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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总有一份春景引人凝注,满目洁白的玉兰花在乍暖还寒中绽开。当年,父亲看到玉兰花开,那是大漠戈壁在召唤,他将启程奔赴青海柴达木;如今,我们看到玉兰花,却是点燃蜡烛祭奠父亲的时日。犹如遭遇倒春寒,一场寒雨过后,花树凋零。每年,两个交汇点凝聚于一处,思念凝重而又激荡。这是父亲,随春来也随春去,定格在满树玉兰花开之时。
父亲喜欢玉兰花,是因为在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家门口有一棵玉兰树相伴。他在1956年除夕之夜写下的《冬夜情思》中道:“因为它是知春的花树,春天来了,它开的花是那么洁白,香甜。那个时候,它将激励着我,使我走上西北的大戈壁滩,走到勘探朋友们的身边。”而今,当玉兰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走进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穿过玉兰花簇拥的道路,把一朵朵新鲜的花束捧给他。我觉得,这样敬献给他的鲜花,用透明胶带固定在黑色花岗岩的石板上,那鲜艳的花瓣,淡淡的芬芳,初绽的花蕾都饱含生命的再生,犹如父亲离开我们十一年,而他依然活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未离开。
父亲为父,他是放任我们自由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临潼骊山游玩时,父亲向我发出号令:男孩子,要第一个爬上山顶。这时外公外婆和妈妈都很担心,只是三四岁的孩子,不可以冒险。可我好像就是为了争取这个第一,几乎是一口气跑上了山顶。那时我身形瘦小,可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豪情壮语,那就是:瘦猴骨头硬。尤其在别人讥笑我时更成了我的口头禅。我能跑,我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如今60岁了,登山远足,我也是资深驴友。这是不是小时候听了父亲那一声号令的结果。
在我懂事记事开始,与父亲离多聚少。在西安的家也是搬来搬去。妈妈说我从小没有起大名,因为父亲叫李若冰,就叫我李小冰,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74年我插队劳动时才改了今天的名字。在农村的名字论辈分,我不能与父亲同用一个字。我在家中皮肤最黑,作协的老人们说,那时你在婴儿车子里躺着,太阳晒黑的。我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因为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总是穿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爸妈有一次为我买了一件正反两面都能穿的夹克衫,那是我第一件新衣服,我穿上后不敢出门,躲在门背后怕人看到,最后套上旧外衣才敢出门。这也注定了我今生穿戴不甚讲究。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很少在家的父亲,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山·湖·草原》,我在西安钟楼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到这本书时,心里充满了惊异的感受。那时我知道了,父亲是一位作家。
只要父亲在家,他带给我们姐弟的欢庆,就像人们所说的幸福的童年。遇到周末,我们全家会去革命公园看动物或去兴庆湖泛舟,清澈的湖水,栽满绿树的湖岸,幽静的小路,摇曳的小船,我和姐姐都玩得忘乎所以。我和姐姐那时都在西安第二保育小学上学。周日傍晚返回学校时,父亲都会在大差市口的国营西安二食堂带我俩吃大餐。当然,那时的大餐仅是包子和馄饨。可是吃馆子这种事,已经让我们兴奋不已。父亲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自己抿一口小酒,那神情中的慈爱,深深铭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文革”最蛮荒的时段。那时,全家原本属于公家的家具都被收走了,家中没有桌子,板凳,只有箱子和两块木床板,我睡在书箱子铺就的床上。父亲参加批斗会回来已经很晚了,神情疲倦。他蹲下身子,在地板上一处连接地下管道的隔层里,取出一瓶酒。他就蹲在那里,抿一小口酒。当看见我在看他时,眼睛里闪现一层亮光,让我看到了那份熟悉的慈爱,顿生安定。现如今我们常常翻看家里的老照片。我们姐弟三人,每一个人都曾被父亲高高举过头顶,我们坐在父亲肩膀上,这是我们一生的起点。
