就摇摇头说：“山上风大路险，空气稀薄，又有冰雹袭击，累了坐在地上都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我看你们上去不是被累死就会被冻死。你们前面上去的红军有的冻死在山上了，还有骡子在风雪里滚到山沟里去了呢！”我拉着老大爷的手，恳切地对他说：“大爷，不管有多大困难，这山我们一定要翻过去的！请您老人家帮帮我们吧！”老人见我们执意要上山，沉思片刻后，说：“你们一定要翻山，就要早早地走，赶在中午前翻过山顶。要不，狂风一来，大雪封山，连路都找不着，你们上去后真的会下不来啊！”
听了老大爷的话，我们立即连夜做翻山的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对全体同志作了简短的思想动员，向大家讲明翻大雪山的困难及办法。然后，从组织上和物资上作了调整：先将人员按个子大小、身体强弱搭配编组；要求每个同志将自己的土制水壶灌满开水；每两人带一根木棒，作为爬山的拐棍和前进的标杆；让炊事员设法找些豌豆，做顿“好饭”让大家吃饱吃好。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催促学员们抓紧时间睡觉，为第二天翻山储存体力。
第二天早晨，军号吹响了，大家紧张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每人吃了一碗辣椒面与豌豆叶一起煮的面糊汤，就迅速集合了。大队长鲁瑞林再次向全体人员作了简短动员，他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大雪山，要翻过去困难很多。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北上抗日的决心和前进的步伐！你们说翻大雪山，怕不怕？”
“不怕！”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部队上山了。长长的队伍像一条游动着的巨龙，慢慢地往山上延伸。越往上爬，山势越险，道路越窄、越陡，一不小心就有滚下山涧的危险。
翻山这天，教导大队中有4个伤势较重的伤员。为了让他们也能翻过山去，头天晚上我们调整了大队收容组：从各中队抽调一名身强力壮的学员，加上大队部的支书医生，组成了一个5人收容组。我从过大渡河开始，就一路上“打摆子”，每隔一天发病一次。翻夹金山这天正值我“打摆子”发作。为了让我翻过夹金山，医生下决心把保存了很久、整个团级教导大队仅有的3支奎宁针给我用了一支。大队长要我随着收容组一起走，这样一来可以加强收容工作；二来收容组也可以照顾我。
部队上山了。我和收容组跟在部队的后面，慢慢地往上爬。爬到山腰时，抬头不见山顶，低头不见山脚，朵朵白云在身旁飘浮，我们像是踩进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海......再往上爬，山势更陡峭，路更窄，空气也更稀薄了，这给我们几个伤病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有个病员名叫冯志高，才17岁，他头上冒着虚汗，在我前面边走边喘着粗气。走着走着，他停下了步子，回头望着我说：“政委，我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吧，不然，你们先走......”我摇摇头，劝他说：“不行啊，小同志，这里空气稀薄，停下来有危险呀！”我正要帮他拿点东西，跟在我身后的文书小杨赶上来扶住小冯，说：“来，把你身上的东西全给我，我搀着你慢慢走。”接着，他又安慰小冯说：“忍耐些吧，翻过山就好啦！”小冯很感动，咬紧牙关跟着走。在小杨帮助下，小冯终于和大家一起爬上了夹金山顶。这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向我们劈头盖脑地打来，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冷风一吹，大家冻得牙齿打颤，我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医生和一个学员将我夹在中间，扶着我走了12个小时才翻越了夹金山。 下山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由于一路照顾病员，收容组走得很慢，和前面的队伍距离越拉越远。下到半山腰时，只剩下我们10个人了。忽然，右侧丛林里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把我们吓了一大跳。接着，从林子里窜出10多头不知名的“野兽”，每头都有水牛那么大，全身长着黑白相间的长毛，尾巴不长，像小扫帚似的，头上还长着一对尖角。它们从我们的去路上横穿而过，有的还停下来呆呆地望着我们。我们顿时有些惊慌，这野兽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有的说是狮子，有的说是野牛。一名北方学员大惊失色地喊道：“是老虎，老虎！”这时，一个叫宋前的学员胆子大，拔出刺刀准备当夹金山上的“打虎英雄”。这群“老虎”见宋前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架势，便飞快地穿过羊肠小道逃跑了。我们见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一时忘记了身上的疾病、饥饿和疲劳。
经过整整一天艰苦的雪山行军，晚上8点左右，我们收容组的同志终于到达了宿营地——达维村。看到村子里干活的牦牛，我们才知道在山上遇到的“老虎”原来就是当地藏民同胞劳动的好帮手——牦牛。
三次过草地
“过草地”是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主张，坚持南下，我们被迫三过草地，吃了许多难以想像的苦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直至今天，每忆及此，我都心痛不已。
