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翻译并不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转换， 而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翻译文化学派的学者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的时候， 肯定会受到所处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 从而使其译作也打上年代的烙印。这种观点对译评工作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也就是说， 在对某一部译作进行评论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译者的生活时代的意识形态， 分析与原作有出入的原因。应该说，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20世纪末翻译界的一大进步。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就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而言，罗特曼（Yury Lotman）的界说有着直接意义。他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1]罗特曼所提出的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乃是指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者是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程度、实践目的、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其翻译活动。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语言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自身文化因素的规约与限定， 使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着操控。这种操控首先体现在翻译目的的政治性上， 译者的目的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例如，《简·爱》的两个译本：李霁野译本[2]（简称李译本）和黄渊深译本[3]（简称黄译本），分别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李霁野先生从事翻译活动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以及“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更多地围绕着改造社会，服务于现实斗争与社会需要。因此，由于受当时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影响，李译本选词激进；而黄译本完成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译本用词温和得多。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两译本语言的选择。请看下例：
例1：John had not much affection for his mother and sisters， and an antipathy to me.
李译本： 约翰对他母亲和妹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
黄译本：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
例1中 “antipathy” 的意思是：反感；厌恶；憎恶。[4]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仇恨” 意为 “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5]厌恶是： “（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感”。[6]很明显，两词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厌恶”较温和。原文约翰讨厌、欺负简，可这并不是仇恨。因此李译本言辞过于激烈。
例2：no， I was not heroic enough to purchase liberty at the price of caste.
李译本： 不，我还不够这样英雄，能拿阶级的代价来购买自由。
黄译本： 不，我可没有那种英雄气概，宁愿抛却身份来换取自由。
例2中， “caste” 的解释是：印度的社会等级。[7]李译本的“阶级”使其带有了政治色彩，而黄译本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为“身份”。
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李译本受当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政治色彩浓厚，言语过激，往往使用比较正式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而黄译本用词温和，而且有些时候会根据上下文进行意译。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如此， 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 就不能无所顾忌， 而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具体而言， 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 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 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 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 适当地对原文做出各种调整。
结语
Lefevere和Bassnett是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肇始者。在跨语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显然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方式，也无疑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尽管译者在有限的范围内会对意识形态作些许抗争，但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对翻译有着巨大影响，翻译往往只得屈从于意识形态。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文本语言层面的显性影响外，文本外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形力量，起着隐性的主导作用。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翻译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种状况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11-15.
[2]李霁野.简·爱[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3]黄源深.简·爱[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4][7]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M].李北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210.
[5][6]汉语大词典编撰委员会.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193，1572.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就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而言，罗特曼（Yury Lotman）的界说有着直接意义。他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1]罗特曼所提出的可接受的观点和态度乃是指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者是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程度、实践目的、价值取向、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不同，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其翻译活动。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语言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自身文化因素的规约与限定， 使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着操控。这种操控首先体现在翻译目的的政治性上， 译者的目的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例如，《简·爱》的两个译本：李霁野译本[2]（简称李译本）和黄渊深译本[3]（简称黄译本），分别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李霁野先生从事翻译活动时，中国正经历着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翻译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以及“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更多地围绕着改造社会，服务于现实斗争与社会需要。因此，由于受当时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影响，李译本选词激进；而黄译本完成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因此，黄译本用词温和得多。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两译本语言的选择。请看下例：
例1：John had not much affection for his mother and sisters， and an antipathy to me.
李译本： 约翰对他母亲和妹妹没有什么爱，对我却怀着仇恨。
黄译本：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而对我则很厌恶。
例1中 “antipathy” 的意思是：反感；厌恶；憎恶。[4]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仇恨” 意为 “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5]厌恶是： “（对人或事物）产生很大的反感”。[6]很明显，两词程度不同：“仇恨”更激烈，“厌恶”较温和。原文约翰讨厌、欺负简，可这并不是仇恨。因此李译本言辞过于激烈。
例2：no， I was not heroic enough to purchase liberty at the price of caste.
李译本： 不，我还不够这样英雄，能拿阶级的代价来购买自由。
黄译本： 不，我可没有那种英雄气概，宁愿抛却身份来换取自由。
例2中， “caste” 的解释是：印度的社会等级。[7]李译本的“阶级”使其带有了政治色彩，而黄译本用意译的方法翻译为“身份”。
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李译本受当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政治色彩浓厚，言语过激，往往使用比较正式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而黄译本用词温和，而且有些时候会根据上下文进行意译。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如此， 翻译家在译介异域文化时， 就不能无所顾忌， 而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具体而言， 就是要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 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 考虑译文读者的情趣和接受力， 并根据这些制约因素， 适当地对原文做出各种调整。
结语
Lefevere和Bassnett是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肇始者。在跨语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显然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方式，也无疑为意识形态所支配。尽管译者在有限的范围内会对意识形态作些许抗争，但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对翻译有着巨大影响，翻译往往只得屈从于意识形态。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文本语言层面的显性影响外，文本外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形力量，起着隐性的主导作用。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翻译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种状况还会不断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11-15.
[2]李霁野.简·爱[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3]黄源深.简·爱[M].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4][7]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M].李北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2，210.
[5][6]汉语大词典编撰委员会.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193，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