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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湄公河行动》的良好口碑，更多来自于影片对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全新表述，即国家为了保护国民而全力付出。这种表述策略突破了更多强调个人为国家做奉獻的“主旋律”传统。而通过与另外两部相关文本《集结号》和《十月围城》的比较，在“国家认同”的理论视野中能够将这一讨论深化。
【关键词】 《湄公河行动》；“个人”；“国家”；“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林超贤导演的电影招牌就是真刀真枪的“硬”与“狠”，拍出劲爆的场面自然不在话下。但在2016年国庆档期，事先并不张扬的《湄公河行动》能在短短几天依靠口碑强势逆袭，还真不是场面激烈燃情就能解释的。若论场面，比这部影片更火爆的影片多得是。无论怎样，紧凑的节奏，震撼的视听，这些过硬的“面子”活只是《湄公河行动》成功的一个方面。而这部影片的“里子”——对于“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的全新表达和高调声张，一种不走寻常路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是引发如潮好评的根本所在。
一
《湄公河行动》的故事并不复杂：中国普通船员异域蒙冤惨遭杀害，国家高层痛下决心查明真相，公安勇士深入敌穴九死一生，幕后敌酋疯狂对抗终被全歼——但由于情节的主体部分取自真实事件，银幕上的惊心动魄就格外令人感动。影片让人们看到了国民尊严和国家尊严紧紧相连，“国家”也不再是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政治词汇，它就在每个人身边，作为坚强后盾护佑着自己的子民。影片也很注重突出这一点，在开头和结尾两段，都采用新闻纪实般镜头，配合以郑重其事的画外音和字幕来加强对观众的刻印。在这里“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被表述为：国家是国民安全感的来源和保证，国民如若在外受到侵犯，国家就会出头讨回公道，而且一追到底，不惧艰险不惜代价。影片的重心是国家对于个人的保护（或者说付出），而不再是仅仅注重渲染个人对国家无私无悔、甚至是充满悲情的绝对奉献。虽然电影中张涵予和彭于晏们的角色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血英雄，肩负祖国的使命去流血牺牲，但影片并没有过多笔墨留给人物塑造。
如此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可谓耳目一新。如果将目光投向新中国电影的纵深处，能发现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一直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的奉献：在战争电影一脉，从建国初的《英雄儿女》，到80年代《高山下的花环》，再到90年代的《大决战》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看到的都是为了建立、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无畏献身的英雄们。至于和平年代的英模影片，无论是80年代《人到中年》、《蒋筑英》，还是90年代《焦裕禄》、《孔繁森》……也都是充满“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朴素情怀和献身事业的崇高道德。与此同时，影片也充分（甚至是刻意）展示出主角们在个人生活状况上的拮据、困窘，以至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艰辛（如《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两厢对比之下，从视觉到心灵的冲击力都让人不胜感慨——电影主创者们也深信这种创作思路的力量，在各种影片中都一再突出这点，似乎只有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用恶劣的物质条件才能更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精神的纯粹高拔。克服了“沉重的肉身”，超越了一己之私欲后，个人才能最终升华至圣贤之列。
对于红色中国来说，“爱国主义”的内涵就在于强调个人为国家的付出。然而一个满腔赤诚为国奉献的人，何以自己得到的待遇却如此令人遗憾？或许当时的人们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物质基础“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从建立之初到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生存于两个军事大国的武力威胁下，国家只能将更多投入侧重于重工业基础的建设。与此相应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短缺，长时期处于物质高度匮乏状态。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从现实上，还是从理论上，如果发出“个人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的提问都显得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当然，更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对“个人”权利最强有力的护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作为普通百姓从财产到生命的一切更是毫无保障。更何况建国后在公共卫生医疗水平、基础教育覆盖等方面的大幅度提高，也都是新中国为了“个人”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尊严和权益。只是，这一点不如具体的物质待遇那么容易让人有切身感触罢了。
