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这段碑文刻在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纪念的是1949年中国大陆1500余名赴台红色特工。它也适用于所有的红色特工。
　　1949年，战争的硝烟仍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燃烧。此前的三大战役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大局，但华东、东南、西南等地仍是血火纷飞，英雄喋血。在这些战场上，无数的红色特工隐蔽于战火中，通过一幕幕情侦策反，减少战争损失，加速了战争胜利。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名字鲜少有人知道;在70年后的今天，他们应该被想起、被书写、被铭记。

江阴战役，隐蔽之中还有隐蔽者

　　1949年的早春，蒋介石一边下野“引退”，一边在浙江溪口老家召集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要求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战区。他的算盘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为中心，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长江上空战云密布，江阴要塞是必争之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便在江阴加紧扩修，以70多门大口径火炮、7000多名军人，严守从张家港到黄田港的25公里江防。
　　江阴之战，势在必行。自1947年起，中共苏北区党委开始对江阴要塞展开策反工作。1949年3月，在江阴之战即将开始之际，时任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征明奉命抵达淮阴。
　　王征明到任后马上了解情况，“要塞的参谋长王德容、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的营长唐秉煜、步兵总队的总队长吴广文都是我们的人”。王征明判断是：“我们要策动要塞起义，基础不错，但要注意不能暴露。不准盲目行动。要服从隐蔽，不发展党员。”
　　为了再将要塞炮台的一些关键部门掌握起来，王征明提出多派一些骨干过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叶飞、韦国清选出了4人，王征明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教他们如何应酬。晚上我还查铺，看他们说不说梦话”。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和朱德翌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在东起靖江、西起九江东北湖口的五百余公里战线上发起总攻，强渡长江。
　　4月21日凌晨1时许，第十兵团二十九军的先头营率先在长山北麓抢滩登陆。驻北岸八圩港的国民党二十一军要求炮台给予火力支援，已经被策反的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却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容易出现误差，要炮台缩减400米射程，结果把二十一军设在江北的一个指挥所打掉了，气得二十一军参谋长在步话机里破口大骂。
　　当日午夜时分，王征明与江阴要塞参谋长王德容判断我军前锋部队已过江，便在游炮团前线指挥所给唐秉琳挂电话。王征明拉高嗓门大声下令：“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时间紧迫，不得延误。”接着，他把话筒重重一摔，对王德容说了声“走”，一起走出前线指挥所，在场的国民党官兵无不大惊失色。“我就是要敲山震虎，要总炮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王征明回忆说。
　　唐秉琳等人得到王征明的命令，迅速按照既定预案派人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发射拆掉雷管的炮弹。江阴要塞的少将司令戴戎光看到炮弹没有爆炸，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你们这是在打什么炮？打的是欢迎礼炮吗？！”唐秉琳也不理，干脆命令总台掉转炮口，向南闸二十一军打了两炮，造成要塞大乱。戴戎光大叫大嚷，说要砍了唐秉琳的头，当即被起义官兵拿下，直接押送至解放军二十九军军部。
　　4月22日上午，蒋介石派专机接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去杭州见他。刚上飞机，何应钦就对李宗仁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吃惊地问：“怎么，不是说可以守住3个月吗？”何应钦沮丧地说：“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没响。”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
　　这样的地下策反活动是隐蔽的，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有些参与人一生都隐蔽在隐蔽之中，其中一个就是戴龙。他任戴戎光的办公室主任，表面上是被策反的大军中的一员，实际上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
　　1945年，戴龙任江苏丹阳县警察局局长，王风臣在该局担任文书、警长并贴身保护戴龙。江阴要塞起义之后，戴龙被党组织秘密调到上海工作，王风臣则回到射阳老家。多年后王风臣回忆：“我在他身边那么久，一点不知道他是地下黨，只觉得他勤政爱民，当地治安很好，我愿意跟着他这个好官。”戴龙的家人都以为他是在江阴要塞起义后才为共产党工作的。就连王征明也不清楚江阴要塞起义时还有戴龙这个人。
　　起义之后，真实身份仍在隐蔽之中的戴龙再次接到任务，这一次他改名王恭陶，身份是台湾某测量学校的一名教官。惜别大陆时，他匆忙回了趟家，让老母亲保重身体，又深情地对妻子说：“你辛苦！”再抱起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
　　到台湾后，戴龙等人先后5次将台湾的陆海空军情报送达我军。1950年7月，戴龙被人出卖，和战友王瀛成、刘鸣钟等6人入狱受审。
　　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记载，戴龙受尽酷刑，双手、双脚均被打断，身子被宪兵吊在车上示众，最后送往马场町的河堤边“伏法”。此后的10多年里，戴家对戴龙的消息一无所知。直到1964年，戴龙的儿子戴筱萍才在部队上拿到一纸革命烈士证书，得知父亲已牺牲在台湾。 　　2014年，戴筱萍来到台北六张犁墓区，把泥土拨开，将根根碎骨放进骨灰坛里。他说：“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杭州战役中收获的“黎明”

