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总有一份春景引人凝注，满目洁白的玉兰花在乍暖还寒中绽开。当年，父亲看到玉兰花开，那是大漠戈壁在召唤，他将启程奔赴青海柴达木；如今，我们看到玉兰花，却是点燃蜡烛祭奠父亲的时日。犹如遭遇倒春寒，一场寒雨过后，花树凋零。每年，两个交汇点凝聚于一处，思念凝重而又激荡。这是父亲，随春来也随春去，定格在满树玉兰花开之时。
　　父亲喜欢玉兰花，是因为在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家门口有一棵玉兰树相伴。他在1956年除夕之夜写下的《冬夜情思》中道：“因为它是知春的花树，春天来了，它开的花是那么洁白，香甜。那个时候，它将激励着我，使我走上西北的大戈壁滩，走到勘探朋友们的身边。”而今，当玉兰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走进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穿过玉兰花簇拥的道路，把一朵朵新鲜的花束捧给他。我觉得，这样敬献给他的鲜花，用透明胶带固定在黑色花岗岩的石板上，那鲜艳的花瓣，淡淡的芬芳，初绽的花蕾都饱含生命的再生，犹如父亲离开我们十一年，而他依然活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未离开。
　　父亲为父，他是放任我们自由的。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临潼骊山游玩时，父亲向我发出号令：男孩子，要第一个爬上山顶。这时外公外婆和妈妈都很担心，只是三四岁的孩子，不可以冒险。可我好像就是为了争取这个第一，几乎是一口气跑上了山顶。那时我身形瘦小，可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豪情壮语，那就是：瘦猴骨头硬。尤其在别人讥笑我时更成了我的口头禅。我能跑，我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如今60岁了，登山远足，我也是资深驴友。这是不是小时候听了父亲那一声号令的结果。
　　在我懂事记事开始，与父亲离多聚少。在西安的家也是搬来搬去。妈妈说我从小没有起大名，因为父亲叫李若冰，就叫我李小冰，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74年我插队劳动时才改了今天的名字。在农村的名字论辈分，我不能与父亲同用一个字。我在家中皮肤最黑，作协的老人们说，那时你在婴儿车子里躺着，太阳晒黑的。我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因为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总是穿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爸妈有一次为我买了一件正反两面都能穿的夹克衫，那是我第一件新衣服，我穿上后不敢出门，躲在门背后怕人看到，最后套上旧外衣才敢出门。这也注定了我今生穿戴不甚讲究。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很少在家的父亲，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山·湖·草原》，我在西安钟楼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到这本书时，心里充满了惊异的感受。那时我知道了，父亲是一位作家。
　　只要父亲在家，他带给我们姐弟的欢庆，就像人们所说的幸福的童年。遇到周末，我们全家会去革命公园看动物或去兴庆湖泛舟，清澈的湖水，栽满绿树的湖岸，幽静的小路，摇曳的小船，我和姐姐都玩得忘乎所以。我和姐姐那时都在西安第二保育小学上学。周日傍晚返回学校时，父亲都会在大差市口的国营西安二食堂带我俩吃大餐。当然，那时的大餐仅是包子和馄饨。可是吃馆子这种事，已经让我们兴奋不已。父亲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自己抿一口小酒，那神情中的慈爱，深深铭刻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文革”最蛮荒的时段。那时，全家原本属于公家的家具都被收走了，家中没有桌子，板凳，只有箱子和两块木床板，我睡在书箱子铺就的床上。父亲参加批斗会回来已经很晚了，神情疲倦。他蹲下身子，在地板上一处连接地下管道的隔层里，取出一瓶酒。他就蹲在那里，抿一小口酒。当看见我在看他时，眼睛里闪现一层亮光，让我看到了那份熟悉的慈爱，顿生安定。现如今我们常常翻看家里的老照片。我们姐弟三人，每一个人都曾被父亲高高举过头顶，我们坐在父亲肩膀上，这是我们一生的起点。
　　我九岁那年，突遇急性盲肠炎。从上午开始，我就腹痛难忍。从课桌上跌倒在地。校医诊断不出病因，服了止痛药就让我回宿舍休息。到了傍晚，疼痛非但没有缓解，人已经要虚脱了。校医雇三轮车先是把我拉到第四军医大学急诊，确定为急性盲肠炎。因住院床位紧张我又转入西安市第四医院，那阵子我已经脱水了。半夜时分，妈妈急匆匆来到了医院，我喊着快给我打针，就瘫在病床上。妈妈看到我在病床上疼得几度翻滚。儿科大夫把一张病危通知书递给妈妈。妈妈焦急万分，求大夫快点治疗。大夫说四院没有给儿童做手术的设备，建议转院到新成立的儿童医院。妈妈又赶回作协，向作协主席胡采汇报了我的病情。而此时我的弟弟才刚满月，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了。胡采当即打电话给全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张秘书长立即为父亲买好了回西安的机票。同时，省作协安排小车把我紧急送往儿童医院手术。此时，我发病已经超过24小时，脓液侵入腹腔。手术后才听妈妈说，儿童医院的董主任医术高明，手术做得很成功。父亲从北京回西安直奔医院，我那时还在麻药的昏迷当中未曾醒来。待我醒来，看到爸爸妈妈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我的生命保住了。
　　妈妈还要回家照顾我的弟弟，爸爸留在医院陪我。那阵子，父亲关爱的目光一直伴随我左右。从此，深深的父爱铭记心中，也让我一生都能用爱的目光审视生命。我出院后，父亲这才去了大庆油田。
