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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 头的人
一
站在上海电影集团总部大楼的楼顶天台上，任仲伦向笔者指了指视线的前方，一栋紧邻商业街的居民楼，“喏，白色标语就挂在那里，”的确是很显眼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这座花费10亿元建造占地11万平米的上海电影集团总部大楼和1.5万平方米的上海电影博物馆，远没今天看上去的那么平静……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当时只有一栋办公楼，面积不足8000平米的上影集团。领导慰问老艺术家，参观荣誉室，摆着几百个奖杯。而会议室里，却坐不下超过20人。来到没有空调的天厅，习近平满头大汗，需要不断递毛巾给他擦一下……“那时候我觉得好丢脸，堂堂的上影集团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让上影永远这样。”这种尴尬让任仲伦无所适从。
那一年，上影集团投资了《东京审判》、《集结号》、《色·戒》。与此同时，任仲伦决定背起包袱建楼。
“人大代表任仲伦欺骗政府，欺骗百姓，为党抹黑。”
“任仲伦不为老百姓做事，不如回学校上讲台.”
白布黑字，每次都是十几条，从三十几层的楼顶垂直下来。一共挂了七次，维时大半年，整个上海人民都知道我的名字。邻居告诉我妈，你儿子被别人贴大字报了，我妈吓了一跳。
他们弄了一排录音机，在家里面喊口号，录在录音机里面，放在车道上，排好队，反对你。他们也是一些有点文化、有些社会地位的人。坐在那里聊天、打毛线、谈股票，很文雅的样子。
有一回，他们要求与我们对话。按照规定，双方各不能超过6个人。我们遵守约定，到了房间以后，他们五六十人的阵仗，吵啊、闹啊。几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说服不了他们，结果老阿姨拖住我，老伯拉着我的裤带，躺在地上不让走。这个时候我很尴尬，道理他们不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伯说，我儿子在日本打工，十几年给我买了套房子，你一造房子，阻挡我们视线，我房价又掉了，不值钱了。我说，我们以今天的房价做一个基准，你们去找评估公司来评估房价，明天你们要卖掉，我上影以今天的价格全部收购了，可以吧？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人把房子卖给我，现在房价还在不断的涨。
漕溪北路595号，自解放前联华和昆仑电影公司将其摄影棚落户于此后，《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作品，都诞生在这里。
任仲伦带笔者参观了历时6年，中间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的上海电影博物馆。从一层到四层，这里不仅有30多万件电影道具，20多万套戏服，而且还有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很多电影大师的手稿，比如，谢晋当年拍摄《芙蓉镇》时从第一稿剧本到拍摄期间的各种记录，投资预算、最终的通过令、影评人座谈会的纪录，一整套完整的档案……
中国电影，一度等同于上海制造。
二
傍晚，笔者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见到了任仲伦，并在几个小时以后的夜色中结束第一次专访。这个著名的酒店旁边是上海影城，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场，也是上影集团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
2003年5月8日，任仲伦接手上影集团，任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他还记得欢迎会现场，“掌声稀稀拉拉”。当时是上影欠银行近5亿元人民币，整个集团负债率高达70%，下属单位属于亏损的单位有71%，这些单位的亏损总额加起来有3500万。
职工的工资发不出来，有人冲到任仲伦的办公室，把他的热水瓶全部砸光；有人扬言要杀了他。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的压力，你一定会觉得，做领导，很可怜。这个过程充满了煎熬。” 十年努力的结果是，上影的净利润增加了126倍，资产增加了80多亿。截至目前，上影集团已经发展为拥有5家大型制片企业，14家影视制作公司，1条专属院线，1个电视频道，横跨制片、发行、传播三大业务类型，覆盖影视文化全产业链的现代影业集团。
2012年的6月份，任仲伦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个月，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躺下去醒不过来，晚上猝死都有可能，压力太大。
这个压力就是上影的股份改制。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上影集团开始酝酿上市的可能性。
