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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闹而又忙乱的生活里/我常常会想念一种古老而久远的东西/比如一幅油画在烟雨朦胧中经过岁月剥蚀……”
这首小诗的作者，是中国今天最火的一档创业真人秀《赢在中国》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屏幕上她那坚定、睿智、干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她说：“我其实很小资，办公室没鲜花不成。”在武汉市郊、传说中的花木兰故里长大的她，喜欢一切向往阳光的东西，比如向日葵，那种圆形硕大的花朵，散发着一种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夜深人静时，她回味“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空灵意境。从早期央视《新闻调查》的深度报道记者，到一手创办《对话》、《经济信息联播》等栏目，到《赢在中国》赢得轰动华语世界的成功，王利芬心态平和：“我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战略永远比战术重要，选好做事的方向十分关键。过去10年我非常有闯劲和冲动，是非常有理想的一段岁月。随着人变得越来越成熟，对生活的理解也逐步深入，我不会用过去那样的方式往前冲，做事会更深思熟虑，但我的梦想依旧。我能走得多远，取决于我与什么人同行。”
学者型记者
王利芬读了23年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是一本关于现代文学结构主义透视的书。至今母校的老师还记得她考博的故事：“当时社会上最崇尚‘铁榔头’式的吃苦精神，她当时在高校教书，课余几瓶开水、一袋馒头在书房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
1995年她走进央视新闻评论部时，当时博士当记者的很少。老央视人仍然对10多年前的她印象深刻：“大高个儿，哗啦哗啦地走进来，机房里就响起了那个高亢的女声。节目一到后期老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是那个女博士来了。”
央视评论部元老梁建增记得：“她刚到评论部时，对电视、对新闻还比较陌生，上手慢。当时有人就认为，做电视不需要这么高文凭的人，知识越多，动手能力可能就越差。但她对电视事业那份热爱和激情深深感染了我，我觉得她身上有种巨大的潜力，身为博士的她，有一种严谨的思维方式。我想只要是给她时间和机会，用我们所从事的电视经验去充实她，她一定是有后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改原先娱乐定位，进军新闻主战场。凤凰卫视的“鲶鱼”效应对中国电视新闻生态构成了巨大影响，中央电视台也加快了新闻改革的步伐，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横空出世。这个栏目也使王利芬脱颖而出。
《新闻调查》的第一个揭秘性调查节目，公认是1998年10月播出的由王利芬采访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3年前的夏天，山西运城地区大旱，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3年之后，有人反映，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采访过程中，王利芬深入实地广泛采访基层群众、重重剥茧抽丝，挖掘出这一形式主义做法的真相。这期节目的播出受到地方政府及其说客的多方阻挠，经过重重波折，终于如期播出。播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正在广西视察途中就餐。看罢节目，朱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节目所反映的问题，深深触痛了这位大国总理。
王利芬的新闻事业逐渐得心应手，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成功采访了克林顿等众多名人政要，代表作有反映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跨世纪的握手》等深度节目。她所表现的举重若轻的驾驭故事的能力以及从容辗转不同新闻现场的调度能力，也受到业内好评。
在时政深度报道做到众口交赞后，王利芬开始思索：什么电视节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和最有用的？经过深入研讨和策划，她开始担任《对话》节目的制片人。请国内外优秀的商界领袖给广大观众“头脑风暴”，被舆论称为当年“最令人惊艳”的电视节目。8年来，《对话》形式不变，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
王利芬记得：“《对话》开始于一家离电视台不远的宾馆，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播出时间在晚上11时左右，朝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确定。有期节目要做中远集团的魏家福，非常难请，每被拒绝一次就再请一次，最后一次，我给魏家福打了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完全不给他挂电话的机会，连古诗词都聊出来了，当然最后节目也做成了。”
王利芬本人也从出镜记者向主持人转型，成为《对话》栏目早期主要主持人。她在担任《对话》制片人的3年多时间里，采访了世界500强企业的100多位CEO、文化名人、商界领袖等。
王利芬说：“《对话》的成功，缘于它把握了中国经济脉动的最强音。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平民时代，企业家成为平民英雄，尽管他们身上伤痕累累。《对话》出世，就像一枝芬芳的风信子，预示着中国新英雄主义时代也即企业家时代的到来。”
华丽转身