我九岁那年,突遇急性盲肠炎。从上午开始,我就腹痛难忍。从课桌上跌倒在地。校医诊断不出病因,服了止痛药就让我回宿舍休息。到了傍晚,疼痛非但没有缓解,人已经要虚脱了。校医雇三轮车先是把我拉到第四军医大学急诊,确定为急性盲肠炎。因住院床位紧张我又转入西安市第四医院,那阵子我已经脱水了。半夜时分,妈妈急匆匆来到了医院,我喊着快给我打针,就瘫在病床上。妈妈看到我在病床上疼得几度翻滚。儿科大夫把一张病危通知书递给妈妈。妈妈焦急万分,求大夫快点治疗。大夫说四院没有给儿童做手术的设备,建议转院到新成立的儿童医院。妈妈又赶回作协,向作协主席胡采汇报了我的病情。而此时我的弟弟才刚满月,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了。胡采当即打电话给全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张秘书长立即为父亲买好了回西安的机票。同时,省作协安排小车把我紧急送往儿童医院手术。此时,我发病已经超过24小时,脓液侵入腹腔。手术后才听妈妈说,儿童医院的董主任医术高明,手术做得很成功。父亲从北京回西安直奔医院,我那时还在麻药的昏迷当中未曾醒来。待我醒来,看到爸爸妈妈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我的生命保住了。
妈妈还要回家照顾我的弟弟,爸爸留在医院陪我。那阵子,父亲关爱的目光一直伴随我左右。从此,深深的父爱铭记心中,也让我一生都能用爱的目光审视生命。我出院后,父亲这才去了大庆油田。
十年“文革”,作家协会解散,我们一家更是离多聚少。父亲在泾阳杨梧干校,妈妈带我在户县农村劳动,姐姐参军,弟弟在西安外婆家。1972年林彪事件后,我们才又回到城里。那时,父亲一个人踏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的道路,他一个人步行,住小旅馆,自带干粮,沿路采访,后来结集出版了《神泉日出》。那是我第一次拜读父亲的作品和知道他采访写作的经历,他的作品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大气磅礴,占满一版。他所得到的酬劳是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塑料皮的采访本。尔后,他和几位文友驻扎延安,在他的主持下写下了几首新编的陕北民歌,其中就有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时我颇受感动,因为父亲在作品中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他投身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也憧憬今后要做一名记者。只是命运多变。我先是插队劳动两年多,后来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工作之后,在团省委《当代青年》做了一名编辑,而且一干就是25年。虽然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一直兢兢业业。 时光荏苒,今年适逢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记忆最深的是在父亲住院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时候。他因为前列腺疾病,总是急着从床上起身上洗手间。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轻微脑梗,起床后身体不稳,走路摇摇晃晃,有时小便洒在地上。可回到床上躺下不久,就再次起身如厕,他身体虚弱,步态颤抖。医生提醒说这很危险,会猝发急症,但又一筹莫展。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医院出来后跑了西安市许多药店,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穿戴的便捷尿袋,只要给父亲穿上,就可以免除他昼夜奔波如厕的难题。当我给父亲换上尿袋的那一刻,眼见父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绽开了一层轻松的神情。他那时几乎不说话,却突然把着床架子对我说:“你真是我的好儿子。”然后就睡着了。后来妈妈说,那晚爸爸醒来后又很深情地说:“我有这么好的儿子!”妈妈对我说时,我的心充满了愧疚和暖暖的父爱的激励。我想父亲遭受了怎样的病痛,不喊一声苦,一直硬撑着。而那阵子,我工作不顺,人生际遇不畅。父亲给予我的恰恰是我最需要的肯定。这以后,全家人都帮助我转换工作。父亲那句话,到现在都是我做人做儿子的标尺。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自六十七岁上查出糖尿病之后,几次住院都是妈妈陪伴。她和父亲都不愿影响我和弟弟的工作。只要求我们周末到医院看望一下就好了。而这次只是诊断为肺部感染,竟然一病不起,越治越重。父亲的突然离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无尽的哀伤。