这里面牵扯很多问题，原来有一个发行放映公司，我们成立上影股份以后，要这家公司放弃发行放映的权利。另外，他们还有联合院线，就是我们最赚钱的公司，60%的股份，要把这个股份收购掉，它也不能作院线。这个公司有60多年历史，老工作、老领导、离退休的、在职职工一大堆，这些人就要闹。三百多人联名写信，找总理去告我。所有的证监会、证监局、市政部、市委、市委宣传部，所有他们能写信的地方全部写了，还上访。这也就算了，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
最难的你还要让他投票同意，按照公司法来执行，这种重大事项的变动，大股东必须回避，中小股东投票。投票三分之二赞成才有效，如果他们不赞成的话，上影股份这个上市公司根本成立不起来。你说有多难？
还有员工的处置问题。上市公司不能有事业编制，必须企业编制。然后他们两次警戒标语，召开临时中共代表大会，临时苏维埃对抗我，跟我对着干。
还有股东大会表决，还有土地，原来计划拨地，现在变成企业用地、商业用地，全国都没有这样的案例实施过，我要率先去争取这个政策。国土部就跟上海市政府讲，你们不要去搞这个事情，搞不下来的。
还有工商登记、审计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在6月份一个月里面完成。
三
在任仲伦的办公室里，在他与我聊天的过程中，几乎每半个小时都会被汇报、会议打断一次。每天九点半上班，一直到晚上十一、十二点，礼拜六保证不休息， 礼拜天休息不保证。这样的生活节奏他已经坚持了十年。
有一次，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跟任仲伦说，我很不理解你，你为什么在国有企业能干十年？混十年我可能理解，干了十年也不会成为你的家产。还游说他，国有企业没有垄断政策，没有垄断资源没有出路，出来吧，我们给你创造平台，跟我们一起干。 遇到这个问题，一向口才很好的任仲伦垭口了很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他说，如果讲得高尚一点，那就是信仰，我把电影当信仰了。拍摄《西藏天空》的时候，去了一趟西藏，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
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
他说，我真的不是为了名利。寒暄的过程中，我问任仲伦喝的是什么茶？他说，不知道，随便喝的，对生活和对物质的感知都很迟钝。午餐时间，助理端来工作简餐，匆匆在办公室吃完。在与笔者两天的接触中，他既没开豪车，也不太注重个人穿着。
十年的苦难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十年太多苦难。
我一路过来，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十年前中国总票房九个亿，去掉美国进口影片，真正属于中国影片的才五个亿。五个亿什么概念？五个亿养活几十万从业人员，这五个亿是产值，不是利润。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的快车进入一个现实主义的坑坑洼洼小道上。
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要干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大家举手表决，只是做个二流甚至三流企业，我就不跟你们干了。你们是一流企业，我陪着你们、带着你们。我知道我一个人干不好，必须一个团队来。现在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上影的资产，我们吃三代人都吃不完。但是你要保持一流的企业，你要付出十倍以上的努力。
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式的石库门里，拥挤逼仄的一栋房子里，住着五六户人家。从小他就知道，一个企业效益的好坏，带给一个家庭的影响。企业效益好的发年货，一辆自行车骑回来，从网兜里面拿出三条黄鱼、两条带鱼，往地上一摔，老婆刮鱼。老婆很开心，一面刮，一面春风得意的样子。企业效益不好的回来，拿一个包，茶缸里面装着从食堂里买来的5个小包子，孩子一人送一个。
任仲伦的父亲是一个药厂的副厂长，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邻居吵架、夫妻打架，鸡飞蛋打，一塌糊涂。母亲只要往别人家门口一站，用上海话说，你们干嘛呢？何必吵呢？他们就不吵了。然后端把椅子坐下，调解矛盾。任仲伦问她，他们为什么听你的？母亲说，不是我这个人有能力，是别人给我面子。这面子无非就是说，别人晒的衣服，下雨了你帮人收一下。别人放在幼儿园的孩子，下班晚了来不及接，你把他接到家里过渡一下，然后给他送回去。只是这些小事。
这一个面子，影响任仲伦在上影的每一天。
产业链与国际化
林：一直在讲上海电影要复兴，你怎么看？
任：上海这几年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上海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会用另外一种姿态崛起。比如东方梦工厂的进入、迪斯尼的进入、华纳的进入等等。世界上很多高端的影视集团跟上海本土力量结合起来。这样会与北京形成南北两种不同形态的高峰。
林：为什么他们不去北京？
任：开放。上海有两大特点，开放和规则。这个城市从1840年开始就比较开放。上海人比较讲究规则，过去瞧不起上海人，觉得上海人没有魄力。从人群角度、人的本性来讲，上海人冒大险的事情不做，所以上海不出大的政治家、大的军事家。上海人喜欢在规则里面发展自己。 我们这几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现在中国影视发展、文化发展到了产业化阶段，到了市场化阶段，这种靠垄断手段，靠垄断资源经营的局面慢慢回复到一种市场规则，上海就崛起了。
