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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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我是去流浪》是一本随笔集。所以我没有写跋或者序,我也许写个后记,我也是在长篇《岛上蔷薇》出版了以后才写的解说文《蔷薇是什么花》。
  这本随笔集,奇妙地,像一朵蘑菇那样,在十月的某一天出现了,没有火花也没有烟花,我的编辑说的,我和我们出版社,我们都是很安静的。
  我突然想起来我两年前在上海的一个活动认识了一个叫作Heather的女孩,场地的实习生,银色的短发,小脸。实际上我见过很多很多女孩,可是这个女孩很吸引我,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问我问题?我会答你所有的问题。她说好啊,她就把她的问题寄给了我。我没有答。过去的这一年,我对了六场话,再过去的那一年,我去了十场新书会。我不想回答任何问题,我都不想说话了。
  我的朋友圈朋友大头费里尼贴了一张鱼照,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想起来我写过创作谈《头朝下游泳的鱼》和《一天到晚散步的鱼》,我肯定故意地避开了那首名曲。
  我在那个十七年前的创作谈里说我喜欢伊能静,因为她在她的书里说“如果我的欲念更深沉一些更节制一些就好了,但我又想也不过是一次的人生,精精彩彩不更好?”我就去我的朋友圈贴了一张伊能静,马上有很多人表示讨厌她,也有一个人说读过她的书。还是可以的,他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说我的小说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用,即使你什么都没有做,还是会有人讨厌你。
  我的另一个朋友圈朋友马拉说他认识一个又丑又胖的女孩,她总是在勤奋地工作,可是太伤感了,她做什么都没有人喜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又美又不胖的姑娘,每天努力地工作,可是做什么都没有人喜欢。太没有办法了。
  我重新看了一遍《一天到晚散步的鱼》,我1999年的创作谈,23岁。我从21岁开始写创作谈,一年一篇,这个习惯肯定与我当时的职业有关,我在一个机关做宣传干事,我得写年终总结,写完工作总结,顺便把写作总结也写了。这个行为终于在我24岁的时候中止了,我再也不用写创作谈了,我连写作都中止了。39岁的时候,我回来写作,我写了创作谈《我们为什么写作》。肯定也是因为棉棉先写了关于我的创作谈《我们为什么写作》(《青春》2015年9期),我就写了关于她的创作谈《我们为什么写作》(《香港文学》2016年4期)。
  這个为什么,简直纠缠了我的整个人生,21岁说我写是因为我孤单,22岁说我写是因为我不自由,23岁说我写是因为爱,24岁25岁34岁35岁,直到39岁再回来说,我写是因为是爱。
  我决定回答Heather的问题,现在,也许没有其他更对的时间了。
  Heather问我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说我经常一见钟情,我的厌倦也比其他人来得更快。一见钟情,深深厌倦。
  Heather问我“酷”的定义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棉棉很醋,我想不出来还有谁比她更配得上“酷”那个字。
  Heather问我最喜欢哪个诗人,诗意表达能力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吗?我说我对诗没有兴趣,我对诗人更没有兴趣。任何表达都需要天分。另外诗是诗,不是句子,句子不可以被截断。
  Heather问我在你心中有哪些会讲故事的作家(story—teller)?我说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只有王尔德,快乐王子的心破碎,是一个故事。
  Heather说你有流浪情结吧,你说过你希望被当作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我说我希望我是一个流浪作家而不是一个流放作家多少表达了我对政治的观点,我对政治的观点就是,没有观点。我一直在建设我的个人,如果她很接近被毁坏,我只有带着我自己上火星,地球上从来没有一块地方是完全安全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没有迫害就没有拯救。我或者也只是一个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同样表达了我并没有多么厚重的背负,我也不承担什么,整个国家或者全体人民。
