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代送别图中壮丽瑰奇的自然风光正是画家心理情感的外化和折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在中国绘画史上，目前追溯到最早的送别图是北宋李公麟的《阳关图》。此图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而作，根据诗中送别地为“临皋”，所取“送别”景象大致会为陆路送行。而送别图的创作发展“到了南宋，一个明显的送别图的模式已经成型，而为后代的画家所遵循”。
而存世最早且形成送别图范例的是12世纪晚期佚名画家的《送海东上人归国图》，画中浩瀚江面已扬帆起航的行舟，送者與被送者作揖拜别，另有饯别小亭，所描绘的“送别”景象基本上构成了后世送别图的模式要素。这类送别图以最直观的画面，再现离别时的具体场面，简单明了，观画者不需要任何解释与说明，便可判断是否为送别图，如元代李升的《澱山送别图》、 明代陶成的《云中送别图》，戴进的《金台别意图》、唐寅的《金阊别意图》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当是明代沈周所作的《京江送别图》、《虎丘送客图》等。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京江送别图》是沈周为吴伟业的高祖吴惟谦官叙州府太守时所作。据《吴梅村先生集》考，此图成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辛亥三月，沈周时年六十五岁。京江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古时亦称“京口”。围绕京口送别的诗歌、画作很多，可见此地是一个常见的送别地点。
《京江送别图》画面中大江空阔，远岫丛林，近处有陂陀、板桥、红桃、杨柳，岸边人物拜揖作送别状。该图画风学董巨而又有自我，是沈氏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卷引首有王时敏题“名迹贻徽”隶书，有沈周自题跋文，阐述了绘此图的因由，还有明代祝允明所写《叙州府太守吴公诗序》、文林所题《送吴叙州之任序》及沈周、陈琦、吴瑄、张习、都睦、朱存理等题跋。图中所绘为沈周等人在京江送别叙州太守吴愈的情景。根据记载，吴愈是沈周的好友，是文征明的岳丈， 其赴任的叙州在当时可以说属于边远蛮荒之地。图中主人公乘舟而立，渐渐远去，众人在岸边长揖作别。江南此时正有杨柳青葱、桃花烂漫的大好春光。图中山峰峥嵘逶迤，层峦叠翠；江面宽阔平静，远望无边无际；近岸杨柳垂丝，更为友人惜别平添不舍之情。
京江积淀了送别文化的底蕴，给山水画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带来了深厚的背景内容。除了《京江送别图》之外，沈周还有一幅《京口送别图》现存上海博物馆。此图为沈周71岁时所作，也是沈周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品，这幅画记载了他在京口送别好友吴宽的情景。
弘治十年（1497年），沈周送吴宽北上至京口，绘此图来作别。根据画卷上的题诗，画面表现的是舟泊吕城（今江苏丹阳附近）的情景。此图江面宽阔，夹岸有长堤横亘，近景岸上绘有楼阁杂树，泊舟岸边，舱内有数人，应在依依话别。图画中的杨柳、江水、长亭等是从盛唐到宋代左迁、乡愁、出任、远游、征戍等诗歌内容和意象的不断叠加，积淀成为一种极富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审美文化。因此，杨柳、长亭、古道、芳草、江水、离歌、灞桥、南浦等也成为送别的象征和审美意象。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虎丘送客图》作于1480年，是沈周绘画生涯中成熟阶段创作的，整体画面是典型的“粗沈”风格。据文献记载，“高五尺阔一尺三寸，浅设色，写虎丘景山石用披皴圆润如纯棉纯仿北苑法，双松交荫剑池喷雪，红亭翠阁间酒罍茗具，一人箕踞抚琴得流水高山之趣，翁诗款题本身，匏庵题在画斗。”整体布势采用了沈周常用的山水画布局程式，分上中下三段，下段为近景树石；中段为高山大岭，并有瀑布飞倾而下；上段部分以题诗、题跋。笔墨粗细相间，以中锋粗笔勾皴坡石，粗健劲利，取自董巨繁密的山石解索皴和苔点，树木勾点也多用王蒙之法，柔中有刚，弯曲有度的线条显出江南独特的土质特征。无论构图、笔墨都浑然一体，生动有致。