在21世纪到来后，经历了80年代知识界对“人性”的大力伸张、90年代社会的整体经济转向，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新世纪已然是“个人”话语全面高扬、“集体”话语彻底退缩的时代。横亘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全面反转。“国家”这样的宏大概念失去了在既往艰难时日中的询唤/规训功能。以“人性”的名义，个人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超越国家这种更“政治”的话语。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关于“国家”与“个人”的表述空间与策略难度必然会大大增加。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战争片《集结号》成为一时争议话题正因为此。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投身到一场实力悬殊、势将全体牺牲的消耗战中，这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彻底奉献。男主角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不会去怀疑自己苦守阵地、在强敌面前必然的死亡值不值，不会去怀疑上级的指挥合理不合理。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亡有意义，国家所授予的“烈士”名分就是他们慷慨赴死的价值和报偿。所以，当唯一幸存的连长谷子地在得知死去的47个弟兄被认定为“失踪”而不是“牺牲”后，他狂怒而悲痛，用自己的后半生不屈不挠地为他们寻求“正名”——这里，能明显看出超越传统战争片的是“个人”的声音得到了强调。而这“个人”的声音又不是处于和“国家”对立的姿态，就像对影片激烈的质疑者所批评的那样，影片不去拷问战争本身对众多生命剥夺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淮海战役这样同一民族的内战（但是，若果真这样处理的话也并不高明，架空历史情境反思战争更是一种浅薄）。影片宣传海报上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其前提就是并不怀疑个人是否应该为残酷的战争献出生命，只是每个人献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严、国家的认可，尽管他们“无名”，但他们的生命将会受到国家和后人庄严的祭奠。“个人生命的短暂被‘历史’的永恒所书写，这种‘无名’的状态也就得到了自身最终的报答和价值的肯定。”[1]7-10“无名”者存在过的痕迹不会被历史所抹擦，因此影片没有用质疑“战争”本身来表达“国家”对“个人”的遮蔽。连长谷子地所不能接受的，只是九连的全体牺牲既“无名”且“无分”（“失踪”就是一种彻底的痕迹“抹擦”），是“个人”的献身行为受到了遮蔽。 围绕《集结号》的争议，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传统“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面临冲突时的弱势困境。而影片对故事的最终处理（烈士们遗体被找到，得到了追认的荣誉），则显示了主创们弥合裂痕的努力。
二
然而相对于《集结号》的小心翼翼，一年之后，另一部“准大片”级别的电影《十月围城》（陈德森导演，2009年）却在“国家与个人”命题上来了次正面强攻。这部影片似乎毫不顾忌今天人们早已敏感地将“个人”与作为政治架构的“国家”划分开来的自觉，而是将“家国大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不乏有人诟病这部电影叙事逻辑不够严密，前后脱节，但它难得的是通过众多浓墨重彩的小人物，将自己的“国家”叙事与草根微末的“个人”连接起来。尤为诧异的是，这部“舍‘小我’为‘大我’”的 “类主旋律”在当下语境竟然取得了当年岁末的良好口碑。
同样是关于个人的牺牲，而且是很多人为了一个人的牺牲，是一群非军事人员在非战争状态下、甚至在不知自己为谁而牺牲的情况下牺牲，影片面临“说服”观众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影片非常细致地剥茧抽丝，通过不同的人物的命运和心理，一点点地在情感和理论上进行铺垫堆积，给观众们切身理解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整個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等所谓切身的“大道理”与“小道理”的融合，在不知不觉忘记了“个人”话语在心里先验的优势地位，接受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到了影片最终，还用孙中山的口吻对于个人的牺牲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之间关系做了深沉的总结，对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所有人进行意义提升：“十年以前，衢云兄在此跟我讨论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十年前，他想的更多的是革命的终极目标，而历经挫折磨难后，十年中他更多体会到的是革命过程中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深沉的总结再次将影片中所有“个人”的牺牲整合进“国家”话语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种“草根的奋战，庶民的胜利”[2]10之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重要的制胜策略就是，它将现代中国的“国家”话语上溯至它的源头——孙中山先生，从而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更多华语地区的共同认可。而且，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在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这样，影片中“国家”的诉求也同时还是一个摆脱外侮、主权独立的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最能激发起所有人爱国情感的命题，救亡图存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是最不具备争议的社会群体心理。