父亲1926年出生在泾阳县云阳镇闫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活的把式,也是一个泥瓦匠,有着强烈的生活欲求。首先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苛刻。凡出生后身量不重,哭声羸弱的他一概不要。他有九个儿子,其中,老三,老五,老九都是因为体重哭声不达标,而被送与外人。父亲为家中老五,出生不久就送给了云阳镇上一户杜姓人家。1929年关中大旱,瘟疫流行,他的养父母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他被寄养在养父的弟弟家。寄人篱下,杜家人更嫌弃他命硬,他成了有家的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和镇上的小伙伴张焰手一同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童年家庭感情缺失,亲情凄凉,生命脆弱,铸就他内心对爱对生存的深沉渴求。而他的强大,就在于吞噬苦难而一言不发的隐忍。我为父亲所做的,让我洞悉了父亲的内心,感受到父子之爱随即而来。现在,我却只能在春节,清明节,和想念父亲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在那里献上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我退休前在父亲工作的文化单位上班,至今仍能体会到父亲离去的那种缺失。遇到一些事情,常常有人提及要是你老爷子还在就好了,这就是人生变动时节。在人的调动,提职,就业,分房,退休,创业,学习,申诉,遭难等等人生困难之时以及文学创作困惑的时候,都有人想到父亲,很多佳话传说不断。他们都记得,父亲当年主政文化厅时,陕西歌舞剧院的“仿唐乐舞”,莲湖区的“小天鹅艺术团”,榆林的“民间艺术团”等等都是在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还帮助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了饭碗。人们多么渴望人生困难之时得到一份无私的帮助呀。前几年,有位著名演员写文章回忆父亲,说她那时人微言轻,想好了所有的说辞要面见父亲恳求调动工作。可当她见到父亲那一刻,她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面对慈祥的长者,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想到自己所有的委屈,哭诉得酣畅淋漓。此番情景,她再不曾遇到。其实,翻看父亲去世三周年时出版的《李若冰纪念文集》,多少人多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有人说,父亲做人很纯粹,没有杂质。而我的感受是只有深入生活底层,品尝酸甜苦辣,才有机会说:大爱如父,父爱如山。
父亲喜欢玉兰花,是因为在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家门口有一棵玉兰树相伴。他在1956年除夕之夜写下的《冬夜情思》中道:“因为它是知春的花树,春天来了,它开的花是那么洁白,香甜。那个时候,它将激励着我,使我走上西北的大戈壁滩,走到勘探朋友们的身边。”而今,当玉兰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走进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穿过玉兰花簇拥的道路,把一朵朵新鲜的花束捧给他。我觉得,这样敬献给他的鲜花,用透明胶带固定在黑色花岗岩的石板上,那鲜艳的花瓣,淡淡的芬芳,初绽的花蕾都饱含生命的再生,犹如父亲离开我们十一年,而他依然活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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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父,他是放任我们自由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临潼骊山游玩时,父亲向我发出号令:男孩子,要第一个爬上山顶。这时外公外婆和妈妈都很担心,只是三四岁的孩子,不可以冒险。可我好像就是为了争取这个第一,几乎是一口气跑上了山顶。那时我身形瘦小,可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豪情壮语,那就是:瘦猴骨头硬。尤其在别人讥笑我时更成了我的口头禅。我能跑,我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如今60岁了,登山远足,我也是资深驴友。这是不是小时候听了父亲那一声号令的结果。
