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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体形势向好，在系统性的挑战面前，破解城市水务难题可谓前路漫漫
对众多到北京追求梦想的青年来说，如果在高房价、交通拥堵、高生活成本、竞争压力大等因素之外，再添加一条逃离北京的理由，那一定会是干燥的气候。“水甚至成为城市吸引、挽留人才的关键”——这样的声音出自一场“水资源管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论坛。
的确，水与空气一样，是人类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水资源的管理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中国许多城市也正面临缺水的威胁。因此，水资源的管理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令人振奋的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更值得一提的是，“四年十万亿的投资”。而据称，“南水北调已进入倒计时，全国五亿人将受益。”
然而，这却难掩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水资源管理面临艰难的挑战。媒体报道，“全国自来水合格率只有50%左右。”针对这一报道，住建部以“我国自来水厂出厂水质去年达标率为83%”的回应虽让担忧暂消，但这一笼统数据无法消除公众疑虑。尽管，从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但破解城市水务难题并不能一蹴而就。
形势向好
对于水资源，中国历来特别重视。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指出，“十一五”期间完成了几个主要污染物的减排任务，其中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污水处理能力等措施实现。其中，工程建设起主要作用，现在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了污水处理厂，县级城市也有很多都修建了污水处理厂，这是污水处理能力快速提高的一个标志。
对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饮用水总体是安全的。我们能够喝上放心安全的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的饮用水源地都达到了法规的要求，因为法律规定饮用水源地有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以内不准建设任何排污口，二级保护区的排污口也要限期撤除。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在一级保护区内还有很少量的部分没有完成。这个排污口不一定是工厂的排污口，只要有建筑，建了一栋房子，有一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就算有一个污染源。这是按照法规，取水口周围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公里范围内，是不准建设任何人工建筑物的。这都反映了城市水环境的改善，居民生活所享受到的水环境有所改善。”夏光说。
近年来，中国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夏光说，这几年很少再听到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污染等大规模、流域性污染的特大的事故了，但是还有些分散型的水环境污染事故。这反映了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问题，即很多城市把大小的湖泊建设起来、联系起来，并且开发成为旅游场所、会议中心，以便在改善水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创造一些经济效益。大家所熟悉的工厂、钢铁公司的大型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它们的运行能够使钢铁工业的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0%以上，这样大大地节约了新鲜水的补充，也能够减少污染的赔偿。
他认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水污染控制方面得到了加强。“比如《水污染防治法》再次进行了修订，但是修法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建设，一个法律的出台往往要经过好几年时间的反复斟酌、反复讨论，还要打磨。当然过程中间最困难的就是利益博弈，有很多法律之所以难以通过，是因为有工业方面的意见，还有其他地方的意见，它们反对过于严格的水污染控制的管理规定，可以理解，因为它从发展经济，创造利润角度考虑。但是总体上每修一次法都是对过去法律法规的加严，现在是日益趋向严格。”同时，还搞了水污染控制重大专项，这是国家最近在“十五”期间和“十一五”期间列的科技重大专项，就是安排了两三亿资金专门就水体控制进行科学研究和治理的示范、试点，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进行科技创新。水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当的技术，通过科研可以找到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技术上比较成熟可靠，经济上比较节约的水环境保护方法。
总之，“十一五”期间对水体污染的控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效果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对水环境的监测能力得到大大提高。“我们在大江大河的一些断面有监测装置，这些装置由国家控制，并不受地方操纵，所以能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都把这些断面交给地方来搞的话，也许它不会真实地反映它的情况。所以国控断面在全国几百个，国家掌握的数据是直接从地方来的，是自动控制的。我们的机构这些方面的能力也都有所增强。”他说。
系统挑战
水是生命起源，发展基础。全球人口的增长、经济工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消耗了很多水资源。水资源匮乏、水污染问题已经愈演愈烈，也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挑战，而对中国来说，水资源管理更迫在眉睫。来自巴西的陶氏高新材料事业部亚太区总监Diego Donoso告诉记者，中国不像巴西那样有很多的水，所以中国更要把水视为非常珍贵的资源来处理。
实际上，水管理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不能将之单独来看待。“经济、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它们又互相依存。水与能源是密切相关的。能源的生产，比如发电需要很多水，能源生产者是工业用水最大的客户，还有农业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而在水的净化、水的分配、水的处理时又要使用大量能源，在海湾国家，用于海水淡化的能源大概是占了全国石油使用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Diego Donoso说。
