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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之后，个体的日常行为得到重视，这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念学习的结果。朱文始终把个体的日常行为作为关注的对象，对日常生活和个体的日常行为进行直观或抽象的现象学处理。把创作带到当下的语言情境，使得他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文学中凸显出来。
关键词：朱文 日常行为 个人立场 个体精神 精神立场
“新时期文学”存在两股并行的创作冲动：其一是面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其二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形式创新叙事。前者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偏向现代主义思潮，而这两种创作冲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縱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先锋性的形式革命已经日渐式微，文学写作也从纯粹的文学语境，从文学自身的美学语境，向社会和商业化移位，商业化反映出了文学的边缘化。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下，朱文的创作对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发现也算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同时也是一种突破。
一、个体经验与文学书写
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群体是概念并不怎么清晰的“晚生代”群体写作，“晚生代”群体被用来指称朱文、韩东、鲁羊、何顿、张旻等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20世纪90年代有所成就的作家。这个群体代表了一种明显的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之一。其中，朱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除《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等几篇引起了广泛争议的小说之外，朱文的其他小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朱文也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在韩东、朱文看来恰恰是一种独立的姿态——既不屈服于体制化的写作，也不向商业化的写作妥协，而是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这种个人化的写作指向当下的生活，指向一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状态。“晚生代”作家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把这一切不加雕饰地呈现出来。
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朱文。当夜晚降临，陈染的女主人公紧闭门窗的时候，朱文笔下的小丁却还在街上闲逛。他睡不着觉，好像总有什么事情搅得他无法松弛，所以闲逛有时候又变成一种受难，一种无法发泄的苦闷。他似乎在寻找，但他又并非是在明确地寻找什么东西，好像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无聊，虽然他实在是有点无所事事。
小丁认可物质上的东西，比如在《我爱美元》中，他畅快地对父亲发表宣言，认为老一辈已经过时了，现在是物质至上的时代。发表完那一通宣言，他就被父亲搀扶着走出饭馆，坐进一辆窄小的夏利牌出租车：“这辆夏利车就像一只卑微的小甲虫，一步一步地无声地爬进我此刻情绪的中心，那里什么也没有，是绝对而又喧嚣的空白。我转脸看着父亲额前稀少而凌乱的头发，流下了眼泪。”a似乎靠着“女人”和“金币”，小丁就已经完成了生活的意义。但是，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朱文“越是用心描述小丁的生活，小丁对美元和女人的感情，就越会显出暧昧和矛盾”b。
看来，小丁无论是面对“女人”还是“金币”，都没有他向父亲宣言的那么彻底，那么义无反顾。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屈辱，并且愤怒。在他的愤怒背后，一种无可奈何又无法妥协的“无聊”感正在萌芽。《我爱美元》是朱文对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最直接也最畅快的一次发泄，其中透露出了朱文在其他小说里难以捕捉到的情绪，这也是作者对那个感受不到生命意义的时代的突围。时代的触角把小丁推向一个毫无价值的角落，而小丁却不肯妥协，他要用“无聊”来寻找一点“有意思”的事。
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经验的重视意味着对时代流行的疏离，就朱文而言，则是与社会主流拉开距离。因此，朱文的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文化中撤退。在朱文自己看来，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个小说家”c。这不仅仅因为朱文是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转向中，他始终坚守着一些艺术品质，如对日常生活的靠近、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朱文的小说世界在对日常生活中毫无诗意的部分进行反复敲打，在被传统文化、思想过滤掉的地方开始他的发现之旅，他的那些毫无新意的故事背后是他对这个世界、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朱文在他的诗歌理念中曾经不断强调“第一次抒情”的重要性，即他的诗歌是对日常生活最直接（并非粗糙）的抒情。他企图揭开生活的面纱，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阳光一同暴露在诗歌的抒情当中，从而实现对生活的诗意的发现。而从朱文的小说来讲，“第一次”即意味着朱文在他的小说叙事中不断地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他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并非传统文学中审视的、旁观的态度，而是深入其中。他并非简单地赞同或者否定，而是表示理解。这种理解远比简单的判断更复杂，因而也更暧昧。这种理解的态度，在朱文看来正是还原小说的本质，也是作家摆脱外在的价值判断，还原作家的本质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所要“寻求的绝不是沟通、愈合，应该是又一次的断裂。它发生在一个作家的内心，不为人知，在一次次的断裂中，坚持住一个最初的、单纯的文学梦”d。
