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是一个敏感话题。公权力机构庞大、职责广泛，难免有疏失错漏，对无辜公民造成伤害。由公权力造成的伤害，一经确认，当由国家赔偿予以弥补。然而，现实中，常常是邻居摘了自家的枣，立马会“寻他说理”；而抓错人、断错案，却鲜有人具备向“公家”要说法的“秋菊之勇”。观念影响之外，也折射出争取国家赔偿的程序之多、门槛之高、难度之大。
　　 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国家赔偿申请不受理，法院要出具决定书；对不予受理的给予程序救济……这项从15日开始施行的新规，可遏制法院以不予受理名义规避赔偿义务的行为。
　　 这一司法解释，在新《国家赔偿法》奠定的基础上，使国家赔偿案件首先能“告进门”。如果从一开始就能顺利进入依法处理的渠道，“求偿难”将有望逐步破解。此外，司法解释还畅通了求偿渠道，规范了立案标准，完善了救济措施，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等可能被侵害的合法权益。
　　 回望国家赔偿之路，从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到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施行，再到农历龙年年初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赔偿法律从无到有，制度设计从粗到精，赔偿意识从弱到强。我们看到，2001年，陕西少女麻旦旦“处女嫖娼”案，无辜关押两天受尽屈辱，最后却仅获74.66元的国家赔偿；2004年，湖北佘祥林蒙冤坐牢11年平反昭雪，随后获赔“人身侵权赔偿金”25万余元；2010年5月，“河南佘祥林”赵作海在媒体高度关注下获赔65万元……特别是新《国家赔偿法》实施后，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申请赔偿渠道更加通畅，刑事赔偿申诉数、决定赔偿数较快上升，仅湖南一地，2011年全省法院就依法审结国家赔偿案件63件，决定赔偿327.68万元。一条渐趋平坦的求偿之路，正在我们脚下延伸。
　　 国家赔偿，本身强调的就是国家责任、人权保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不仅关系到个体在遭遇权力侵害时的救济，更关乎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赔偿制度的变化，铭刻下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次次调整，记录下公民权利的日渐彰显，更反映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
　　 然而，这条路仍然很长。例如今年年初，广东深圳警方在东莞一家夜总会对涉黑人员的围剿行动中误杀一位“的哥”，引来关于国家赔偿责任认定的争议。这也启示我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面对不断高涨的權利意识，国家赔偿从程序到标准、从范围到落实，都还需要在公权与私权的互动中不断完善。（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