依据传统送别图的模式来看，《虎丘送客图》画面并未直观陈述“送别”场面，观画者只能从题识上辨识此图具有“送别”意味。据史料记载，此次“送别”雅集活动在虎丘剑池，是沈周为山东治水三载、回乡省亲后又即将赴新任的徐君仲山所作，题诗第一句“虎丘送客地，设饯五台杪”就已明确交待了此幅画的“送别”目的以及“饯别”之地，“因携酒饯别虎丘”，沈周欣然作画。沈周假借画中箕踞抚琴的朱衣官人得“流水高山”之趣，来赞许徐仲山“德朴文思巧”，并称赞其在任时“导泉有鲁役，汶泗探历杳。上下务通流，百雍成电扫”。
《虎丘送别图》取材巧妙，不画虎丘“送别”的具体情景，但是“送别”之意跃然画面。通过对题跋的释读，颂扬友人政事的图像才得到完整的画面呈现。此类送别图脱离了传统的“江岸送别”模式，不以再现“送别”场景表达情感，构思巧妙，不落入窠臼，却能更加显示出作画者的“别”具深情。
沈周作为吴门画家之首，他创作的“送别”题材的山水画，对吴地诸多画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文征明作于1509年的《剑浦春云图》（天津博物馆藏），画中只借助云山隐喻朱应登的人格形象；唐寅的《垂虹送别图》（故宫博物院藏）画卷上只有水岸交接的浩瀚江面水景。而胡宗仁《送张隆甫归武夷山图轴》（南京博物院藏）、文伯仁的《山村送客图》（上海博物馆藏）、尤求《吹笛送客图》、谢时臣《雅饯图》等都更像是一幅富有意境山水画。这种改变，不再拘泥于“江岸水景”，不以再现“送别场景”的送别图或借助题画诗文、或以“事”为送别，既表文人趣味，又让受画者感受到赠画者的真实情谊。
在中国绘画史上，目前追溯到最早的送别图是北宋李公麟的《阳关图》。此图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而作，根据诗中送别地为“临皋”，所取“送别”景象大致会为陆路送行。而送别图的创作发展“到了南宋，一个明显的送别图的模式已经成型，而为后代的画家所遵循”。
而存世最早且形成送别图范例的是12世纪晚期佚名画家的《送海东上人归国图》，画中浩瀚江面已扬帆起航的行舟，送者與被送者作揖拜别，另有饯别小亭，所描绘的“送别”景象基本上构成了后世送别图的模式要素。这类送别图以最直观的画面，再现离别时的具体场面，简单明了，观画者不需要任何解释与说明，便可判断是否为送别图，如元代李升的《澱山送别图》、 明代陶成的《云中送别图》，戴进的《金台别意图》、唐寅的《金阊别意图》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当是明代沈周所作的《京江送别图》、《虎丘送客图》等。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京江送别图》是沈周为吴伟业的高祖吴惟谦官叙州府太守时所作。据《吴梅村先生集》考，此图成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辛亥三月，沈周时年六十五岁。京江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古时亦称“京口”。围绕京口送别的诗歌、画作很多，可见此地是一个常见的送别地点。
