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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伶(1907 1997)简介著名剧作家、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其戏剧与影视代表作有：《瓦刀》、《警号》、《丰收》《太平年》、《蹄下》、《长城月》、《忍受》、《一袋米》，《汉奸的子孙》、《女儿国》、《大明英烈传》、《第四种病人》、《戏剧春秋》(合作)、《草木皆兵》(合作)、《心狱》、《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无名氏》、《聂耳》(合作)、《七月流火》、《长夜行》等。
在筹备“于伶百年”活动的日子里，我赴华山医院看望于伶夫人柏李，并通过面谈、电话采访的形式，聆听于伶的子女们回忆父亲生活中的点滴片断，以及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一生。
正当我撰写有关于伶的纪念文章时，却传来了于伶夫人柏李于2007年4月13日中午12:38分在华山医院去世的消息。她同于伶一样享年90岁。作为中国戏剧界的一位老前辈、柏李曾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我们曾约请她参加2007年6月7日由上海文广局、市文联主办的“于伶百年”活动，哪怕到时用轮椅被推进会议现场也好。遗憾的是，她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今天我们纪念于伶百年诞辰，同时也深深地怀念柏李，愿她一路走好、深深地安息
于伶和他的儿女们
于伶共有二子一女：王力平、于力文、于力一。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继承于伶的戏剧事业，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在“文革”中受尽磨难。
“文革”初期，大儿子王力平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数学系指导员，由于看不惯林彪、江青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加上父亲被打成黑帮、被捕入狱，厄运立刻降到他头上，蹲了三年半牛棚，又下放到农村劳动。
女儿于力文毕业时，她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安徽颖上县的一个县办农场。由于带了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就被人诬陷为电台，有特务嫌疑。再三解释，请人证明不是电台，也不行，不是电台那就是为了收听敌台广播，于是监督劳动，后来就在安微安家落户了。
小儿子于力一在父亲被捕后，被迫退出学校“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组织。高中毕业，“老三届”面向社会，他先后七次打报告要求到艰苦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去，结果都未被批准。后来他只得到安徽淮北的穷县怀远的农村插队，干了六年，被农民选为生产队长。直到1974年底才返回上海，安排在静安区一个街道生产组。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于伶冤案的平反，他的三个子女也获得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王力平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于力文在安徽农业大学任副教授，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力一则先后在上钢一厂、上海书店、上海影城工作，现在已是活跃在上海的著名摄影师。他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了。谈到父亲于伶，他们都认为：父亲平时俨然是一个严肃、不容易接近的老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好老头!
通过子女们的讲述，以及参阅著名作家袁鹰所著的《长夜行人·于伶传》，一个活生生的于伶跃然而出。以下就是他的小故事。
差点成为“五条汉子”
在“文革”中、“四人帮”以莫须有罪名，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打成坚持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总代表，并冠以“四条汉子”。作为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于伶与他们关系密切。于伶事后说，他差点成了“五条汉子”。
原来在1936年的一天下午，当时中共地下党为了与鲁迅先生交流文艺政策，特委托于伶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前往鲁迅在上海的住所探望，并由京剧演员周信芳亲自驾车。临上车时，于伶因有重要事情不能前往。那天会谈甚欢后来，鲁迅在给一朋友的信中还提到“车上跳下了四条汉子……”从此，“四条汉子”成了那个年代的特殊名词。“文革”中，“四条汉子”受到严重的迫害，于伶则幸免于难。如果不是他临时有事，无疑是“车上跳下了五条汉子”——今天的历史就会改写，由四条汉子变为五条汉子。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难忘的轶事。
于伶第一次见鲁迅
1932年11月，对于伶是永世难忘的日子。他不仅参加了台静农教授同鲁迅先生的会见，又听到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中的后两讲，而且还同“左联”、“剧联”、“社联”的不少同志一起，暗中担负了保护鲁迅先生的光荣任务。
鲁迅先生的第四回讲演，是11月27日下午2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做的。这是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主办的，真正的公开讲演。听众除了师大的师生以外，更多的是北平各个进步文艺团体的成员。“文总”领导下的八个左翼团体的盟员，事先进行了组织工作，又到现场维持秩序。师范大学大门口张贴大幅通告，过道上，拐弯处，也都贴着通向大操场的箭头。大操场上，挤满了站着的人群，人虽然多，但是秩序井然。
