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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孟繁华让我参加他的研讨会，这些年你无数次参加我的研讨会，终于使我有了一个报答你的机会。谢谢这个研讨会动议人、策划者洪子诚先生。他是一个不多事的人。但是在孟繁华这儿他多事了，说明这是重要的事，是应当做、必须做的事。
关于身份
孟繁华的声音频繁出现在一场又一场作家研讨会上，出现在各种名目的评奖活动中，出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会上，出现在作家、评论家谈天说地的饭桌上。他是活跃在中国当代一线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凡是有头脑的中国当代作家都知道，于他们而言，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虽不能一言九鼎，但是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对于他们都是极有分量的，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明天。因此，他能够出现在他们的研讨会上，能为他们写一篇评论文章或者写一篇序，均不是小事。一年四季他总有评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他是一个高端的评论家，谁都知道。但我们忽略了他还是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老师、学者。我们只想到，他是一个评论家，一个职业评论家。他的评论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如果我们能够安静地阅读他的全部文字，会很容易地看到，一个评论家的光辉几乎遮蔽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身影。他纯粹的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众神狂欢》等，显示了一个理论家所具有的所有品质。他在理论方面的b建树甚至超过了他在评论方面的贡献，至少平分秋色。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孟繁华。
他在理论方面的建树，首先表现在他建构体系、建构另一种体系的能力。我们从他几本专著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作为研究课题，前面是有人做的。但孟繁华有他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完整的、严密的。他有他的叙述结构。即使叙述同一研究对象或专题，也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他的研究因体系的不一样，呈现出历史的侧面不一样、重心也不一样。有些在其他体系中也许不被看成是重要的方面，在他这里，却可以作为重点加以阐释。而阐释的结果是，这许多被其他体系忽略的重要的现象得到了解释，使许多被其他体系不能加以注意的而实际上很重大的问题获得了关注，使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得到了更充分更具说服力的阐释。我们一时还很难对他的体系加以概括，是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还是文化学的，我们一时间还难给出确切的命名，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与以往学者不一样的体系。
与体系相关的话题是角度。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众神狂欢》等，孟繁华都能寻找一些进入历史，阐释话题的角度。这些角度在从前也许是被认为无足轻重的，或许也认为重要，但是并未规定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加以专门研究，比如一些重要的会议。孟繁华注重的不止是一次一次的会议，而是通过会议史来描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是由一个一个重要的会议连接起来的，会议史几乎就是文学史。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选点独特，行之有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会议的内容，更看到了会议作为一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会议的神秘力量、会议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其形成背后的多个含义。
做理论，还得有另外一种能力：演绎能力。演绎是体系建构的必要工具，体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无演绎就无体系。孟繁华的学术文章与著作中既表现出来了良好的归纳能力，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演绎能力。他在获得一个论点之后，凭借演绎的深层机制，就把这些观念无限繁衍，于是就有了一本又一本书。
毫无疑义，孟繁华的评论是一流的。面对作家作品，他是作为权威在发言。人们对他的言说和论断高度信任。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评论是建立在厚实的理论功底之上的——是理论帮了他。收在《新世纪文学论稿之作家作品》一书中的评论文章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层关系。