在我懂事记事开始,与父亲离多聚少。在西安的家也是搬来搬去。妈妈说我从小没有起大名,因为父亲叫李若冰,就叫我李小冰,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74年我插队劳动时才改了今天的名字。在农村的名字论辈分,我不能与父亲同用一个字。我在家中皮肤最黑,作协的老人们说,那时你在婴儿车子里躺着,太阳晒黑的。我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因为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总是穿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爸妈有一次为我买了一件正反两面都能穿的夹克衫,那是我第一件新衣服,我穿上后不敢出门,躲在门背后怕人看到,最后套上旧外衣才敢出门。这也注定了我今生穿戴不甚讲究。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很少在家的父亲,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山·湖·草原》,我在西安钟楼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到这本书时,心里充满了惊异的感受。那时我知道了,父亲是一位作家。
只要父亲在家,他带给我们姐弟的欢庆,就像人们所说的幸福的童年。遇到周末,我们全家会去革命公园看动物或去兴庆湖泛舟,清澈的湖水,栽满绿树的湖岸,幽静的小路,摇曳的小船,我和姐姐都玩得忘乎所以。我和姐姐那时都在西安第二保育小学上学。周日傍晚返回学校时,父亲都会在大差市口的国营西安二食堂带我俩吃大餐。当然,那时的大餐仅是包子和馄饨。可是吃馆子这种事,已经让我们兴奋不已。父亲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自己抿一口小酒,那神情中的慈爱,深深铭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文革”最蛮荒的时段。那时,全家原本属于公家的家具都被收走了,家中没有桌子,板凳,只有箱子和两块木床板,我睡在书箱子铺就的床上。父亲参加批斗会回来已经很晚了,神情疲倦。他蹲下身子,在地板上一处连接地下管道的隔层里,取出一瓶酒。他就蹲在那里,抿一小口酒。当看见我在看他时,眼睛里闪现一层亮光,让我看到了那份熟悉的慈爱,顿生安定。现如今我们常常翻看家里的老照片。我们姐弟三人,每一个人都曾被父亲高高举过头顶,我们坐在父亲肩膀上,这是我们一生的起点。
我九岁那年,突遇急性盲肠炎。从上午开始,我就腹痛难忍。从课桌上跌倒在地。校医诊断不出病因,服了止痛药就让我回宿舍休息。到了傍晚,疼痛非但没有缓解,人已经要虚脱了。校医雇三轮车先是把我拉到第四军医大学急诊,确定为急性盲肠炎。因住院床位紧张我又转入西安市第四医院,那阵子我已经脱水了。半夜时分,妈妈急匆匆来到了医院,我喊着快给我打针,就瘫在病床上。妈妈看到我在病床上疼得几度翻滚。儿科大夫把一张病危通知书递给妈妈。妈妈焦急万分,求大夫快点治疗。大夫说四院没有给儿童做手术的设备,建议转院到新成立的儿童医院。妈妈又赶回作协,向作协主席胡采汇报了我的病情。而此时我的弟弟才刚满月,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了。胡采当即打电话给全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张秘书长立即为父亲买好了回西安的机票。同时,省作协安排小车把我紧急送往儿童医院手术。此时,我发病已经超过24小时,脓液侵入腹腔。手术后才听妈妈说,儿童医院的董主任医术高明,手术做得很成功。父亲从北京回西安直奔医院,我那时还在麻药的昏迷当中未曾醒来。待我醒来,看到爸爸妈妈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我的生命保住了。
妈妈还要回家照顾我的弟弟,爸爸留在医院陪我。那阵子,父亲关爱的目光一直伴随我左右。从此,深深的父爱铭记心中,也让我一生都能用爱的目光审视生命。我出院后,父亲这才去了大庆油田。
十年“文革”,作家协会解散,我们一家更是离多聚少。父亲在泾阳杨梧干校,妈妈带我在户县农村劳动,姐姐参军,弟弟在西安外婆家。1972年林彪事件后,我们才又回到城里。那时,父亲一个人踏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的道路,他一个人步行,住小旅馆,自带干粮,沿路采访,后来结集出版了《神泉日出》。那是我第一次拜读父亲的作品和知道他采访写作的经历,他的作品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大气磅礴,占满一版。他所得到的酬劳是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塑料皮的采访本。尔后,他和几位文友驻扎延安,在他的主持下写下了几首新编的陕北民歌,其中就有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时我颇受感动,因为父亲在作品中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他投身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也憧憬今后要做一名记者。只是命运多变。我先是插队劳动两年多,后来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工作之后,在团省委《当代青年》做了一名编辑,而且一干就是25年。虽然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一直兢兢业业。 