由《十月围城》的口碑成功可见，关于“国家”与“个人”，后者未必就有不言自明的优势地位，二者之间谁更应优先，个体的心理认同至关重要。在此可以从“国家认同”理论上进行深入探究。
何为国家，为何“爱国”， 在近年来的公众话语场中似乎变得很复杂。作为个体的“国民”和作为体制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国家”与“政府”不能混为一谈，“爱国”与“狭隘民族主义”也需要切割清楚……很多知识者都在苦口婆心告诫大众，一个国家，只有在它能充分保证你的人权，能满足你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时，你才可以去爱它，否则无需单方面奉上自己的耿耿忠心——在这种衡量标准中，简单地说句“我原意为国家无条件付出”似乎成了无法理直气壮的蒙昧。
应该说，上述说法中除去最后偏颇而轻浮的精英化自我标榜外，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维护的确有着正面促进意义。不过，将国家和个人关系进行如此定位也并不算什么深刻。早就有学者进行过细致的梳理：讨论“国家认同”，首先将“国家”指涉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每一个统治权大致完整，对内足以号令成员、对外足以抵御侵犯的政治实体，即为国家。”而对个人而言的国家认同则是“分析一个如何决定其国家归属，如何看待国家归属与私人生活秩序的问题”，“姑且定义为国家认同为‘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活动”。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对“国家认同”也有两种不同的论述系统：“民族主义理路”与“自由主义理路”。“民族主义理路”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维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而认同是个别成员认清自己所属脉络，从而产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认同的基础是血缘种姓、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等民族文化，认同表现为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正如艾青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自由主义理路”的支持者则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利益、防止彼此侵犯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他们的认同比较不强调归属与情感，而多了意志选择的成分，认同的是产生共识的基础，包括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等。[3]5-22
结合生活现实，或可说，“民族主义理路”的国家认同更多和中国传统接通，中国人所谓“家国一体”，所谓“修齐治平”，就是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完全同构，是完美人格和完美人生的实现路径。——这种中式传统伦理培育出的就是一代代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拳拳之心，更多强调了个人的归属与情感付出。而“自由主义理路”的国家认同，体现的则是西方传统，源其概念核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个人作为最高价值受到国家的尊重。要我爱国，首先是要这个国家足够爱我才成，彰显了“契约原则”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两种国家体认，两种爱国精神，在认知上本无高下之分，体现出的只是文化差异。无论个人持有哪一种观点，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中都应该予以接受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出现过一部经典禁片《苦恋》，非常直观的在父女两代人身上展开了两种“爱国”观念的交锋。然而，今天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主导的话语体系基本舶自西方，尤其是对于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理解上。于是一茬茬读书人就更多的愿意在上述“自由主义理路”中考量、修订自己的爱国情感，会更加倾向于个人权利本位的国家认同了（与此相应的是，在掌握话语权的相对“精英”的人群之外，广大国民依然普遍保持着情感付出型的朴素的爱国热情）——这也就是今天在公共话语场中关于“爱国主义”分歧对立的主要原因。 而《湄公河行动》自带光环，既无需《集结号》那样困惑纠结，也无需《十月围城》那样求诸于个人心理认同。这种“国家为个人付出”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投合当下盛行的“自由主义理路”的广大拥趸，而另一边“民族主义理路”的推崇者也会更加欣慰于祖国对人民的关怀。在社会共识严重撕裂的当下，这部由香港导演出品的“主旋律”颇为难得的统合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
三
当然，近年来并非只有上述三部影片涉及到“个人”与“国家”命题，但这三部影片反响之大，非常具有代表性。能够看到，在近十年的跨度里，在不同表述策略的轉变中，最终还是银幕外的生活现实为银幕里的故事空间提供了突破的动力。正所谓“形势比人强”，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日渐提升，中国在国际空间里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国家力量、彰显出大国形象，也让国民感受到切实有力的庇护，感受到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才会有《湄公河行动》的应时而生。