因为资源（石油、淡水）有限，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水匮乏的问题以及环境的挑战。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作为全球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面对的水问题、水挑战是巨大的。同时，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水资源的短缺问题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协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蒋南青则认为，要从整合的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将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和水资源，这三者放到这个系统里来综合考虑。我们应该把水看成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具备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支柱，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而只有社会、经济两个支柱这个系统还是不稳定。 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的城镇化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根据“十二五”规划，城镇化人口每年还要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据此，粗略估算水资源需求：中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人口，城镇供水水资源需求量每天要增加四五百万吨。从社会发展来看，城镇化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是一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给水资源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中国尤甚。
更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水资源量占世界总的平均量在四分之一，北京市水资源量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是现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水资源量的下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已经降低到二十分之一。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中国南北差异很大，北方属于资源性缺水，即水量不够，南方水量很充沛，但是水质性缺水，很多水不适合大家饮用，或者说不达标。
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修订后的新标准，其中一项最大的变化就是检测指标从35项增加到了106项。然而。大岳咨询评论认为，“水质不合格问题持续升温，在关注水质标准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水质监管体系的建设，在水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再高的水质标准也会因为未及时检测而失去意义。”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李艺表示，“目前，全国四千多座供水厂中有多少达标了？12%。像上海这种大城市都没有满足一百多项水质要求。此外，已有的水处理厂处理不了已经污染的水源，增加的一些指标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标，要通过水厂的改造。”
合力创新
据了解，水资源短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一种是经济性的。比如中国西部地区属于物理性的水短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比如南亚地区水短缺则是由经济落后引起。“如果我们能够把污染的水体控制好，不让它污染，或者把它治理好，能够增加很多可用的水量，这样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对人民生活也至关重要。”夏光说。
怎样解决中国的水问题，不仅需要加大投资，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的广泛参与。因为水资源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不同的突破：政府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要监督企业所做的工作，要制定好用的、支持性的政策；作为公司，也应该创新技术；整个社会，也需要每一个公民都支持所需要的变化、创新，才能帮助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而清华大学环境系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则认为，水资源管理对企业来说是逐步介入的过程。他说，“企业对水领域的介入是随着中国水务体系逐步开放而逐步深入的。2000年以后，政府资金不够，由企业投资；2003年以后，政府觉得运营效率不高，由企业提供运营，到后来，整个服务需要企业更多介入。企业参与的程度逐步深入。”
傅涛指出，“原来水资源管理的市场是承接式的。原来政府可以干很多事，只是由于资金有限、效益不高等原因而让企业来干。现在，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市场有新的需求，这对企业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十年，很多事情政府不会干，比如海水淡化、污水回用，地下水的修复等很多新领域，政府并不是很有经验，就需要更多技术创新的企业的介入。
“政府对水处理的要求不断提高，监管不断严格。原来要求排放标准各方面比较低，现在广度、深度都有明显提高。”他告诉记者，“原来，企业治理污水是被环保局逼着做的，不是自觉的行为，它们心里并不情愿。而地方政府治理污水也是被动的，因为不治理就要摘帽子。这对产业界产生什么影响？采购的不理性。如果甲方不到位，乙方也很难到位，因此多年来，水处理产业化程度并不高。现在甲方的意识逐渐到位，水的市场环境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市场服务体系面临深度、广度和责任体系的变化，会催生行业服务模式的转型。”
傅涛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同样重要。“在技术创新方面，需要引进国际技术、自己研发技术，来完成更加高位的水务服务；在模式创新方面，无论是水环境还是水资源都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如何区分政府责任和企业责任，如何让企业获得稳定的可持续收益，如何让政府该做的做、该收的收、该监管的监管，这都是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设置市政污水治理的商业模式，但是很多商业模式并没有完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海水淡化、再生水等面临着很多商业模式没有贯通，这是一个需要模式创新。其实模式创新一定程度上会优于技术创新，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无所依附。”