　　就在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江阴要塞和长江防线的两天后，南京、镇江及芜湖一带的国民党7个军，分别沿宁杭公路和宁沪铁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逃。4月24日，解放军快速展开追击战，敌人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奔郎溪、广德，妄图突出重围，退守杭州。
　　攻取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夺取钱塘江大桥是解放杭州的关键。在我军横渡长江时，何应钦匆匆飞至杭州密谋炸毁大桥。为粉碎这一阴谋，解放军第七兵团二十一军越过层林叠嶂、道路陡峭的天目山区，分两路昼夜兼程，直插杭州。5月2日，二十一军军部到达余杭县城，兵临杭州城下。
　　5月3日上午，解放杭州的战斗打响。拂晓时分，六十二师一八五团翻越五云山，占领二龙山北侧高地。此后，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二营五连向六和塔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接着，在火力的支援和四连的配合下，又向大桥北端桥头堡发起攻击，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几个小时后，解放军顺利占领钱塘江大桥。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在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下，列队进入杭州市区。
　　就在这一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事情小一点，对整个隐蔽战线的影响却大得不得了。”叶孝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这件小事，就是厉培明被策反。此人1937年加入军统，历任军统济南分台、长沙总台、贵阳总台、重庆总台报务员，合肥支台台长，保密局第四处华中股股长。1948年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全国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国民党保密局匆忙“应变”——以保密局上海站为中心，进行特务潜伏布置。所有特务人员都在本系统内选拔，突击培训，分别装备小型电台，发给活动经费，他们各自为战，秘密经营。为了绝对保守机密，保密局先在杭州临时建立支台，与华东各地潜伏电台一一试通，厉培明就是杭州支台台长。
　　1948年12月，厉培明从南京抵达杭州，将原有浙江站台合并，让杭州支台负责联络沪宁沿线的全部保密局潜伏组台、苏南站台以及所属各分台、浙江站属各分台及潜伏台……算起来总共有40多个电台。
　　在此期间，有一人也3次从上海跑到杭州，他就是厉培明的表弟、复旦大学学生、中共党员武振平，目的是策反厉培明。1949年5月3日，正是在武振平的陪同下，厉培明主动找第七兵团保卫部部长王芳，悉数说出自己掌握的电台机密。 “厉培明就像导火索一样，噼里啪啦把所有暗处的电台都点明了。”叶孝慎说。从这一天起，厉培明有了新代号——“黎明”。
　　“黎明”并没有在解放杭州的战役中发挥作用，而是在上海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的敌我争夺中派上了大用场。上海公安政保机关将他调过去，配合内线侦察。1949年6月14日晚，上海破获8个潜伏组台，捕获各组组长、各台台长及组员23人，缴获收发报机9部、密码6套。
　　“黎明”所起的作用还不止这些。1950年2月6日，上海风和日丽，车水马龙。中午12点多，市郊突然响起了一阵防空警报声，近20架国民党飞机直扑工厂密集的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对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目标空袭。机群投下的炸弹，有10枚准确地落到了担负着上海80%供电能力的杨树浦电厂内，上海市瞬间大面积停电停水。还有近千间民房被毁， 1400多人被炸死炸伤。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上海“二六”轰炸案。
　　敌机投弹如此准确，是巧合吗？当然不是，是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电台给他们导航。
　　负责此案的领导让“黎明”也加入案件的侦破中来。在熟悉案情时，“黎明”看到了羅炳乾的名字， 不由想起特务中也有一个叫罗炳乾的人，这会是同一个人吗？在几个测定地点监测无异常后，“黎明”在罗炳乾住处福佑路362号附近50米处架起一个测向仪监听，第三天晚上8时，沉寂无声的测向仪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信号。凭着多年的经验， 他断定秘密电台在50米到80米的范围内。他循着指针方向搜索——30米、20米、10米……最后精确地定位到福佑路362号。被抓捕的那一刻，罗炳乾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通报。
　　叶孝慎说：“潜伏上海的特务电台里，最有名的就是‘万能台’ 罗炳乾。‘万能台’的特点就是一个人即一支队伍，集报务、译电、情报于一身，情报不需要别人传递，可以直接发给台湾。‘黎明’和罗炳乾两个人是一起受训的。罗炳乾的发报习惯甚至指法，‘黎明’一清二楚。如果说‘黎明’和罗炳乾是军统留下来的两个拳头，那我们就是用它的一个拳头打了另外一个拳头。”