二、个人立场与文学态度
在朱文的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叫作“小丁”或者干脆就是第一人称“我”的男性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在都市边缘的琐碎生活：游荡、聊天、写作、女人、失眠、迷惘……可以说，这些小说打上了朱文自身生活体验的精神烙印，写满了朱文对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解完全是他站在个人立场上的理解，同时也充满了朱文式的独特品质。
个人立场在朱文这里并非陈染、林白的私人记忆，而只是一种对于个人在生活情境中的可能性的感受。朱文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外表，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对将来的憧憬，他所有的就是在他所在的这个生活时间、生活空间里的一点动作、语言和情绪。对于朱文来说，他的小说人物就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中心里最大的可能性，所以朱文的个人立场或许就是他所不断提到的“情绪”。朱文认为特定的情绪启动并推动了他的小说叙事，而不是别的。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情绪很重要。一篇小说的情节是否无可救药并不重要，只要坐下来恢复并进入一种情绪，触摸到那种情绪，一切就又能继续下去”e。在这种“情绪”之下，朱文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小丁”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小丁”就在朱文的情绪里莫明其妙地有了一种当爸爸的感觉（《女儿与正在盛开的鲜花》），或者如雨中飞翔的鸽子一样被淋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感觉（《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 个人化的写作立场有正反两面，一面是退避与反抗，另一面是坚守和寻找。20世纪90年代存在多元化的写作格局，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兩极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商业化、世俗化趋向，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文学神圣化、圣洁化的倾向”f。而“晚生代”作家们对这两种写作倾向都表现出了退避。与此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也显露出对自我的寻找和坚守。“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一旦你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存在，一个虚构人物，你就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是自我 怎样才能把握自我 这是小说之作为小说的问题之一。”g那么，在朱文的小说里，在他的虚构叙事里，对“自我”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又是何种情形呢 朱文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在我生活的时代生活，我在我生活的时代写作，我的生活中刺激我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通过写作去思考去试图解决的问题。”h对于朱文来说，“自我”的问题“陷身”于小说问题，并且“作家与自己、与自己心灵的沟通过程是封闭的、拒绝表达的、冷暖自知的，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共同生活的张力。所以，这种神秘的沟通也是一个作家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i。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对于朱文来说都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而“自我”就在这种“一半在小说中，一半在生活中”j的状态中流动。这个“自我”其实是个人在生活情境中对可能性的寻找，即使是在荒诞的外表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以前写一篇故事，像在这一篇故事里过日子，这是我信赖的一个方式，我写作的那段时间就活在那个氛围里边。”k也许对于创作过程中的朱文来说，“自我”的生活已经与写作的生活、与小说人物的生活发生混淆，而这种混淆恰恰是对于“自我”的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三、“追求自由”的精神立场
在这个“追求自由”的精神立场下，朱文的小说也呈现出它独特的力量。这里不得不提到他诗人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朱文1989年大学工科毕业，1994年辞职专事写作，加入了自由撰稿人之列。“这个队伍中有人日成数千字，甩向全国各地，以应各地各类报刊的不时之需。经营有年者，少数已成为巨富，再不济者，也当步入小康。难能可贵的是，这个队伍中有少数人本性上宁做物质上的乞丐，也要做精神上的贵族。他们不但写作而且抱有信念，他们寄居都市，但从地理环境到心理位置，他们都只能做都市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敏于感觉敏于发现，他们更能从底层的立场向这个时代发出诘问。”l朱文显然是属于后一类“自由撰稿人”，而工科出身的朱文对于文学的理解更多来自一种天然的敏感，他相信：“人天生应该是敏锐的，他来到这颗星球上，不是孤立的一件事情，他是有来由的，他与天地万物处于一种天然的关系中，彼此是‘接通’的，但是世俗生活的盐垢渐渐堵塞了信息接收的通道。”m
