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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有望在年底完成,香港将定位为大珠三角的龙头
纷扰多年的珠三角城市未来龙头之争,在政策层面上获得了暂时的终结。
《财经》记者11月17日从有关渠道获悉,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全力支持澳门巩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
“这个提法很关键,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是广州和深圳都在争夺的角色。”北京一位研究区域经济的资深学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非常明显,国家战略层面上已将香港定位为大珠三角的龙头。”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份《规划纲要》有望在年底完成。其内容上除了要支持珠三角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重要的部分是要“促进粤港澳的紧密合作,提升三地合作水平”。
这是一个令粤港澳官方盼望已久的举措。以此为契机,三方合作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拉开新的帷幕。而三地的关系正承载着上至国家、下至地方的众多期望:
——作为“一国两制”的示范区,中央需保持港澳继续繁荣稳定,从而为解决台湾问题打下良好基础;
——对广东而言,惟有将自己与港澳绑在一起,方能体现其优势,并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更多重视,争取到政策优惠;
——对港澳而言,面临内地城市及周边国家的崛起,优势早已不复当年,亦需通过与广东合作,获得更大的市场与合力,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因此,粤港澳地区的再度崛起、甚至发展成世界级都市圈,已成为国家层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珠三角疲态
长三角与珠三角,素有中国经济“左右腿”之称。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率先起步的珠三角疲态已现。
珠三角主要指广东珠江三角洲沿线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惠州、肇庆及中山等九个城市。这一都市群的土地面积占广东省30%,每年的生产总值却占全省80%左右,进出口总量占全国的28.8%、全省的96.2%,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交汇地。
迄今,广东省依然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对全国财税贡献最多的省份,GDP连续23年居全国首位,经济总量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占全国GDP比重达八分之一,财政总收入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但与同跑道的竞争者——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市相比,广东省的人均GDP增速排在最后一位;其他如投资总额、银行贷款余额、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和专利申请授权数等反映发展后劲的指标数,亦明显落后于长三角。
一个屡被提及的事实是,受制于业已耗尽的土地、电力等资源及难以为继的环境承载力,近年来陆续有大企业从广东外迁,而世界500强企业到中国发展的落脚点也更偏向于选择长三角。广东的竞争力早已不复往昔。
在金融危机及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珠三角雪上加霜。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告诉《财经》记者,更坏的情况将在明年出现,他预计香港在珠三角的所有以传统加工制造、贴牌生产为主的小企业,“在没有能力升级和改变困境的情况下都会陆续倒闭”。
与此同时,作为大珠三角的龙头,香港亦步入艰难的调整期。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香港早先的中介地位亦被逐渐削弱;受制于“一国两制”所形成的边界,香港所拥有的法治、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优势难以辐射到更广阔的内地。 一种观点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州更处于核心,发展空间亦更为广阔,因此近年来不时出现有关谁更有资格当大珠三角未来龙头的争论。
广东诉求
发展的压力迫使两大竞争对手必须更深入地合作。今年1月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牵头,广东省内20多个部门及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启动了“关于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调研。期间,汪洋先后两次就报告内容的拟订与香港特首曾荫权进行磋商。
3月初的全国“两会”期间,汪洋又与相关官员携新鲜出炉的调研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游说”,争取政策。
《财经》记者获悉,这份尚未公开的报告共有一份主报告、六份子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五大关键诉求:
其一,争取中央下放CEPA(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在广东境内的审批权,加快引进港澳的现代服务业。报告建议中央将广东确定为深入实施CEPA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二,通关便利。目前,粤港与粤澳口岸仍实行“两地两检”或“一地两检”模式,手续之繁杂、通关效率之低,更甚于一些国与国之间民众的往来。广东提出,希望用十年的时间进行口岸设置的改革,逐步实现三地人员、资金、货物及信息等要素的自由和快速流动。
其三,用20年时间,与港澳共建“金融合作与开放试验区”。报告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2010年前建设深港金融合作试验核心区;第二步是在2015年前建设珠港澳金融合作试验区,使三地互相落实给对方金融机构予国民待遇,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试点扩大至珠三角九城市;第三步是建议中央授权试验区立法机构享有部分金融管理立法权限,弥合三地金融法律差异,并推动“人民币亚洲化”,最终实现三地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和全面融合。