上海战役，张权牺牲在胜利6天前

　　蒋介石在杭州失守后，于1949年4月末亲临上海，坐镇复兴岛，声言要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5月12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向上海外围发起攻击。南线进展顺利，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等地。北线很快拿下浏河、太仓、嘉定。但之后意外遭到月浦、杨行、刘行守军顽抗。在海军、空军支援下，国民党守军依靠大量钢筋混凝土碉堡，以及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的阵地，用密集的火网封锁我军。他们还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实施连续反冲击。

　　但4天后，蒋介石叫嚣打立体战争的气焰就被一场未遂的兵变破坏了。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气急败坏地登上上海江面的“江静号”，听取兵变的报告，听说主导者张权坚不吐实、宁死不屈后，立刻下令杀无赦：“对张权的审问已经没有意义了，予以处决，立即执行！”随后，他又说：“一定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处决，对外不得公布实情，以免影响士气。行刑后用大号标题登在报纸醒目处，以震慑同党。”
　　让蒋介石如此动气的张权是何许人也？张权，18岁考入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唯一的装甲车团团长（属师级编制），后任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因军队训练有方，1941年被晋升为中将。战车防御部队参加了滇缅会战，在抗战期间屡建战功，张权声名大震，并牢牢掌握了国民党的机械化炮兵部队。
　　但张权身边的秘书王亚文，是一名共产党员。1941年在重庆，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亲自把王亚文介绍给张权。王亚文经常去张权家中做客。张权也通过各种途径，悄悄进入曾家岩50号，面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张权得知王亚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后，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王亚文向董必武请示，董必武让他转告张权：“党组织认为张权将军不加入共产党比加入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沙文汉希望王亚文说服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部队的地位，策动起义，同时搞一些情报，便于我军全面掌握国民党部队的动向和军事部署。
　　张权马上答应下来。他设法留在京沪杭地区，谋得太湖警备区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的职务，可以到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还冒险进入重兵把守的最高参谋本部地下保密室获取信息。王亚文的夫人张端元曾对叶孝慎回忆：“他不止一次地深入敌人的防区。敌人一连一营的所在据点，他几乎了如指掌。回来以后，他就在我们家里，用了3天3夜将他的沿途所记，将那些做了记号的小纸片，都铺在地上，让王亚文和我帮忙，一起绘制了一幅敌军的兵力、工事布防图，提供给了解放军。”
　　上海前线告急时，张权和王亚文决定发动起义，里应外合，帮助解放军进沪。方案是：5月16日上午10时，以升旗为号，由驻扎在西体育会路上的机械化炮兵团率先起义，先占领施高塔大楼（今山阴大楼），再突袭淞沪警备司令部，彻底摧毁国民党指挥系统;策动第五十一军、一八二师和青年军二三○师临阵倒戈，给长驱直入的解放军让出通道;打通蕴藻浜、张华浜一线，配合解放军围歼月浦、杨行、刘行的守军;破坏机场，封锁吴淞口航道，使黄浦江里的国民党舰艇全都成为瓮中之鳖。
　　5月16日上午8点，王亚文准时赶到起义临时司令部——吉祥路121号，以期与张权会合。按照计划，他将拿到张权给他的6张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但是，张权却一直没有出现，军中一名情报科长背叛并告发了他。
　　《环球人物》记者抵达上海的当晚，正下着小雨。夜色中，上海的万家灯火笼罩在一层薄雾下，上海第一百货大楼安静地矗立其间。70年前，就在这个位置上，在当时还叫上海大新公司的地点，人们旁观了一场行刑，被杀的人就是张权。
　　“他的死太惨烈了，就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心，西藏路和南京路的交叉口，这是所谓零度的上海。6天之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入上海。”叶孝慎感慨。直到赴死之前，张权都没有在形式上入党，但他以受尽酷刑后的沉默，以对共产党员的保护，证明了自己的决心。上海解放后，王亚文回忆说，“周恩来曾说，‘张权将军，我们一直是把他当做我党的干部来用的。’”

