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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因为高层领导叛变，重庆秘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烈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报告——“八条意见”。
这是一份凝聚着热血与忠贞的报告，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然丝毫不减其现实意义，烈士们的深刻反思，也正是今天激起我们共鸣和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1949年11月27日，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地杀害，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8条意见，即“狱中八条”，“狱中八条”饱含着烈士们血与泪的嘱托。在它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试图带领读者去挖掘和寻找“狱中八条”出台前后的一些历史细节。
拂晓悲歌，大屠杀中死里逃生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前后，这一带都会下雨。
这个日子没有写进小说《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
小说的作者可以选择不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11月27日，185位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1949年11月27日，特务们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孙重是从渣滓洞逃出的仍然在世的两位幸存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敌人先把卡宾枪架在前门的门洞处扫射，此时前门的两个墙角是死角，许多同志躲在那里没有中弹，然而杀红眼的特务又迅速在牢房后窗架起机枪开始了第二轮扫射，之后特务们进牢房补枪，这时一个名叫蒲小路的13岁小难友想夺路而逃，被特务一把抓了回来当场杀害，倒在孙重身边，而孙重则因为特务的注意力被吸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
此时在与渣滓洞相隔2.5公里的白公馆，屠杀暂时停了下来。由于枪手都被调往渣滓洞帮忙，只留下了杨钦典独自看守19位革命志士。罗广斌联合大家，一起对杨钦典做攻心工作，要他认清形势。最终杨钦典打开了牢房的门，观察周围没有动静后，在楼上跺脚三声作为暗号。听到暗号后，罗广斌让大家3人一组，年轻的扶着年老的，跑出去就分散，最终19人全部安全逃出，而渣滓洞也逃出了15人，再加当时身上中3枪未死、从尸堆中爬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幸存者共35人。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那场屠杀从27日一直持续到29日，被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3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了。
歌乐山，铭记烈士英灵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此时，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被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回忆当年的情景：“白公馆内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着烟。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脚，只有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3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寻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当时的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战场上的生死厮杀之后，一个个血气方刚的战士们见此情景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啊！”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又返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那面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大红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
“我们边哭边喊：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呀，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要抬着这面红旗，一起冲出去吗？”当年的脱险志士郭德贤如今已90高龄，说起这句话，她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29具尸体，已全部腐烂。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
“秘密报告”，记录狱中真实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整理文件时，意外地发现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全文约3万字。那时，重庆的党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大批档案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还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秘密党组织被破坏的基本情况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7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胡康民从报告的笔体字迹上确认是出自罗广斌本人之手。他为什么要写这份报告？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情况？胡康民心中打着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不过，当年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性。
1994年，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监狱里见到了他的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知道，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江竹筠。当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的这种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加上狱中的革命志士刘国鋕也是四川大富商之子，也有可能提前获释。张国维指示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秘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们两人，以便他们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给党组织。但后来由于刘国鋕坚持“无条件获释”，在“11·27大屠杀”来临之前被杀害。
这样， 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就只剩下罗广斌一人了。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她致敬，江竹筠要求大家对被捕前后的情况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了解到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普遍较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大家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出狱后的罗广斌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顾不上伤病和休息，整整28天日夜不停地写作，终于在12月25日，将写好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于歌乐山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八条意见”，血与泪的嘱托
罗广斌所写的报告，是一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意见，交给了上级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8条嘱托：（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8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狱中八条”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四川秘密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虽然只有极少几个，却都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他们一旦叛变，对党的事业损害巨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秘密组织也不会遭受如此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之处。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3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叛变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发人深省。无论是今天仍然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不变的坚贞，还是历史资料中让人感叹的故事，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启示。不管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还是从对手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没有什么能真正破坏一个党、一个组织，除非它的内部出了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这八条嘱托，是从跌倒流血的地方播种出的期望。这期望穿越了几十年，更加历久弥新。
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题图为11·27大屠杀油画）
（责任编辑：张文军）