当然更应看到，关于“国家”与“个人”，完全可以将二者理解为高度同构的，是“现代性”追求与实现过程的一体两面。所谓“现代性”追求，既包括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包括个人层面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一直是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此付出艰辛巨大的代价才告别了羸弱衰败主权凋零的旧中国。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三十年大力建设国家的重工业基地、完成国家财富积累和再投资的过程、夯实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后，近三十年实现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家在逐步走上强盛、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个人层面的现代性追求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实现的可能。人们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发展的空间也日渐开阔。而反过来说，国家之所以实现高速发展，更离不开一代代国人的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这正是一个彼此促进、互相成全的过程。
在今天，在非战争年代，在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面临“个人主义”话语挑战的时候，通过国家全力维护普通国民的故事，打造全新的“个人”与“国家”双位一体的爱国主义内涵，更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举措。尤其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向日渐兴起、“国家认同”重新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势话语、产生着巨大号召力的时候。
“湄公河”的成功应该视为一个始料未及的启示，让陷入技术迷信、偶像迷信、IP迷信的国内影坛多一种思路，在充分理解当下“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高度同构的基础上，在官方主导文化和人们的社会心理之间发掘出广阔的价值交集，从而讲述出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中国故事。据报导，尝到了甜头的林超贤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另一部相类似的影片《红海行动》，这次的创作蓝本是曾经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利比亚大撤侨事件。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张颐武.集结号：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凭吊[J].当代电影，2008（3）.
[2]赵宁宇.十月围城：草根的奋战，庶民的胜利[J].大众电影，2010（2）.
[3]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关键词】 《湄公河行动》；“个人”；“国家”；“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林超贤导演的电影招牌就是真刀真枪的“硬”与“狠”，拍出劲爆的场面自然不在话下。但在2016年国庆档期，事先并不张扬的《湄公河行动》能在短短几天依靠口碑强势逆袭，还真不是场面激烈燃情就能解释的。若论场面，比这部影片更火爆的影片多得是。无论怎样，紧凑的节奏，震撼的视听，这些过硬的“面子”活只是《湄公河行动》成功的一个方面。而这部影片的“里子”——对于“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的全新表达和高调声张，一种不走寻常路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是引发如潮好评的根本所在。
一
《湄公河行动》的故事并不复杂：中国普通船员异域蒙冤惨遭杀害，国家高层痛下决心查明真相，公安勇士深入敌穴九死一生，幕后敌酋疯狂对抗终被全歼——但由于情节的主体部分取自真实事件，银幕上的惊心动魄就格外令人感动。影片让人们看到了国民尊严和国家尊严紧紧相连，“国家”也不再是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政治词汇，它就在每个人身边，作为坚强后盾护佑着自己的子民。影片也很注重突出这一点，在开头和结尾两段，都采用新闻纪实般镜头，配合以郑重其事的画外音和字幕来加强对观众的刻印。在这里“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被表述为：国家是国民安全感的来源和保证，国民如若在外受到侵犯，国家就会出头讨回公道，而且一追到底，不惧艰险不惜代价。影片的重心是国家对于个人的保护（或者说付出），而不再是仅仅注重渲染个人对国家无私无悔、甚至是充满悲情的绝对奉献。虽然电影中张涵予和彭于晏们的角色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血英雄，肩负祖国的使命去流血牺牲，但影片并没有过多笔墨留给人物塑造。