时光荏苒,今年适逢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记忆最深的是在父亲住院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时候。他因为前列腺疾病,总是急着从床上起身上洗手间。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轻微脑梗,起床后身体不稳,走路摇摇晃晃,有时小便洒在地上。可回到床上躺下不久,就再次起身如厕,他身体虚弱,步态颤抖。医生提醒说这很危险,会猝发急症,但又一筹莫展。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医院出来后跑了西安市许多药店,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穿戴的便捷尿袋,只要给父亲穿上,就可以免除他昼夜奔波如厕的难题。当我给父亲换上尿袋的那一刻,眼见父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绽开了一层轻松的神情。他那时几乎不说话,却突然把着床架子对我说:“你真是我的好儿子。”然后就睡着了。后来妈妈说,那晚爸爸醒来后又很深情地说:“我有这么好的儿子!”妈妈对我说时,我的心充满了愧疚和暖暖的父爱的激励。我想父亲遭受了怎样的病痛,不喊一声苦,一直硬撑着。而那阵子,我工作不顺,人生际遇不畅。父亲给予我的恰恰是我最需要的肯定。这以后,全家人都帮助我转换工作。父亲那句话,到现在都是我做人做儿子的标尺。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自六十七岁上查出糖尿病之后,几次住院都是妈妈陪伴。她和父亲都不愿影响我和弟弟的工作。只要求我们周末到医院看望一下就好了。而这次只是诊断为肺部感染,竟然一病不起,越治越重。父亲的突然离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无尽的哀伤。
父亲1926年出生在泾阳县云阳镇闫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活的把式,也是一个泥瓦匠,有着强烈的生活欲求。首先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苛刻。凡出生后身量不重,哭声羸弱的他一概不要。他有九个儿子,其中,老三,老五,老九都是因为体重哭声不达标,而被送与外人。父亲为家中老五,出生不久就送给了云阳镇上一户杜姓人家。1929年关中大旱,瘟疫流行,他的养父母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他被寄养在养父的弟弟家。寄人篱下,杜家人更嫌弃他命硬,他成了有家的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和镇上的小伙伴张焰手一同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童年家庭感情缺失,亲情凄凉,生命脆弱,铸就他内心对爱对生存的深沉渴求。而他的强大,就在于吞噬苦难而一言不发的隐忍。我为父亲所做的,让我洞悉了父亲的内心,感受到父子之爱随即而来。现在,我却只能在春节,清明节,和想念父亲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在那里献上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我退休前在父亲工作的文化单位上班,至今仍能体会到父亲离去的那种缺失。遇到一些事情,常常有人提及要是你老爷子还在就好了,这就是人生变动时节。在人的调动,提职,就业,分房,退休,创业,学习,申诉,遭难等等人生困难之时以及文学创作困惑的时候,都有人想到父亲,很多佳话传说不断。他们都记得,父亲当年主政文化厅时,陕西歌舞剧院的“仿唐乐舞”,莲湖区的“小天鹅艺术团”,榆林的“民间艺术团”等等都是在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还帮助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了饭碗。人们多么渴望人生困难之时得到一份无私的帮助呀。前几年,有位著名演员写文章回忆父亲,说她那时人微言轻,想好了所有的说辞要面见父亲恳求调动工作。可当她见到父亲那一刻,她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面对慈祥的长者,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想到自己所有的委屈,哭诉得酣畅淋漓。此番情景,她再不曾遇到。其实,翻看父亲去世三周年时出版的《李若冰纪念文集》,多少人多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有人说,父亲做人很纯粹,没有杂质。而我的感受是只有深入生活底层,品尝酸甜苦辣,才有机会说:大爱如父,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