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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狗上床与引狼入室（《犬奸》）
《犬奸》一篇在《聊斋》中大约算是最无聊之作了，所以从来未见有人评说。一个久旷于室的妇人与狗通奸，案发之后，在解押途中又被两个无良公差作旅行表演。这则故事即使对于没有受过“文以载道”理论训练的人来说，也会知道它确实是《聊斋》中的糟粕了。更何况还有更为“不堪”的“戏判”赘于篇末。
但鄙意却认为此篇万万不可小觑。
犬奸的故事没有什么可希罕的。早在六朝人的笔记中就有记载，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九有一条，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看看。而大约与蒲翁同时代的一位上海人叫董含的，在《三冈识略》中也写过一篇“犬奸”，先引全文如下：
关东一妇，性淫荡。夫往戍所，经年不归。家畜一犬黠甚，妇每置于怀，因与之接。犬与人道无异，而健捷善嬲戏，能昼夜不息，绝爱之。未几遂孕，弥月一产三犬，地方以为妖，闻于官。细鞫始得其实焉。
把此篇与蒲翁的那篇相比较，除了情节稍异之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那就是董含所记是“据实而录”，虽然这“实”是以“耳听为实”，但却绝无借题发挥，相较之下，还是“温柔敦厚”的。而蒲翁则不然，那旅行表演的情节就很可能是老先生的发挥，而且不止于此，他在故事末尾还要笔锋一转，加了一句：“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
就是这一句，已经足够把蒲先生一家灭门了。
看官会问：何至于如此危言耸听！那么就委屈阁下暂充一下大文豪蒲翁，来回答吴之荣之流的几个问题。当文豪为什么还要说“委屈”？因为阁下此时已经革去功名，在一顿大板子之后趴在县太爷的大堂下了。
第一问：你说“独一妇也乎哉！”那么这“一妇”之外，你说的是何人？妇人之外，自然是男人，那么男人如何“人面而兽交”？
第二问：“兽交”就是与兽相交，而“交”有多义，《礼记》有“人臣无外交”之说，所谓“不贰于君”也。人与兽交，自是贰于其君，那么你说这“贰于其君”的是谁？
第三问：洪经略、吴经略归顺大清，扫荡宇内，被一些乱臣贼子们骂为“引狼入室”，你在这篇中说了个“引狗上床”的故事，岂不是影射洪、吴二经略？
第四问：大清当年发祥于建州，太祖爷努尔哈赤曾向明廷称臣，说是犬马，也还在理；如今这恶犬咬死了主人，岂不是影射大清灭明，骂我们的主子为噬主的恶犬！
每问之间再加上一夹一拶若干敲，不怕阁下不招。
所幸的是山东人中吴之荣一流人物尚少，而淄川的那个大汉奸孙之獬也早叫老百姓宰了〔1〕，没有人再敢效尤。另外也许是蒲翁的侥幸。他身居僻乡，又没有湖州庄廷那么阔气，拉上一群名人作序把《聊斋》刻出来，流布海内。于是他有生之年成了漏网之鱼，等到青柯亭把《聊斋》刻出，《犬奸》一篇已经删去，蒲老先生的墓树也早已成拱了。
再说些题外的话，如果这篇真的被吴之荣之流捉住把柄，可能向主子表功时也颇费口舌。记得“文革”时亲聆一场批斗某“恶毒攻击”分子的大会，军代表列举其罪状道：“某某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第一条，他在某时某地对某甲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第二条，他又在某时某地对某乙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军代表说绕口令一般讲了半天，谁也不明白这个反革命究竟说了什么。不要以为这位军代表的“为尊者讳”有些好笑，他大约也是知道其中厉害的。而且此事也于古有征。
想当年，戊戌之后，太后老佛爷也要搞新政，就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端方大人到了旧金山，公务之余，就把正在那里留学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叫了去。这刘成禺拿着清政府的官费于此读书，却是专和清廷作对的革命党，他早在三四年前留学日本时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此时被派到旧金山办报宣传革命。端方见了他，便沉着脸说：“我来旧金山之前就读过你在《大同日报》上写的那些文章了。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再讲那些话了。”刘成禺心里明白，却说：“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话。”端说：“就是你讲的那些话。”刘说：“我没有讲什么话。”端说：“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刘说：“我天天并没讲什么话。”端方一看这小子是成心和自己捣乱，非要自己把刘那些犯上作乱、排满革命的话重复一遍不可，就气哼哼地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那些话再也不要讲了。”刘继续装傻说：“我到底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话。”