林：老牌影视国企上市，下一步怎么走？
任：很好，买我们的股票，绝对让你赢利。我们去年上半年1.2亿净利润基础上，同期同比净利润增加了33%。
林：但是电影行业非常不确定，很多风险。
任：我的产业链起作用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十年的苦心就在这里。我们跟美国华纳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讲，美国影院经理永远不去考虑电影厅里放什么，他只关心苞米花卖的好不好。后来我理解了，因为影院里面放什么片子，某种意义上这部片子的价值和营销主要是片方和发行商，一家影院起的作用很小，最多在影院周边做一些宣传，而且分成分得很厉害。但是苞米花是多种经营，就是说影院不能只靠影片收入。
林：在上影集团的这条产业链里，上、中、下游不同的业务类型各自占比有多大？哪个板块贡献的利润最大？
任：贡献利润最大的是我们的市场板块，就是院线、发行公司和影院，这大概占了40%左右；第二是我们的媒体板块，大概占30%左右；另外，我们的制片板块占了20%左右；剩下就是一些其它的产业，像酒店和广告公司。这个比例在今天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模式，盈利结构也比较合理。
林：上影的日子好过了，你比以前轻松了吗？
任：一直纠结，越来越纠结。因为你的要求越来越高，前几年是在爬坑，现在是在爬坡。
林：什么时候开始爬坡的？
任：大概三四年以后，我把困难解决了，就开始爬坡了。我是喜欢上影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就是你刚才讲的，复兴上影。
所以今后的十年当中，我的四大关键词。第一：战略，前面十年的战略就是产业链，现代产业链完整形成。今后十年我希望是国际化，我已经为国际化打了很多基础。
第二就是制度，我觉得上影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原来的体制机制就会束缚我们的发展，也就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会束缚我们发展。所以，制度变革也是急需要走的路。一定要从根本上尊重劳动者的创造价值，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体现他的创造价值，从本质上实现合伙人的思维和逻辑，就是合伙人。我是资本拥有者，他是劳动者，我鼓励他们持股。如果他们不愿意持股，我用基金的佣金模式，来处理这些关系。
第三就是组织方式，这个组织部是做党组织、团组织的组织，根据战略目标，组织上发生一次大的变革。你不能按照老牌国有企业这种组织去做。
第四就是团队人才。我们分为青年读书会、青年导航工程、领军人物，三个阶梯的人才设计。我每年拿出五百万让他们去读书。
林：十年以后的国际化，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
任：打个比方，传统的产业链我希望就是新兴的媒体，我有很好的想法。大家都拓展开来，我讲几个具体的点。电影、电视内容，我们从制片这个角度，做更广泛的一个影像内容的制造商。他不仅是提供影院和电视台播放。你可以理解，通过影像内容制造，它可能就是电影、电视、广告，现在跟新媒体、流媒体、跟这种自媒体配合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是影像产品。从传统的电影电视延伸到适合这个碎片时代的，这样一些碎的产品，我的手段就是影像。
从影院的角度讲，我想象中的概念，就是影像之城，不是电影城的概念，可能有各种看电影的，玩电游的，还有更多新的东西在一个场所里面的，组合起一个综合的影像娱乐城。主要通过信息传输，通过影像接受，互动、体验、欣赏，各种场合都在互动。
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
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
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 头的人
一
站在上海电影集团总部大楼的楼顶天台上，任仲伦向笔者指了指视线的前方，一栋紧邻商业街的居民楼，“喏，白色标语就挂在那里，”的确是很显眼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这座花费10亿元建造占地11万平米的上海电影集团总部大楼和1.5万平方米的上海电影博物馆，远没今天看上去的那么平静……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当时只有一栋办公楼，面积不足8000平米的上影集团。领导慰问老艺术家，参观荣誉室，摆着几百个奖杯。而会议室里，却坐不下超过20人。来到没有空调的天厅，习近平满头大汗，需要不断递毛巾给他擦一下……“那时候我觉得好丢脸，堂堂的上影集团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不能让上影永远这样。”这种尴尬让任仲伦无所适从。
那一年，上影集团投资了《东京审判》、《集结号》、《色·戒》。与此同时，任仲伦决定背起包袱建楼。
“人大代表任仲伦欺骗政府，欺骗百姓，为党抹黑。”
“任仲伦不为老百姓做事，不如回学校上讲台.”