如此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可谓耳目一新。如果将目光投向新中国电影的纵深处，能发现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一直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的奉献：在战争电影一脉，从建国初的《英雄儿女》，到80年代《高山下的花环》，再到90年代的《大决战》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看到的都是为了建立、保卫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无畏献身的英雄们。至于和平年代的英模影片，无论是80年代《人到中年》、《蒋筑英》，还是90年代《焦裕禄》、《孔繁森》……也都是充满“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朴素情怀和献身事业的崇高道德。与此同时，影片也充分（甚至是刻意）展示出主角们在个人生活状况上的拮据、困窘，以至于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艰辛（如《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两厢对比之下，从视觉到心灵的冲击力都让人不胜感慨——电影主创者们也深信这种创作思路的力量，在各种影片中都一再突出这点，似乎只有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用恶劣的物质条件才能更有力地衬托出主人公精神的纯粹高拔。克服了“沉重的肉身”，超越了一己之私欲后，个人才能最终升华至圣贤之列。
对于红色中国来说，“爱国主义”的内涵就在于强调个人为国家的付出。然而一个满腔赤诚为国奉献的人，何以自己得到的待遇却如此令人遗憾？或许当时的人们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对于物质基础“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从建立之初到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生存于两个军事大国的武力威胁下，国家只能将更多投入侧重于重工业基础的建设。与此相应就是生活资料供给短缺，长时期处于物质高度匮乏状态。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从现实上，还是从理论上，如果发出“个人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的提问都显得缺乏足够的合法性。当然，更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壮大本身就是对“个人”权利最强有力的护佑：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作为普通百姓从财产到生命的一切更是毫无保障。更何况建国后在公共卫生医疗水平、基础教育覆盖等方面的大幅度提高，也都是新中国为了“个人”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尊严和权益。只是，这一点不如具体的物质待遇那么容易让人有切身感触罢了。
在21世纪到来后，经历了80年代知识界对“人性”的大力伸张、90年代社会的整体经济转向，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新世纪已然是“个人”话语全面高扬、“集体”话语彻底退缩的时代。横亘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全面反转。“国家”这样的宏大概念失去了在既往艰难时日中的询唤/规训功能。以“人性”的名义，个人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超越国家这种更“政治”的话语。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关于“国家”与“个人”的表述空间与策略难度必然会大大增加。2007年冯小刚导演的战争片《集结号》成为一时争议话题正因为此。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投身到一场实力悬殊、势将全体牺牲的消耗战中，这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彻底奉献。男主角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不会去怀疑自己苦守阵地、在强敌面前必然的死亡值不值，不会去怀疑上级的指挥合理不合理。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死亡有意义，国家所授予的“烈士”名分就是他们慷慨赴死的价值和报偿。所以，当唯一幸存的连长谷子地在得知死去的47个弟兄被认定为“失踪”而不是“牺牲”后，他狂怒而悲痛，用自己的后半生不屈不挠地为他们寻求“正名”——这里，能明显看出超越传统战争片的是“个人”的声音得到了强调。而这“个人”的声音又不是处于和“国家”对立的姿态，就像对影片激烈的质疑者所批评的那样，影片不去拷问战争本身对众多生命剥夺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淮海战役这样同一民族的内战（但是，若果真这样处理的话也并不高明，架空历史情境反思战争更是一种浅薄）。影片宣传海报上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其前提就是并不怀疑个人是否应该为残酷的战争献出生命，只是每个人献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严、国家的认可，尽管他们“无名”，但他们的生命将会受到国家和后人庄严的祭奠。“个人生命的短暂被‘历史’的永恒所书写，这种‘无名’的状态也就得到了自身最终的报答和价值的肯定。”[1]7-10“无名”者存在过的痕迹不会被历史所抹擦，因此影片没有用质疑“战争”本身来表达“国家”对“个人”的遮蔽。连长谷子地所不能接受的，只是九连的全体牺牲既“无名”且“无分”（“失踪”就是一种彻底的痕迹“抹擦”），是“个人”的献身行为受到了遮蔽。 围绕《集结号》的争议，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传统“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面临冲突时的弱势困境。而影片对故事的最终处理（烈士们遗体被找到，得到了追认的荣誉），则显示了主创们弥合裂痕的努力。
二
然而相对于《集结号》的小心翼翼，一年之后，另一部“准大片”级别的电影《十月围城》（陈德森导演，2009年）却在“国家与个人”命题上来了次正面强攻。这部影片似乎毫不顾忌今天人们早已敏感地将“个人”与作为政治架构的“国家”划分开来的自觉，而是将“家国大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不乏有人诟病这部电影叙事逻辑不够严密，前后脱节，但它难得的是通过众多浓墨重彩的小人物，将自己的“国家”叙事与草根微末的“个人”连接起来。尤为诧异的是，这部“舍‘小我’为‘大我’”的 “类主旋律”在当下语境竟然取得了当年岁末的良好口碑。