  Heather说你喜欢《芒果街的小屋》这本书,我也喜欢,我有一种感觉,Esperanza叙述的生活是平静的,诗化的,而这种诗化来源于她对生活采取了一种旁观和流浪的态度。看你的文字也有一样的感觉——平静,但底下有着很大的情感。对于生活你更愿意做一个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我说我们当然是我们的生活的参与者。Esperanza也是,她的诗的平静,都是因为她真正地生活在生活里面。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愿意或者不愿意。所有能够旁观自己生活的,不是精神分裂吗?当然我相信艺术家都是分裂的,看别人看不到的,听别人听不见的,分裂的心能够创造艺术。真正的意识从身体脱离,这样的情形我只遇到过一次。一个很正常的晚饭以后,我从客厅的一边走到另一边,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是我的意识脱离了出来,提前了半步的距离,我的身体没有跟得上,是距离,不是时间,我就往后看了一眼,是的,我是在我的意识里面,我的身体在外面,所以我是往后看了一眼,都不是语言可以描述的,身体按照惯性继续往前,我和我的意识停留住,让身体追上来,重新缝合到一起,一切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扶住桌子,让自己真正地稳定下来。我不想再遇到第二次,我害怕第二次我的身体没有能够赶上来,或者我的一些部分脱离掉,再也回不来。尽管我有时候也会想,意识的残缺也许能够让你写得更疯一点呢?我只是想想的。好在这个世界上的多数艺术家都在控制自己的分裂,要不然整个世界就是疯子们的了。
  Heather说写作这件事有个人极限吗,你有没有过在写作中探索到极限的感觉?我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极限,就是死亡也不是一个终止。可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局限,人会死,而且很容易死,不睡觉和缺水都是身体的极限。我不愿意往极限的方向去,会回不来。也许做爱的同时窒个息高潮来得更快,但是我不愿意,会死。
  Heather说那你最爽的一次写作经历是什么?我说年轻时候的每一次写作都太爽了。体力好,无穷无尽地写,这种错觉。我嫉妒那些可以抽烟喝酒的创作者,我都不会,我只是在每个早晨来一杯红茶让自己醒过来。所以我就是在拼我自己,我也知道。
  Heather说不听点音乐?音乐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我说音乐不影响我。音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热水澡,我太累的时候会冲个热水澡,是冲不是泡,我没有时间,然后继续工作,或者听点什么,随便什么,一点点就好,然后继续工作。
  Heather说我有时候有错觉,读你的文字像在读英文。我说我当这是一个赞扬,谢谢,谢谢。
  Heather说你在访谈《十九个问题》中说你读英文的问题会很快乐,因为它们的意思很宽泛,这一点会不会投射到你自己的写作中?我说任何访谈都要配合上下文来看,我会谈到英文的问题是因为那个访问的主题是双语写作,阅读与个体经验,而且提问者用英文,问题也大都是这种,英文写作的经验?英文写作的困难?用作品和英文读者交流是必要的吗,以及你喜欢英文吗?于是我答了我读英文的问题很快乐。我是这么说的,它们比中文问题的意思更宽泛,我的回答可以往无穷无尽的方向去,甚至可以飘掉,像一个红气球。中文问题永远都像是一个风筝,无论你飞得多高,总有一根线攥在提问者的手里,而且他一直在努力地把你扯回来。所以我的回答是把不同放在提问者而不是语言。所有谈论英文写作的话题都是要特别小心的,现在这个时间,以及目前我看到的这个区域,没有人会真正对英文写作的问题感兴趣。
  Heather说你愿意怎么形容香港?此时此刻。我说香港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方,或者是两块板中间的那一个区域,一个夹缝,我一直以为我在美国的十年是一个时间的缝隙,我走出来我还是我只是世界都不同了,而我在香港这个地理的缝隙也待了将要接近八年,我终于可以承认这一点,香港是我的现在。我在香港。
  Heather说写不出东西做什么?我说看电影啊,谈恋爱啊,吃啊。Heather说那我去谈恋爱了。我说去吧。Heather说你觉得我问你的这些问题能被发表吗?我说不能。Heather说我们太时髦了是吧?我说我看看是不是能够写个创作谈,问答体的,写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Heather说你这一句都让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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