于是我想，那些嗅觉灵敏的走狗们如果发现了《犬奸》的大逆不道，向主子学舌之际，自己的脑袋也一定是很不稳当的了。因为对那些“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话，他也是不能说不能想的。所以精明的官场中人就是遇到此类揭发，也最好把事情压下去。举例说明，也是“文革”掌故，鲜为人知，赘于篇末，算是额外赠送。
蒋百里的小女儿蒋和是中日混血儿，在那时天经地义地要被怀疑是外国特务，所以军宣队就逼她交代出敌特的情报。这位太太被逼得胡说八道，寻死觅活，终于有一天，她要向军宣队的第一把手做单独交代了。军代表一本正经地接待了她，强按着激动等着爆炸性的材料出现，不料这位太太只在纸上写了一句：“陈伯达是杂种。”这材料是够爆炸了，但当时陈伯达是三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物，这材料能汇报上去么？不行，让陈伯达看见，自己的前途就惨了，所以这位军代表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最后英明地决定，这“检举材料”一不能上交，二不能焚毁，只能锁到保险柜中，内容则绝对保密，谁传出去谁负责。而蒋太太也就此放出牛棚，这也是防患于未然，谁知这个疯子还会抖出什么“爆料”来呢。
兰麝熏心洪承畴（《长清僧》）
《长清僧》一则“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这“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显然另有所指，因为下面一句“况僧乎哉”就把这老和尚剔了出去。但这话很不好理解，这“兰麝熏心”与“求死”有什么关系呢？譬如你对人说：我给你一个大元宝，你就别死了。这话能说通么？你就是不给我元宝我也不会去死呀。谁没事儿要把死当成乐趣，当成事业呢？平常的时候没有这种人，除非是疯子；但特殊的时候就有，那就是要以死殉节、以死殉国的时候。所以这句话要想说通，就只能这样理解：一个大臣或大将，决心以身殉国了，但突然一睁眼，好一个娇滴滴、香喷喷的大美人，正在向他眉语而目许，那么还死不死呢？算了吧，死后的名节和生前的艳福，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就“求死而不可得”了。所以蒲翁此话是有所指而发，所指也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可与吴三桂齐名的洪经略洪承畴。
崇祯十二年，满洲事亟，朝廷任命屡败中原“群寇”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对付越来越严重的外患。这也是在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死后，明廷中惟一一个能用兵的大臣了。但到了十五年，洪氏兵败松山，成了满洲的俘虏，开始他是绝粒引吭，誓以死殉，可是终于投降了清廷，而且引导清兵彻底消灭了明朝。于是民间遂有洪氏惑于清孝庄后美貌之说。对此清人笔记自然不敢记录，到了清末民初，《蕉窗雨话》遂大揭其事，所叙细致入微，虽然未必为史实，却也是流传有自。在此摘其大略：
皇太极欲降洪氏，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喟然而吁，入宫长叹。胡后问之，乃以金升之言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晌，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啭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联袂朝清帝矣。
无须多说，那“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难道不可以做“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的注脚么？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马振芳主编，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清稗类钞》：淄川孙之獬，明时官列九卿。睿亲王领兵入关时，之獬首先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满妆，并于朝见时薙发改装，归入满班。满以其汉人也，不许；归汉班，汉又以为满饰也，亦不容。之獬羞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世祖叹赏，乃下削发之令。及顺治丁亥，山东布衣谢迁奋起，兵入淄川，之獬阖家惨死。