解读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需要感性的力量、直觉的力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理性力量的支撑和推动，比如对鲁敏、林白、周大新等作家以及他們作品的解读，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理性的光彩。而对谢冕、陈晓明、谢有顺等批评家以及批评作品的解读，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身份在评论中实实在在的存在。
对此，我产生了一个也许不可靠的想法：衡量一个评论家是不是高端的，不只是看到他对作家作品所做的评论，更要看到他能否对批评家——特别是对理论家们作出评论。对于那些能够对批评家做出上等评论的批评家，才能堪称是一流的批评家。这是试金石，因为这样的评论体现并印证了他的理论功底。
没有理论背景和功底的评论，我们能够指望它是高品质的评论吗？我表示怀疑。
让我们记住：孟繁华是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理论家。这是我的第一个话题。关于理论与评论
这个话题与上面的话题有关，但要单独立出来另说。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更准确地说，新时期文学评论弊端甚多。其中一大弊端是：评论是理论话语权的附属品，甚至是奴役对象。许多评论说是评论，实际上是批评家们用以满足宣扬某些理论欲望的书写。评论对象（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现象）被提及，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对象加以呈现、加以实实在在的解读。对象只是作为理论的材料被利用，只是作为阐释洋洋大观的理论的由头而存在。论述的中心并不在对象，而在提出由头之后的理论铺陈。一时间就只有理论，被评说的对象早已经被遗忘于九霄云外。等终于想起被评论的对象，已是理论宣泄很久之后的事情。为表示他是在评论某一个对象，赶紧做一个勾连，但勾连不久，又再度陷入理论带来的眩晕之中，评论对象又再度被遗弃。
越是掌握了雄厚理论的批评家，就越有可能书写这样的评论。那么，孟繁华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他不仅仅是掌握一个理论——他掌握了无数了理论，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旧式理论，有福柯、杰姆逊、海德格尔的新式理论，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甚至还有中国古典理论。不仅是掌握，而且还书写了大量理论。按理说，他是一个最有可能写这种所谓评论的一个评论家，但他却没有。 他也许不能克制对酒的欲望，但他能很有定力地克制理論宣泄的欲望。
他首先的态度是尊重评论对象——作家和作品。我从他大量的评论中推断出，他真的是在充分阅读了作家的作品之后，才开始酝酿他的评论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评论的态度与责任。据我所知，我们有不少的评论家，写评论的时候，并没有做到对文本的细读，而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甚至连浏览都谈不上，就开始口若悬河地评论了。我们完全能够听得出，他们根本不在乎文本。他们胸有成竹，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很豪华地使用的大量的理论话语资源。在似是而非的状态之下，他们以理论包围文本的方式，展开了评论。看者、听者一时也许觉得这样的评论很透彻、很深刻，但总是怀疑：文本果真如此吗？我们在阅读孟繁华的这些评论——无论是评论谢冕、陈晓明、周大新这样重要的批评家、作家，还是评价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我们都没有产生这种疑问。因为他始终以文本为本，目光始终落在文本之上，很少发现他脱离文本而一味沉浸在某种理论的境界之中。他的评论文章是深刻的，但是那是对文本分析的深刻，而不是理论本身的深刻。他对谢冕先生的分析，对于陈晓明的分析，对于周大新、鲁敏等人的分析，都十分突出。对他们的文学贡献的概述十分精准，在若干评论文章中，无疑是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但我们看到，这是没有过度阐释。他很在意理论之光的力量，但在这里，只是用来发现文本的内在价值，让价值在理论之光的主导之下，显现于我们。他没有在文本，实际上并没有其价值的情况之下，将理论之光虚幻于文本的价值，让我们误以为那是文本的价值。
批评的科学态度一直是他坚持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部作品的公平公正。
热奈特在谈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的写作时说：“或许‘理论’的枯燥与评论的细致在这里的真正关系是以交替自娱和互相解闷。但愿读者也能在此找到某种周期性的消遗，犹如失眠症使患者辗转反侧一样：amant alterna Camenae（缪斯女神喜爱交替咏唱的诗歌）。”（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页）
理论/评论，“交替咏唱的诗歌”。这里的交替咏唱，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同一首歌的对唱，或者是二重唱，这种吟唱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心心相印、是情投意合，是和谐，用一个中国成语说：琴瑟合鸣。
在孟繁华这里，我们避免了阅读评论却被理论所迷惑的尴尬。在某些评论那里，理论只是一种猫，而评论是一只老鼠，猫要“解闷”，就抓起老鼠戏弄几下，然后又扔掉——这绝对不是互相“解闷”，而只是理论对评论的戏弄，是理论独自解闷。在孟繁华这里，理论和评论绝非是猫和老鼠的游戏，而是“交替咏唱的诗歌”，是琴瑟合鸣。
孟繁华评论的高明，在于他只留下一个评论家的身影，而隐去了一个理论家的身影，这也许才是评论的最高的境界。
关于思辨