《对话》走上正轨之后，王利芬于2002年3月受命筹备《经济信息联播》并担任总制片人，这是国内最具时效的直播综合类经济新闻栏目，当日新闻比例超过90%。后来又参与创办《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等栏目。
2004年，王利芬已是央视经济频道的资讯工作室主任，负责整个频道的直播线，管理着300多名记者。这时，她拿到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协会发来的留学邀请，她决定放弃她所取得的一切赴美留学。在为期一年的访学期间，她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中数十名高级电视人。在CNN总部最大的演播室里，王利芬看到10台机器同时对新闻素材进行数字化处理，与此相比，中国电视更像手工作坊产品，整整落后美国两个时代。而NBC的黄金节目《学徒》，让她如获至宝，因为这种商战真人秀节目在国内尚是空白。
在美国的一年，王利芬仍然像只高速运转的陀螺，她工作时间到处访学，周末写作，出版了《对话美国电视》一书。
回国后，王利芬狂热地向央视领导层叙述她的梦想——“赢在中国”。“真人秀没办法做样片，只好空口跟编委会的人‘务虚’，第一次就被拒了，而央视有个惯例，通常只要被编委会拒一次，无论多大的项目也就死了。”她死活不让步，一次又一次地找编委会的人来听策划会，终于，时任副台长的赵化勇发话了：“其实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由于你过去的业绩，我们相信你。”就这样，在她回国50天时，央视通过了这个项目。
王利芬开始磨合公司化的运作机制、找钱、建立团队、搞研发、请评委、拉风险投资。“从《赢在中国》立项开始，我似乎就进入了一种创业的状态，期间也曾经历过创业过程中找钱找人找项目的全过程，这几个过程是创业中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些粗浅的实践，我对选手和评委们创业的甘苦更有了切身体会。
作为一个全新的尝试，《赢在中国》每个赛季要为胜出选手提供3000万元的创业资本。让王利芬感动的是：在节目尚未正式播出时，今日资本和IDG、软银三大投资公司每家各赞助了1000万 元。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记得：“当时王利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要我支持赞助做评委，二话没说我就同意了，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得支持。最后大家到现场一商量，干脆三家平摊，每家1千万。《赢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确确实实是超过了我当初的想象。”
后来联通成为《赢在中国》最主要的赞助商，“联通从来没有对我施加过任何压力，一开始我就对联通董事长常小兵说：‘我不希望这个节目会火，我希望它就是一杯水，能长久地做下去，因为现在需要一个连接人力和资本的桥梁，它的功能应该是长久地挖掘出更多具有创业潜力的人。’当时常小兵回答‘：我看中的正是你这一点，你不是那种借节目出名的人，这才是做事的态度，也是我最欣赏的态度。’”
2006年3月29日,《赢在中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大厅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许多到场记者起初并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超级女声》版的财经秀。
随着节目的逐步推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每周二晚上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锁定《赢在中国》。这中间不乏跃跃欲试的创业者，更不缺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普通社会大众。因为作为一个励志人生的节目，参赛者的随机应变和评委们的妙语连珠，始终震撼着每个观众的心灵。
《赢在中国》被誉为“中国电视人敏锐反映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成功个案。它真实地再现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现状，反映了企业对管理者越来越高的要求。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企业在融资、项目管理、人力资源调配、团队建设、社会关系协调等方方面面所遇到的焦点与难点，它也是生动的MBA实践课程。”
这档节目使王利芬从中国优秀电视人，蜕变成顶级电视人和创业风潮的有力推动者，她也与柳传志、张瑞敏、马云、史玉柱等创业名人结成惺惺相惜的至交，并备受广大创业者的推崇和敬重。
《赢在中国》取得空前成功之后，王利芬又开始探索新的模式。经过半年策划，由她担任总制片人和主持人的大型人文谈话节目《我们》于2008年1月6日晚开播，CCTV－1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10点49分播出。
与创业真人秀的“务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十分“务虚”，它探究的焦点是，面对巨大社会转型的中国人，内心有怎样的期待与困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相对富裕之后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安身立命，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利芬向每一位普通人发出了邀请：“《我们》并不是一档精英栏目，关注普通人书写的历史和所思所想，愿意邀请最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嘉宾，走上前台，说出心里的话。”《我们》每期在人民大学的思科网真演播室录制，已经播出的话题包括：金婚、见危不救、诚信背后、生命的礼赞等等。