《犬奸》一篇在《聊斋》中大约算是最无聊之作了，所以从来未见有人评说。一个久旷于室的妇人与狗通奸，案发之后，在解押途中又被两个无良公差作旅行表演。这则故事即使对于没有受过“文以载道”理论训练的人来说，也会知道它确实是《聊斋》中的糟粕了。更何况还有更为“不堪”的“戏判”赘于篇末。
但鄙意却认为此篇万万不可小觑。
犬奸的故事没有什么可希罕的。早在六朝人的笔记中就有记载，署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九有一条，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看看。而大约与蒲翁同时代的一位上海人叫董含的，在《三冈识略》中也写过一篇“犬奸”，先引全文如下：
关东一妇，性淫荡。夫往戍所，经年不归。家畜一犬黠甚，妇每置于怀，因与之接。犬与人道无异，而健捷善嬲戏，能昼夜不息，绝爱之。未几遂孕，弥月一产三犬，地方以为妖，闻于官。细鞫始得其实焉。
把此篇与蒲翁的那篇相比较，除了情节稍异之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那就是董含所记是“据实而录”，虽然这“实”是以“耳听为实”，但却绝无借题发挥，相较之下，还是“温柔敦厚”的。而蒲翁则不然，那旅行表演的情节就很可能是老先生的发挥，而且不止于此，他在故事末尾还要笔锋一转，加了一句：“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
就是这一句，已经足够把蒲先生一家灭门了。
看官会问：何至于如此危言耸听！那么就委屈阁下暂充一下大文豪蒲翁，来回答吴之荣之流的几个问题。当文豪为什么还要说“委屈”？因为阁下此时已经革去功名，在一顿大板子之后趴在县太爷的大堂下了。
第一问：你说“独一妇也乎哉！”那么这“一妇”之外，你说的是何人？妇人之外，自然是男人，那么男人如何“人面而兽交”？
第二问：“兽交”就是与兽相交，而“交”有多义，《礼记》有“人臣无外交”之说，所谓“不贰于君”也。人与兽交，自是贰于其君，那么你说这“贰于其君”的是谁？
第三问：洪经略、吴经略归顺大清，扫荡宇内，被一些乱臣贼子们骂为“引狼入室”，你在这篇中说了个“引狗上床”的故事，岂不是影射洪、吴二经略？
第四问：大清当年发祥于建州，太祖爷努尔哈赤曾向明廷称臣，说是犬马，也还在理；如今这恶犬咬死了主人，岂不是影射大清灭明，骂我们的主子为噬主的恶犬！
每问之间再加上一夹一拶若干敲，不怕阁下不招。
所幸的是山东人中吴之荣一流人物尚少，而淄川的那个大汉奸孙之獬也早叫老百姓宰了〔1〕，没有人再敢效尤。另外也许是蒲翁的侥幸。他身居僻乡，又没有湖州庄廷那么阔气，拉上一群名人作序把《聊斋》刻出来，流布海内。于是他有生之年成了漏网之鱼，等到青柯亭把《聊斋》刻出，《犬奸》一篇已经删去，蒲老先生的墓树也早已成拱了。
再说些题外的话，如果这篇真的被吴之荣之流捉住把柄，可能向主子表功时也颇费口舌。记得“文革”时亲聆一场批斗某“恶毒攻击”分子的大会，军代表列举其罪状道：“某某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第一条，他在某时某地对某甲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第二条，他又在某时某地对某乙说了‘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某些话……”军代表说绕口令一般讲了半天，谁也不明白这个反革命究竟说了什么。不要以为这位军代表的“为尊者讳”有些好笑，他大约也是知道其中厉害的。而且此事也于古有征。
想当年，戊戌之后，太后老佛爷也要搞新政，就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端方大人到了旧金山，公务之余，就把正在那里留学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叫了去。这刘成禺拿着清政府的官费于此读书，却是专和清廷作对的革命党，他早在三四年前留学日本时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此时被派到旧金山办报宣传革命。端方见了他，便沉着脸说：“我来旧金山之前就读过你在《大同日报》上写的那些文章了。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再讲那些话了。”刘成禺心里明白，却说：“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话。”端说：“就是你讲的那些话。”刘说：“我没有讲什么话。”端说：“就是你天天讲的那些话。”刘说：“我天天并没讲什么话。”端方一看这小子是成心和自己捣乱，非要自己把刘那些犯上作乱、排满革命的话重复一遍不可，就气哼哼地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那些话再也不要讲了。”刘继续装傻说：“我到底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话。”