草地位于川北与甘南的接合部，是松潘和毛儿盖以北、包座以南的一块原始大草原，放眼望去，天地相连，茫茫一片，无穷无尽。草地气候恶劣多变，地形复杂险恶，方圆数百公里以内不仅人烟绝迹，飞禽走兽难觅，就连一块石头、一棵树都难以找到。草地里暗布沼泽，满目乌泥黑水、雨雾瘴气，根本就无路可走，被称为“死亡地带”。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村胜利会师了。会师后，部队得到短暂休整，补充了必要的物资，战斗力也加强了，全军上下情绪高涨。在两河口和毛儿盖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同时北进：以原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改为红一军和红三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率领，经轩桥、灼水，过草地到包座地区；原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改为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九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实际上是张国焘掌握大权），经卓克基、马尔康、查理寺进入草地，过葛曲河向班佑、巴西前进，在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后共同北上。
8月，部队到达查理寺后准备进入草地。一天早上，军直属队各部集合，由宣传部长张际春作过草地的动员报告。他简略地介绍了草地的特点，要大家做好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并强调了过草地的重大意义：“同志们，我们要北上抗日，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结束后，部队开始向草地进军。
走了几十华里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笼罩着一层迷蒙的雾气。由于无数草根长期相互交缠，形成一层海绵似的网络，草根下面是深浅不一的稀泥，一脚踏上去感觉软绵绵的，散发着臭味的黑水嗞嗞地往上冒。碰到泥深的地方，脚就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如果有人陷下去后，别人若去拉他，不但拉不出来，拉的人也会跟着陷进去。所以行军时大家必须盯着比较结实的草丛走，而且要下脚轻，起步快，一旦感觉不妙，就要赶紧转换路线。有时大家要手拉着手小心地探着路。即使这样，途中还是有同志被这魔鬼般的草地吞没了。这样行军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体力。
草地的气候简直像个喜怒无常的疯子，一日几变。时而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有时风里还夹着雪花和冰雹，大家只能用脸盆、枪托等护着头，身上寒冷彻骨，颤抖不止；时而又烈日当头，整个草地就变成一个大火炉，烤得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难以忍受。
白天艰苦的行军已使人疲惫不堪，到了晚上还是无法休息。因为沼泽地根本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只能选择一些稍微凸起的草包或小河边有灌木的地方宿营。汗水、雨雪把衣服全弄湿了，也找不到干柴生火烤干，我们只好3人一组背靠背坐着，利用彼此的体温将衣服慢慢地焐干，并借互相的支撑打个盹。刚一闭上眼，又是虫咬，又是寒风，使人难以入睡。
大家都想尽快走出草地，可困难却越来越大。首先是干粮无法得到补充。尽管饥饿难忍，仍不得不节约用粮，体力很难恢复。由于环境恶劣，病号越来越多，药品又奇缺。不少同志拖着病体，完全靠意志和毅力在与风雪搏斗中前进。同志们的双脚被污浊有毒的泥水泡得又红又肿，稍不小心划破一点皮，很快就会感染溃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红军的步伐，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那就是走出草地与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
经过5天艰苦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葛曲河畔，这标志着我们的草地行军已完成了三分之二。过了葛曲河，不久就可以走出草地了。
第六天上午，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到葛曲河边察看水情。返回时，他们来到教导大队驻地告诉我们：这两天要做好渡河的准备工作，加紧补充粮草，备好渡河工具，还要抓紧教育训练，估计两天后水位可降下去。水位一降，立即过河。
首长们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尽管在茫茫的草地上找野菜、干柴极为困难，但经过努力，我们仍然按照要求做好了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和大队长经常去葛曲河观察水位，3天后，发现水位果然明显下降了，许多草丛露出水面。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想着将与右路军会师，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过这几百米宽的河去。当我们把水位下降的消息传达给全体学员后，整个营地顿时沸腾起来，帐篷里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的嘹亮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同志们都沉浸在欢乐和憧憬之中。