王利芬希望通过节目激活当代人麻木了的激情与真善美，因为“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首小诗的作者，是中国今天最火的一档创业真人秀《赢在中国》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屏幕上她那坚定、睿智、干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她说：“我其实很小资，办公室没鲜花不成。”在武汉市郊、传说中的花木兰故里长大的她，喜欢一切向往阳光的东西，比如向日葵，那种圆形硕大的花朵，散发着一种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夜深人静时，她回味“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空灵意境。从早期央视《新闻调查》的深度报道记者，到一手创办《对话》、《经济信息联播》等栏目，到《赢在中国》赢得轰动华语世界的成功，王利芬心态平和：“我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战略永远比战术重要，选好做事的方向十分关键。过去10年我非常有闯劲和冲动，是非常有理想的一段岁月。随着人变得越来越成熟，对生活的理解也逐步深入，我不会用过去那样的方式往前冲，做事会更深思熟虑，但我的梦想依旧。我能走得多远，取决于我与什么人同行。”
学者型记者
王利芬读了23年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是一本关于现代文学结构主义透视的书。至今母校的老师还记得她考博的故事：“当时社会上最崇尚‘铁榔头’式的吃苦精神，她当时在高校教书，课余几瓶开水、一袋馒头在书房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
1995年她走进央视新闻评论部时，当时博士当记者的很少。老央视人仍然对10多年前的她印象深刻：“大高个儿，哗啦哗啦地走进来，机房里就响起了那个高亢的女声。节目一到后期老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是那个女博士来了。”
央视评论部元老梁建增记得：“她刚到评论部时，对电视、对新闻还比较陌生，上手慢。当时有人就认为，做电视不需要这么高文凭的人，知识越多，动手能力可能就越差。但她对电视事业那份热爱和激情深深感染了我，我觉得她身上有种巨大的潜力，身为博士的她，有一种严谨的思维方式。我想只要是给她时间和机会，用我们所从事的电视经验去充实她，她一定是有后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改原先娱乐定位，进军新闻主战场。凤凰卫视的“鲶鱼”效应对中国电视新闻生态构成了巨大影响，中央电视台也加快了新闻改革的步伐，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横空出世。这个栏目也使王利芬脱颖而出。
《新闻调查》的第一个揭秘性调查节目，公认是1998年10月播出的由王利芬采访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3年前的夏天，山西运城地区大旱，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3年之后，有人反映，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采访过程中，王利芬深入实地广泛采访基层群众、重重剥茧抽丝，挖掘出这一形式主义做法的真相。这期节目的播出受到地方政府及其说客的多方阻挠，经过重重波折，终于如期播出。播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正在广西视察途中就餐。看罢节目，朱基沉默不语。夫人劳安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节目所反映的问题，深深触痛了这位大国总理。
王利芬的新闻事业逐渐得心应手，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成功采访了克林顿等众多名人政要，代表作有反映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跨世纪的握手》等深度节目。她所表现的举重若轻的驾驭故事的能力以及从容辗转不同新闻现场的调度能力，也受到业内好评。
在时政深度报道做到众口交赞后，王利芬开始思索：什么电视节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和最有用的？经过深入研讨和策划，她开始担任《对话》节目的制片人。请国内外优秀的商界领袖给广大观众“头脑风暴”，被舆论称为当年“最令人惊艳”的电视节目。8年来，《对话》形式不变，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
王利芬记得：“《对话》开始于一家离电视台不远的宾馆，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播出时间在晚上11时左右，朝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确定。有期节目要做中远集团的魏家福，非常难请，每被拒绝一次就再请一次，最后一次，我给魏家福打了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完全不给他挂电话的机会，连古诗词都聊出来了，当然最后节目也做成了。”
王利芬本人也从出镜记者向主持人转型，成为《对话》栏目早期主要主持人。她在担任《对话》制片人的3年多时间里，采访了世界500强企业的100多位CEO、文化名人、商界领袖等。
王利芬说：“《对话》的成功，缘于它把握了中国经济脉动的最强音。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平民时代，企业家成为平民英雄，尽管他们身上伤痕累累。《对话》出世，就像一枝芬芳的风信子，预示着中国新英雄主义时代也即企业家时代的到来。”
华丽转身
《对话》走上正轨之后，王利芬于2002年3月受命筹备《经济信息联播》并担任总制片人，这是国内最具时效的直播综合类经济新闻栏目，当日新闻比例超过90%。后来又参与创办《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等栏目。