《京江送别图》画面中大江空阔，远岫丛林，近处有陂陀、板桥、红桃、杨柳，岸边人物拜揖作送别状。该图画风学董巨而又有自我，是沈氏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卷引首有王时敏题“名迹贻徽”隶书，有沈周自题跋文，阐述了绘此图的因由，还有明代祝允明所写《叙州府太守吴公诗序》、文林所题《送吴叙州之任序》及沈周、陈琦、吴瑄、张习、都睦、朱存理等题跋。图中所绘为沈周等人在京江送别叙州太守吴愈的情景。根据记载，吴愈是沈周的好友，是文征明的岳丈， 其赴任的叙州在当时可以说属于边远蛮荒之地。图中主人公乘舟而立，渐渐远去，众人在岸边长揖作别。江南此时正有杨柳青葱、桃花烂漫的大好春光。图中山峰峥嵘逶迤，层峦叠翠；江面宽阔平静，远望无边无际；近岸杨柳垂丝，更为友人惜别平添不舍之情。
京江积淀了送别文化的底蕴，给山水画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带来了深厚的背景内容。除了《京江送别图》之外，沈周还有一幅《京口送别图》现存上海博物馆。此图为沈周71岁时所作，也是沈周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品，这幅画记载了他在京口送别好友吴宽的情景。
弘治十年（1497年），沈周送吴宽北上至京口，绘此图来作别。根据画卷上的题诗，画面表现的是舟泊吕城（今江苏丹阳附近）的情景。此图江面宽阔，夹岸有长堤横亘，近景岸上绘有楼阁杂树，泊舟岸边，舱内有数人，应在依依话别。图画中的杨柳、江水、长亭等是从盛唐到宋代左迁、乡愁、出任、远游、征戍等诗歌内容和意象的不断叠加，积淀成为一种极富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审美文化。因此，杨柳、长亭、古道、芳草、江水、离歌、灞桥、南浦等也成为送别的象征和审美意象。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虎丘送客图》作于1480年，是沈周绘画生涯中成熟阶段创作的，整体画面是典型的“粗沈”风格。据文献记载，“高五尺阔一尺三寸，浅设色，写虎丘景山石用披皴圆润如纯棉纯仿北苑法，双松交荫剑池喷雪，红亭翠阁间酒罍茗具，一人箕踞抚琴得流水高山之趣，翁诗款题本身，匏庵题在画斗。”整体布势采用了沈周常用的山水画布局程式，分上中下三段，下段为近景树石；中段为高山大岭，并有瀑布飞倾而下；上段部分以题诗、题跋。笔墨粗细相间，以中锋粗笔勾皴坡石，粗健劲利，取自董巨繁密的山石解索皴和苔点，树木勾点也多用王蒙之法，柔中有刚，弯曲有度的线条显出江南独特的土质特征。无论构图、笔墨都浑然一体，生动有致。
依据传统送别图的模式来看，《虎丘送客图》画面并未直观陈述“送别”场面，观画者只能从题识上辨识此图具有“送别”意味。据史料记载，此次“送别”雅集活动在虎丘剑池，是沈周为山东治水三载、回乡省亲后又即将赴新任的徐君仲山所作，题诗第一句“虎丘送客地，设饯五台杪”就已明确交待了此幅画的“送别”目的以及“饯别”之地，“因携酒饯别虎丘”，沈周欣然作画。沈周假借画中箕踞抚琴的朱衣官人得“流水高山”之趣，来赞许徐仲山“德朴文思巧”，并称赞其在任时“导泉有鲁役，汶泗探历杳。上下务通流，百雍成电扫”。
《虎丘送别图》取材巧妙，不画虎丘“送别”的具体情景，但是“送别”之意跃然画面。通过对题跋的释读，颂扬友人政事的图像才得到完整的画面呈现。此类送别图脱离了传统的“江岸送别”模式，不以再现“送别”场景表达情感，构思巧妙，不落入窠臼，却能更加显示出作画者的“别”具深情。
沈周作为吴门画家之首，他创作的“送别”题材的山水画，对吴地诸多画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文征明作于1509年的《剑浦春云图》（天津博物馆藏），画中只借助云山隐喻朱应登的人格形象；唐寅的《垂虹送别图》（故宫博物院藏）画卷上只有水岸交接的浩瀚江面水景。而胡宗仁《送张隆甫归武夷山图轴》（南京博物院藏）、文伯仁的《山村送客图》（上海博物馆藏）、尤求《吹笛送客图》、谢时臣《雅饯图》等都更像是一幅富有意境山水画。这种改变，不再拘泥于“江岸水景”，不以再现“送别场景”的送别图或借助题画诗文、或以“事”为送别，既表文人趣味，又让受画者感受到赠画者的真实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