“自由”可以分为向外和向内两个方面：向外的自由是打破常规，挑战既定秩序的“破坏行为”；而向内的自由则意味着向自己的内心寻求一个空间，以安放破坏之后所倒塌的“断壁颓垣”，这又是一个建设的过程。如果把“断裂”和“我仍然这样说”看成朱文追求外部自由的行为艺术，那么他的创作就是他内部自由的不断完善。在谈到小说《我爱美元》的时候，朱文曾这样阐述：“为什么要这样写作，是因为这是我所理解的一种写作，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写作……当我关注父与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关注性、欲望、金钱这些问题的时候，这种写作就出现了。”在朱文看来，写作本身是一个内部的问题，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合理性。当合理性这种外在的预设从他的小说中被可能性所取代的时候，内在的荒诞也好，虚无也好，都已经不再是无根之木，而是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个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最终升入天空的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一样充满了奇妙的、荒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可能性的热情与相信。
所以，不管是对个体自由的追求还是精神自由的向往，朱文所要寻找的始终是一种生活的可能、写作的可能，或者生活可能性中的写作可能。他的写作立场始终与他个人有关，而这个“个人”并非站在时间的洪流中向历史张望的个体，而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个人”。当“小丁”以一种模糊而又异常清晰的形象在大街上游荡的时候，他的姿态是那么孤独而又自由，那么卑微而又独特。朱文的个体精神也就如同“小丁”一样，是傍晚夕阳下的影子，模糊、晦暗，又异常清晰、明亮。朱文的精神追求在他的小说里，在他笔下的人物里不断地闪烁，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芒，也许在那一瞬间照亮你的脸孔，或者随时熄灭在更深沉的黑暗中。
a 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参见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b 朱文：《我爱美元》，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cehjm 林舟、朱文：《在期待之中的期待——朱文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4期。
d 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参见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f 昌切：《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g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i 朱文：《关于沟通的三个片断》，《作家》1997年第7期。
k 朱文、吴文光：《家养的和野生的》，参见《艺术世界》编辑部编：《面对面：和艺术发生关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l 曾维浩：《我看“自由撰稿人”》，《文学报》1998年10月22日。
作 者： 熊龙英，湖南工程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朱文 日常行为 个人立场 个体精神 精神立场
“新时期文学”存在两股并行的创作冲动：其一是面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其二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形式创新叙事。前者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后者则偏向现代主义思潮，而这两种创作冲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縱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转型，先锋性的形式革命已经日渐式微，文学写作也从纯粹的文学语境，从文学自身的美学语境，向社会和商业化移位，商业化反映出了文学的边缘化。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下，朱文的创作对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发现也算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同时也是一种突破。
一、个体经验与文学书写
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群体是概念并不怎么清晰的“晚生代”群体写作，“晚生代”群体被用来指称朱文、韩东、鲁羊、何顿、张旻等一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20世纪90年代有所成就的作家。这个群体代表了一种明显的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之一。其中，朱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除《我爱美元》《弟弟的演奏》等几篇引起了广泛争议的小说之外，朱文的其他小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朱文也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在韩东、朱文看来恰恰是一种独立的姿态——既不屈服于体制化的写作，也不向商业化的写作妥协，而是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这种个人化的写作指向当下的生活，指向一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状态。“晚生代”作家正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把这一切不加雕饰地呈现出来。