而他补充认为，体制创新同样不能忽视。“如何让自然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环境的价值在经济体系里实现对价，实现合理的分配，这需要政府体制创新。实际上，全球都在思考体制创新问题，这也是我们所谓的绿色产业、环保产业的未来，如果能够贯通，环保产业将成为非常大的产业。否则，将停留在社会公益，一种非经济对价的公共责任上。”傅涛说。
对众多到北京追求梦想的青年来说，如果在高房价、交通拥堵、高生活成本、竞争压力大等因素之外，再添加一条逃离北京的理由，那一定会是干燥的气候。“水甚至成为城市吸引、挽留人才的关键”——这样的声音出自一场“水资源管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论坛。
的确，水与空气一样，是人类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水资源的管理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中国许多城市也正面临缺水的威胁。因此，水资源的管理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令人振奋的是，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水利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更值得一提的是，“四年十万亿的投资”。而据称，“南水北调已进入倒计时，全国五亿人将受益。”
然而，这却难掩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水资源管理面临艰难的挑战。媒体报道，“全国自来水合格率只有50%左右。”针对这一报道，住建部以“我国自来水厂出厂水质去年达标率为83%”的回应虽让担忧暂消，但这一笼统数据无法消除公众疑虑。尽管，从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但破解城市水务难题并不能一蹴而就。
形势向好
对于水资源，中国历来特别重视。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指出，“十一五”期间完成了几个主要污染物的减排任务，其中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污水处理能力等措施实现。其中，工程建设起主要作用，现在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了污水处理厂，县级城市也有很多都修建了污水处理厂，这是污水处理能力快速提高的一个标志。
对饮用水源地的保护，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目前为止，中国城镇饮用水总体是安全的。我们能够喝上放心安全的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的饮用水源地都达到了法规的要求，因为法律规定饮用水源地有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以内不准建设任何排污口，二级保护区的排污口也要限期撤除。但是这个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在一级保护区内还有很少量的部分没有完成。这个排污口不一定是工厂的排污口，只要有建筑，建了一栋房子，有一户人家居住在那里就算有一个污染源。这是按照法规，取水口周围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公里范围内，是不准建设任何人工建筑物的。这都反映了城市水环境的改善，居民生活所享受到的水环境有所改善。”夏光说。
近年来，中国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夏光说，这几年很少再听到淮河流域污染、松花江污染等大规模、流域性污染的特大的事故了，但是还有些分散型的水环境污染事故。这反映了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问题，即很多城市把大小的湖泊建设起来、联系起来，并且开发成为旅游场所、会议中心，以便在改善水环境的同时，还能够创造一些经济效益。大家所熟悉的工厂、钢铁公司的大型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它们的运行能够使钢铁工业的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0%以上，这样大大地节约了新鲜水的补充，也能够减少污染的赔偿。
他认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水污染控制方面得到了加强。“比如《水污染防治法》再次进行了修订，但是修法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建设，一个法律的出台往往要经过好几年时间的反复斟酌、反复讨论，还要打磨。当然过程中间最困难的就是利益博弈，有很多法律之所以难以通过，是因为有工业方面的意见，还有其他地方的意见，它们反对过于严格的水污染控制的管理规定，可以理解，因为它从发展经济，创造利润角度考虑。但是总体上每修一次法都是对过去法律法规的加严，现在是日益趋向严格。”同时，还搞了水污染控制重大专项，这是国家最近在“十五”期间和“十一五”期间列的科技重大专项，就是安排了两三亿资金专门就水体控制进行科学研究和治理的示范、试点，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进行科技创新。水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适当的技术，通过科研可以找到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技术上比较成熟可靠，经济上比较节约的水环境保护方法。
总之，“十一五”期间对水体污染的控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效果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对水环境的监测能力得到大大提高。“我们在大江大河的一些断面有监测装置，这些装置由国家控制，并不受地方操纵，所以能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都把这些断面交给地方来搞的话，也许它不会真实地反映它的情况。所以国控断面在全国几百个，国家掌握的数据是直接从地方来的，是自动控制的。我们的机构这些方面的能力也都有所增强。”他说。
系统挑战
水是生命起源，发展基础。全球人口的增长、经济工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消耗了很多水资源。水资源匮乏、水污染问题已经愈演愈烈，也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挑战，而对中国来说，水资源管理更迫在眉睫。来自巴西的陶氏高新材料事业部亚太区总监Diego Donoso告诉记者，中国不像巴西那样有很多的水，所以中国更要把水视为非常珍贵的资源来处理。
实际上，水管理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不能将之单独来看待。“经济、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它们又互相依存。水与能源是密切相关的。能源的生产，比如发电需要很多水，能源生产者是工业用水最大的客户，还有农业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而在水的净化、水的分配、水的处理时又要使用大量能源，在海湾国家，用于海水淡化的能源大概是占了全国石油使用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Diego Donoso说。