于是我想，那些嗅觉灵敏的走狗们如果发现了《犬奸》的大逆不道，向主子学舌之际，自己的脑袋也一定是很不稳当的了。因为对那些“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脑子不能想”的话，他也是不能说不能想的。所以精明的官场中人就是遇到此类揭发，也最好把事情压下去。举例说明，也是“文革”掌故，鲜为人知，赘于篇末，算是额外赠送。
蒋百里的小女儿蒋和是中日混血儿，在那时天经地义地要被怀疑是外国特务，所以军宣队就逼她交代出敌特的情报。这位太太被逼得胡说八道，寻死觅活，终于有一天，她要向军宣队的第一把手做单独交代了。军代表一本正经地接待了她，强按着激动等着爆炸性的材料出现，不料这位太太只在纸上写了一句：“陈伯达是杂种。”这材料是够爆炸了，但当时陈伯达是三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人物，这材料能汇报上去么？不行，让陈伯达看见，自己的前途就惨了，所以这位军代表经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最后英明地决定，这“检举材料”一不能上交，二不能焚毁，只能锁到保险柜中，内容则绝对保密，谁传出去谁负责。而蒋太太也就此放出牛棚，这也是防患于未然，谁知这个疯子还会抖出什么“爆料”来呢。
兰麝熏心洪承畴（《长清僧》）
《长清僧》一则“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这“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显然另有所指，因为下面一句“况僧乎哉”就把这老和尚剔了出去。但这话很不好理解，这“兰麝熏心”与“求死”有什么关系呢？譬如你对人说：我给你一个大元宝，你就别死了。这话能说通么？你就是不给我元宝我也不会去死呀。谁没事儿要把死当成乐趣，当成事业呢？平常的时候没有这种人，除非是疯子；但特殊的时候就有，那就是要以死殉节、以死殉国的时候。所以这句话要想说通，就只能这样理解：一个大臣或大将，决心以身殉国了，但突然一睁眼，好一个娇滴滴、香喷喷的大美人，正在向他眉语而目许，那么还死不死呢？算了吧，死后的名节和生前的艳福，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就“求死而不可得”了。所以蒲翁此话是有所指而发，所指也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可与吴三桂齐名的洪经略洪承畴。
崇祯十二年，满洲事亟，朝廷任命屡败中原“群寇”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对付越来越严重的外患。这也是在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死后，明廷中惟一一个能用兵的大臣了。但到了十五年，洪氏兵败松山，成了满洲的俘虏，开始他是绝粒引吭，誓以死殉，可是终于投降了清廷，而且引导清兵彻底消灭了明朝。于是民间遂有洪氏惑于清孝庄后美貌之说。对此清人笔记自然不敢记录，到了清末民初，《蕉窗雨话》遂大揭其事，所叙细致入微，虽然未必为史实，却也是流传有自。在此摘其大略：
皇太极欲降洪氏，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喟然而吁，入宫长叹。胡后问之，乃以金升之言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晌，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啭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联袂朝清帝矣。
无须多说，那“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难道不可以做“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的注脚么？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马振芳主编，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注释：
〔1〕《清稗类钞》：淄川孙之獬，明时官列九卿。睿亲王领兵入关时，之獬首先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满妆，并于朝见时薙发改装，归入满班。满以其汉人也，不许；归汉班，汉又以为满饰也，亦不容。之獬羞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世祖叹赏，乃下削发之令。及顺治丁亥，山东布衣谢迁奋起，兵入淄川，之獬阖家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