其四,与粤港合作开发横琴岛。横琴岛位于珠海与澳门交界处,占地86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三个澳门。三地一致要求将该岛发展为国家体制与科技的创新区,吸取港澳两地的市政管理及服务业的精华,亦与港澳两地的部分城市功能相联动。
其五,要求中央继续赋予广东综合改革试点权。这是在实施层面上最艰难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部分。
“大香港”构思
为在国家发改委的《规划纲要》出台前及时反映更多香港的利益诉求,香港智库机构智经研究中心于11月6日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香港版的“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方案”。
与广东的报告相比,这份代表了港府高层意志的方案更为具体。这份名为《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提出,粤港澳之间的合作虽然不是新话题,但此前的经济整合因起点低且未触及行政体制方面的对接,因此都是“有限制的整合”。
《报告》认为,未来三地的合作必须有高起点——即以协力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为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前提来布局区域内各大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公共治理及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
《财经》记者看到,这份厚达233页的报告充满“大香港”情怀,欲把广东珠三角地区发展成“香港功能”的延伸地带。
《报告》提出,要探讨建设珠三角都会区公共治理架构,使之具有香港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以满足香港人在广东居住衍生出来的社会和民生公共政策需求,同时,方便在广东常住的非广东户籍人口出入香港。《报告》还建议,推动香港公营机构与广东省各级政府全面合作,如广东省政府相应部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公营机构的全面深入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实际性的服务。
针对两地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报告》建议借鉴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的做法,由双方共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全面统筹轨道交通的融资和运作。
按照珠三角都会区的规划,珠三角将建设长达2000公里的“三环八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报告》建议由粤港合组公司共同建设和运营这些珠三角轨道交通。
针对珠三角城市群间激烈的同业竞争问题,《报告》提出,应成立一个由各方官员牵头的管理委员会,以统筹协调珠三角航空及航海领域的规划,使相关各方分工协作。
难点在体制融合
广东的报告在上交国家相关部门后,很快在国家层面获得反馈。今年3月以来,国家多个部委及政府研究机构赴珠三角调研。7月,随着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率团访粤,粤港澳合作的构想获得了中央的明确支持,并开始出现实质性进展。
7月29日,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及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CEPA补充协议五,推出34项政策措施,有17项在广东先行先试。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了八项在广东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拖延了25年的港珠澳大桥出资方案,在8月5日举行的年度粤港联席会议上敲定,成为三方合作中的标志性事件。
10月,国家发改委传出正在起草《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消息。
不过,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告诉记者,三地在政治、法律、经济、行政管理及社会管理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不同城市间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的现实,注定了三方的深度合作之路将极其坎坷。
目前,粤港澳三地的体制差异正成为三地要素流动的最大障碍。“经济要快速发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且低成本的流动非常重要。但现在哪怕在同一省区的城市间,实现这一点都非常困难,更何况在粤港澳这样‘一国两制’的状态下。”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汉称,目前他所看到的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整合大多只能完成跨区域或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步。“这是经济融合中最简单的一步,只要有动力和共识,有钱,就可以完成。”他认为,要实现更核心的整合,需要合作各方处理好制度对接、产业与城市功能的定位、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等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告诉《财经》记者,在改革开放30年后,粤港澳合作要再创新优势,必须进行体制的对接。“过去的合作只是制造业的转移,对体制融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如今广东要引进港澳的金融、法律、财会等高级服务业以推动产业升级,而这些领域对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及体制环境的要求要高得多——不在这方面进行突破,则只能搞些‘毛毛雨’”。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要在体制上进行突破,关键是中央要有足够的动力和决心。“目前动力是有的。在当前珠三角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不支持大珠三角的整合,就无法继续发挥其对华南九省市的辐射及拉动作用,也难以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但要作出决策则需要更大的合力。”