　　十年“文革”，作家协会解散，我们一家更是离多聚少。父亲在泾阳杨梧干校，妈妈带我在户县农村劳动，姐姐参军，弟弟在西安外婆家。1972年林彪事件后，我们才又回到城里。那时，父亲一个人踏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的道路，他一个人步行，住小旅馆，自带干粮，沿路采访，后来结集出版了《神泉日出》。那是我第一次拜读父亲的作品和知道他采访写作的经历，他的作品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大气磅礴，占满一版。他所得到的酬劳是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塑料皮的采访本。尔后，他和几位文友驻扎延安，在他的主持下写下了几首新编的陕北民歌，其中就有那首脍炙人口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时我颇受感动，因为父亲在作品中体现了一个作家对他投身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也憧憬今后要做一名记者。只是命运多变。我先是插队劳动两年多，后来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工作之后，在团省委《当代青年》做了一名编辑，而且一干就是25年。虽然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一直兢兢业业。 　　时光荏苒，今年适逢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记忆最深的是在父亲住院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时候。他因为前列腺疾病，总是急着从床上起身上洗手间。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轻微脑梗，起床后身体不稳，走路摇摇晃晃，有时小便洒在地上。可回到床上躺下不久，就再次起身如厕，他身体虚弱，步态颤抖。医生提醒说这很危险，会猝发急症，但又一筹莫展。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医院出来后跑了西安市许多药店，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穿戴的便捷尿袋，只要给父亲穿上，就可以免除他昼夜奔波如厕的难题。当我给父亲换上尿袋的那一刻，眼见父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绽开了一层轻松的神情。他那时几乎不说话，却突然把着床架子对我说：“你真是我的好儿子。”然后就睡着了。后来妈妈说，那晚爸爸醒来后又很深情地说：“我有这么好的儿子！”妈妈对我说时，我的心充满了愧疚和暖暖的父爱的激励。我想父亲遭受了怎样的病痛，不喊一声苦，一直硬撑着。而那阵子，我工作不顺，人生际遇不畅。父亲给予我的恰恰是我最需要的肯定。这以后，全家人都帮助我转换工作。父亲那句话，到现在都是我做人做儿子的标尺。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自六十七岁上查出糖尿病之后，几次住院都是妈妈陪伴。她和父亲都不愿影响我和弟弟的工作。只要求我们周末到医院看望一下就好了。而这次只是诊断为肺部感染，竟然一病不起，越治越重。父亲的突然离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无尽的哀伤。
　　父亲1926年出生在泾阳县云阳镇闫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活的把式，也是一个泥瓦匠，有着强烈的生活欲求。首先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苛刻。凡出生后身量不重，哭声羸弱的他一概不要。他有九个儿子，其中，老三，老五，老九都是因为体重哭声不达标，而被送与外人。父亲为家中老五，出生不久就送给了云阳镇上一户杜姓人家。1929年关中大旱，瘟疫流行，他的养父母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他被寄养在养父的弟弟家。寄人篱下，杜家人更嫌弃他命硬，他成了有家的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和镇上的小伙伴张焰手一同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童年家庭感情缺失，亲情凄凉，生命脆弱，铸就他内心对爱对生存的深沉渴求。而他的强大，就在于吞噬苦难而一言不发的隐忍。我为父亲所做的，让我洞悉了父亲的内心，感受到父子之爱随即而来。现在，我却只能在春节，清明节，和想念父亲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在那里献上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
　　我退休前在父亲工作的文化单位上班，至今仍能体会到父亲离去的那种缺失。遇到一些事情，常常有人提及要是你老爷子还在就好了，这就是人生变动时节。在人的调动，提职，就业，分房，退休，创业，学习，申诉，遭难等等人生困难之时以及文学创作困惑的时候，都有人想到父亲，很多佳话传说不断。他们都记得，父亲当年主政文化厅时，陕西歌舞剧院的“仿唐乐舞”，莲湖区的“小天鹅艺术团”，榆林的“民间艺术团”等等都是在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还帮助许多没有工作的人找到了饭碗。人们多么渴望人生困难之时得到一份无私的帮助呀。前几年，有位著名演员写文章回忆父亲，说她那时人微言轻，想好了所有的说辞要面见父亲恳求调动工作。可当她见到父亲那一刻，她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面对慈祥的长者，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想到自己所有的委屈，哭诉得酣畅淋漓。此番情景，她再不曾遇到。其实，翻看父亲去世三周年时出版的《李若冰纪念文集》，多少人多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有人说，父亲做人很纯粹，没有杂质。而我的感受是只有深入生活底层，品尝酸甜苦辣，才有机会说：大爱如父，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