在我们的通常印象中，孟繁华是一个场面上或者台面上的人。我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在不同场合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是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上，或者是在颁奖会上，或者是各种等级的研讨会和讲座上，他不是那种典型的深居简出、只知枯坐书斋的学者。谈笑风生可以作为他的写照，他能够把各种笑点聚集在那里，他永远是笑声的发源地、制造者，茶余饭后谈到的话题，一般都很形而下，甚至非常形而下，无非是酒事，东北与小品之类的话题，我们在各种情绪中流连忘返。但在阅读了他的大量文字之后，我们不得不停顿下来，去推想他的另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我们看到的，除非你偷窥。这个形象只能在独自一人时成形，因为他这个人，只要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就立即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人。我们无法得知，只能推想，那时，他安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或倚在床头，或者在夜色笼罩下的窗前，在无边的寂静中，四大皆空地进行着他的思考——很形而上的思考，关于民族国家、关于现代性、关于文化批评的归宿、关于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进程上的差距，关于先锋文学的意义和它的必然结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起源、关于民粹主义、关于资本神话，这些问题都十分重大，需要在十分庄严、极其冷峻的氛围中进行思考。
也许那个时候的孟繁华才是真正的孟繁华。
他的持续不断的思辨与不可小觑的思辨能力，在阅读过程中打动了我。那天我禁不住给高秀芹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孟这个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我说的就是他的思辨、他的思辨能力。
追根溯源，彻查原因，不将来龙去脉清理一目了然就不停止思辨过程，比如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分析——他有很多文字，用在这方面的分析之上。比如这段分析“资本主义世代的物资积累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确实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先生精神，使经历了那一世代的人都生成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资的炫耀，而强调人的作用”。毛泽东亲和民众的思想资源，“不仅与他的农民出身、与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相关，同时更与他对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认识和实现革命目标的策略相关。但他在理论上表现出亲和民众的思想倾向，还是直接来自于李大钊”（《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3页）。
对于那些似是而非、混为一谈的问题和现象，必须加以澄清、辨析，便成了他时刻要做的事情。区分、区别变成了他思辨过程中的强烈意识。正是这个意识，使他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有些差别也许只是微妙的差别，而在他看来，正是看似微妙的差别，却有可能在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同是敬奉“民众”，他指出，“所不同的是，李大钊所表达的限于农村和农民汲取道德力量，并用社会主义原则去教育他们，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实践实体，看到了中国革命实践实体性力量”（《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30页）。在谈论“民粹主义”的话题时，他通过辨析，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的亲和民众思想的倾向，与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恰达耶夫、赫尔岑等，没有思想上的同源关系。”（同上，第30页）他又区别列宁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列宁曾把民粹主义的理论描述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雅努斯。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向现存制度挑战这一点上，是‘进步的’;而他们在试图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又是‘反动的’。而毛泽东恰恰是反对传统、致力于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因此，毛泽东并没有‘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同上，第33页）。 他思辨的执着与不可遏制，才表现出从“是什么”走向“为什么”。我们通常的思辨是到“是什么”上为止，也就是说，将一种现象或一种状态细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并且结束这一思辨过程。而孟繁华一样在“是什么”上不遗余力地加以甄别、澄清，看出模糊之后的真相，看出一个口口相传的结论的破绽，细细描述来龙去脉。但他不会满足于此，一定要往前再走一步，到“为什么”这一个层面上来。甚至花在这方面的力气要比花在是什么上的力气要大。