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冬文章(《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八期)的结尾处说：“据说在日本说一个人有文化或是知识分子是说这个人懂得汉字多。衷心希望在中国，说一个人有文化或是知识分子永远也不是指这个人懂得西文多。”
　　引文的第一句提到日本人使用汉字，这该说是汉字的光荣。连外夷都用华夏的文字，汉文化光被四方，能不让华人骄傲吗？然而我倒是很佩服日本人，他们见到汉文化先进，就不折不扣地学，见到西洋文明发达，就不择手段地学，从没有更多考虑是否合于日本的传统。关于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周振鹤的文章(《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分析入微，见解精辟，值得一读再读。
　　常言道：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这前半句用来说明日本挺合适，学中国，学西洋，让人觉得他们连传统都不要了，但他们的传统或许就是见先进就学。这后半句更能体现中国精神，或曰华夏精神。历史上华夏帮助四夷有了先进的文化，日本是其一，高丽是其二，都在域外。域内的如满族，原有本族语言文字，入主中原之后，就承袭了以夏变夷的古训，全盘接受汉文化。乾隆爷的诗数量之多可抵得上《全唐诗》之总数，但不知他用满文写过什么。
　　当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初，久已形成的“见后进就帮”的习惯很难改变，很想帮。但发现人家确实比自己先进，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也不服气。于是搬出了三坟五典，四书五经，与西人的东西比较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周髀》开西法之源，《素问》夺西医之先。《礼经》创电学之始，《天问》立天文之说。西方文明不过是从中土传过去的，泰西不过是我们祖宗帮助过的蛮夷之邦。更有甚者如清初的杨光先，弹劾了洋人汤若望后，坐在钦天监正的位子上写了一篇《不得已》，言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知道先进都不学，我落后我认了，老外，你走人！
　　数年前，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讨论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西哲们开了个治世良方，说未来社会需要实践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学说。“道不行，乘桴游于海。”真是圣人，生而知之，早有预言。这下使中儒们兴奋异常，瞧，人家又要请我们的祖先来帮助了。于是MTV唱起了千古孔子，电视演映着易经文化。二十一世纪是儒家的世纪，我们又有事干了。于是已有人考证，西人发明的电脑中使用的二进制运算发端于古老中国的八卦。或许将来又有人证得，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是玻尔研究了神秘东方的太极图之后才提出的。话说回来，如果西方科学家真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得到启发，而创立新的科学理论，那正好说明西人思想的特点。比之于国人，把电子计算机用于研究算命相面的“科学”理论，以预测吉凶祸福；把分子生物学用于寻找“同祖同宗的科学根据，以激发民族大义”，两者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引文的第二句似乎是说，懂点西文还可以，千万可别超过汉字。照我看来，懂西文多并不可怕，在现代开放性的世界里，多懂一些外文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谈到大学者，大科学家时常用学贯中西一词来赞誉他们。钱钟书的《管锥编》引述了英法德等六种外文著作，才有它的博大精深。钱学森的《Engineering Cybernetics》是以一九五四年的英文首版震惊了科学和工程界的。林语堂的The Moment of Peking虽用英文写成，但传播的却是中国文化。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懂得一两门外文是必要的工具。
　　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首先就要掌握西文。我想，我们应当加强作为第一外语的英文，使得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熟练使用。在现代社会中，倘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懂外文，如何进行国际交流呢？即便是懂得的西文比中文还多也不应受到责难，社会发展需要有更多懂外文的人才。
　　或许作者的本义是想说，中国可别像日本那样使用外人创造的文字，哪怕外人的更先进。若这么想，也就更合于中国的传统精神了。祖宗创造的文字，儿孙只能墨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祖先遗传的，世界唯一的汉字岂能改革，岂能走拼音化道路。其实，服从文字发展规律是一回事，承袭祖宗的传统是另一回事。谁知千百年后汉字会成什么样子，那是子孙们的事了。若他们认为有悠久历史的汉字不再好用，希望他们创造更好用的，选择更先进的。更希望他们少一点墨守陈规，多一点开拓进取；少一点帮后进，多一点学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