鲁迅先生站在一张方桌上开始讲演。他讲的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果然，他像前天夜里说的，加进去“泥腿文学”这层意思。他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应该从“五四”时候讲起，那时胡适之、陈独秀穿了皮鞋西装进了文艺园地。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要独占文坛，但时代的车轮并没有停止运转。三四年前，另一种泥腿的工农，劳苦大众，也踏进了文坛，并且与他们起了激烈的斗争。这些皮鞋先生就成了新兴普罗文学的反对者，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他们说左翼作家是被卢布所收买。但是他们跟“五四”运动时期的敌人一样，也是要灭亡的。铁铸般的事实能够将诬蔑和谣言击得粉碎。因为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旧文艺的保护者只得改换了策略，于是貌似不偏不倚、伪装“客观”“中立”的“第三种人”就应运而生了……
这天的听众，大多是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对鲁迅先生讲的内容听得特别有味。他们时而肃静聆听，时而会心微笑。于伶站在方桌附近，清清楚楚地看到听众的表情。他朦胧地感觉到，今天似乎成了北平文艺队伍的大会师、大检阅。平时分散在各个角落、运用各种文艺武器的文艺战士，今天汇集到师大大操场上来听鲁迅先生演讲，也接受这位左翼文化大军主帅的检阅。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每个人既获得了深邃的思想，也得到了鼓舞的力量。鲁迅先生最后指出：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什么方法也阻拦不住。目前的时代，已不是“皮鞋脚”的时代、而是“泥脚”“黑手”的时代。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裳沾污，不怕皮鞋染土。听众们都懂得，先生讲的已经不只是文学问题、而是做人的道理了。
第二天上午，鲁迅先生又到中国大学讲了《文学与武力》，这是他的第五回演讲。于伶仍是同前一天一样，站在演讲的方桌边当 纠察。这天秩序有点乱，因为前四讲下来，报上登了新闻和照片，几乎全北平城都传说鲁迅演讲的事，听众越来越多，也混进不少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这天原来准备在礼堂里讲的、由于人流不断涌进来，窗上窗外，门口空地，都挤满了人，临时改到礼堂门口。鲁迅先生虽是“大声疾呼”，还是有不少人听不见，吵吵嚷嚷，使其他人更加听不清。这次，鲁迅先生只讲了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宣布散会后，观众不肯散开，于伶和别的担负纠察的人，好容易才护送鲁迅先生从人丛中挤出去，走出校门。在当时和事后，中国大学学生和听众都有人被捕。于是，又有人传说鲁迅先生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也遭到暗算，大家一听又激动起来，有的主张发表抗议宣言，有的主张示威游行。后来终于从周老太太处得到确讯，知道先生已经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下一颗悬了好几天的心。
在护送鲁迅先生走出中国大学校门时，目送先生由他的朋友陪着远去的背影，于伶痴痴地站了一会。心里在想：尊敬的先生，您要多保重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幸听到您的讲话呢?
他那时没有料到，仅仅两个月之后，他自己就到了上海，来到鲁迅先生战斗的地方，并且在鲁迅的大旗下作战了。
于伶面晤周总理
1946年9月21日下午，“周公馆”楼下小客厅里挤满了客人。不仅沙发、藤椅，方凳上都坐满，还有坐在地毯上的，坐在沙发扶手上的。不拘形迹、气氛活跃，很有点像当年重庆天官府郭沫若住宅里的情景。思南路“周公馆”、在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心目中，是个温暖的家，虽然限于环境，他们不能常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家”里进出，但他们在心里是时时惦记着她的。工作中遇到艰险，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们就会想着思南路107号那座小楼。
今天，应邀来聚会的作家，艺术家有五十多位。除一部分地下党员外，多数是党外人士，即使地下党员(如于伶、刘厚生等)、那时也并未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同样以戏剧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座谈会。洪深、梅兰芳、周信芳、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黄佐临、白杨、金焰、赵丹……都陆续走进客厅。他们有的在武汉、重庆时期就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有的则是新近才有缘相识。这样的聚会，本来是应该轻快活泼的，但今天人们的心情却都有点郁悒，对时局发展都有深深忧虑。而且，他们似乎都意识到由于内战扩大，和谈无望，周公在上海可能不会久留。形势若是继续恶化，中共代表团将会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因此，大家都不免流露出依依眷恋之情。
周恩来看出客厅里的黯然情绪，仍然用他一贯的坚定、乐观、爽朗的调子讲话。他谈了当前的时局，指出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方针是定了的。他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善良愿望，坚决与人民为敌。他们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中城市，必定要对爱国进步人士、对民主运动加紧迫害和镇压。他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应付今后更险恶的局面，更黑暗的日子。他特别强调进步文艺运动的成绩和作用，说这是朋友们共同努力流血流汗的结果。文艺只要不离开人民，不离开时代，就一定能生根和发展，一定有光明的前途。最后，他提高了声调：“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请朋友们一定加强团结，坚持进步，多做工作!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作无谓牺牲!”