白布黑字，每次都是十几条，从三十几层的楼顶垂直下来。一共挂了七次，维时大半年，整个上海人民都知道我的名字。邻居告诉我妈，你儿子被别人贴大字报了，我妈吓了一跳。
他们弄了一排录音机，在家里面喊口号，录在录音机里面，放在车道上，排好队，反对你。他们也是一些有点文化、有些社会地位的人。坐在那里聊天、打毛线、谈股票，很文雅的样子。
有一回，他们要求与我们对话。按照规定，双方各不能超过6个人。我们遵守约定，到了房间以后，他们五六十人的阵仗，吵啊、闹啊。几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说服不了他们，结果老阿姨拖住我，老伯拉着我的裤带，躺在地上不让走。这个时候我很尴尬，道理他们不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伯说，我儿子在日本打工，十几年给我买了套房子，你一造房子，阻挡我们视线，我房价又掉了，不值钱了。我说，我们以今天的房价做一个基准，你们去找评估公司来评估房价，明天你们要卖掉，我上影以今天的价格全部收购了，可以吧？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人把房子卖给我，现在房价还在不断的涨。
漕溪北路595号，自解放前联华和昆仑电影公司将其摄影棚落户于此后，《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作品，都诞生在这里。
任仲伦带笔者参观了历时6年，中间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的上海电影博物馆。从一层到四层，这里不仅有30多万件电影道具，20多万套戏服，而且还有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很多电影大师的手稿，比如，谢晋当年拍摄《芙蓉镇》时从第一稿剧本到拍摄期间的各种记录，投资预算、最终的通过令、影评人座谈会的纪录，一整套完整的档案……
中国电影，一度等同于上海制造。
二
傍晚，笔者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见到了任仲伦，并在几个小时以后的夜色中结束第一次专访。这个著名的酒店旁边是上海影城，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场，也是上影集团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
2003年5月8日，任仲伦接手上影集团，任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他还记得欢迎会现场，“掌声稀稀拉拉”。当时是上影欠银行近5亿元人民币，整个集团负债率高达70%，下属单位属于亏损的单位有71%，这些单位的亏损总额加起来有3500万。
职工的工资发不出来，有人冲到任仲伦的办公室，把他的热水瓶全部砸光；有人扬言要杀了他。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的压力，你一定会觉得，做领导，很可怜。这个过程充满了煎熬。” 十年努力的结果是，上影的净利润增加了126倍，资产增加了80多亿。截至目前，上影集团已经发展为拥有5家大型制片企业，14家影视制作公司，1条专属院线，1个电视频道，横跨制片、发行、传播三大业务类型，覆盖影视文化全产业链的现代影业集团。
2012年的6月份，任仲伦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个月，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躺下去醒不过来，晚上猝死都有可能，压力太大。
这个压力就是上影的股份改制。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上影集团开始酝酿上市的可能性。
这里面牵扯很多问题，原来有一个发行放映公司，我们成立上影股份以后，要这家公司放弃发行放映的权利。另外，他们还有联合院线，就是我们最赚钱的公司，60%的股份，要把这个股份收购掉，它也不能作院线。这个公司有60多年历史，老工作、老领导、离退休的、在职职工一大堆，这些人就要闹。三百多人联名写信，找总理去告我。所有的证监会、证监局、市政部、市委、市委宣传部，所有他们能写信的地方全部写了，还上访。这也就算了，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
最难的你还要让他投票同意，按照公司法来执行，这种重大事项的变动，大股东必须回避，中小股东投票。投票三分之二赞成才有效，如果他们不赞成的话，上影股份这个上市公司根本成立不起来。你说有多难？