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朱文。当夜晚降临，陈染的女主人公紧闭门窗的时候，朱文笔下的小丁却还在街上闲逛。他睡不着觉，好像总有什么事情搅得他无法松弛，所以闲逛有时候又变成一种受难，一种无法发泄的苦闷。他似乎在寻找，但他又并非是在明确地寻找什么东西，好像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无聊，虽然他实在是有点无所事事。
小丁认可物质上的东西，比如在《我爱美元》中，他畅快地对父亲发表宣言，认为老一辈已经过时了，现在是物质至上的时代。发表完那一通宣言，他就被父亲搀扶着走出饭馆，坐进一辆窄小的夏利牌出租车：“这辆夏利车就像一只卑微的小甲虫，一步一步地无声地爬进我此刻情绪的中心，那里什么也没有，是绝对而又喧嚣的空白。我转脸看着父亲额前稀少而凌乱的头发，流下了眼泪。”a似乎靠着“女人”和“金币”，小丁就已经完成了生活的意义。但是，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朱文“越是用心描述小丁的生活，小丁对美元和女人的感情，就越会显出暧昧和矛盾”b。
看来，小丁无论是面对“女人”还是“金币”，都没有他向父亲宣言的那么彻底，那么义无反顾。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屈辱，并且愤怒。在他的愤怒背后，一种无可奈何又无法妥协的“无聊”感正在萌芽。《我爱美元》是朱文对那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最直接也最畅快的一次发泄，其中透露出了朱文在其他小说里难以捕捉到的情绪，这也是作者对那个感受不到生命意义的时代的突围。时代的触角把小丁推向一个毫无价值的角落，而小丁却不肯妥协，他要用“无聊”来寻找一点“有意思”的事。
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经验的重视意味着对时代流行的疏离，就朱文而言，则是与社会主流拉开距离。因此，朱文的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文化中撤退。在朱文自己看来，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个小说家”c。这不仅仅因为朱文是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写作，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转向中，他始终坚守着一些艺术品质，如对日常生活的靠近、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朱文的小说世界在对日常生活中毫无诗意的部分进行反复敲打，在被传统文化、思想过滤掉的地方开始他的发现之旅，他的那些毫无新意的故事背后是他对这个世界、对于写作、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朱文在他的诗歌理念中曾经不断强调“第一次抒情”的重要性，即他的诗歌是对日常生活最直接（并非粗糙）的抒情。他企图揭开生活的面纱，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阳光一同暴露在诗歌的抒情当中，从而实现对生活的诗意的发现。而从朱文的小说来讲，“第一次”即意味着朱文在他的小说叙事中不断地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他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并非传统文学中审视的、旁观的态度，而是深入其中。他并非简单地赞同或者否定，而是表示理解。这种理解远比简单的判断更复杂，因而也更暧昧。这种理解的态度，在朱文看来正是还原小说的本质，也是作家摆脱外在的价值判断，还原作家的本质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所要“寻求的绝不是沟通、愈合，应该是又一次的断裂。它发生在一个作家的内心，不为人知，在一次次的断裂中，坚持住一个最初的、单纯的文学梦”d。
二、个人立场与文学态度
在朱文的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叫作“小丁”或者干脆就是第一人称“我”的男性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在都市边缘的琐碎生活：游荡、聊天、写作、女人、失眠、迷惘……可以说，这些小说打上了朱文自身生活体验的精神烙印，写满了朱文对生活的理解，这种理解完全是他站在个人立场上的理解，同时也充满了朱文式的独特品质。
个人立场在朱文这里并非陈染、林白的私人记忆，而只是一种对于个人在生活情境中的可能性的感受。朱文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外表，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没有对将来的憧憬，他所有的就是在他所在的这个生活时间、生活空间里的一点动作、语言和情绪。对于朱文来说，他的小说人物就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中心里最大的可能性，所以朱文的个人立场或许就是他所不断提到的“情绪”。朱文认为特定的情绪启动并推动了他的小说叙事，而不是别的。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情绪很重要。一篇小说的情节是否无可救药并不重要，只要坐下来恢复并进入一种情绪，触摸到那种情绪，一切就又能继续下去”e。在这种“情绪”之下，朱文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小丁”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小丁”就在朱文的情绪里莫明其妙地有了一种当爸爸的感觉（《女儿与正在盛开的鲜花》），或者如雨中飞翔的鸽子一样被淋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感觉（《像爱情那么大的鸽子》）。 个人化的写作立场有正反两面，一面是退避与反抗，另一面是坚守和寻找。20世纪90年代存在多元化的写作格局，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兩极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商业化、世俗化趋向，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文学神圣化、圣洁化的倾向”f。而“晚生代”作家们对这两种写作倾向都表现出了退避。与此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也显露出对自我的寻找和坚守。