他纠正了许多因果关系，给出定义往往是他在完成一个思辨过程之后要做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标志。他是一个喜欢对诸多问题和现象做出定义的批评家。定义一出，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的思辨过程，也就宣告结束。我们在他的学术论文中，会不时地看到他的定义，它们镶嵌在他的文章中，让我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或这个现象的研究到此结束了。比如对“经典之意义”的定义：“经典文本，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它无言地守护着人类的共同追求和价值目标，在文化地图上，它为人们指示着终极性的目标。它的持续表达，培育着人的文化信念，示喻着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众神狂欢》第18页）比如对“会议报告”的定义：“会议报告是权威人物代表权力机构向与会者宣谕一种精神和意志，它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表达，是国家对文学艺术实施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方式。因此，会议报告并不是体现报告人意志或研究成果的一种文体，它是掌握话语领导权的统治阶级的‘集体发言’，其权威性是不可置疑的，威慑力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第57页）。
思辨的动力可能部分来源于他的本能。这是一个爱说理、爱论理、爱搬理，将是非曲直理清方能安心的人。但主要动力一定是来自知识。相对于年轻的一些学者，他的知识来源可能要宽广一点。与后来的年轻学者一起，他热情地、充满向往与快意地接受了几乎所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他能恰如其分地评述陈晓明，这就是个证明。在此之前，他还接受了俄国、苏联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有马列主义理论。当我们前人送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后请进福柯、杰姆逊、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时候，而比较年轻的学者以为这便是全部的话语资源的时候，孟繁华这一波人却已经消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很长一段时间了。还多多少少地、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理论的熏陶，这些可能相左、对立的知识所形成的整体知识结构，对于思辨而言，也许更具有强劲的动力。又也许更适合对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的思辨。
关于孟繁华，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话题可以論述。比如关于“智慧叙述”的话题。因为中国特色的语境，它考验了所有欲对它加以叙述的叙述者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孟繁华是一个智者。比如善意的文学批评的话题，他以他的批评实践告诉我们，善意的文学批评也是合法的文学批评，善意是文学批评的美德。再比如说“旧说新词”。“旧说”一些“新词”的话题。他很擅长于用新词、新句、新意向重新叙述一个已经有了的老道理，从而使这些老道理光泽闪闪，仿佛是今天凌晨刚刚诞生的。
关于身份
孟繁华的声音频繁出现在一场又一场作家研讨会上，出现在各种名目的评奖活动中，出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会上，出现在作家、评论家谈天说地的饭桌上。他是活跃在中国当代一线最重要的评论家之一。凡是有头脑的中国当代作家都知道，于他们而言，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虽不能一言九鼎，但是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对于他们都是极有分量的，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明天。因此，他能够出现在他们的研讨会上，能为他们写一篇评论文章或者写一篇序，均不是小事。一年四季他总有评论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他是一个高端的评论家，谁都知道。但我们忽略了他还是一个在大学任教的老师、学者。我们只想到，他是一个评论家，一个职业评论家。他的评论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如果我们能够安静地阅读他的全部文字，会很容易地看到，一个评论家的光辉几乎遮蔽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身影。他纯粹的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众神狂欢》等，显示了一个理论家所具有的所有品质。他在理论方面的b建树甚至超过了他在评论方面的贡献，至少平分秋色。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孟繁华。
他在理论方面的建树，首先表现在他建构体系、建构另一种体系的能力。我们从他几本专著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作为研究课题，前面是有人做的。但孟繁华有他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完整的、严密的。他有他的叙述结构。即使叙述同一研究对象或专题，也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他的研究因体系的不一样，呈现出历史的侧面不一样、重心也不一样。有些在其他体系中也许不被看成是重要的方面，在他这里，却可以作为重点加以阐释。而阐释的结果是，这许多被其他体系忽略的重要的现象得到了解释，使许多被其他体系不能加以注意的而实际上很重大的问题获得了关注，使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得到了更充分更具说服力的阐释。我们一时还很难对他的体系加以概括，是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还是文化学的，我们一时间还难给出确切的命名，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与以往学者不一样的体系。