同样是关于个人的牺牲，而且是很多人为了一个人的牺牲，是一群非军事人员在非战争状态下、甚至在不知自己为谁而牺牲的情况下牺牲，影片面临“说服”观众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影片非常细致地剥茧抽丝，通过不同的人物的命运和心理，一点点地在情感和理论上进行铺垫堆积，给观众们切身理解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整個中国都被卷进来了，我能避免吗？”等所谓切身的“大道理”与“小道理”的融合，在不知不觉忘记了“个人”话语在心里先验的优势地位，接受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到了影片最终，还用孙中山的口吻对于个人的牺牲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之间关系做了深沉的总结，对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所有人进行意义提升：“十年以前，衢云兄在此跟我讨论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十年前，他想的更多的是革命的终极目标，而历经挫折磨难后，十年中他更多体会到的是革命过程中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深沉的总结再次将影片中所有“个人”的牺牲整合进“国家”话语中。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种“草根的奋战，庶民的胜利”[2]10之外，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重要的制胜策略就是，它将现代中国的“国家”话语上溯至它的源头——孙中山先生，从而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更多华语地区的共同认可。而且，将故事的发生背景设定在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这样，影片中“国家”的诉求也同时还是一个摆脱外侮、主权独立的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最能激发起所有人爱国情感的命题，救亡图存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是最不具备争议的社会群体心理。
由《十月围城》的口碑成功可见，关于“国家”与“个人”，后者未必就有不言自明的优势地位，二者之间谁更应优先，个体的心理认同至关重要。在此可以从“国家认同”理论上进行深入探究。
何为国家，为何“爱国”， 在近年来的公众话语场中似乎变得很复杂。作为个体的“国民”和作为体制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国家”与“政府”不能混为一谈，“爱国”与“狭隘民族主义”也需要切割清楚……很多知识者都在苦口婆心告诫大众，一个国家，只有在它能充分保证你的人权，能满足你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时，你才可以去爱它，否则无需单方面奉上自己的耿耿忠心——在这种衡量标准中，简单地说句“我原意为国家无条件付出”似乎成了无法理直气壮的蒙昧。
应该说，上述说法中除去最后偏颇而轻浮的精英化自我标榜外，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制度的完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维护的确有着正面促进意义。不过，将国家和个人关系进行如此定位也并不算什么深刻。早就有学者进行过细致的梳理：讨论“国家认同”，首先将“国家”指涉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每一个统治权大致完整，对内足以号令成员、对外足以抵御侵犯的政治实体，即为国家。”而对个人而言的国家认同则是“分析一个如何决定其国家归属，如何看待国家归属与私人生活秩序的问题”，“姑且定义为国家认同为‘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活动”。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对“国家认同”也有两种不同的论述系统：“民族主义理路”与“自由主义理路”。“民族主义理路”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维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而认同是个别成员认清自己所属脉络，从而产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认同的基础是血缘种姓、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等民族文化，认同表现为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正如艾青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自由主义理路”的支持者则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利益、防止彼此侵犯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他们的认同比较不强调归属与情感，而多了意志选择的成分，认同的是产生共识的基础，包括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等。[3]5-22