语短情长，像钟声回响，重重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人们依次在客厅门口同周恩来握手告别，走出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再三关照，请大家分开走，不要一拥而出，以免引起门外马路上监视着的特务的注意。
最后，他叮嘱于伶，改日再谈一次今后的戏剧工作。
于伶望着周恩来那双炯炯的眼睛，激动得连连点头答应，一时间说不出别的话。
在筹备“于伶百年”活动的日子里，我赴华山医院看望于伶夫人柏李，并通过面谈、电话采访的形式，聆听于伶的子女们回忆父亲生活中的点滴片断，以及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一生。
正当我撰写有关于伶的纪念文章时，却传来了于伶夫人柏李于2007年4月13日中午12:38分在华山医院去世的消息。她同于伶一样享年90岁。作为中国戏剧界的一位老前辈、柏李曾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我们曾约请她参加2007年6月7日由上海文广局、市文联主办的“于伶百年”活动，哪怕到时用轮椅被推进会议现场也好。遗憾的是，她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今天我们纪念于伶百年诞辰，同时也深深地怀念柏李，愿她一路走好、深深地安息
于伶和他的儿女们
于伶共有二子一女：王力平、于力文、于力一。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继承于伶的戏剧事业，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在“文革”中受尽磨难。
“文革”初期，大儿子王力平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数学系指导员，由于看不惯林彪、江青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加上父亲被打成黑帮、被捕入狱，厄运立刻降到他头上，蹲了三年半牛棚，又下放到农村劳动。
女儿于力文毕业时，她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分配到安徽颖上县的一个县办农场。由于带了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就被人诬陷为电台，有特务嫌疑。再三解释，请人证明不是电台，也不行，不是电台那就是为了收听敌台广播，于是监督劳动，后来就在安微安家落户了。
小儿子于力一在父亲被捕后，被迫退出学校“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组织。高中毕业，“老三届”面向社会，他先后七次打报告要求到艰苦的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去，结果都未被批准。后来他只得到安徽淮北的穷县怀远的农村插队，干了六年，被农民选为生产队长。直到1974年底才返回上海，安排在静安区一个街道生产组。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于伶冤案的平反，他的三个子女也获得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王力平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于力文在安徽农业大学任副教授，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于力一则先后在上钢一厂、上海书店、上海影城工作，现在已是活跃在上海的著名摄影师。他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了。谈到父亲于伶，他们都认为：父亲平时俨然是一个严肃、不容易接近的老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好老头!
通过子女们的讲述，以及参阅著名作家袁鹰所著的《长夜行人·于伶传》，一个活生生的于伶跃然而出。以下就是他的小故事。
差点成为“五条汉子”
在“文革”中、“四人帮”以莫须有罪名，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打成坚持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总代表，并冠以“四条汉子”。作为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于伶与他们关系密切。于伶事后说，他差点成了“五条汉子”。
原来在1936年的一天下午，当时中共地下党为了与鲁迅先生交流文艺政策，特委托于伶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前往鲁迅在上海的住所探望，并由京剧演员周信芳亲自驾车。临上车时，于伶因有重要事情不能前往。那天会谈甚欢后来，鲁迅在给一朋友的信中还提到“车上跳下了四条汉子……”从此，“四条汉子”成了那个年代的特殊名词。“文革”中，“四条汉子”受到严重的迫害，于伶则幸免于难。如果不是他临时有事，无疑是“车上跳下了五条汉子”——今天的历史就会改写，由四条汉子变为五条汉子。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难忘的轶事。
于伶第一次见鲁迅
1932年11月，对于伶是永世难忘的日子。他不仅参加了台静农教授同鲁迅先生的会见，又听到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中的后两讲，而且还同“左联”、“剧联”、“社联”的不少同志一起，暗中担负了保护鲁迅先生的光荣任务。
鲁迅先生的第四回讲演，是11月27日下午2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做的。这是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主办的，真正的公开讲演。听众除了师大的师生以外，更多的是北平各个进步文艺团体的成员。“文总”领导下的八个左翼团体的盟员，事先进行了组织工作，又到现场维持秩序。师范大学大门口张贴大幅通告，过道上，拐弯处，也都贴着通向大操场的箭头。大操场上，挤满了站着的人群，人虽然多，但是秩序井然。