重庆战役，“死士”郭汝瑰给蒋介石致命一击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揭开了解放重庆的序幕。
　　眼看继上海之后，另一个大城市、国民政府的临时驻地广州也于10月14日失守，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他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冒险深入重庆，直接插手西南作战。下飞机时他心潮起伏，不胜唏嘘：“此次渝东作战，实为党国成败最后之一战。”“革命成败，党国存亡，历史荣辱，皆在此一举。”
　　蒋介石一下榻重庆西郊的山洞镇，便让顾祝同及其指挥小组约谈“云南王”卢汉、“西康王”刘文辉、“四川王”邓锡侯和潘文华。蒋介石认为，这四人虽然都有反对自己的言行，但实力有限，还不足以跟自己撕破脸皮，正面冲突。蒋介石哪里想得到，他走进的根本是一个“剧场”——卢汉在与时任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壁商谈起义事宜;刘文辉的家里就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电台;邓锡侯与中共的联络工作在两个月前就通过密电正式建立起来了;潘文华早在重庆谈判时就派人暗中保护毛泽东。过不了一个月，他们四个人就要全部起义了。
　　这场约谈，还有一个人在场，就是郭汝瑰。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又进入陆軍大学进修。1937年淞沪会战时，他写下遗书，苦战7天7夜未离阵地，一战而成名将。解放战争期间又一年三迁，升为国防部作战厅长。蒋介石、陈诚一直对他寄予厚望。
　　跟4个“西南王”约谈后，蒋介石又找郭汝瑰和四十四军中将军长陈春霖谈过一次话。蒋介石问郭汝瑰：“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作战有无把握？”郭汝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
　　蒋介石日暮途穷，自以为还有足够疯狂的资本，这资本就是“军界精英”郭汝瑰及其麾下的七十二军。在蒋介石心里，与大多数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堕落”不一样，郭汝瑰的“死忠”难能可贵。所以，在十四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罗广文“负了军长的责任，在战斗中弃部下几万人的生死存亡于不顾，一个人首先脱离战场”之后，蒋介石立即电令郭汝瑰为第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防堵解放军渡江，可谓是把最后的赌注押在了郭汝瑰身上。
　　但蒋介石不知道郭汝瑰早在1928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更不知道他主动请缨回川组建七十二军，正是想在大西南策动起义，缩短战争进程。
　　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所属各部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解放军于27日、28日相继攻克重庆外围的江津、顺江场、渔洞镇等据点，向重庆城区进逼。此时，防守重庆的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望风而逃，解放军只在重庆近郊的南温泉、黄桷垭等地区与国民党守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就顺利突破胡宗南部署的“新长江防线”。30日凌晨，蒋介石见势不妙，匆忙从林园官邸乘车前往白市驿机场，而后逃往成都。当日，重庆解放。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国民党军都穿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穿着夏季军服。”“兵士们时时勒令洋车夫拉他们的东西，滑竿夫抬着武器和弹药。通衢大道上军车拥挤，车祸司空见惯。”
　　比仓皇溃逃更让蒋介石暴怒的是，没过几天，他极为赏识的“死士”郭汝瑰就率部到了宜宾，于12月9日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布《起义告官兵书》，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和平解放川南33县。西南解放，蒋介石在大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点希望彻底破灭了。郭汝瑰宣布起义的第二天，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飞向台湾，他的战争结束了，他的统治结束了，他在大陆的岁月也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