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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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史学术语的"历史"(history)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中产生,迥异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由"历"和"史"二字组合的"历史",该词自诞生之初即被赋予了浓重的西方史学色彩,其词源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同名著作《历史》(Historia)。19世纪末,面临变革的中国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开始重新审视和关注"历史"。日本率先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历史"对接了西方词汇history,创造了这一重要的现代文学词汇,中国随后把这一原产于本土、经重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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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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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史学术语的"历史"(history)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中产生,迥异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由"历"和"史"二字组合的"历史",该词自诞生之初即被赋予了浓重的西方史学色彩,其词源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同名著作《历史》(Historia)。19世纪末,面临变革的中国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开始重新审视和关注"历史"。日本率先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历史"对接了西方词汇history,创造了这一重要的现代文学词汇,中国随后把这一原产于本土、经重新改造后产生新一层意义的词汇承接过来,用于中国现代的文史哲学建构。本文一方面探讨"历史"一词诞生始末、入日及来华的路径,一方面思考"历史"这一概念背后承载的近代中西日的时空观念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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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背景出发,契合经济学关于人类福祉研究的初衷和人文关怀,聚焦中国地区福祉的比较与质量分析,从外在福祉和内在福祉两个方面、三个维度明确了地区福祉的内涵,利用中国省级单位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了中国地区福祉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发展和福祉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经济维度指标、不平等、环境、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及其对福祉质量的影响。为提高福祉水平和福祉质量,各地要积极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
流域是"民族走廊"的一种形态,往往处于多族群毗邻的"结合部"。明清时期,伴随着邕江水运的兴盛和商业的发展,大批广东、福建等地的汉族移民迁入邕江流域,族群间由相对宽松、各得其所的"基本生态位"演变为空间、资源和生态竞争加剧的"现实生态位"。闽粤汉人、壮人、平话人、疍民等族群经过不断的互动、竞争、协调、融合、分化,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族群生态位:以河流为中心,在空间生态位上表现出水平分布的规律性和立体分布的差异性,在功能生态位上则体现为农耕、渔猎、手工、商贸、运输等差异明显的生计方式,形成了与其生
晚清时期书画市场销售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传统的掮客中介依然盛行,许多书画家甚至互为掮客以拓展市场。笺扇店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鬻艺者的固定代销点,以寄笔单的方式协助鬻艺。书画社团在晚清时期由文人雅集转变为提供创作销售一体化服务的营利性组织,其中的代表对推动晚清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随着西方博览会模式的传入,时人亦开始尝试通过书画展览的方式提升知名度,以进一步拓展市场。
大中三年唐宣宗对三州七关的收复,由年初的吐蕃归附为发端,先后经历情报搜集、战略筹划、真正实施、舆论宣传环节。该事件对于宣宗最大的意义并非是对外经略,而是有助其利用继绍宪宗的名义以构建统治的合法性。随着该事件的结束,宣宗施政的重点转移到与对内统治关系更为密切的党项问题。虽然宣宗有经营河陇失地之举,但总体上更为重视内部问题的解决,这正是唐中央政府设置归义军并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所在。
关陇集团由宇文泰所建,目的是要确保自身执政,整合关陇胡汉势力,对抗东魏北齐和梁陈,是北朝后期北方处于分裂状态下的产物。关陇集团各群体的权位,是按照宇文泰及其家族专权的需要来分配,而不是各自的政治军事实力。宇文护代魏建周及其与北周皇帝的权力斗争,是促使关陇集团内部权力分配、政治地位剧变、北周皇权强化的重要原因。杨坚能够辅政,平定尉迟迥等关陇集团中的反对势力,代周建隋,既是关陇集团内部剧变的结果,又是中古中国由分裂到统一时代变动的产物。隋初杨坚对关陇集团权力结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进行的系统改革,是关陇集团由
审美价值是美学原理研究的基本问题,目前的审美价值研究通常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行。盖格尔将审美价值等同为艺术价值,并将其视为高级的、精神性价值,这固然凸显了人的独特意义,但也忽视了生态系统本身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罗尔斯顿的环境价值理论表明,生态系统整体具有内在价值,一切价值均源于生态系统,因此自然的生态价值高于其审美价值。环境美学虽然注意到生态价值,但它仍赋予审美价值以优先地位,并未改变价值论美学的价值序列。戈比斯特借鉴罗尔斯顿的学说指出,当景观管理实践以审美价值统摄生态价值时,两者会发生尖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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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于网络反腐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主要遵循对抗性和博弈性两种框架,然而这两种框架难以有效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情况。"吸纳"性框架对于分析网络反腐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四川"严书记"网络反腐事件表明,当前网络反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向吸纳"特征,表现为网民对正式的反腐组织和机构的主动接近和认同,网络反腐中的框架融合和情感共鸣,以及反腐机构对网络反腐的双重介入。这种"双向吸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中国反腐体系的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