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先生说，写书评(包括史评)有蚂蚁搬山式的，蜜蜂酿蜜式的，也有开山铸铜式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就属于开山铸铜式的，作者读史。能抓住精华，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发表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语虽不多，却字字珠玑，句句生辉，能给人深深启迪。
　　首先，毛泽东同志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是简单地用“仁”与“暴”、“明”与“昏”，“忠”与“奸”、“贪”与“廉”等现成的概念作简单化的概括，而是就其一生功过表现作全面辩证地分析，往往说出独到的见解。比如对商纣王帝辛，过去的正史野史，无不认为他是暴君的典型，而毛泽东同志则认为他并非全无可取之处，说他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朝是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商纣王的残暴和奢侈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就像解放前西藏的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所以这不光是他性格问题，更有制度问题。另外，商朝确实是灭亡在纣王手里，这不光是因为他的残暴激起民愤。人民都起来反对他。还有他在战略上的失策，给了周武王姬发以可乘之隙。这样评价既显公允，又抒写了独到见解，确实发人深醒。
　　再如对孔子和秦始皇赢政的评价：“一个‘说空话’，一个统一了中国。”在各种史书上，秦始皇自然也是个暴君，而孔子两千多年来却一直被称颂为“至圣先师”。毛泽东的评价一反常论，可谓振聋发聩。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秦始皇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在东周列国时期，战乱频繁。礼崩乐坏，儒家的重礼治根本行不通，孔子周游列国只是“讲了一通空话”，没有哪个国家采纳他的学说。而真正结束了七国纷争局面的是秦始皇。
　　再如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老粗出人物。”从《史记》到《汉书》，都指出刘邦的粗鲁和流氓气，但毛泽东认为“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正因为他粗鲁，才肯于纳谏，善于选择。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他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刘邦是个“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
　　其次，毛泽东评价历史事件，特别是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战役，能从广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发表自己见解，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例如他评价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认为刘备的失败在于没有打运动战。卢弼说刘备不应用山木札营，应以土石垒营。屯兵树林里，给陆逊用火攻创造了条件，所以遭到惨败。但毛泽东认为：即使“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高瞻远瞩，洞悉幽微，加上他有游击战、运动战的实践经验，又熟悉家乡湖南地形，所以能发表如此高论。毛泽东的杰出的军事天才决非头脑里固有的，这是他熟读历史。善于总结古代战争经验。并能运用于实践的结果。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充分肯定他“不贰过作风”，但也批评他的战略失误。“其始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力、人口都远远超过蜀国，诸葛亮要“北伐中原，匡扶汉室”，只能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方针，由于兵力分散，形成不了打击力量，关羽北伐失败，丢了荆州，刘备伐吴败走狁亭，诸葛亮六出岐山，最终死在五丈原。对诸葛亮的“街亭之战”，毛泽东认为“初战，亮宜自临阵”，亲自到阵前指挥。因为对手是魏国名将张邰。这是谨慎初战的思想。街亭之失，教训深痛，所以在木门之战，亮必在军，不贰过。即不重犯过去的错误。
　　再次，毛泽东在评论各个朝代的兴替时，既重视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坚持唯物辩证分析，也不否认个别人的主观因素(性格、气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作用。例如他评论汉元帝刘爽在当太子时曾向汉宣帝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元帝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这是西汉从元初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总之，毛泽东评价二十四史，处处显露出智慧的光辉，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