这位学者称,在中央放权前,广东自身在体制改革方面也有很多操作与完善空间,“有些根本不需要中央审批,关键是广东自己想不想做,决心大不大。”■
纷扰多年的珠三角城市未来龙头之争,在政策层面上获得了暂时的终结。
《财经》记者11月17日从有关渠道获悉,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全力支持澳门巩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
“这个提法很关键,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是广州和深圳都在争夺的角色。”北京一位研究区域经济的资深学者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非常明显,国家战略层面上已将香港定位为大珠三角的龙头。”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份《规划纲要》有望在年底完成。其内容上除了要支持珠三角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重要的部分是要“促进粤港澳的紧密合作,提升三地合作水平”。
这是一个令粤港澳官方盼望已久的举措。以此为契机,三方合作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拉开新的帷幕。而三地的关系正承载着上至国家、下至地方的众多期望:
——作为“一国两制”的示范区,中央需保持港澳继续繁荣稳定,从而为解决台湾问题打下良好基础;
——对广东而言,惟有将自己与港澳绑在一起,方能体现其优势,并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更多重视,争取到政策优惠;
——对港澳而言,面临内地城市及周边国家的崛起,优势早已不复当年,亦需通过与广东合作,获得更大的市场与合力,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因此,粤港澳地区的再度崛起、甚至发展成世界级都市圈,已成为国家层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珠三角疲态
长三角与珠三角,素有中国经济“左右腿”之称。然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率先起步的珠三角疲态已现。
珠三角主要指广东珠江三角洲沿线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惠州、肇庆及中山等九个城市。这一都市群的土地面积占广东省30%,每年的生产总值却占全省80%左右,进出口总量占全国的28.8%、全省的96.2%,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交汇地。
迄今,广东省依然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对全国财税贡献最多的省份,GDP连续23年居全国首位,经济总量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占全国GDP比重达八分之一,财政总收入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但与同跑道的竞争者——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市相比,广东省的人均GDP增速排在最后一位;其他如投资总额、银行贷款余额、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和专利申请授权数等反映发展后劲的指标数,亦明显落后于长三角。
一个屡被提及的事实是,受制于业已耗尽的土地、电力等资源及难以为继的环境承载力,近年来陆续有大企业从广东外迁,而世界500强企业到中国发展的落脚点也更偏向于选择长三角。广东的竞争力早已不复往昔。
在金融危机及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珠三角雪上加霜。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告诉《财经》记者,更坏的情况将在明年出现,他预计香港在珠三角的所有以传统加工制造、贴牌生产为主的小企业,“在没有能力升级和改变困境的情况下都会陆续倒闭”。
与此同时,作为大珠三角的龙头,香港亦步入艰难的调整期。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香港早先的中介地位亦被逐渐削弱;受制于“一国两制”所形成的边界,香港所拥有的法治、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优势难以辐射到更广阔的内地。 一种观点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州更处于核心,发展空间亦更为广阔,因此近年来不时出现有关谁更有资格当大珠三角未来龙头的争论。
广东诉求
发展的压力迫使两大竞争对手必须更深入地合作。今年1月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牵头,广东省内20多个部门及科研院所共同参与,启动了“关于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调研。期间,汪洋先后两次就报告内容的拟订与香港特首曾荫权进行磋商。
3月初的全国“两会”期间,汪洋又与相关官员携新鲜出炉的调研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游说”,争取政策。
《财经》记者获悉,这份尚未公开的报告共有一份主报告、六份子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五大关键诉求:
其一,争取中央下放CEPA(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在广东境内的审批权,加快引进港澳的现代服务业。报告建议中央将广东确定为深入实施CEPA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二,通关便利。目前,粤港与粤澳口岸仍实行“两地两检”或“一地两检”模式,手续之繁杂、通关效率之低,更甚于一些国与国之间民众的往来。广东提出,希望用十年的时间进行口岸设置的改革,逐步实现三地人员、资金、货物及信息等要素的自由和快速流动。
其三,用20年时间,与港澳共建“金融合作与开放试验区”。报告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2010年前建设深港金融合作试验核心区;第二步是在2015年前建设珠港澳金融合作试验区,使三地互相落实给对方金融机构予国民待遇,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试点扩大至珠三角九城市;第三步是建议中央授权试验区立法机构享有部分金融管理立法权限,弥合三地金融法律差异,并推动“人民币亚洲化”,最终实现三地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和全面融合。