2004年，王利芬已是央视经济频道的资讯工作室主任，负责整个频道的直播线，管理着300多名记者。这时，她拿到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协会发来的留学邀请，她决定放弃她所取得的一切赴美留学。在为期一年的访学期间，她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中数十名高级电视人。在CNN总部最大的演播室里，王利芬看到10台机器同时对新闻素材进行数字化处理，与此相比，中国电视更像手工作坊产品，整整落后美国两个时代。而NBC的黄金节目《学徒》，让她如获至宝，因为这种商战真人秀节目在国内尚是空白。
在美国的一年，王利芬仍然像只高速运转的陀螺，她工作时间到处访学，周末写作，出版了《对话美国电视》一书。
回国后，王利芬狂热地向央视领导层叙述她的梦想——“赢在中国”。“真人秀没办法做样片，只好空口跟编委会的人‘务虚’，第一次就被拒了，而央视有个惯例，通常只要被编委会拒一次，无论多大的项目也就死了。”她死活不让步，一次又一次地找编委会的人来听策划会，终于，时任副台长的赵化勇发话了：“其实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由于你过去的业绩，我们相信你。”就这样，在她回国50天时，央视通过了这个项目。
王利芬开始磨合公司化的运作机制、找钱、建立团队、搞研发、请评委、拉风险投资。“从《赢在中国》立项开始，我似乎就进入了一种创业的状态，期间也曾经历过创业过程中找钱找人找项目的全过程，这几个过程是创业中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些粗浅的实践，我对选手和评委们创业的甘苦更有了切身体会。
作为一个全新的尝试，《赢在中国》每个赛季要为胜出选手提供3000万元的创业资本。让王利芬感动的是：在节目尚未正式播出时，今日资本和IDG、软银三大投资公司每家各赞助了1000万 元。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记得：“当时王利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要我支持赞助做评委，二话没说我就同意了，要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得支持。最后大家到现场一商量，干脆三家平摊，每家1千万。《赢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确确实实是超过了我当初的想象。”
后来联通成为《赢在中国》最主要的赞助商，“联通从来没有对我施加过任何压力，一开始我就对联通董事长常小兵说：‘我不希望这个节目会火，我希望它就是一杯水，能长久地做下去，因为现在需要一个连接人力和资本的桥梁，它的功能应该是长久地挖掘出更多具有创业潜力的人。’当时常小兵回答‘：我看中的正是你这一点，你不是那种借节目出名的人，这才是做事的态度，也是我最欣赏的态度。’”
2006年3月29日,《赢在中国》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大厅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许多到场记者起初并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超级女声》版的财经秀。
随着节目的逐步推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每周二晚上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锁定《赢在中国》。这中间不乏跃跃欲试的创业者，更不缺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普通社会大众。因为作为一个励志人生的节目，参赛者的随机应变和评委们的妙语连珠，始终震撼着每个观众的心灵。
《赢在中国》被誉为“中国电视人敏锐反映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成功个案。它真实地再现了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现状，反映了企业对管理者越来越高的要求。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企业在融资、项目管理、人力资源调配、团队建设、社会关系协调等方方面面所遇到的焦点与难点，它也是生动的MBA实践课程。”
这档节目使王利芬从中国优秀电视人，蜕变成顶级电视人和创业风潮的有力推动者，她也与柳传志、张瑞敏、马云、史玉柱等创业名人结成惺惺相惜的至交，并备受广大创业者的推崇和敬重。
《赢在中国》取得空前成功之后，王利芬又开始探索新的模式。经过半年策划，由她担任总制片人和主持人的大型人文谈话节目《我们》于2008年1月6日晚开播，CCTV－1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10点49分播出。
与创业真人秀的“务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十分“务虚”，它探究的焦点是，面对巨大社会转型的中国人，内心有怎样的期待与困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相对富裕之后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安身立命，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王利芬向每一位普通人发出了邀请：“《我们》并不是一档精英栏目，关注普通人书写的历史和所思所想，愿意邀请最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嘉宾，走上前台，说出心里的话。”《我们》每期在人民大学的思科网真演播室录制，已经播出的话题包括：金婚、见危不救、诚信背后、生命的礼赞等等。王利芬希望通过节目激活当代人麻木了的激情与真善美，因为“总有一种力量，会让我们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