与体系相关的话题是角度。无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众神狂欢》等，孟繁华都能寻找一些进入历史，阐释话题的角度。这些角度在从前也许是被认为无足轻重的，或许也认为重要，但是并未规定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加以专门研究，比如一些重要的会议。孟繁华注重的不止是一次一次的会议，而是通过会议史来描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是由一个一个重要的会议连接起来的，会议史几乎就是文学史。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选点独特，行之有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会议的内容，更看到了会议作为一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会议的神秘力量、会议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其形成背后的多个含义。
做理论，还得有另外一种能力：演绎能力。演绎是体系建构的必要工具，体系是演绎思维的必然产物。无演绎就无体系。孟繁华的学术文章与著作中既表现出来了良好的归纳能力，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演绎能力。他在获得一个论点之后，凭借演绎的深层机制，就把这些观念无限繁衍，于是就有了一本又一本书。
毫无疑义，孟繁华的评论是一流的。面对作家作品，他是作为权威在发言。人们对他的言说和论断高度信任。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评论是建立在厚实的理论功底之上的——是理论帮了他。收在《新世纪文学论稿之作家作品》一书中的评论文章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层关系。
解读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需要感性的力量、直觉的力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理性力量的支撑和推动，比如对鲁敏、林白、周大新等作家以及他們作品的解读，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理性的光彩。而对谢冕、陈晓明、谢有顺等批评家以及批评作品的解读，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身份在评论中实实在在的存在。
对此，我产生了一个也许不可靠的想法：衡量一个评论家是不是高端的，不只是看到他对作家作品所做的评论，更要看到他能否对批评家——特别是对理论家们作出评论。对于那些能够对批评家做出上等评论的批评家，才能堪称是一流的批评家。这是试金石，因为这样的评论体现并印证了他的理论功底。
没有理论背景和功底的评论，我们能够指望它是高品质的评论吗？我表示怀疑。
让我们记住：孟繁华是一个评论家，也是一个理论家。这是我的第一个话题。关于理论与评论
这个话题与上面的话题有关，但要单独立出来另说。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更准确地说，新时期文学评论弊端甚多。其中一大弊端是：评论是理论话语权的附属品，甚至是奴役对象。许多评论说是评论，实际上是批评家们用以满足宣扬某些理论欲望的书写。评论对象（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现象）被提及，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对象加以呈现、加以实实在在的解读。对象只是作为理论的材料被利用，只是作为阐释洋洋大观的理论的由头而存在。论述的中心并不在对象，而在提出由头之后的理论铺陈。一时间就只有理论，被评说的对象早已经被遗忘于九霄云外。等终于想起被评论的对象，已是理论宣泄很久之后的事情。为表示他是在评论某一个对象，赶紧做一个勾连，但勾连不久，又再度陷入理论带来的眩晕之中，评论对象又再度被遗弃。
越是掌握了雄厚理论的批评家，就越有可能书写这样的评论。那么，孟繁华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他不仅仅是掌握一个理论——他掌握了无数了理论，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旧式理论，有福柯、杰姆逊、海德格尔的新式理论，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甚至还有中国古典理论。不仅是掌握，而且还书写了大量理论。按理说，他是一个最有可能写这种所谓评论的一个评论家，但他却没有。 他也许不能克制对酒的欲望，但他能很有定力地克制理論宣泄的欲望。