鲁迅先生站在一张方桌上开始讲演。他讲的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果然，他像前天夜里说的，加进去“泥腿文学”这层意思。他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应该从“五四”时候讲起，那时胡适之、陈独秀穿了皮鞋西装进了文艺园地。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要独占文坛，但时代的车轮并没有停止运转。三四年前，另一种泥腿的工农，劳苦大众，也踏进了文坛，并且与他们起了激烈的斗争。这些皮鞋先生就成了新兴普罗文学的反对者，想用皮鞋脚把泥脚踢出去。他们说左翼作家是被卢布所收买。但是他们跟“五四”运动时期的敌人一样，也是要灭亡的。铁铸般的事实能够将诬蔑和谣言击得粉碎。因为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旧文艺的保护者只得改换了策略，于是貌似不偏不倚、伪装“客观”“中立”的“第三种人”就应运而生了……
这天的听众，大多是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青年、对鲁迅先生讲的内容听得特别有味。他们时而肃静聆听，时而会心微笑。于伶站在方桌附近，清清楚楚地看到听众的表情。他朦胧地感觉到，今天似乎成了北平文艺队伍的大会师、大检阅。平时分散在各个角落、运用各种文艺武器的文艺战士，今天汇集到师大大操场上来听鲁迅先生演讲，也接受这位左翼文化大军主帅的检阅。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每个人既获得了深邃的思想，也得到了鼓舞的力量。鲁迅先生最后指出：新兴艺术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什么方法也阻拦不住。目前的时代，已不是“皮鞋脚”的时代、而是“泥脚”“黑手”的时代。我们要接近工农大众，不怕衣裳沾污，不怕皮鞋染土。听众们都懂得，先生讲的已经不只是文学问题、而是做人的道理了。
第二天上午，鲁迅先生又到中国大学讲了《文学与武力》，这是他的第五回演讲。于伶仍是同前一天一样，站在演讲的方桌边当 纠察。这天秩序有点乱，因为前四讲下来，报上登了新闻和照片，几乎全北平城都传说鲁迅演讲的事，听众越来越多，也混进不少别有用心的捣乱分子。这天原来准备在礼堂里讲的、由于人流不断涌进来，窗上窗外，门口空地，都挤满了人，临时改到礼堂门口。鲁迅先生虽是“大声疾呼”，还是有不少人听不见，吵吵嚷嚷，使其他人更加听不清。这次，鲁迅先生只讲了半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宣布散会后，观众不肯散开，于伶和别的担负纠察的人，好容易才护送鲁迅先生从人丛中挤出去，走出校门。在当时和事后，中国大学学生和听众都有人被捕。于是，又有人传说鲁迅先生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也遭到暗算，大家一听又激动起来，有的主张发表抗议宣言，有的主张示威游行。后来终于从周老太太处得到确讯，知道先生已经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下一颗悬了好几天的心。
在护送鲁迅先生走出中国大学校门时，目送先生由他的朋友陪着远去的背影，于伶痴痴地站了一会。心里在想：尊敬的先生，您要多保重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幸听到您的讲话呢?
他那时没有料到，仅仅两个月之后，他自己就到了上海，来到鲁迅先生战斗的地方，并且在鲁迅的大旗下作战了。
于伶面晤周总理
1946年9月21日下午，“周公馆”楼下小客厅里挤满了客人。不仅沙发、藤椅，方凳上都坐满，还有坐在地毯上的，坐在沙发扶手上的。不拘形迹、气氛活跃，很有点像当年重庆天官府郭沫若住宅里的情景。思南路“周公馆”、在上海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心目中，是个温暖的家，虽然限于环境，他们不能常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家”里进出，但他们在心里是时时惦记着她的。工作中遇到艰险，生活中遇到困难，他们就会想着思南路107号那座小楼。
今天，应邀来聚会的作家，艺术家有五十多位。除一部分地下党员外，多数是党外人士，即使地下党员(如于伶、刘厚生等)、那时也并未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同样以戏剧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座谈会。洪深、梅兰芳、周信芳、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黄佐临、白杨、金焰、赵丹……都陆续走进客厅。他们有的在武汉、重庆时期就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有的则是新近才有缘相识。这样的聚会，本来是应该轻快活泼的，但今天人们的心情却都有点郁悒，对时局发展都有深深忧虑。而且，他们似乎都意识到由于内战扩大，和谈无望，周公在上海可能不会久留。形势若是继续恶化，中共代表团将会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因此，大家都不免流露出依依眷恋之情。
周恩来看出客厅里的黯然情绪，仍然用他一贯的坚定、乐观、爽朗的调子讲话。他谈了当前的时局，指出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方针是定了的。他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善良愿望，坚决与人民为敌。他们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中城市，必定要对爱国进步人士、对民主运动加紧迫害和镇压。他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应付今后更险恶的局面，更黑暗的日子。他特别强调进步文艺运动的成绩和作用，说这是朋友们共同努力流血流汗的结果。文艺只要不离开人民，不离开时代，就一定能生根和发展，一定有光明的前途。最后，他提高了声调：“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请朋友们一定加强团结，坚持进步，多做工作!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作无谓牺牲!”
语短情长，像钟声回响，重重地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人们依次在客厅门口同周恩来握手告别，走出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再三关照，请大家分开走，不要一拥而出，以免引起门外马路上监视着的特务的注意。
最后，他叮嘱于伶，改日再谈一次今后的戏剧工作。
于伶望着周恩来那双炯炯的眼睛，激动得连连点头答应，一时间说不出别的话。