还有员工的处置问题。上市公司不能有事业编制，必须企业编制。然后他们两次警戒标语，召开临时中共代表大会，临时苏维埃对抗我，跟我对着干。
还有股东大会表决，还有土地，原来计划拨地，现在变成企业用地、商业用地，全国都没有这样的案例实施过，我要率先去争取这个政策。国土部就跟上海市政府讲，你们不要去搞这个事情，搞不下来的。
还有工商登记、审计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在6月份一个月里面完成。
三
在任仲伦的办公室里，在他与我聊天的过程中，几乎每半个小时都会被汇报、会议打断一次。每天九点半上班，一直到晚上十一、十二点，礼拜六保证不休息， 礼拜天休息不保证。这样的生活节奏他已经坚持了十年。
有一次，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跟任仲伦说，我很不理解你，你为什么在国有企业能干十年？混十年我可能理解，干了十年也不会成为你的家产。还游说他，国有企业没有垄断政策，没有垄断资源没有出路，出来吧，我们给你创造平台，跟我们一起干。 遇到这个问题，一向口才很好的任仲伦垭口了很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他说，如果讲得高尚一点，那就是信仰，我把电影当信仰了。拍摄《西藏天空》的时候，去了一趟西藏，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
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
他说，我真的不是为了名利。寒暄的过程中，我问任仲伦喝的是什么茶？他说，不知道，随便喝的，对生活和对物质的感知都很迟钝。午餐时间，助理端来工作简餐，匆匆在办公室吃完。在与笔者两天的接触中，他既没开豪车，也不太注重个人穿着。
十年的苦难不跟你说了，我们这十年太多苦难。
我一路过来，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十年前中国总票房九个亿，去掉美国进口影片，真正属于中国影片的才五个亿。五个亿什么概念？五个亿养活几十万从业人员，这五个亿是产值，不是利润。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的快车进入一个现实主义的坑坑洼洼小道上。
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要干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大家举手表决，只是做个二流甚至三流企业，我就不跟你们干了。你们是一流企业，我陪着你们、带着你们。我知道我一个人干不好，必须一个团队来。现在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干，上影的资产，我们吃三代人都吃不完。但是你要保持一流的企业，你要付出十倍以上的努力。
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式的石库门里，拥挤逼仄的一栋房子里，住着五六户人家。从小他就知道，一个企业效益的好坏，带给一个家庭的影响。企业效益好的发年货，一辆自行车骑回来，从网兜里面拿出三条黄鱼、两条带鱼，往地上一摔，老婆刮鱼。老婆很开心，一面刮，一面春风得意的样子。企业效益不好的回来，拿一个包，茶缸里面装着从食堂里买来的5个小包子，孩子一人送一个。
任仲伦的父亲是一个药厂的副厂长，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邻居吵架、夫妻打架，鸡飞蛋打，一塌糊涂。母亲只要往别人家门口一站，用上海话说，你们干嘛呢？何必吵呢？他们就不吵了。然后端把椅子坐下，调解矛盾。任仲伦问她，他们为什么听你的？母亲说，不是我这个人有能力，是别人给我面子。这面子无非就是说，别人晒的衣服，下雨了你帮人收一下。别人放在幼儿园的孩子，下班晚了来不及接，你把他接到家里过渡一下，然后给他送回去。只是这些小事。
这一个面子，影响任仲伦在上影的每一天。
产业链与国际化
林：一直在讲上海电影要复兴，你怎么看？
任：上海这几年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上海在今后五年到十年，会用另外一种姿态崛起。比如东方梦工厂的进入、迪斯尼的进入、华纳的进入等等。世界上很多高端的影视集团跟上海本土力量结合起来。这样会与北京形成南北两种不同形态的高峰。
林：为什么他们不去北京？