因为资源（石油、淡水）有限，生态系统非常脆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水匮乏的问题以及环境的挑战。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作为全球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面对的水问题、水挑战是巨大的。同时，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水资源的短缺问题更需要全球各国的协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家项目官员蒋南青则认为，要从整合的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将生态系统、自然资源和水资源，这三者放到这个系统里来综合考虑。我们应该把水看成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具备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支柱，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而只有社会、经济两个支柱这个系统还是不稳定。 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的城镇化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根据“十二五”规划，城镇化人口每年还要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据此，粗略估算水资源需求：中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人口，城镇供水水资源需求量每天要增加四五百万吨。从社会发展来看，城镇化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是一个大趋势，标志着社会进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给水资源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中国尤甚。
更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水资源量占世界总的平均量在四分之一，北京市水资源量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是现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水资源量的下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已经降低到二十分之一。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中国南北差异很大，北方属于资源性缺水，即水量不够，南方水量很充沛，但是水质性缺水，很多水不适合大家饮用，或者说不达标。
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修订后的新标准，其中一项最大的变化就是检测指标从35项增加到了106项。然而。大岳咨询评论认为，“水质不合格问题持续升温，在关注水质标准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水质监管体系的建设，在水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再高的水质标准也会因为未及时检测而失去意义。”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总工程师李艺表示，“目前，全国四千多座供水厂中有多少达标了？12%。像上海这种大城市都没有满足一百多项水质要求。此外，已有的水处理厂处理不了已经污染的水源，增加的一些指标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标，要通过水厂的改造。”
合力创新
据了解，水资源短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一种是经济性的。比如中国西部地区属于物理性的水短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比如南亚地区水短缺则是由经济落后引起。“如果我们能够把污染的水体控制好，不让它污染，或者把它治理好，能够增加很多可用的水量，这样对国民经济非常重要，对人民生活也至关重要。”夏光说。
怎样解决中国的水问题，不仅需要加大投资，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的广泛参与。因为水资源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不同的突破：政府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要监督企业所做的工作，要制定好用的、支持性的政策；作为公司，也应该创新技术；整个社会，也需要每一个公民都支持所需要的变化、创新，才能帮助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而清华大学环境系环保产业研究所所长傅涛则认为，水资源管理对企业来说是逐步介入的过程。他说，“企业对水领域的介入是随着中国水务体系逐步开放而逐步深入的。2000年以后，政府资金不够，由企业投资；2003年以后，政府觉得运营效率不高，由企业提供运营，到后来，整个服务需要企业更多介入。企业参与的程度逐步深入。”
傅涛指出，“原来水资源管理的市场是承接式的。原来政府可以干很多事，只是由于资金有限、效益不高等原因而让企业来干。现在，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市场有新的需求，这对企业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十年，很多事情政府不会干，比如海水淡化、污水回用，地下水的修复等很多新领域，政府并不是很有经验，就需要更多技术创新的企业的介入。
“政府对水处理的要求不断提高，监管不断严格。原来要求排放标准各方面比较低，现在广度、深度都有明显提高。”他告诉记者，“原来，企业治理污水是被环保局逼着做的，不是自觉的行为，它们心里并不情愿。而地方政府治理污水也是被动的，因为不治理就要摘帽子。这对产业界产生什么影响？采购的不理性。如果甲方不到位，乙方也很难到位，因此多年来，水处理产业化程度并不高。现在甲方的意识逐渐到位，水的市场环境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市场服务体系面临深度、广度和责任体系的变化，会催生行业服务模式的转型。”
傅涛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同样重要。“在技术创新方面，需要引进国际技术、自己研发技术，来完成更加高位的水务服务；在模式创新方面，无论是水环境还是水资源都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如何区分政府责任和企业责任，如何让企业获得稳定的可持续收益，如何让政府该做的做、该收的收、该监管的监管，这都是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设置市政污水治理的商业模式，但是很多商业模式并没有完成，包括水资源管理、海水淡化、再生水等面临着很多商业模式没有贯通，这是一个需要模式创新。其实模式创新一定程度上会优于技术创新，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无所依附。”
而他补充认为，体制创新同样不能忽视。“如何让自然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环境的价值在经济体系里实现对价，实现合理的分配，这需要政府体制创新。实际上，全球都在思考体制创新问题，这也是我们所谓的绿色产业、环保产业的未来，如果能够贯通，环保产业将成为非常大的产业。否则，将停留在社会公益，一种非经济对价的公共责任上。”傅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