第八天，水位又下降了不少，我们估计今天一定要过河了。忽然，军部通讯员送来通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命令只有8个字：“立即出发，南返阿坝。”风云突变！这出人意料的命令犹如一声霹雳，把我的头都震懵了。 这是为什么？水位降下去了，不但没有下令过河，还命令我们南返阿坝，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大队长一边命人拆除帐篷，一边大声嚷嚷说要去军团部问个究竟。我知道军令如山倒，便劝阻了他。回顾几天来过草地时的艰险，干粮少、病号多，战士们对南返又迷惑不解，这政治思想工作该怎么做？一系列的问题涌上我的心头，抬头看着这白茫茫的草地，心里十分茫然，天色似乎都忽然黯淡下来了。
南返的目的地是阿坝，虽然走的路线与原来北上的不同，但情况与第一次差不多。一路上野菜难找，指战员们在饥饿状态下行军。沿途全是丛草黑泥，照样是日晒雨淋和冰雹的袭击，遭遇的艰险与上次过草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思想上的迷惑不解，我的心情也异常压抑，猜不透上级的意图。但我们毕竟是有铁的纪律、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战胜了重重困难，又用了5天时间到达了阿坝。
到达阿坝后，部队进行休整。正当大家分头外出寻找食物时，接到军政治部通知：营以上干部到阿坝大喇嘛寺开会。
第二天，我们一进喇嘛寺就看见大殿两旁贴着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反对北上逃跑主义”“坚决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这个突如其来的动向使我们大吃一惊。再看主席台上，既没有朱德总司令也不见刘伯承总参谋长，这让我们更加怀疑，大家默默地坐下。不一会儿，张国焘上台操着地道的江西方言开始讲话。他气势汹汹地指责党中央右倾，诬蔑毛主席北上是逃跑主义，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强调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等，听完他这一番讲话，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
会议开了3天。分组讨论时，红五军的干部没有几个发言的，大家只想打听一点消息，以解除心中疑团。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乱问乱说，何况消息封锁得很严，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只听到参加我们小组会的军政治部巡视团团长刘型说了一句：“董军长讲过，葛曲河是可以过去的，但张国焘总政委坚持要撤回南下。”这使得我们知道了突发事件的一点真相。
我们在阿坝住了几天，本可好好休整、恢复一下体力，但张国焘的反党报告却像魔鬼一样搅得我心情无法平静。不久，部队继续南进，经大、小金川向丹巴行动。
到丹巴不久，张国焘派其亲信黄超到红五军团任政委。在一次排以上干部大会上，黄超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中他又按着张国焘的调子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到会的干部非常反感，纷纷在下面小声议论。我和大队长借口出去小便，悄悄地离开会场，想找军长打探一点消息。
军部驻地在原国民党丹巴县政府里，十分简陋。我俩进去时，三十七团团长李屏仁正在向军长董振堂汇报该团进驻大泡山的情况，董军长边听边在地图上查找。我利用他们谈话的间隙问董军长：“首长，今天开会你怎么没去？大家都想听听你的讲话呢！”董军长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话。”我又问：“毛主席、周副主席到哪里了？”军长抬起头，面带笑容地说：“他们走出草地啦！一、三军团已到了陕西。”大队长愤愤地说：“黄超政委刚才怎么说他们逃跑了？”军长口气严厉地说：“不要乱说！”说完，他又轻轻叹了口气。
当天下午，按规定要讨论黄超的报告，我们借口赶修操场，领着各队干部来到丹巴河边，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党中央毛主席决不会逃跑，说他们逃跑是在造谣。一个从江西宁都起义来的区队长气愤地站起来说：“如果连毛主席都‘逃跑’了，我们这些人还革什么命呢！”
一天晚饭后，我带领部分学员在河边新开的操场上练习投弹和做游戏。军部一位参谋跑过来说：“一会儿‘张主席’要到这儿来散步，你们要注意……”过了不到10分钟，张国焘果然在军政委黄超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跟随他来的警卫队以三角形站立在张、黄周围。森严的警备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在一旁立正。这时，张国焘招手要我和几个学员过去。我们走到他的面前后，他斜睨我一眼，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操场问：“这个操场是你们搞起来的吗？”我回答：“是，因为工具缺乏，都是学员们从河边搬来石头一块块地垒成的。”张国焘显得很高兴，抓紧时机进行他的反党宣传：“好，就要这样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的根据地，我们不走了。毛、周、张、博他们逃跑了，什么北上抗日？那是右倾机会主义！”听到这些鬼话，大家心中愤懑难抑。我鼓起勇气问：“一、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张国焘两手叉着腰恶狠狠地说：“他们已到陕西了，他们向北逃跑，是要掩护少数人经五原跑到外蒙古去。”正说着，有个学员突然从地上拎起两枚手榴弹拔腿就走，并大声说：“走，不干了！”表面上听起来他是要结束投弹练习，收拾东西回营房，实际上他是借此抗议张国焘的造谣和诽谤。张国焘狠狠地盯着那位学员，又不好发作。我们都觉得那个学员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