任：开放。上海有两大特点，开放和规则。这个城市从1840年开始就比较开放。上海人比较讲究规则，过去瞧不起上海人，觉得上海人没有魄力。从人群角度、人的本性来讲，上海人冒大险的事情不做，所以上海不出大的政治家、大的军事家。上海人喜欢在规则里面发展自己。 我们这几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叫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现在中国影视发展、文化发展到了产业化阶段，到了市场化阶段，这种靠垄断手段，靠垄断资源经营的局面慢慢回复到一种市场规则，上海就崛起了。
林：老牌影视国企上市，下一步怎么走？
任：很好，买我们的股票，绝对让你赢利。我们去年上半年1.2亿净利润基础上，同期同比净利润增加了33%。
林：但是电影行业非常不确定，很多风险。
任：我的产业链起作用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十年的苦心就在这里。我们跟美国华纳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讲，美国影院经理永远不去考虑电影厅里放什么，他只关心苞米花卖的好不好。后来我理解了，因为影院里面放什么片子，某种意义上这部片子的价值和营销主要是片方和发行商，一家影院起的作用很小，最多在影院周边做一些宣传，而且分成分得很厉害。但是苞米花是多种经营，就是说影院不能只靠影片收入。
林：在上影集团的这条产业链里，上、中、下游不同的业务类型各自占比有多大？哪个板块贡献的利润最大？
任：贡献利润最大的是我们的市场板块，就是院线、发行公司和影院，这大概占了40%左右；第二是我们的媒体板块，大概占30%左右；另外，我们的制片板块占了20%左右；剩下就是一些其它的产业，像酒店和广告公司。这个比例在今天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盈利模式，盈利结构也比较合理。
林：上影的日子好过了，你比以前轻松了吗？
任：一直纠结，越来越纠结。因为你的要求越来越高，前几年是在爬坑，现在是在爬坡。
林：什么时候开始爬坡的？
任：大概三四年以后，我把困难解决了，就开始爬坡了。我是喜欢上影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就是你刚才讲的，复兴上影。
所以今后的十年当中，我的四大关键词。第一：战略，前面十年的战略就是产业链，现代产业链完整形成。今后十年我希望是国际化，我已经为国际化打了很多基础。
第二就是制度，我觉得上影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原来的体制机制就会束缚我们的发展，也就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会束缚我们发展。所以，制度变革也是急需要走的路。一定要从根本上尊重劳动者的创造价值，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体现他的创造价值，从本质上实现合伙人的思维和逻辑，就是合伙人。我是资本拥有者，他是劳动者，我鼓励他们持股。如果他们不愿意持股，我用基金的佣金模式，来处理这些关系。
第三就是组织方式，这个组织部是做党组织、团组织的组织，根据战略目标，组织上发生一次大的变革。你不能按照老牌国有企业这种组织去做。
第四就是团队人才。我们分为青年读书会、青年导航工程、领军人物，三个阶梯的人才设计。我每年拿出五百万让他们去读书。
林：十年以后的国际化，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
任：打个比方，传统的产业链我希望就是新兴的媒体，我有很好的想法。大家都拓展开来，我讲几个具体的点。电影、电视内容，我们从制片这个角度，做更广泛的一个影像内容的制造商。他不仅是提供影院和电视台播放。你可以理解，通过影像内容制造，它可能就是电影、电视、广告，现在跟新媒体、流媒体、跟这种自媒体配合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是影像产品。从传统的电影电视延伸到适合这个碎片时代的，这样一些碎的产品，我的手段就是影像。
从影院的角度讲，我想象中的概念，就是影像之城，不是电影城的概念，可能有各种看电影的，玩电游的，还有更多新的东西在一个场所里面的，组合起一个综合的影像娱乐城。主要通过信息传输，通过影像接受，互动、体验、欣赏，各种场合都在互动。
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
藏民磕头，他们为什么几十里路一步一磕的来到了布达拉宫？我相信这就是信仰，你能理解就把我看成一个在电影道路上磕长头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