他首先的态度是尊重评论对象——作家和作品。我从他大量的评论中推断出，他真的是在充分阅读了作家的作品之后，才开始酝酿他的评论的。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评论的态度与责任。据我所知，我们有不少的评论家，写评论的时候，并没有做到对文本的细读，而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甚至连浏览都谈不上，就开始口若悬河地评论了。我们完全能够听得出，他们根本不在乎文本。他们胸有成竹，是因为他们拥有可以很豪华地使用的大量的理论话语资源。在似是而非的状态之下，他们以理论包围文本的方式，展开了评论。看者、听者一时也许觉得这样的评论很透彻、很深刻，但总是怀疑：文本果真如此吗？我们在阅读孟繁华的这些评论——无论是评论谢冕、陈晓明、周大新这样重要的批评家、作家，还是评价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我们都没有产生这种疑问。因为他始终以文本为本，目光始终落在文本之上，很少发现他脱离文本而一味沉浸在某种理论的境界之中。他的评论文章是深刻的，但是那是对文本分析的深刻，而不是理论本身的深刻。他对谢冕先生的分析，对于陈晓明的分析，对于周大新、鲁敏等人的分析，都十分突出。对他们的文学贡献的概述十分精准，在若干评论文章中，无疑是有见地的评论文章。但我们看到，这是没有过度阐释。他很在意理论之光的力量，但在这里，只是用来发现文本的内在价值，让价值在理论之光的主导之下，显现于我们。他没有在文本，实际上并没有其价值的情况之下，将理论之光虚幻于文本的价值，让我们误以为那是文本的价值。
批评的科学态度一直是他坚持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部作品的公平公正。
热奈特在谈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的写作时说：“或许‘理论’的枯燥与评论的细致在这里的真正关系是以交替自娱和互相解闷。但愿读者也能在此找到某种周期性的消遗，犹如失眠症使患者辗转反侧一样：amant alterna Camenae（缪斯女神喜爱交替咏唱的诗歌）。”（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页）
理论/评论，“交替咏唱的诗歌”。这里的交替咏唱，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同一首歌的对唱，或者是二重唱，这种吟唱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心心相印、是情投意合，是和谐，用一个中国成语说：琴瑟合鸣。
在孟繁华这里，我们避免了阅读评论却被理论所迷惑的尴尬。在某些评论那里，理论只是一种猫，而评论是一只老鼠，猫要“解闷”，就抓起老鼠戏弄几下，然后又扔掉——这绝对不是互相“解闷”，而只是理论对评论的戏弄，是理论独自解闷。在孟繁华这里，理论和评论绝非是猫和老鼠的游戏，而是“交替咏唱的诗歌”，是琴瑟合鸣。
孟繁华评论的高明，在于他只留下一个评论家的身影，而隐去了一个理论家的身影，这也许才是评论的最高的境界。
关于思辨
在我们的通常印象中，孟繁华是一个场面上或者台面上的人。我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在不同场合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是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上，或者是在颁奖会上，或者是各种等级的研讨会和讲座上，他不是那种典型的深居简出、只知枯坐书斋的学者。谈笑风生可以作为他的写照，他能够把各种笑点聚集在那里，他永远是笑声的发源地、制造者，茶余饭后谈到的话题，一般都很形而下，甚至非常形而下，无非是酒事，东北与小品之类的话题，我们在各种情绪中流连忘返。但在阅读了他的大量文字之后，我们不得不停顿下来，去推想他的另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我们看到的，除非你偷窥。这个形象只能在独自一人时成形，因为他这个人，只要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就立即成为一个形而下的人。我们无法得知，只能推想，那时，他安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或倚在床头，或者在夜色笼罩下的窗前，在无边的寂静中，四大皆空地进行着他的思考——很形而上的思考，关于民族国家、关于现代性、关于文化批评的归宿、关于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进程上的差距，关于先锋文学的意义和它的必然结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起源、关于民粹主义、关于资本神话，这些问题都十分重大，需要在十分庄严、极其冷峻的氛围中进行思考。
也许那个时候的孟繁华才是真正的孟繁华。
他的持续不断的思辨与不可小觑的思辨能力，在阅读过程中打动了我。那天我禁不住给高秀芹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孟这个家伙，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我说的就是他的思辨、他的思辨能力。
追根溯源，彻查原因，不将来龙去脉清理一目了然就不停止思辨过程，比如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分析——他有很多文字，用在这方面的分析之上。比如这段分析“资本主义世代的物资积累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确实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先生精神，使经历了那一世代的人都生成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资的炫耀，而强调人的作用”。毛泽东亲和民众的思想资源，“不仅与他的农民出身、与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相关，同时更与他对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认识和实现革命目标的策略相关。但他在理论上表现出亲和民众的思想倾向，还是直接来自于李大钊”（《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3页）。