这是一份凝聚着热血与忠贞的报告，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然丝毫不减其现实意义，烈士们的深刻反思，也正是今天激起我们共鸣和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
1949年11月27日，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地杀害，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8条意见，即“狱中八条”，“狱中八条”饱含着烈士们血与泪的嘱托。在它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试图带领读者去挖掘和寻找“狱中八条”出台前后的一些历史细节。
拂晓悲歌，大屠杀中死里逃生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前后，这一带都会下雨。
这个日子没有写进小说《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
小说的作者可以选择不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11月27日，185位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这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1949年11月27日，特务们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孙重是从渣滓洞逃出的仍然在世的两位幸存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敌人先把卡宾枪架在前门的门洞处扫射，此时前门的两个墙角是死角，许多同志躲在那里没有中弹，然而杀红眼的特务又迅速在牢房后窗架起机枪开始了第二轮扫射，之后特务们进牢房补枪，这时一个名叫蒲小路的13岁小难友想夺路而逃，被特务一把抓了回来当场杀害，倒在孙重身边，而孙重则因为特务的注意力被吸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
此时在与渣滓洞相隔2.5公里的白公馆，屠杀暂时停了下来。由于枪手都被调往渣滓洞帮忙，只留下了杨钦典独自看守19位革命志士。罗广斌联合大家，一起对杨钦典做攻心工作，要他认清形势。最终杨钦典打开了牢房的门，观察周围没有动静后，在楼上跺脚三声作为暗号。听到暗号后，罗广斌让大家3人一组，年轻的扶着年老的，跑出去就分散，最终19人全部安全逃出，而渣滓洞也逃出了15人，再加当时身上中3枪未死、从尸堆中爬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幸存者共35人。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那场屠杀从27日一直持续到29日，被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3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了。
歌乐山，铭记烈士英灵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
此时，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被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回忆当年的情景：“白公馆内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着烟。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脚，只有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3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寻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当时的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索性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战场上的生死厮杀之后，一个个血气方刚的战士们见此情景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啊！”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又返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那面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大红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
“我们边哭边喊：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呀，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要抬着这面红旗，一起冲出去吗？”当年的脱险志士郭德贤如今已90高龄，说起这句话，她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29具尸体，已全部腐烂。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
“秘密报告”，记录狱中真实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整理文件时，意外地发现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全文约3万字。那时，重庆的党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大批档案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还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秘密党组织被破坏的基本情况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7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胡康民从报告的笔体字迹上确认是出自罗广斌本人之手。他为什么要写这份报告？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情况？胡康民心中打着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不过，当年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话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性。
1994年，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监狱里见到了他的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知道，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江竹筠。当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的这种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加上狱中的革命志士刘国鋕也是四川大富商之子，也有可能提前获释。张国维指示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秘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们两人，以便他们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给党组织。但后来由于刘国鋕坚持“无条件获释”，在“11·27大屠杀”来临之前被杀害。
这样， 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就只剩下罗广斌一人了。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她致敬，江竹筠要求大家对被捕前后的情况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了解到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普遍较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大家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出狱后的罗广斌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顾不上伤病和休息，整整28天日夜不停地写作，终于在12月25日，将写好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
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于歌乐山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八条意见”，血与泪的嘱托
罗广斌所写的报告，是一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意见，交给了上级党组织。胡康民据其总结成8条嘱托：（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8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狱中八条”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四川秘密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虽然只有极少几个，却都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他们一旦叛变，对党的事业损害巨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秘密组织也不会遭受如此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之处。
“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3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理论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叛变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发人深省。无论是今天仍然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不变的坚贞，还是历史资料中让人感叹的故事，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启示。不管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还是从对手的视角来观察自己，没有什么能真正破坏一个党、一个组织，除非它的内部出了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这八条嘱托，是从跌倒流血的地方播种出的期望。这期望穿越了几十年，更加历久弥新。
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题图为11·27大屠杀油画）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