结合生活现实，或可说，“民族主义理路”的国家认同更多和中国传统接通，中国人所谓“家国一体”，所谓“修齐治平”，就是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完全同构，是完美人格和完美人生的实现路径。——这种中式传统伦理培育出的就是一代代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拳拳之心，更多强调了个人的归属与情感付出。而“自由主义理路”的国家认同，体现的则是西方传统，源其概念核心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个人作为最高价值受到国家的尊重。要我爱国，首先是要这个国家足够爱我才成，彰显了“契约原则”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
两种国家体认，两种爱国精神，在认知上本无高下之分，体现出的只是文化差异。无论个人持有哪一种观点，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中都应该予以接受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出现过一部经典禁片《苦恋》，非常直观的在父女两代人身上展开了两种“爱国”观念的交锋。然而，今天国内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主导的话语体系基本舶自西方，尤其是对于现代国家、现代政治的理解上。于是一茬茬读书人就更多的愿意在上述“自由主义理路”中考量、修订自己的爱国情感，会更加倾向于个人权利本位的国家认同了（与此相应的是，在掌握话语权的相对“精英”的人群之外，广大国民依然普遍保持着情感付出型的朴素的爱国热情）——这也就是今天在公共话语场中关于“爱国主义”分歧对立的主要原因。 而《湄公河行动》自带光环，既无需《集结号》那样困惑纠结，也无需《十月围城》那样求诸于个人心理认同。这种“国家为个人付出”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投合当下盛行的“自由主义理路”的广大拥趸，而另一边“民族主义理路”的推崇者也会更加欣慰于祖国对人民的关怀。在社会共识严重撕裂的当下，这部由香港导演出品的“主旋律”颇为难得的统合了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
三
当然，近年来并非只有上述三部影片涉及到“个人”与“国家”命题，但这三部影片反响之大，非常具有代表性。能够看到，在近十年的跨度里，在不同表述策略的轉变中，最终还是银幕外的生活现实为银幕里的故事空间提供了突破的动力。正所谓“形势比人强”，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日渐提升，中国在国际空间里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国家力量、彰显出大国形象，也让国民感受到切实有力的庇护，感受到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样，才会有《湄公河行动》的应时而生。
当然更应看到，关于“国家”与“个人”，完全可以将二者理解为高度同构的，是“现代性”追求与实现过程的一体两面。所谓“现代性”追求，既包括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包括个人层面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一直是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此付出艰辛巨大的代价才告别了羸弱衰败主权凋零的旧中国。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三十年大力建设国家的重工业基地、完成国家财富积累和再投资的过程、夯实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后，近三十年实现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家在逐步走上强盛、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个人层面的现代性追求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实现的可能。人们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发展的空间也日渐开阔。而反过来说，国家之所以实现高速发展，更离不开一代代国人的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这正是一个彼此促进、互相成全的过程。
在今天，在非战争年代，在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面临“个人主义”话语挑战的时候，通过国家全力维护普通国民的故事，打造全新的“个人”与“国家”双位一体的爱国主义内涵，更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举措。尤其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向日渐兴起、“国家认同”重新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势话语、产生着巨大号召力的时候。
“湄公河”的成功应该视为一个始料未及的启示，让陷入技术迷信、偶像迷信、IP迷信的国内影坛多一种思路，在充分理解当下“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高度同构的基础上，在官方主导文化和人们的社会心理之间发掘出广阔的价值交集，从而讲述出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中国故事。据报导，尝到了甜头的林超贤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另一部相类似的影片《红海行动》，这次的创作蓝本是曾经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利比亚大撤侨事件。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张颐武.集结号：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凭吊[J].当代电影，2008（3）.
[2]赵宁宇.十月围城：草根的奋战，庶民的胜利[J].大众电影，2010（2）.
[3]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