“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一旦你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存在，一个虚构人物，你就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是自我 怎样才能把握自我 这是小说之作为小说的问题之一。”g那么，在朱文的小说里，在他的虚构叙事里，对“自我”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又是何种情形呢 朱文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我在我生活的时代生活，我在我生活的时代写作，我的生活中刺激我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我通过写作去思考去试图解决的问题。”h对于朱文来说，“自我”的问题“陷身”于小说问题，并且“作家与自己、与自己心灵的沟通过程是封闭的、拒绝表达的、冷暖自知的，三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共同生活的张力。所以，这种神秘的沟通也是一个作家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i。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对于朱文来说都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而“自我”就在这种“一半在小说中，一半在生活中”j的状态中流动。这个“自我”其实是个人在生活情境中对可能性的寻找，即使是在荒诞的外表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以前写一篇故事，像在这一篇故事里过日子，这是我信赖的一个方式，我写作的那段时间就活在那个氛围里边。”k也许对于创作过程中的朱文来说，“自我”的生活已经与写作的生活、与小说人物的生活发生混淆，而这种混淆恰恰是对于“自我”的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三、“追求自由”的精神立场
在这个“追求自由”的精神立场下，朱文的小说也呈现出它独特的力量。这里不得不提到他诗人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朱文1989年大学工科毕业，1994年辞职专事写作，加入了自由撰稿人之列。“这个队伍中有人日成数千字，甩向全国各地，以应各地各类报刊的不时之需。经营有年者，少数已成为巨富，再不济者，也当步入小康。难能可贵的是，这个队伍中有少数人本性上宁做物质上的乞丐，也要做精神上的贵族。他们不但写作而且抱有信念，他们寄居都市，但从地理环境到心理位置，他们都只能做都市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敏于感觉敏于发现，他们更能从底层的立场向这个时代发出诘问。”l朱文显然是属于后一类“自由撰稿人”，而工科出身的朱文对于文学的理解更多来自一种天然的敏感，他相信：“人天生应该是敏锐的，他来到这颗星球上，不是孤立的一件事情，他是有来由的，他与天地万物处于一种天然的关系中，彼此是‘接通’的，但是世俗生活的盐垢渐渐堵塞了信息接收的通道。”m
“自由”可以分为向外和向内两个方面：向外的自由是打破常规，挑战既定秩序的“破坏行为”；而向内的自由则意味着向自己的内心寻求一个空间，以安放破坏之后所倒塌的“断壁颓垣”，这又是一个建设的过程。如果把“断裂”和“我仍然这样说”看成朱文追求外部自由的行为艺术，那么他的创作就是他内部自由的不断完善。在谈到小说《我爱美元》的时候，朱文曾这样阐述：“为什么要这样写作，是因为这是我所理解的一种写作，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写作……当我关注父与子这个问题的时候，关注性、欲望、金钱这些问题的时候，这种写作就出现了。”在朱文看来，写作本身是一个内部的问题，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合理性。当合理性这种外在的预设从他的小说中被可能性所取代的时候，内在的荒诞也好，虚无也好，都已经不再是无根之木，而是像卡尔维诺笔下那个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最终升入天空的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一样充满了奇妙的、荒诞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可能性的热情与相信。
所以，不管是对个体自由的追求还是精神自由的向往，朱文所要寻找的始终是一种生活的可能、写作的可能，或者生活可能性中的写作可能。他的写作立场始终与他个人有关，而这个“个人”并非站在时间的洪流中向历史张望的个体，而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个人”。当“小丁”以一种模糊而又异常清晰的形象在大街上游荡的时候，他的姿态是那么孤独而又自由，那么卑微而又独特。朱文的个体精神也就如同“小丁”一样，是傍晚夕阳下的影子，模糊、晦暗，又异常清晰、明亮。朱文的精神追求在他的小说里，在他笔下的人物里不断地闪烁，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芒，也许在那一瞬间照亮你的脸孔，或者随时熄灭在更深沉的黑暗中。
a 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参见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b 朱文：《我爱美元》，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cehjm 林舟、朱文：《在期待之中的期待——朱文访谈录》，《花城》1996年第4期。
d 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参见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f 昌切：《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g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i 朱文：《关于沟通的三个片断》，《作家》1997年第7期。
k 朱文、吴文光：《家养的和野生的》，参见《艺术世界》编辑部编：《面对面：和艺术发生关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l 曾维浩：《我看“自由撰稿人”》，《文学报》1998年10月22日。
作 者： 熊龙英，湖南工程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