其四,与粤港合作开发横琴岛。横琴岛位于珠海与澳门交界处,占地86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三个澳门。三地一致要求将该岛发展为国家体制与科技的创新区,吸取港澳两地的市政管理及服务业的精华,亦与港澳两地的部分城市功能相联动。
其五,要求中央继续赋予广东综合改革试点权。这是在实施层面上最艰难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部分。
“大香港”构思
为在国家发改委的《规划纲要》出台前及时反映更多香港的利益诉求,香港智库机构智经研究中心于11月6日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香港版的“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方案”。
与广东的报告相比,这份代表了港府高层意志的方案更为具体。这份名为《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提出,粤港澳之间的合作虽然不是新话题,但此前的经济整合因起点低且未触及行政体制方面的对接,因此都是“有限制的整合”。
《报告》认为,未来三地的合作必须有高起点——即以协力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为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前提来布局区域内各大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公共治理及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问题。
《财经》记者看到,这份厚达233页的报告充满“大香港”情怀,欲把广东珠三角地区发展成“香港功能”的延伸地带。
《报告》提出,要探讨建设珠三角都会区公共治理架构,使之具有香港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以满足香港人在广东居住衍生出来的社会和民生公共政策需求,同时,方便在广东常住的非广东户籍人口出入香港。《报告》还建议,推动香港公营机构与广东省各级政府全面合作,如广东省政府相应部门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公营机构的全面深入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实际性的服务。
针对两地跨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报告》建议借鉴新加坡淡马锡金融控股公司的做法,由双方共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全面统筹轨道交通的融资和运作。
按照珠三角都会区的规划,珠三角将建设长达2000公里的“三环八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报告》建议由粤港合组公司共同建设和运营这些珠三角轨道交通。
针对珠三角城市群间激烈的同业竞争问题,《报告》提出,应成立一个由各方官员牵头的管理委员会,以统筹协调珠三角航空及航海领域的规划,使相关各方分工协作。
难点在体制融合
广东的报告在上交国家相关部门后,很快在国家层面获得反馈。今年3月以来,国家多个部委及政府研究机构赴珠三角调研。7月,随着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率团访粤,粤港澳合作的构想获得了中央的明确支持,并开始出现实质性进展。
7月29日,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及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CEPA补充协议五,推出34项政策措施,有17项在广东先行先试。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了八项在广东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拖延了25年的港珠澳大桥出资方案,在8月5日举行的年度粤港联席会议上敲定,成为三方合作中的标志性事件。
10月,国家发改委传出正在起草《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消息。
不过,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告诉记者,三地在政治、法律、经济、行政管理及社会管理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不同城市间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的现实,注定了三方的深度合作之路将极其坎坷。
目前,粤港澳三地的体制差异正成为三地要素流动的最大障碍。“经济要快速发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且低成本的流动非常重要。但现在哪怕在同一省区的城市间,实现这一点都非常困难,更何况在粤港澳这样‘一国两制’的状态下。”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汉称,目前他所看到的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整合大多只能完成跨区域或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步。“这是经济融合中最简单的一步,只要有动力和共识,有钱,就可以完成。”他认为,要实现更核心的整合,需要合作各方处理好制度对接、产业与城市功能的定位、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等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告诉《财经》记者,在改革开放30年后,粤港澳合作要再创新优势,必须进行体制的对接。“过去的合作只是制造业的转移,对体制融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如今广东要引进港澳的金融、法律、财会等高级服务业以推动产业升级,而这些领域对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及体制环境的要求要高得多——不在这方面进行突破,则只能搞些‘毛毛雨’”。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要在体制上进行突破,关键是中央要有足够的动力和决心。“目前动力是有的。在当前珠三角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不支持大珠三角的整合,就无法继续发挥其对华南九省市的辐射及拉动作用,也难以保持港澳繁荣稳定。但要作出决策则需要更大的合力。”
这位学者称,在中央放权前,广东自身在体制改革方面也有很多操作与完善空间,“有些根本不需要中央审批,关键是广东自己想不想做,决心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