对于那些似是而非、混为一谈的问题和现象，必须加以澄清、辨析，便成了他时刻要做的事情。区分、区别变成了他思辨过程中的强烈意识。正是这个意识，使他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有些差别也许只是微妙的差别，而在他看来，正是看似微妙的差别，却有可能在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同是敬奉“民众”，他指出，“所不同的是，李大钊所表达的限于农村和农民汲取道德力量，并用社会主义原则去教育他们，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实践实体，看到了中国革命实践实体性力量”（《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第30页）。在谈论“民粹主义”的话题时，他通过辨析，明确地告诉我们：“毛泽东的亲和民众思想的倾向，与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恰达耶夫、赫尔岑等，没有思想上的同源关系。”（同上，第30页）他又区别列宁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列宁曾把民粹主义的理论描述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雅努斯。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向现存制度挑战这一点上，是‘进步的’;而他们在试图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又是‘反动的’。而毛泽东恰恰是反对传统、致力于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因此，毛泽东并没有‘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同上，第33页）。 他思辨的执着与不可遏制，才表现出从“是什么”走向“为什么”。我们通常的思辨是到“是什么”上为止，也就是说，将一种现象或一种状态细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并且结束这一思辨过程。而孟繁华一样在“是什么”上不遗余力地加以甄别、澄清，看出模糊之后的真相，看出一个口口相传的结论的破绽，细细描述来龙去脉。但他不会满足于此，一定要往前再走一步，到“为什么”这一个层面上来。甚至花在这方面的力气要比花在是什么上的力气要大。他纠正了许多因果关系，给出定义往往是他在完成一个思辨过程之后要做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标志。他是一个喜欢对诸多问题和现象做出定义的批评家。定义一出，对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的思辨过程，也就宣告结束。我们在他的学术论文中，会不时地看到他的定义，它们镶嵌在他的文章中，让我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或这个现象的研究到此结束了。比如对“经典之意义”的定义：“经典文本，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它无言地守护着人类的共同追求和价值目标，在文化地图上，它为人们指示着终极性的目标。它的持续表达，培育着人的文化信念，示喻着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众神狂欢》第18页）比如对“会议报告”的定义：“会议报告是权威人物代表权力机构向与会者宣谕一种精神和意志，它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表达，是国家对文学艺术实施规范和控制的重要方式。因此，会议报告并不是体现报告人意志或研究成果的一种文体，它是掌握话语领导权的统治阶级的‘集体发言’，其权威性是不可置疑的，威慑力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第57页）。
思辨的动力可能部分来源于他的本能。这是一个爱说理、爱论理、爱搬理，将是非曲直理清方能安心的人。但主要动力一定是来自知识。相对于年轻的一些学者，他的知识来源可能要宽广一点。与后来的年轻学者一起，他热情地、充满向往与快意地接受了几乎所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他能恰如其分地评述陈晓明，这就是个证明。在此之前，他还接受了俄国、苏联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有马列主义理论。当我们前人送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后请进福柯、杰姆逊、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时候，而比较年轻的学者以为这便是全部的话语资源的时候，孟繁华这一波人却已经消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很长一段时间了。还多多少少地、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理论的熏陶，这些可能相左、对立的知识所形成的整体知识结构，对于思辨而言，也许更具有强劲的动力。又也许更适合对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的思辨。
关于孟繁华，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话题可以論述。比如关于“智慧叙述”的话题。因为中国特色的语境，它考验了所有欲对它加以叙述的叙述者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孟繁华是一个智者。比如善意的文学批评的话题，他以他的批评实践告诉我们，善意的文学批评也是合法的文学批评，善意是文学批评的美德。再比如说“旧说新词”。“旧说”一些“新词”的话题。他很擅长于用新词、新句、新意向重新叙述一个已经有了的老道理，从而使这些老道理光泽闪闪，仿佛是今天凌晨刚刚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